黄欣[1]2014年在《汉语音乐类成语语义建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成语作为汉语语汇系统中最生动凝练的一部分，历来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之一，但音乐类这一语义族群的成语是常用却又甚少被人研究的一类。本文选取了八部成语词典中意义与音乐相关的431个成语作为语料，注重共时与历时观点相结合，拟从传统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叁个不同的视角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关照和系统梳理。论文共分为五个有机组成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包括选题的缘起和意义、相关研究现状、材料来源和研究方法叁个小部分，此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前提。第二、叁、四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第二部分是音乐类成语概述，在学界对成语界定基础上，提出成语性质的新认识，它不仅是思维观念的果实，也是文化认知的单位。对音乐类成语的界定是本文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音乐成语内容包括音乐理论成语、音乐形式成语和音乐风格成语等。第叁部分是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出发，结合语料分析成语中出现的几个典型意象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从共时的角度，透视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价值判断和精神追求、音乐的社会功用。从历时的角度，探索成语对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史的动态反映。第四部分是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阐释了认知语言学及其分支认知语义学的相关理论，并把隐喻和转喻两种重要的认知模式运用于音乐类成语的认知分析中，简析了人类的认知思维结构，使成语研究视野更广泛，这一部分是本文研究的特色亮点。最后，结语部分对论文作简短总结，并坦诚指出本文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总之，深入了解音乐类成语，对词汇研究、弘扬文化、语文教学等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通过对这类成语文化和认知等方面进行系统地分析与研究，以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些许资料，为当前的词汇学研究做出有益的探索。
李楠[2]2017年在《含“水”成语语义及文化内涵研究》文中指出水是万物之源,人类对水的认识很早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中国古代这种认识还深入到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等各方面。从大量神话故事中可以看出,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多起源于洪水时代。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起源于水。本文首先界定了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依据隐喻理论,对含“水”成语中“水”的概念隐喻进行了分类。成语中含有语素“水”,且其语义与水直接相关,即直接描写水或水的性状是本文研究对象的判定标准。本文以莱考夫和约翰逊的隐喻理论为依托,将含“水”成语中“水”的概念隐喻分为四类:运动是水;力量是水;女人是水;情感是水。第二章采用周光庆的成语中介符号论,将含“水”成语分为显象类含“水”成语、拟象类含“水”成语及借象类含“水”成语叁类,并对其语义类别进行了分析。显象类含“水”成语主要通过描绘具有表象特征的水意象来揭示意象与语义之间的关系;拟象类含“水”成语重在依据人们的意念构拟出典型的意象来传情达意;借象类含“水”成语则是借取由水构成的复合观念意象来表达情感。在此基础上,本章统计出了各类含“水”成语的数量及其在含“水”成语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其中显象类含“水”成语66个,约占27%;拟象类含“水”成语104个,约占43%;借象类含“水”成语61个,约占25%。最后,本文分别从含“水”成语与古代生产生活状况与政治理念等方面对含“水”成语中的文化内涵进行了阐释与分析。
张珏[3]2011年在《汉语植物成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成语作为汉语语汇系统中最生动特殊的一部分,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之一。而不少含有植物语素的成语更是构成了成语家族中富有意趣的一个族群,反映了人们赋予植物本身的人文意义,以及人们对于植物认知的规律。本文在做了大量语料的搜集工作之后,对这些语料进行分析研究,进行了研究对象的初步界定,主要研究含有植物语素的成语,而用于描写植物本身但构成成分中不含植物语素的成语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文章分析了植物成语的来源,有相同于成语大类的来源,也有植物成语特有的来源；从音节和语法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植物成语的不同类型,简要阐释了源于植物语素事物名词性性质的原因而导致某些结构类型的数量偏多或偏少的现象；并进一步分析了植物成语在语用方面的价值,尤其是对于修辞和色彩的分析更是体现了植物成语本身的相关规律性。植物意象的文化意义是本文研究的特色亮点,文章选取了几个非常典型的植物意象分别按照上位范畴和下属范畴的分类对人们赋予植物的人文意义进行详细描写,采用个案描写的论证方法对汉语植物成语的人文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并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升华,从自然观、审美观和核心价值观叁个方面洞悉了汉民族人民特有的民族心理。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为本文进行植物成语研究提供了另一个新颖的角度。本文利用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转喻、超隐喻和超转喻的理论分析了人们的认知规律,以及在含有植物语素的成语中的主要体现方式,使得植物成语的研究角度更为广泛,更具研究价值。
黄琳皓[4]2010年在《成语意义演变个案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汉语成语在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传承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汉语词汇系统中重要而又极富特色的组成部分,成为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等学科研究课题中的重要分点。本论文在“成语研究概况”中,从概论性研究、成语词典编撰和专题性论文叁个方面,粗略地介绍成语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尚有不足。比如在成语意义演变研究上,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平面上共时性的描绘,注意到语义的扩大、语义的缩小、语义的转移,而对成语意义历时性演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具体到一个成语来说,它的演变的轨迹如何?演变的原因又是什么?对一批古今比较意义变化较大的成语来说,促使它们意义演变的机制何在?这些问题,一般的成语词典是难于表现成语意义的历时性演变的。一切语言的宏观研究都要以微观的语言现象研究为基础,对于成语研究来说,成语个案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本论文选取出自《论语》、《诗经》、《左传》叁部古书中的二十个成语,作为成语意义演变的个案来考察。在“成语意义演变个案考察”中,对每个考察对象,均详细考察其语源、语义和意义演变的原因。其中的语源考察,在引出原文后,征引古人对原文的解释,方便我们准确地把握成语的语源义。语义考察,主要是根据搜集来的语料,条分缕析,设立义项,证以用例,较为详细地刻画出其意义演变的轨迹。探寻成语意义演变的原因,有社会、人和语言自身的因素,如社会变迁、习俗变化、认识深化、语义发展、误解误用等等,都可能导致成语意义的演变。对每个成语都指出其意义演变的原因。成语意义演变个案考察部分,主要侧重于成语意义演变过程的考察。“成语意义演变的机制”部分,是在成语意义演变个案考察基础上的总结,把成语研究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结合起来,归纳出成语意义演变的机制,试图从语言的内部和外部寻找成语意义演变的动因和条件。成语意义演变的机制分为：1、移植机制；2、引申机制；3、更新机制；4、淡出和强化机制；5、优胜劣汰机制。论文通过举例方式和分析说明从不同角度阐述成语意义演变的机制。移植机制,在成语意义演变中,表现为该成语意义内涵本是指称这一类别事物的,因他类事物与之有相同或相似点便移植入他类事物中而指称该事物。成语的表现形式虽没有发生变化,但意义因移植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引申机制也是产生新义的一种方式,由语源义派生出与之相关的新义,是基于两事物同类且相关或相邻。从语义演变的结果看,有语义的扩大和语义的缩小。更新机制,在成语意义的演变中,表现为对成语中已不便于或不能及时满足人们交际、思维、认知的原有的某些语言要素进行改造加工,吐故纳新。其中有对成语的语法结构加以重新分析,也有对某一义素或某一语素的词性、读音、形式的更新和感情色彩的改变。淡出与强化机制,体现在成语意义的演变中,就是成语中某些语言要素由于语言内外因素的作用,导致某一语素的意义或作用得以强化而愈加突出,而另一语素的意义或作用被弱化而淡出成语之外,致使整个成语的意义发生了演变。优胜劣汰机制,在成语意义的演变中,表现为对成语义项优者选择保留,劣者淘汰出局,不再使用。旧有的语法关系(如词类活用、特殊的述宾关系)被新的语法关系代替,按新的语法关系理解和运用成语,使用新义,淘汰旧义。在成语意义演变机制这一部分的分析说明中,所用例子首先取自上文作为个案考察的成语,其次兼及到其他常用的成语,既使上文所考察的成语意义演变的原因得到进一步的解释,也体现了这几个演变机制在解释成语意义演变时的适应性和概括力,是对上文“个案考察”的延伸和完善,也是本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书红[5]2014年在《《诗经》成语研究》文中认为成语是词语的一个分支，一定程度上是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但归根结底也毕竟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加之成语产生于特定的诗文环境，这就为从文学文化角度对成语展开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诗经》成语研究也主要是以此为切入点，对脱胎于《诗经》中的成语进行文学语义角度、主题内涵角度和文化价值叁个方面的论述。对于《诗经》成语而言，它的产生背景是遥远的先秦时期，它脱离《诗经》之后的语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受语言环境的影响、先民对自然人生认识的加深、民族思维方式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促使《诗经》成语的语义或多或少的在发生了变化。此外，成语本身是属于书面语的，它具有诗性的文化特色，这也是可以对它进行主题视角分类的依据。“诗叁百”有其不同的主题内涵，衍生于其中的成语也是如此。物以类聚，在此背景下分类研究发现，“讽喻怨刺、心理感受、描绘形容”这叁个类别的成语在《诗经》成语总量中遥遥领先，它们集中反映着先民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而这叁类中频繁出现的“风雨、渊谷、鼠”等的主题意象也在向世人证实着《诗经》的经典性所在，《诗经》成语的独特魅力所在。《诗经》中的成语是大浪淘沙后的结晶，它的身上凝聚着人类相通的情感，反映着人类共同的生命体验，也正因为它的这种厚重的历时性与文化的承载性，成就着《诗经》成语的意义与价值。
唐云志[6]2013年在《基于ERI模型的汉语人名成语的认知语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成语是非常普遍的语言现象，像“东施效颦”这类含有人名的成语在汉语日常对话中更是无处不在。本文以含有人名的四字格成语（简称人名成语）为研究对象，从认知语用角度探讨人名成语的解读机制。我们认为通过这个角度可以对其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从而部分揭开汉语人的思维方式。在各种类型的汉语成语中，四字格成语比例最高，最为典型，人名成语又非常特殊。这类成语背后通常都有一个围绕成语中的人名而展开的完整独立的小故事，它们或源于历史事件，趣闻轶事，或源于文学作品，神话寓言。人名成语大多数既是成语又是典故，并且均具有两层意义：字面意义和引申意义。通过对中外成语研究的综述，我们提出了研究人名成语的新视角。本研究基于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尝试将关联理论（RT），事件域认知模型（ECM），和概念整合理论（CIT）整合为ERI模型（Event-domain Relevance Integration Model），并以其为理论框架对人名成语进行分类，着重探究人名成语的解读机制，试图填补前人研究的空白。我们从《中华成语辞海》（1994），《汉语成语大词典》(2002)和《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2009）叁本权威成语词典中收集了413条人名成语作为封闭语料，以ERI模型为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另外，文中的语境语料（除例13）均源于新华网。本文共五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引言，主要介绍本文选题依据，研究目的，分析方法，语料收集和结构布局。第二章文献综述，回顾国内外学者从溯源，文化和翻译等角度对成语和人名成语的描述及探讨，并重点分析这些研究所存在的不足。第叁章理论框架，针对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基于事件域认知模型，关联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尝试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综合理论框架—ERI。第四章语料分析与讨论。首先，根据ECM将人名成语进行分类，然后根据ERI理论框架对人名成语进行综合分析，探讨发现人名成语的认知解读机制。第五章总结全文，归纳文章的贡献与不足。本研究有以下3个贡献：第一，首次建立了收录413条人名成语的封闭语料库，并佐以客观数据和例子分类对其进行详细分析。根据语料库的数据统计，超过60%的人名成语（248条）来源于古代典籍，它们或为历史典籍或为文学作品，如：《论语》，《史记》，《左传》等。另外，33%（137条）的人名成语来源于趣闻轶事或历史故事，源于神话传说的人名成语占4%（18条），还有3%（10条）的人名成语来源于寓言故事。第二，从一个较新的认知语用角度，针对事件域，关联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叁个理论单独应用于解释人名成语的不足，将其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建立了ERI理论模型。并根据ECM框架对其进行分类，在分类的过程中统计发现，有251条人名成语属于B-A-B类，占总数的61%，其比重最大，充分证实了人们常以“事件域”为单位来体验和认识世界的认知规律，也就是说只要有动作就要涉及动作的发出者，也可能会涉及动作的接受者。第叁，根据ERI理论框架，提出了人名成语解读过程中的两个事件域空间，即语境事件域空间和人名成语事件域空间，并对人名成语的解读过程进行分类研究，佐以客观数据和例子进行详细分析，探讨并揭示了人名成语的认知解读机制。
张昕怡[7]2016年在《高级汉语成语教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成语被广泛使用于日常生活各个领域,其涵盖的内容丰富,不仅包括语义、语法,而且包含了大量文化方面的内容。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而言,真正学会和正确使用成语是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的,而且与其他方面学习不同,成语无法通过单纯的记忆来学习,成语中大多保存了文言里的古词和古义等。正因为这样,怎样进行成语授课是绝大多数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无法解决的问题。就目前来看,汉语课本和各类汉语参考标准中成语的比重都是很少的,目前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中成语的收录情况是远远不能满足学习者汉语基本交际、书写需求的。因此,本文将对《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以下称为《等级划分》)进行分析研究,梳理出现行汉语国际教育成语教学的优点与不足之处,通过广泛的调查,针对教学对象的特点以及他们的需求,提出切实可行的教材编写建议和教学方法建议,探讨成语教学的内容、方法、策略等,对汉语国际教育高级水平的成语授课有所借鉴意义。本文一共分为以下几部分:首先是引言,陈述的是文章研究的原因、研究价值、研究领域、研究手段和创新之处,同时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分析,并提出目前研究中出现的不足,以以往研究中的一些成果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第一章是关于高级阶段的成语考察。本章主要对高级阶段的教材和《等级划分》中高级成语进行整理分析,通过对比具体分析目前汉语国际教育高级阶段成语教材存在的问题。第二章是对第二语言学习者现阶段成语水平的考察与分析。通过设计问卷进行调查的形式对高级水平学习者成语学习现状进行考察,从调查结果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其产生的原因。第叁章是对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成语教学提出相关建议。第一章里已经通过整理分析发现了高级汉语教材中成语安排不合理的地方,第二章也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了第二语言学习者在成语学习方面出现的问题,所以本章主要从教材编写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针对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考察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苗建青[8]2014年在《成语中的汉文化与对外汉语成语教学》文中提出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时，如何把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结合起来是一个重要问题。成语被称为语言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群蕴涵了丰富民族文化意义的特殊词语。由于成语的这种特殊性，留学生在学习成语时往往因为文化差异而无法真正理解成语中所蕴含的寓意，从而导致成语的使用偏误。显然在进行成语教学时，文化教学至关重要。以《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和《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HSK1-6级》（以下简称《考纲》）中的成语为蓝本，结合中西不同文化的差异程度，我们把与汉文化有关的成语分为四类，分别是与礼仪道德有关的成语，与祥瑞祈福有关的成语，与饮食衣着有关的成语以及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成语。体现以上四类文化的成语在《大纲》和《考纲》中几乎占到了2/3的比例。分类过后，我们罗列出具有代表性的词汇15条，对欧美高年级留学生进行了一次成语测试，考察了留学生对含有不同文化寓意的成语的掌握情况。通过对结果的具体分析，我们发现由于文化缺失而产生的成语偏误情况众多。同时，笔者从偏误归因角度对时下流行的汉语教材也进行了一定的考察，并发现这些教材在成语编排和释义上都存在一定问题。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四种可行的教学法，分别是：文化对比法、来源讲解法、直观体会法和自主设计法。前两种方法注重如何“教”，后两种方法注重如何“学”。对于每一种方法，笔者先结合具体词汇进行了方法概述，之后具体列举了相应的教案进行示范。
王玉[9]2017年在《邯郸成语典故的新媒体传播研究》文中认为邯郸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大量成语典故的保存赋予了它独特的文化资源,邯郸因此被授予“中国成语典故之都”的称号。但时代的不断发展,使我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强烈冲击,邯郸成语典故的传播也受到了阻碍。在当代信息社会中,新媒体已经成为承载文化传播最重要、最高效的载体,如何运用新媒体来传播邯郸成语典故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本文通过搜集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梳理出与该课题相关的内容与脉络;通过调查走访获取邯郸成语典故传播现状的相关论据,并分析总结出运用新媒体传播邯郸成语典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在前文的研究基础上分析总结出新媒体环境下邯郸成语典故传播的策略与途径,并对可预见的问题进行了思考。笔者结合文献资料研究和调查走访成果,为新媒体环境下邯郸成语典故的传播提供了参考。希望通过新媒体的传播,打破人们对成语典故的固有偏见,展现邯郸成语典故的文化魅力。
李艳[10]2012年在《广告语言成语变异使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成语的变异使用在文学作品和网络中都是比较常见的，但是用在广告中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分别从广告学、认知学、心理学、语言学等不同的角度，对广告青睐成语的原因、广告中成语变异使用的类型、成语活用适当与否的评价标准、成语广告规范化的原则以及对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但都不够系统和深入，研究方法也不够完善。本文立足于已有的研究资料，阐述对这一现象本质的认识，通过定量的语料分析广告语言中成语变异的各种类型，并通过语言态度调查和对中小学生的成语测试，提出对活用成语广告的规范化的看法。从本质上来说，成语活用现象是一种语言变异现象，是一种脱离了语言常规的语言形式。成语之所以能够作为语言变项，是因为成语结构的固定性是相对的，它也有变异性的一面。广告中成语的变异属于语的语境变异，是一种个人的、有意识的、无序的变异形式，是适应语境要求的临时性的变异形式。从语言系统的层面上来讲，它属于词汇层面的变异，可以从语形、读音、意义等方面进行研究。广告中的成语在外部形式方面的变异主要表现为扩展、缩略、变序和换字。扩展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在原成语添加语素，一种是拆离，把成语分成两部分用在不同分句或句子中。缩略是把四字的成语减缩使用，只取其中的两个字或叁个字。变序就是变换成语各语素的顺序，由于成语一般是二二相承的四字结构，变序也一般是两两换序。换字就是更换成语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字，使之符合产品或品牌宣传的需要，这是广告中最常用的成语变异形式。广告语言中的成语在语音方面的变异主要表现为四字成语中的某字变为与它音近或语音完全不同的字。变为近音字又有以下几种情况：换字与原字只有声调不同；只有声母不同；只有韵母不同；韵母和声调不同；声母韵母都不同但音节比较接近。另外有一种情况是成语中包含的多音字在广告语境中音节发生转化。广告中的成语在意义上发生的变异，从理性意义上来看有叁种情况，一是保留了原成语的字面意义，舍弃了原成语的实际意义或比喻意义；二是由于在成语中加入或换用了反义语素而使用成语的反义；叁是产生新意义，这个新意义可能是成语变异后形成的可以解释的通的字面意义，也可能是成语变异后字面上解释不通，需要修辞化的理解，主要是坐实、别解和断取叁种修辞。成语变异产生新意义后，成语的原义可能消失，也可能双关在新意义中。从色彩意义上来看，在广告中很少使用贬义成语，常常使用去贬义化的手段化贬为褒。广告中成语的语法变异体现在语法性质和语法结构两个方面，但总体来说发生语法变异的不占多数。成语的语法变异体现出了很强的创新性，这种陌生化使用满足了广告创作者和受众求新求异的心理需求，但是也更容易受到受众尤其是语言学者的诟病，使用时应该抱着谨慎的态度。对于广告中成语变异现象，学者的态度不外乎叁类，完全反对，积极支持和理性辩证分析。语言态度调查的结果显示，人们对这一现象的主流的评价是倾向于积极的，同时也认识到成语广告对中小学生的消极影响是自然存在的，对这一语言行为不能片面地肯定或否定，重点还是看广告的质量和效果。对中小学生进行成语测试的结果显示，成语广告影响中小学生成语学习的个案确实存在，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中小学生成语掌握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成语广告。对于成语广告的规范，首先应该对成语广告的本质、社会功能和利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其次应在正确认识成语广告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规范观念和原则，应当区分不同的层次，在尊重语言规律的基础上合理使用语言，在充分发挥语言社会功能的基础上做好语言规范工作；第叁应在正确的规范观念的指导下找到合理有效的措施。
参考文献：
[1]. 汉语音乐类成语语义建构研究[D]. 黄欣. 中国海洋大学. 2014
[2]. 含“水”成语语义及文化内涵研究[D]. 李楠. 南京师范大学. 2017
[3]. 汉语植物成语研究[D]. 张珏.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4]. 成语意义演变个案考察[D]. 黄琳皓. 广西师范大学. 2010
[5]. 《诗经》成语研究[D]. 李书红. 陕西理工学院. 2014
[6]. 基于ERI模型的汉语人名成语的认知语用研究[D]. 唐云志.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3
[7]. 高级汉语成语教学研究[D]. 张昕怡. 沈阳师范大学. 2016
[8]. 成语中的汉文化与对外汉语成语教学[D]. 苗建青. 苏州大学. 2014
[9]. 邯郸成语典故的新媒体传播研究[D]. 王玉. 河北大学. 2017
[10]. 广告语言成语变异使用研究[D]. 李艳. 中国海洋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