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述评论文,中共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以来，国外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呈蓬勃发展之势：研究范围扩大，研究领域细化，研究深度逐步加深，研究方法日趋多样，研究成果快速增长。就中共党史研究而言，虽然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没有明确的中共党史研究的概念，但其研究内容中反映或涉及中国革命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各项建设的历史研究一般属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范畴。本文力图围绕这个核心加以外延的适度扩展，选取相关信息与资料，分别从西方国家（英语为主国家，法德亦有涉及）、日本、俄罗斯三方面对2007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情况加以介绍。
一、西方国家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
从学者方面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仍是这一研究领域学者集中的国家，研究相对活跃，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除了一些资深学者如美国的裴宜理、澳大利亚的尼克·奈特等人外，一批年轻的学者尤其是一些有中国学习研究经历的西方学者、在西方发展的华人学者不断成为中国问题研究的新生力量，像美国的罗其韬、英国的克里斯·布拉莫尔、澳大利亚的埃迪·U等，都发表了较为深入的学术专著。研究机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7月1日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为了更好体现其研究的方向和特色，更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The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从学术成果数量看，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所发布的馆藏中国研究图书目录显示，2007年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新出版的中国研究方面的图书多达200余种。从内容上看，2007年西方国家对中国问题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的研究。此外，一些反映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著作被重印出版，其中主要有史沫特莱《中国在回击：一名美国妇女同八路军在一起》（斯梅德利出版社）、司徒雷登《传教士和大使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回忆录》（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白修德《中国惊雷》（皮尔斯出版社）、哈里·加内斯《团结的中国：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一种解释》（Fite Press）、帕特南·威尔《为什么中国看中了赤色》（盖基出版社）等。现就主要成果综述如下：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由于西方学者研究重点的转移，本年度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研究的论著在数量上虽然不多，但是研究深度进一步加强。
美国出版的杂志《二十世纪中国》2007年4月号为中国政治与教育研究专刊，其中裴宜理的《红色文人：安源的共产党员教育者（1921—1925）》、刘立言（音译）的《蔡和森：从地方学者成为青年激进分子》、丛小平（音译）的《播撒乡村革命的种子：30年代地方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再度出现》，从不同角度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关于抗日战争研究方面，一些学者注意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对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的认识变化，提出了“新记忆”问题。如美国的帕克斯·M.科布尔在《中国对抗日战争的“新记忆”》① 一文中认为，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抗日战争的“记忆”都集中在毛领导下的中国共产主义力量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出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重视国民党正面战场和相关抗日人物的研究，强调日军的暴行与中国的损失，并注意大量收集整理回忆资料，形成了对抗日战争的“新记忆”。英国的拉纳·米特在《中国的“好战争”》② 一文中指出，对于抗日战争的记忆成为可以团结所有中国人的历史遗产。这些研究反映了中国抗战研究越来越客观的现实，但他们把这一现实完全与中国领导者意图复兴民族主义相联系，是与当前西方关注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大背景分不开的。
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研究，罗其韬的著作《中国不可避免的革命：对美国输给共产党的再思考》③，考察了美国及其支持下的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和中间力量在1947年至1948年的关系变化，指出谁失去了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中间力量就面临孤立，直至最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中国国内支持被中间力量视为独裁者的蒋介石，在国际上决定扶持日本作为在该地区反共的据点。这些做法激起中间力量的抗议，促使其最终与中国共产党结盟，美国的政策无疑为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助了一臂之力。从美国外交政策角度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角度比较新颖，深化了西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西方学者对这一时期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发展、主要历史事件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数量不多，但是多数作者都注意将这段历史与后来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相联系，试图寻找历史发展的逻辑。主要论著有英国朱莉娅·斯特劳斯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76）：〈中国季刊〉专号》（剑桥大学出版社），澳大利亚乔纳森·昂格尔的《基层中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研究》2007年1月第57期）、埃迪·U所著《对中国的干扰：反官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衰败》（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及《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表现与组织》（《中国季刊》2007年第192期）、弗雷德里克·泰韦斯等所著《毛主义时代的终结：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国政治（1972—1976）》，德国罗梅君主编的《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再思考》（Berlin Lit Verlag）等。
克里斯·布拉莫尔所著《中国农村工业化》④一书，以中国2000多个县的数据分析为研究基础，同时以四川、广东和江苏等省县级工业化的个案研究为补充，研究了“毛主义时代农村工业化”和“1978年后的农村工业化”。作者认为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在毛主义时期的农村工业化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一系列人力技能资本。这种技能资本对于1978年中国改革后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其作用不可低估。这种研究方法值得肯定，得出的结论也有一定的说服力。
弗雷德里克·泰韦斯与沃伦·孙合著的《毛主义时代的终结：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国政治（1972—1976）》⑤，记述了1972年批林整风运动到1976年揭批“四人帮”这段历史中一系列重要的政治事件。作者将这几年作为毛主义结束时期，认为该阶段毛的控制能力虽然日渐式微，但是其政治权威来自于革命的遗产，这种权威并没有因其后期统治中存在严重缺陷而减弱，所以毛仍然控制着中国。有评论者认为本书是对中国“由革命回归到改革”第一阶段政治领导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新时期改革起源的认识。
中美关系史是传统的研究课题，新资料、新学者、新视角不断给这一领域研究带来新的成果。华人学者庆思梅（音译）的著作《从盟友到敌人：现代性、个性视点与美中外交（1945—1960）》⑥ 具有一定的影响。该书认为道德与文化价值标准交织在中美双方政策的基本原理之中，现代性文化视角与个性的理解对两个国家形成彼此看法及确定相互关系的利益和原则有重要作用。从传统道德文化视角探讨中美关系的确有新意，对我们研究有所启发。此外，编选《时代》杂志1949年至1973年间刊登的关于中国方面的文章而成的图书——《美国媒体图说中国：〈时代〉杂志关于中美关系的视觉描述》⑦，可视为一本有益于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资料性图书。
（三）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
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研究是西方学者关注的重点，关于这一时期中国问题研究的论著数量众多，尤其是当今中国对世界各方面的影响成为一大探讨热点。西方学者较为关注中国的政治领导、外交政策、基层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私营经济发展及国有企业改革等。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美国学者裴宜理撰写的《研究中国政治：告别革命？》（《中国研究》第57期）和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基层政治改革》（哈佛大学出版社）、苏珊·L.舍克的《中国：脆弱的强权：中国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其和平崛起》（牛津大学出版社）、罗伯特·G.萨特的《中国对外关系：冷战以来的权力与政策》（Rowman & Littlefield）、布鲁斯·迪克逊的《中国财富与权力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的接纳》（《中国季刊》2007年第192期）、墨尔·戈德曼的《后毛时代中国的政治权利》（亚州研究学会）等，英国学者约翰·哈萨德等著《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马克思到市场》（London Routledge），英国罗伯特·艾舍与美国沈大伟及日本学者高木诚一郎合编的《中国观察：来自欧洲、日本与美国的视角》（New York Routledge）。
针对一些西方学者将中国的改革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观点，巴黎第八大学托尼·安德烈阿尼教授2007年10月27日在法国《人道报》发表《中国：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尝试》一文，指出中国的改革是时间最长的非常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功，中国式社会主义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野蛮资本主义，中国的改革只是要使中国摆脱行政管理经济的束缚，而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⑧。这种看法比较客观。
美国邦妮·S.格拉泽与埃文·S.梅德罗斯合写的文章《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环境正在改变：“和平崛起”理论的演变》⑨，按时间顺序考察了“和平崛起”理论在中国的起源、政府将之视为外交政策的过程和“和平崛起”的表述方式被“和平发展”所替代的过程，以及围绕这一理论的争论，以此说明在比较敏感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中，中国专家与学者的讨论意见，通过出版、网络等公共传媒可能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产生影响。
作为西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权威专家，美国学者巴里·诺顿所著《中国经济：转变与增长》一书被评论界称为是“任何想深入理解中国经济成长的读者所需要的一本全面地、成熟地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极具价值的资料”⑩。这本书反映了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1949年以来经济发展史的一个较为宏观和概括的认识。
中国经济改革中私营经济发展一直受到关注。西方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私营企业家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政治生活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布鲁斯·迪克逊的文章《中国财富与权力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的接纳》(11)，评析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私营经济的战略，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作者回顾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政策的演变，认为中国共产党对私营企业的支持比重在其改革战略中不断增加，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吸收企业家加入中共和鼓励党员下海经商两方面不断整合中国的财富和权力。中国的企业家与能使之致富的政治体制在利害关系上是一致的，他们已成为党的支持力量之一。引人注意的是作者使用的研究数据多直接来自于1999年和2005年对私营企业家和当地政府官员的问卷调查，这样的数据有较强的真实性，其对数据的分类和分析方法也有可取之处。
（四）人物研究
本年度的人物研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毛泽东的研究。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所著《毛泽东：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肖像》(12) 一书是毛泽东的传记，作者把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作为审视毛泽东非凡政治生涯的关键。书的第一部分着力描写毛泽东1949年前的领导生涯，尤其是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过程，以及他对农民拥有革命潜能的信念。第二部分分析了毛泽东作为早期国家统一者和现代化的领导者所取得的胜利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试图剖析毛泽东行为背后的思想根源。作者是西方知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其不断从新的视角研究毛泽东的学术追求是可嘉的。
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研究毛泽东思想已达40年之久。他的新著《关于毛的再思考：毛泽东思想探微》(13) 一书利用最新发现的毛泽东所写的文稿，将毛作为一个社会主义领袖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分析，考察了毛泽东对于农民和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作用的认识，毛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等问题，并就解释毛泽东思想时的理论难点加以探讨。与最近西方一些趋向于把毛妖魔化和加以嘲笑的研究不同，作者研究态度是严肃和认真的。
此外，华人学者陈晓明（音译）所著《从五四运动到共产主义革命》(14) 一书，通过对郭沫若生活及其著述的研究，描述了郭沫若从追求资产阶级民主到转向共产主义的人生轨迹，力图以个案研究方式解释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原因。
综观本年度的研究论著，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包含中共党史在内的中国研究热情很高，在资料运用和研究视角上有一定的创新，如他们更加注意运用口述资料、调查资料、网络资源；在学术观点上，历史上的西方中心观和近年来国外兴起的中国威胁论使一些研究者在研究中仍然存在主观臆断等方面的问题，应该加以分析和批驳。在研究趋势上则表现出如下特点：（1）注重历史与现实关系，跨时段研究趋势明显。西方一些学者努力跨越以历史分期展开研究的做法，试图探究中国历史与多种现实情况之间的发展与联系。（2）跨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研究进一步加强。如前述《中国观察：来自欧洲、日本与美国的视角》一书由英国学者、美国学者与日本学者共同主编。编者们在结束语中建议要促进国际间的协作研究工作，要用对中国发展感兴趣的各界人士能理解的词汇和语言解释中国。再如2007年9月《中国季刊》第191期以“中国的法制：新发展、新挑战”专辑形式收录7篇论文，同时每篇论文后都附有一位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其中5位学者来自中国大陆。
二、日本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
2007年度日本的中国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中共党史作为中国研究的核心内容，同样也有许多新的著作和论文问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服部隆行的《朝鲜战争与中国》（溪水社）、岩间一雄的《毛泽东的光与影》（未来社）、泉谷阳子的《中国建国初期的政治与经济：群众运动与社会主义体制》（御茶の水書房）、川岛真编《中国外交》（山川出版社）、石井知章的《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与“工会”的形成过程》（御茶の水書房）、青山瑠妙的《现代中国外交》（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以及渡边英雄的《胡锦涛政权构建“和谐社会”：“四位一体”和谐论》（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论文有吉村拓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的公有·私有·双有——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时期》（《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纪要》2007年3月）、福岛仁的《毛泽东与尤金的对话（1956年3月31日）》（《国际交流研究》2007年3月）、梅村卓的《陕甘宁边区通信员、读报组政策的发展》（《中国研究月报》2007年1月）、益尾知佐子的《邓小平对外开放构想与国际关系》（《亚洲研究》2007年10月）、田村久平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与日本的对外经济政策》（《中央学院大学社会体系研究所纪要》2007年7月）、竹内实的《社会主义与“包”的思想》（《上海经济交流》2007年10月）以及濑户宏的《中共十七大与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2007年12月）等。现将其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长期以来，根据地研究一直受到日本中共党史研究者的关注。2007年，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略显松散，缺少系统的综合性研究。
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上智大学大学院梅村卓的文章《陕甘宁边区通信员、读报组政策的发展》(15)，通过对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通信员与读报组制度的演变，考察了陕甘宁边区新闻政策的演变与发展，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和基层社会沟通的方式。虽然在《解放日报》创刊之际，中国共产党就充分认识到新闻的重要性，但因邮送的限制、识字率的低下，很难发挥报纸的作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当时设置了通信员与读报组。边区提拔宣传干部作为骨干通信员，同时教育区乡的工农干部，培养了许多工农通信员。这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交流，虽然因1947年3月撤离延安而中断，但它为后来的党报《人民日报》奠定了基础。但本文只是研究了党的新闻政策演变与报纸的关系，并没有涉及报社和当时的新华社，以及20世纪40年代刚刚兴起的广播宣传。而且，文章只是分析了当时陕甘宁内部中央与地方的交流，并没有考察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以及各根据地相互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东京大学大学院御手洗大辅的《关于人民司法的初步考察——以“根据地法制期”审判组织的结构变迁为题材》(16) 认为，现代中国人民司法的孕育期是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到新中国成立，称之为“根据地法制期”。作者分三个阶段（第二次国共合作前、第二次国共合作到解放战争开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司法制度与审判组织，及其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司法制度的关系。其中重点介绍了解放战争之前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山东的审判组织及其特点。作者认为，中共通过自己的司法制度与审判组织，区别于南京国民政府，显示自己的公正性，获取了群众的信任。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对这一时期的研究，2007年比较突出的成果有服部隆行的《朝鲜战争与中国：建国初期中国军事战略与安保问题之研究》(17)。该书以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家安保战略为主线，从政治、军事、外交、战略、社会和群众运动等多个角度，对朝鲜战争时期的台湾进行了动态分析。朝鲜战争使解放台湾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中国的领导人据此改变了对美国、苏联、越南、印度、缅甸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认识。朝鲜战争后，中国的对外政策也由新中国初期提出的殖民地“武装的民族解放”模式逐渐向和平共存的路线转变。作者的研究虽然涉及了多个国家，但缺少对日本的分析。日本与中国、美国、苏联、台湾等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如果能介绍日本相关情况，则会显得更为全面和有更强的说服力。
泉谷阳子的《中国建国初期的政治与经济：群众运动与社会主义体制》(18)，分析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的群众运动与社会经济的重建过程。泉谷认为，这三年是由新中国之初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向早期的社会主义化转变的重要时期。因朝鲜战争的发展与冷战的形成，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改变政策，这种政策又随着群众运动的开展而改变了社会经济，最终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不断成熟，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但只是将1953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看做战略转变，很少有人关注这三年中所进行的其他转变。泉谷的研究比较具体、详细地考察了这一过程，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遗憾的是，本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城市，缺少对农村的考察。此外，20年代的苏联和战后的东欧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如果将中国的情况与之进行比较研究，则更能显现历史的共同性与中国的独特性。
（三）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是日本学者极为关注的课题。益尾知佐子的文章《邓小平对外开放构想与国际关系》(19)，分析了1978年前后国际形势与对外政策在邓小平最初的对外开放构想中的地位和影响，并考察了邓小平重回权力中心的过程。作者认为，邓小平是毛泽东外交的正统继承者，和敌人保持完全的对峙。邓小平忠实履行毛泽东对外路线的结果，使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中国迎来了大胆进行经济建设的机会。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渡边英雄撰写的报告《胡锦涛政权构建“和谐社会”：“四位一体”和谐论》(20) 值得我们注意。该报告分析了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社会背景，考察了其主要内容及今后的发展。他认为，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该决定，说明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开始重视社会问题，如各种差别及不公正现象；开始由过去的GDP增长至上主义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领域均衡发展的政策转变。渡边英雄在日本外务省专门从事对华工作，有长期在华工作的经历，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他运用中国政府的公开资料、新华网及《人民日报》等媒体的相关报道与评论，完成了这一报告。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的胜利召开，引起了日本各界的高度关注。日本学者濑户宏2007年12月在《社会主义》发表《中共十七大与科学发展观》(21)，对中共十七大作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次大会在公开和透明方面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作者认为，干部和领导层的定期更换与年轻化，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稳定感。关于科学发展观，作者对其任务、核心及根本方法进行了简单梳理。和日本许多媒体的分析一样，他也认为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是市场经济化带来的医疗福利水平的大幅下降以及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化，使中共中央不得不将目光转向民生。作者最后总结指出，北京奥运会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顶点，奥运会之后，中国将出现对这30年进行总结与反省的氛围。因此，今后五年是对中国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日本人类文化研究机构联合相关大学与研究机构正在制定、实施一项为期5年的“现代中国研究”计划。该机构在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东京大学、综合地球环境研究所和东洋文库设置研究基地，组织30余所大学80多名日本知名中国学研究者（另外还有18名中国学者），分6个中心课题和11个研究小组，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及国际关系等多角度，对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巨变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无论是规模还是内容，该计划在日本的现代中国学研究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作为中国学核心内容的中共党史，自然也是该计划的研究重点。关注该计划的内容、进展及成果，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将会有一定的启发与参考作用。
综观2007年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可以看出以下特点：一是史料来源比较丰富。近年来，日本在收集利用现代中国研究资料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日本的年轻学者又多有在中国、美国留学、工作的经历，因此他们不仅充分利用日本和中国的史料，还深入挖掘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近年公开的档案与文献。二是比较注意从世界发展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为国内学者以世界眼光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参考。三是善于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说明自己的观点。他们的研究既有人物比较（如邓小平与毛泽东），又有国家与国家的比较（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日本的经济政策），在比较中提出较有说服力的观点。尽管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水平在国外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是比较高的，但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其国内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有偏颇之处。
三、俄罗斯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
2007年俄罗斯中共党史研究涉及的主要内容：一是中俄关系（包括共产国际与苏联）；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尤其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同时，也涉及到其他一些方面，但不是研究的主流。研究成果有著述、文章和整理出版的一些文献资料。
（一）关于中俄关系（包括共产国际与苏联）研究
中俄关系（包括共产国际与苏联）一直是俄罗斯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2007年也不例外。乌索夫的著作《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中国的情报机构》(22)，是作者对《20世纪20年代苏联在中国的情报机构》研究的继续。书中援引了共产国际、俄外交部、俄情报机构的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及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对30年代苏联与中国相关的情报机构、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与指示、苏联对中国的财政和军事援助、苏联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情报机构的过程与活动、苏联在上海、哈尔滨、新疆等地的情报活动等内容作了翔实记述，展现了情报工作的复杂性与多边性。该书“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援助”一章在2007年《远东问题》第1期发表。文章利用俄罗斯（包括苏联时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解密的档案资料，介绍了共产国际对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实施财政援助的组织机构、人员组成、援助过程和一些具体数额，着重记述了共产国际对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运动的援助明细，数字甚至精确到某年某月对某一城市多少个人的援助数额，从中可以侧面了解到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状况。乌索夫的研究为我们了解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弗罗洛夫的《20世纪50年代苏联远东与中国东北省份的边境合作》(23)，主要叙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东北省份与苏联远东地区的边境贸易、文化交流与科技合作。文章认为，虽然边境合作的规模不大，但在当时的中苏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加强中苏两国友谊和促进两国边境地区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俄罗斯学者一直注重挖掘中苏关系中一些重大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齐赫文斯基的《1939年至50年代中俄关系回忆录》(24) 是一篇对苏联前任驻华外交官10余部回忆录的综述性文章。文章分三个时期介绍相关著述：一是从1939到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二是从1945年9月日本投降到1949年国内战争结束；三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0年初。这些回忆录通过外交官们对当年在华工作、生活的讲述，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从中世纪帝国到21世纪的超级大国》(25) 一书是2007年最新出版的又一部回忆录性质的史学著述。兼具外交官和史学家身份的作者巴扎诺夫详尽分析了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各个时期的特点、形成原因和发展走向，记述了六七十年代中苏交恶时期苏联外交官与中国外交官的接触、苏联对中美建交的看法与分析，并对未来的中俄合作提出了积极建议。这些回忆录虽然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对于中苏关系研究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世纪90年代，借俄罗斯大量档案资料陆续解密之机，俄罗斯史学工作者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档案文件集，其中《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文件集自1994年起，历时13年，相继编辑出版档案文件5卷8本，共收录文件1380件。前四卷已被译成中文出版发行。而2007年8月出版的档案文件集第5卷《抗日战争时期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37—1943.5）》(26)，收录了1937年8月至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这一时期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档案文件。其结构与前四卷不同，它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有文件都围绕这条主线选取，回答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态度和如何发挥其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各个阶段对统一战线的策略等问题。文件集收录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共中央之间、季米特洛夫与毛泽东之间的往来电报，反映了联共（布）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在困难时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起的作用。文件集收录的档案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和把握抗日战争时期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和对中国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态度，从而把中共党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史，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为纪念俄中友协成立50周年，2007年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编撰出版了《当代俄罗斯之中国印象——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历史与当代政治问题研究》的论文集(27)，其中有多篇对近期出版的文件资料集予以介绍评价的文章，如图琳娜的《多卷本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米洛维兹卡娅的《20世纪20至40年代中苏关系俄罗斯历史文献》、阿波洛娃的《中东铁路和铁路的苏联职员：历史与历史文献》等。
这些档案资料的公开出版，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为相关时期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中苏关系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依据。
（二）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研究
对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俄罗斯中国问题研究的重点，尤其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1978—2005年改革过程中的中国政治体制与法制》(28) 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国家和法学研究所、莫斯科大学亚非国家研究所、俄罗斯外交部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研究人员集体研究的成果，是一部关于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政治体制与国家法制发展进程的研究著作。此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国家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中国民主党派、非政府组织、基层群众自治机构、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特点及台湾政治体制一一作了阐述；另一部分阐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历程。该书认为，中国的法制建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成为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就中国目前现实环境来说，还任重道远”。该书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内容与历程总结比较全面，分析比较客观。
玛玛耶娃的《政党与权力：中国共产党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29) 一书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党政治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政治建设的一系列新举措，如平稳地进行政党、政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司法检察机构的改革。该书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的不断提高为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提供了保证。该书对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与执政能力的分析阐述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给予很高的关注，其论文集《中国崛起对全球和区域稳定的意义》(30) 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贝尔盖尔的《中国政治改革前景》，阐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分析了当前中国理论界对政治体制改革探讨达成的共识和未来改革的发展方向，对了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关情况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俄罗斯学者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研究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就是对中国正在实施的一些重大举措予以关注。如斯米尔诺夫的《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31) 一文，全面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的过程。洛马诺夫的《“和谐社会”思想与中国当前形势》(32)，阐述了“和谐社会”的渊源与形成发展，分析了“和谐社会”思想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意义。这两篇文章都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被纳入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视野，如中国的国际关系、民族问题、贪污腐败以及组织犯罪问题等。达维多夫的文章《美国—中国—俄罗斯：35年后的“三角”》(33) 认为，中、苏、美“战略大三角”形成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和苏联的访问。35年来，这个“三角”虽然结束了正面对抗，但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架构，仍然各自保持着对全球化的独立影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个“三角”仍决定着当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拉扎廖娃的文章《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基础的发展》(34)，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缓解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民族占主体省份之间发展的差距所采取的措施。别利亚科夫的《国内外关于中国贪污与组织犯罪的研究》(35) 一文把各国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贪污和组织犯罪问题研究进行了综合述评。
（三）毛泽东研究
苏联最早对毛泽东个人的文字介绍始于1934年《国外》杂志“当代人肖像”专栏对艾伦堡的一篇约稿。在此之前毛泽东的名字都是与朱德一同出现的，以“朱毛”称。此后，关于毛泽东的大量文章、小册子、书籍相继发表、出版。这时的毛泽东是以被压迫的中华民族的领袖、苏联人民的朋友和忠诚的战友、斯大林忠实的学生的形象出现的。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报刊文章对毛泽东大肆攻击。可以说，长期以来苏联对毛泽东的著述文字多是从政治宣传出发，并不完全符合史实，缺乏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而亚历山大·潘佐夫于2007年出版的《毛泽东》(36) 一书则利用近期公开的联共（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档案，特别是现存于苏共中央档案馆（现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未曾公开使用的有关毛泽东的大量档案资料，以及中国近期公开的中国共产党档案资料，对毛泽东的一生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述，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尽管由于立场不同，书中的一些观点与中国学者的观点有异，但仍不失为俄罗斯（包括苏联）历史上第一本较为客观地研究毛泽东的传记著作。
从以上俄罗斯学者对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成果看，体现了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研究重点发生变化，即逐渐由中苏关系，尤其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向各个领域拓展，对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比重明显增加，并逐步转向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法制建设研究。这体现了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密切关注。二是注重对基础史料的整理编撰和历史亲历者回忆资料的挖掘，这有益于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逐步走向客观和深入。
加强对国外党史研究成果的信息了解和评价，对于吸取国外学者研究中共党史的某些长处、澄清他们提出的某些观点的消极影响，从而促进我们的党史研究是有意义的。综观2007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我们也能看出国外学者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研究的特别关注，其研究成果既是不同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反映，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其所在国对华政策的价值取向。因此，加强对这类信息的了解与评价，有助于中国学者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不同文化与价值观的了解，拓展以世界眼光观察现实政治的能力。从这样的意愿出发，本文尝试性地对本年度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情况与特点作一述评，虽然力求全面准确，但由于条件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指正，以便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补充和完善。
注释：
① Parks M.Coble,“China' s ‘New Remembering’of the Anti- Japanese War of Resistance,1937—1945”,The China Quarterly,No.190,June 2007.
② Rana Mitter,“China' s ‘Good War’”,in Sheila Miyash Jager and Rana Mitter ed.Ruptured Histories :War,Memory,and the Post-cold War in Asi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③ Thomas D.Lutze,China' s Inevitable Revolution :Rethinking America' s Loss to the Communists,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
④ Chris Bramall,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ral Chin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⑤ Frederick C.Teiwes and Warren Sun,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Chinese Politie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72—1976, Armonk,NY:M.E.Sharpe,March 2007.
⑥ Qing Simei,From Allies to Enemies:Visions of Modernity,Identity, and U.S.-China Diplomacy, 1945—1960,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⑦ David D.Perlmutter,Picturing China in the American Press:The Visual Portrayal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ime Magazine,1949—1973,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07.
⑧ 转引自《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期。
⑨ Bonnie S.Glaser and Medeiros,Evan S.,“The Changing Ecology of Foreign Policy-Making in China:The Ascension and Demise of the Theory of‘ Peaceful Rise’”,The China Quarterly,No.190,June 2007.
⑩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7.
(11) Bruce J.Dickson,“Integrating Wealth and Power in China:The Communist Party' s Embrace of the Private Sector”,The China Quarterly,No.192,December 2007.
(12) Maurice Meisner,Mao Zedong :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Portrait,Cambridge:Polity Press,2007.
(13) Nick Knight,Rethinking Mao:Explorations in Mao Zedong's Thought,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07.
(14) Chen Xiaoming,From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o Communist Revolution :Guo Moruo and the Chinese Path to Communism,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
(15) 梅村卓：《陕甘寧辺区における通信员，読報組政策の展開》，《中国研究月報》2007年1月。
(16) 御手洗大輔：《人民司法に対する初步的考察——「根拠地法制期」における裁判組織構造の変遷を題材として》，《中国研究月報》2007年4月。
(17) 服部隆行：《朝鮮戦争と中国：建国初期中国の軍事戦略と安全保障問題の研究》，溪水社，2007年2月。
(18) 泉谷陽子：《中国建国初期の政治と経済：大衆運動と社会主義体制》，御茶の水書房，2007年10月。
(19) 益尾知佐子：《［トゥ］小平の対外開放構想と国際関係》，《アジア研究》2007年10月。
(20) 渡辺英雄：《「和諧社会」の構築に挑む中国？胡錦濤政榷：「四位一体」の調和論》，日本国際問题研究所，2007年3月。
(21) 濑戶宏：《中国共産党一七回大会と科学的発展觀》，《社会主義》2007年12月。
(22) В．Н．Усов：Советская рзведка в Китае：30－е годы ХХ века，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научных изданий КМК，2007.
(23) Н．Фролов：Пригранич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Далъ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ми провинциями Китая в 1950－е годы，
восмока，2007，№3.
(24) 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Мемуа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939—1950 годы，
，2007，№3.
(25) Бажанов Е．П．：Китай：от Срединной империи до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21 века，Известия，2007.
(26) 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Документы／Т．Ⅴ.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ПК в период антияпонский войны．1937—май1943，РОССПЭН，2007.
(27) Образ Кита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Русская Понарама，2007.
(28)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и право КНР，Русская Понарама，2007.
(29) Н．Л．Мамаева：партия и власть：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и проблема рефор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Русская понарама，2007.
(30) Подьём Китая：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глобалън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ъной стабилъности，РУБЕЖИ ⅩⅪ，2007.
(31) Д．Смирнов：6－й пленум ЦК КПК 16－го созыва，восмока，2007，№1.
(32) Подьём Китая：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глобалън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ъной стабилъности，РУБЕЖИ ⅩⅪ，2007.
(33) А．Давыдов：США－КНР－Россия：треугольник 35 лет спустя，，восмока2007，№6.
(34) Т．Лазарева：Развити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ъной базы районной националъной автономии в Китае， восмока，2007，№5.
(35) Образ Кита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Русская Понарама，2007.
(36) Александр Панцов：Мао Цзэдун，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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