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延安时期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与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及其当代启示
李后东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 延安时期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不仅标志着党内“左”倾错误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清算，而且为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最新历史方位的基础上，习近平明确把实事求是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基本规范，进一步打通了革命时期思想建党和新时代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历史联结，彰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找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 延安时期；实事求是；党内政治生活
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自然也离不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个思想武器。“党的发展历程表明，当全党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党内政治生活就比较正常，即便出现一些偏差也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当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不到有效贯彻时，党内政治生活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非常顽固、难以纠正”[1]。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是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首要思想前提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土地革命时期“左”倾错误及其惨痛教训进行了科学剖析和认真总结，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左”倾错误屡次出现的原因，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当时的当事人，特别是党的个别主要领导者的指导思想是主观主义的，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早在1929年6月，毛泽东在一封分析红四军党内存在的种种错误认识原因的信中指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他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认为那些错误的思想，“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的最后挣扎”[2]74。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对僵化保守的思想路线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3]116。1937年，他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深刻阐述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以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对党的思想路线做了哲学论证。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同时，第一次借用我国传统文化成语“实事求是”，并革命性地赋予了其新的内涵，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4]522。1941年，毛泽东进一步将其关于实事求是的哲学思考运用于分析中国革命实践，“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5]372。这就是说，奉行“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5]345。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及其引发的宗派主义组织路线，直接反映到党内政治生活中就会造成这样的恶劣局面：“左”倾错误的负责人，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负责人对于其他党员干部提出的不同意见不但不听，还动不动采取乱扣帽子、组织惩罚等过火的方式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以保证他们错误主张的贯彻执行。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左”倾错误泛滥的时候，都是党内民主和群众路线遭到无情践踏，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几乎瘫痪的时候。洛甫在延安整风时就谈到过这方面的教训，他痛心地指出：“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6]314在党的七大上，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为了贯彻我们的错误路线，却一意孤行，并且还在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狭隘经验主义’等的口号之下，完全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与富有中国革命经验的领导同志，大大地发展了宗派主义，这实在是非常错误的。”[7]134-135实际上，当时“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3]986。显而易见，“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3]986，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第一次“左”倾错误纠正后，刘少奇在党刊上发表的一段话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对于实际情形的观察,应该采取许多真实的材料，切实到群众中去了解各部分群众的生活与情绪。绝不可单凭某一部分群众一时特殊的表示及几个领袖一时激愤或悲观的报告，就认定全部群众的要求和情绪是如此，而规定或转变我们的口号。过去我们的许多错误，大半是因为对于实际情形的观察和估量不能深切和正确的缘故。”[8]11因此，毛泽东在研读哲学著作时就得出结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9]311-312,“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3]987。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从思想上根本清除了主观主义对于党内政治生活的恶劣影响，是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得以正常化的首要思想前提。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提供了科学思想武器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重要成长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思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正本溯源和乾坤初定。而这一切又犹以思想领域的变革最具影响和成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飞跃为支撑，全党上下真真正正、切切实实地拿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就是其显著标志。这一凝聚唯物辩证法精髓的科学路线，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的光辉革命实践，形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土壤，在毛泽东的独特理论贡献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首次创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一经确立，就从思想上指导和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党内政治生活的面貌也就焕然一新了。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求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
党内政治生活是一个复杂的生态体系，自然免不了意见分歧，免不了不同思想的交锋和碰撞。就像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0]306因此，有分歧、有矛盾，甚至有斗争是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现象，关键是怎么对待和处理它们。对此，毛泽东也给出了科学回答，即积极的思想斗争。他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4]359而且，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还具体阐述了积极思想斗争的一些情况和方式。他坦诚地说道：“我们党内自然也时常会发生意见分歧，但这些分歧都能通过讨论和分析这种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决议的正确性仍然不信服，那么，在党的会议上经过彻底辩论以后，他们就会服从决议了。”[11]188可见，积极的思想斗争既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也是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必然要求。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求坚持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实践公式
党内团结，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和规范。党内不团结、领导班子不团结，就很难有正常、严肃的政治生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就为促进党内及党的领导班子的团结，营造风清气正的民主氛围提供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实践公式。1945年2月，毛泽东在《时局问题及其他》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实践，学会了把自己做的事情加以分析，并且要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11]256这是毛泽东深刻总结我党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引以为戒。”[3]938这就是说：“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3]938可见， 团结—批评—团结，既注重弄清思想上的问题和错误，又注重团结同志，可以有效避免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胁迫服从等乱象，使被批评者和批评者都能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达到共同解决问题的民主、团结局面。
(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求坚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在毛泽东看来，“团结—批评—团结”只是完成了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有效消弭党内思想分歧和思想斗争，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有效武器。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就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10]92“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地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10]91。刘少奇在谈党内斗争时也说:“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就有布尔什维克的尺度。”[8]211可见，有两点需要强调：首先一点，“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批评’的着眼点在党内，而从党的整体来看党内批评，则可视之为党的‘自我批评’”[12]。更重要的一点，无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要以事实为依据，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该是什么毛病就是什么毛病，既不能任意夸大、上纲上线，也不能随意缩小、避重就轻，“和稀泥”干不得，老好人当不得。鉴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效能，七大党章第一次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写进党章总纲，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13]535。在长期的党内政治生活实践中，大多数党员干部大胆使用、经常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用够用好这个武器也逐渐成为一种习惯、自觉和责任。
(四)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求坚持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2016年6月28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15]在习近平看来，实事求是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基本规范，其他规范都是以此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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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安时期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与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当代启示
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它要求在党的一切工作中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对于党内政治生活来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关系到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党的领导方式、党纪党规的制定和执行、党性修养、党内选举、党员权利保障等多方面。在具体的党内政治生活实践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会有一些基本的实践要求和衡量标准：在运作机制上，正常、严肃的党内生活就会坚持：“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3]899在评价机制上，正常、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14]1319。可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可以大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民主领导、科学决策的自觉性，而且可以有效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发挥创造力的积极性，使党内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环节都能真正“活”起来。
GPU的核数远超CPU，被称为众核，如Tesla P100有3 584个核。每个核拥有的缓存大小相对小，数字逻辑运算单元也少而简单，GPU面对的则是类型高度统一的、相互无依赖的大规模数据和不需要被打断的纯净的计算环境。
(一)把实事求是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进一步打通了革命时期思想建党和新时代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历史联结
党的十九大不仅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而且突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鲜明特点。十九大报告强调：“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16]50这样，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阐明：新时代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是不是就否定了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呢？“党的十九大虽然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但是并没有否认思想建设的重要地位，强调‘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重要举措的第二位；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党的政治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作为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毛泽东把它们看为党的三大法宝的内容”[17]。无论是革命时期从思想上建党，还是新时代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基本规范。也就是说，党的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任务目标的升级而不断调整侧重点。实事求是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基本规范，进一步凸显了党的思想建设和党的政治建设的对立统一。
众所周知，在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毛泽东强调思想建党主要是想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共产党员思想入党的问题。组织入党是否意味着思想也入党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毛泽东，特别是在大量农民加入共产党后。早在1928年10月，他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就谈到了问题的重要性：“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0]77在一年多之后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不仅专门列举和深刻分析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性质和根源等，而且提出了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路和方法。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该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他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4]875二是政治路线的问题。路线问题关乎党的生死存亡、革命的前途命运，这是中国共产党几经波折、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得出的重要经验。延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虽然没有发生大的错误，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风气在党内依然有市场，影响较大。延安整风运动以及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等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不再受错误思想的干扰。
(二)把实事求是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进一步彰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找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也使中国共产党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习近平把实事求是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基本规范提出来，就是要把实事求是作为一面镜子，照照当前党内政治生活的角角落落，让所有问题都没有藏身之地。十八大以来，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2014年1月14日，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都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19]769-770在这里，习近平尖锐地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热衷团团伙伙，搞山头主义从而导致的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现象。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又指出了一些党政部门存在的突出问题，他说：“这些年，一些地方和部门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义、个人主义盛行，有的是搞家长制、独断专行，以至于一些人不知党内政治生活为何物，是非判断十分模糊。”[20]796找出这些问题，直面这些问题、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是实事求是这个“首要基本规范”对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实践要求。这些问题就是新时期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所要遵循的最大实际，一切从这些问题出发，一切为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因此，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语气坚定地说：“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21]“必须突出问题导向，针对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失之于宽软等突出问题，让党内政治生活这个熔炉真正‘热’起来”[21]。而达成这些要求的关键就是切实加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建设。
从实事求是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反历史经验可以清晰地看出，如果没有比较成熟完善的制度作支撑和保障的话，党内政治生活的良序运行就不能持续。历史这位最好的“老师”已经多次告诉我们，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仅仅依托在某一届英明、强势的领导集体或某个人身上，是靠不住的，不科学的。作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要创立者，英明睿智如毛泽东者，最终都没有能够在党内政治生活上一如既往地把实事求是坚持下去，导致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左”的错误的发生。因此，加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建设符合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紧密结合的基本党建经验和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要既抓思想又抓制度，二者紧密结合。无论是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来讲，还是对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这一环节来讲，实事求是的方法、传统毕竟注重于改变人的头脑，即在思想上下功夫。相对来说，这具有比较大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控性。而制度规范是一种硬性标准和约束，能很好地弥补思想建设方面的不足。因此，加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建设符合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紧密结合的基本精神和要求。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将十八大以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新做法、新经验固化为党内法规，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遵循。这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建设上走出了重要一步。党的十九大报告也特别强调：“要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16]50
1.1 前期棚内升温过快 设施冬枣由于温室效应，在前期遇到晴天的天气条件下，果农急于让冬枣树快长，棚内温度往往达到30℃以上，而地温低于10℃，地温气温不协调，导致地上生长快，地下生长慢，地下地上失衡，造成根冠比失调，引起果实萎蔫。
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4]P285，“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4]P285，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就要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四个伟大”“四个意识”“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等思想的提出都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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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deological Rout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Normalization of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during Yan 'an Period and Contemporary Revelation
LI Houdong
(School of Marx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deological rout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during Yan'an period, not only marked the "left" tilt error in the Party having a more thorough liquidation, but also provided scientific and ideological weapons for the normalization of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On the basis of profoundly summarizing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historical experience, scientifically grasping the latest historical posi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the threshold of a new era, Xi Jinping clearly regard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s the primary basic norm of serious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having opened up 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 between building the Party ideologically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and put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first place in the new era further, and highlighted the "finding problems-analyzing problems-solving problems" practice logic of strictly ruling the Part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 words : Yan'an perio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OSID: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0964(2019)04-0018-05
DOI： 10.3969/ j.issn.1003- 0964.2019.04.003
收稿日期： 2019-04-15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8B03)
作者简介： 李后东(1982— )，男，山东兰陵人，博士后，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责任编辑： 蔡宇宏)
标签：延安时期论文; 实事求是论文; 党内政治生活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