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流浪汉小说与外国同类小说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浪汉论文,同类论文,说与论文,外国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产生于十六世纪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于十七世纪初迅速地走向了整个欧洲大陆。直至今天，它像一条斩不断的血脉，流贯于几百年间的世界文学发展史中，成为一种具有较长发展历史的小说形式。流浪流小说的久盛不衰，不仅是因为这种小说形式具有幽深的时间跨度，开阔的空间视野，更主要的是流浪汉就一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断言，只要世界上有流浪汉，就有流浪汉小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当一个热血青年结束了他的东南亚流浪生涯，怀揣着他那丰富的流浪经历和无尽的流浪感受登上文坛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便开始有了严格意义上的流浪汉小说，这个热血青年就是艾芜，《南行记》便是他描述流浪生活抒发流浪感受的流浪汉小说。
所谓严格意义上的流浪汉小说，指的是具有流浪汉小说的基本特点的作品，即以漂泊不定的流浪者为主人公，以流浪者的游历见闻谋篇布局，通常采用第一人称自述或回忆形式，广泛反映社会各方面生活尤其是社会底层的生活情景等。带关这些尺码对艾芜的《南行记》匆匆扫瞄之后，你一定会对笔者关于《南行记》是严格意义上的流浪汉小说这一结论报以肯首。但当你又回过头来对《南行记》进行细细品味时，又不难发展《南行记》除了具有世界流浪汉小说的基本特点外，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流浪汉小说，它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
一般说来，流浪汉小说都是由流浪汉自己采用第一人称，以回忆录或自传方式叙述故事。换言之，流浪汉故事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形式，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流浪汉小说，在这一点上，艾芜的流浪汉小说与外国流浪汉小说是合拍的，但艾芜流浪汉小说中第一人称“我”与外国流浪汉小说中第一人称“我”在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显示出较大差别。
在外国流浪汉小说中，第一人称“我”都是主人公，无论什么事件，总有“我”参与进去，并成为其中主要角色。流浪汉小说鼻祖《小癞子》，（原名《托美思河的小拉撤路》）作为流浪汉小说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由于小癞子这个流浪汉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在文学地位上仅次于《小癞子》的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古斯曼·德·阿耳法腊切》也采用同样的叙事方式，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流浪汉形象，这一形象就是作品中的“我”，即古斯曼。总之，“我”就是主人公，这在外国流浪汉小说中几乎无一例外。
艾芜流浪汉小说中的“我”却往往不是作品描绘的主人公（仅《人生哲学的一课》除外）主角则是一个或几个下层人物。如《月夜》主角是小偷吴大林，《山峡中》主角是强盗头子魏大爷和其女儿野猫子，《森林中》主角是小麻子，马哥头，《红艳艳的罂粟花》主角则是善良的母女三人，等等。那么“我”在艾芜的流浪汉小说中处在什么位置上，起什么作用呢？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很赞成盛子潮的论述，①他认为，在艾芜的流浪汉小说中通常有两条结构线，一条是小说主人公的情节结构线，一条是“我”的抒情结构线，“我”是抒情线上的主角，是抒情主人公。这就是“我”在艾芜流浪汉小说中的位置。
情节结构线与抒情结构线的关系是：小说主人公的那条情节线上产生的一系列行动，在“我”的抒情线上得到感应和反响，“我”的抒情线上对小说主人公行动的评判又促使情节发展，小说主人公借助于“我”的抒情走了出来，读者通过“我”的抒情认识了主人公。这就是”我“在艾芜流浪汉小说中的作用之一。《偷马贼》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一个瘦小得风都吹得倒的家伙，找不到工作，竟干起了偷马的行当。第一次偷马就被人捉住，打了半死。然而，当”我“好不容易在草丛中找到遍体鳞伤的他时，他却首先要知道的是别人知不知道偷马的是他，并为终于得一个偷马贼的招牌而兴奋。原来这里是外国人管的地方，对汉人之间的事根本不理睬，所以店老板对偷马贼事事讨好，偷马贼在店里吃喝不付钱。最后他又跟“我”讲，他恨这个社会的不公平，“一落下娘胎就连针尖大地方也没有”，可是，他偏要在这岩石一样的社会，找一条裂缝生存下去，并且，“既然找着这条裂缝……那一定要把它拓得更开些，更宽些。”这时“我”蓦地感到这个弱小人物的高傲了。刚才还对他有些同情，现在才觉得，“在他身上升腾起了强烈的争生存的欢乐感情，是用不着任何人的怜悯的”。一个挣扎在社会生活底层，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偷马贼形象在“我”的抒情中成功地凸现出来。
通过“我”的抒情，使小说主题得到升华这是“我”在艾芜流浪汉小说中的作用之二。作者在作品关键的地方，往往通过“我”直抒胸臆，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看法，甚至发表议论，但读起来，你不会觉得枯燥，相反你会感到作家说出了你心中想要说而又说不出的话。如《瞎子客店》描写父子两位瞎子，父亲安于现状，用虚假的希望哄骗儿子，把儿子捆在自己身边，儿子虽然生活在永不到头的黑暗中，却真诚而执着地追求光明。当“我”于夜晚在山里寻找到这位年轻的瞎子，并告诉他，老虎是可怕的，但在他看来，只要能看得见，老虎有什么可怕！最可怕物是看不见光明。最后“我”感叹道：“老实说，我并不象他父亲那样哄他骗他，我倒真心真意地盼望光明的日子早点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瞎子，生活在黑暗中，只看见丑恶的现象，希望有一天世界光明了，能够看见美好的东西。”经过“我”这一画龙点睛的感情抒发，读者顿悟此作深刻的象征意义：现实的黑暗并不可怕，可怕提看不见光明，使作品主题得以升华。
二
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并非流浪汉小说首创，自从基督降生以来，这种形式就一直沿袭下来。流浪汉小说只是以系统而实用的手法重新借用了这种形式。一方面使得作者能以主人公的所见所闻为幌子，无情地暴露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另一方面又增强了流浪汉形象的动态美和立体感，并且有意识地让读者介入叙述者所描绘的广阔的生活场景，让读者的视角跟叙述者的视角一起移动，一起领略纷繁的世态，甚至同时体味复杂的内心感受。在以第一人称叙述技巧使读者产生共鸣来实现自己的创作目的这一点上，艾芜的流浪汉小说与外国流浪汉小说是不谋而合的，但在作者与叙述者“我”的关系上，艾芜的流浪汉小说与外国流浪汉小说同样显示出较大差异。
外国流浪汉小说是让故事情节的叙述者和主人公合二为一，作者却隐身其后，他本人并非小说的主人公，作品中的“我”并非作者，抒情是完全外向的。而艾芜的流浪汉小说却带有强烈的传记性质，作品中的“我”就是作者自己。
一本《南行记》象一部编年史，记载了作家漂泊南方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表现了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荒山上》写的是作家一九二五年夏从四川进入滇东，穿过荒山时的情景，《人生哲学的一课》写的是作家初到昆明时的真实感受。作者从昆明经过云南西部，进入中缅交界的克钦山地区，这一段旅程不长，但留下的作品特别多，《山峡中》、《松岭上》、《森林中》、《流浪人》、《月夜》等，都是以这段旅程为背影的。作品写“我”曾经和‘过惯了刀山上生活’的强盗同过伙，曾经给逃离故土的串乡小贩挑过担，曾经和那些看似粗野但心地善良的流浪者结下了深深的友谊……所写的事情往往并非实有，然而那背景，尤其是作家的那种真挚的感情，却都是真实的。茅草地，是艾芜南行中重要一站。艾芜在这里住了半年，他在一家汉人开的客店里，一面做苦工，一面兼作家庭教师，有了这段经历，便有了《在茅草地》、《洋官与鸡》、《我诅咒你那一笑》、《山中送客记》、《偷马贼》、《寸大哥》、《山官》、《私烟贩子》等等记录这段经历的作品。茅草地自然不是艾芜的行程终点，1927年9月，他离开茅草地到八莫，后到仰光，《南行记》中《我们的友人》、《卡拉巴士弟》、《安全师》、《快活的人》等篇，便是这一段生活的真实记录。其余《海岛上》的故事取材于1930年艾芜由仰光赴新加坡途中的遭遇，《印度洋风土画》则是作者为自己的漂泊生涯画上的句号。
上面，我们跟随艾芜的南行足迹，对《南行记》作了简括的介绍。可以看出，它的每一篇作品都有一个真实的背景，都记载着作者的一段生活。艾芜流浪小说中的“我”即作者无可置疑了。由此笔者认为艾芜流浪汉小说的抒情是既外向也内向，即有对“我”（作者）生活情感的自我表现与抒发，也有“我”对底层流浪 者人生价值的发现与慨叹。其基本母题是知识者和底层人民两类流浪者之间的生活联系与情感联系的发现和描绘。由于这种既外向又内向的抒情视点，使艾芜的作品有一股按捺不住的激情，一种在情节叙述中的主观介入意愿，常常自己站出来发感慨，发议论。毫不忌讳自我的存在，这正是艾芜文学思想的具体体现：文学是社会生活和主观情理的真实而形象化的反映。
三
流浪汉小说自然以塑造真正的流浪汉形象为其目的。外国流浪汉小说塑造的流浪汉形象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鲜明特点：
其一，在他们身上都具有受害者和害人者的双重身份。由破产者变成的无业流浪汉，出身微贱，从童年时代起就尝尽饥寒交迫的苦味。他们没有固定的家产和职业，到处受到欺骗和歧视，为了求得生存只好轮换地给一些主人当佣仆。这些身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流浪汉无疑是受害者；但是，为了安身立命，他们同时也以狡诈的手段在社会上索取钱财。初出茅庐时，他们往往吃亏上当，后来逐渐学会在尔虞我诈的恶劣环境中欺骗他人，不断地去破坏和报复他人，干尽偷窃、诈骗甚至公开抢动劫的勾当，因此，他们又充当了害人者，他们无情地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罪恶，是一个出色的批评家和反叛者；但他们那消极透顶的处世哲学和令人触目惊心的败行劣迹又使社会的黑暗变得更加浓重，因此他们又成为一个十足的罪犯和恶棍。翻开外国著名的流浪汉小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个流浪汉形象；小癞子、古斯曼、痴儿西木、吉尔·布拉斯、摩尔·弗兰德斯等无不具有这种双重身份。
艾芜的《南行记》有一个触目的形象系列：小偷、强盗、偷马贼、流浪汉、私烟贩等等，这些人多半没有固定职业，没有财产，没有房屋，没有正常的谋生手段，他们形成了一个与“文明”社会相对抗的自己的“世界”，与外国流浪汉小说中流浪汉形象一样，他们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害人者。如《山峡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云南西部险山恶水之间，有一群靠偷盗、抢劫、走私为生的人。在一次行窃中， 一个叫小黑牛的伙伴被打伤了，有了反悔之意，结果被他的同伴们抛入江心。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对待小黑牛呢？那个强盗头子魏大爷的一席话，道出了他们的全部“人生哲学”：
“小伙子，我告诉你，这算什么呢，对待我们更要残酷的人，天底下还多哩，……苍蝇一样多哩！”
“吃我们这行饭，不怕挨打就是本钱哪！……没有本钱怎么做生意呢”
“我们的学问……一句话，就是不怕和扯谎！”
“天底下人的，谁可怜过我们，……小伙子，个个都对我们捏着拳头哪！……在这里，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
这种可怕的人生哲学，来自于他们那被抛出了正常生活轨道的生活，他们行为的残忍也来自社会生活对他们的残忍。
其二、外国流浪汉小说中的流浪汉形象，一般在物质上都有一部发家史，在精神上却都有一部堕落史。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是流浪汉们一贯的思想，虽然他们也偶尔能发财致富，甚至成为社会上的头面人物，但他们不得不为此付出极大的精神代价。在他们的性格发展过程中，物质和精神两者进行着逆向升降运动。如小癞子，最初是一个天真、善良而又有些胆怯的孩子，他希望通过劳动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但是，当他真正踏入社会后，他才发现周围一团漆黑，自己的美好愿望根本无法实现。于是在这特定的环境中，他渐渐变得“比魔鬼还机灵”，并且一步步走向精神堕落的泥坑。他通过对神父的依傍，获得了富足的生活，为了这种物质的富足，自己的妻子与神父私通也在所不惜。《痴儿西木传》、《摩尔·弗兰德斯》，《吉尔·布拉斯》等这些著名的流浪汉小说的流浪汉，最初都想依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维护做人的尊严，并且都是天真、善良的。但是恶劣的社会环境使他们悟出一片好心在那个世界是吃不开的。于是，为了追求物质的富有，他们变得越来越玩世不恭，流气十足，乃至置人格而不顾，逐渐走向精神堕落的泥淖。在这些流浪汉身上，我们看到，社会环境是怎样把一个个天真善良的流浪儿变成精神堕落的恶棍。
在这一点上，艾芜笔下的流浪汉却与外国文学中的流浪汉截然不同，他们没有物质上的发家史，更没有精神上的堕落史，有的是“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和朦胧反抗的冲动”；②有的是“罪恶”底下的美好品质。
艾芜在《南行记》序中写道，“那时也发下决心，打算把我身经的看见的，听见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给写了出来”。艾芜笔下的流浪汉们虽然也含辛如苦浪迹天涯，但他们不安于命运，总是摆出与命运抗争的挑战者的姿态，他们的内心深处躁动着向往光明和自由的激情，闪耀着与黑暗世界争雄的动人光彩。打开《南行记》首篇《人生哲学的一课》，一个正在流浪的青年知识者的困顿生涯便真切地展现在面前。然而，这却是怎样的一个“知识流浪者”啊！在经历种种磨难坎坷之后，他的心态是：“就是这个社会不准我立脚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地顽强存在！”象山涧一股活泼的激流，任凭路途险仄，定要寻路前行。于是，在《南行记》中，跟随着这个知识青年漂泊者不断南行的足迹，你将认识一个个粗犷的、野性的，倔强的灵魂。《偷马贼》中那个为了谋生甘愿做贼，被人打坏了身骨也在所不惜，执意要找一条人生“裂缝”并钻进去的年轻人，其性格与意志坚强不能不令人叹服。还有那个生活在一群“资贼”中，干着铤而走险的偷盗勾当却浑身散发出青春美的原始野性美的“野猫子”（《山峡中》）；看世间“只有老肥和穷儿蛋。是老肥，老子就要拔他一根牛毛”的吴大林（《月夜》），在他们身上跃动着生命的活力，迸射出和黑暗社会誓不两立的反抗精神。
有人曾说：法律家所设置的法庭拷问着犯人的罪恶，一旦拷问出罪恶，他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艺术家则不仅仅要考问出罪恶，而且要拷问出罪恶底下的洁白，即隐藏在人性深层中的东西。艾芜正是这样一位艺术家，他象“一个淘金人一样”，发掘他笔下流浪汉“性情中的纯金”，③即隐在流浪汉们种种劣迹底下的品德道义美与心灵情感美。如《我们的友人》写仰光的一位华侨工人，被老板赶了出来，和几个苦力住在一起，替他们买菜，又悄悄用买菜的钱去赌博。输了就偷同伴的钱。当他发现过去不上锁的箱子上了锁，同伴们已经对他不信任时，他难过极了，决心出动做工，他从老板处借得路费，先把偷的钱如数归还，这才离去。作品描写的事情很小，却把流浪汉之间纯朴的友谊、同情，表现得非常细腻感人。还有《海岛上》那个小偷，当他得知被他偷了钱的老板生病需钱住院时，又悄悄把钱归还老板。《流浪者》、《森林中》、《我的旅伴》、《山峡中》等，无一不是通过不同的流浪生涯的展示，透过流浪汉身上的某些污点，绘写和歌颂他们诸如关心他人，助人为乐，慷慨大度，济危扶困，多情重义等美德美情美行，拷问出“罪恶”底下的洁白，在沙里披捡纯金。
同样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或有家难归的流浪；同样是肉体的流浪，或精神的流浪，外国流浪汉小说家笔下的流浪汉的命运浸染着浓重的悲剧色彩，脚下没有一条能够真正通向幸福的路。而艾芜笔下的流浪汉虽然也有悲剧性的一面，但并不产生酷烈的悲剧效果，他们身上则往往表现出对生活的积极进取，乐观奋激的精神。所以艾芜笔下的流浪汉形象给读者的审美效果是积极向上的，奋发昂扬的。
收稿日期：1995-03-02
注释：
①盛子潮《艾芜与沙汀异同论》，《浙江学刊》1992年第2期。
②鲁迅《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③艾芜《南行记》、《我的旅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