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投资、健康冲击与贫困脆弱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能力论文,脆弱性论文,健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我国近十几年虽然扶贫成绩显著，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9422万下降到2010年的2688万。①但是自然灾害、疾病等负的外部冲击导致贫困人口波动较大，返贫问题严重，很多个体因负的外部冲击而暂时落入贫困或持久地陷入贫困。据推算，2008年的冰雪灾情导致湖北省返贫人口可能增加近180万人；②甘肃省因5.12汶川地震致使全省新增的返贫、致贫人口达230.3万人，返贫率达到30％以上；③据中国扶贫基金会报告显示，2010年西南五省区市干旱导致至少有218万人返贫。④控制“返贫”将是我国未来扶贫的重点考虑内容之一。研究返贫及扶贫一般从个体遭受的冲击与个体的“能力”着手。现实中遇到的冲击大致有宏观经济波动、自然灾害以及疾病和家庭变故这几类，可归为区域性总体冲击(如自然灾害)和个体特异性冲击(如健康冲击)。Ligon & Schechter(2003)在定义贫困脆弱性时也将其分解为贫困、特异性风险(idiosyncratic risk)和总体风险(aggregate risk)。
区域性的负外部冲击(如洪涝、雪灾、地震、干旱等自然灾害)具有持久的社会影响。这类冲击不仅直接影响到个体的收入，还会影响个体缓解冲击的资产、健康等手段，甚至可能会破坏信贷体系外的社区关系网络对个体风险的暂时性保障。Dercon， Hoddinott & Woldehanna(2005)利用埃塞俄比亚的15个村庄1999—2004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干旱对个体资产的破坏、消费的下降产生显著的影响。Alderman，Hoddinott & Kinsey(2006)研究也显示，雨水、干旱与人力资本形成的下降紧密相关。与区域性负外部冲击不一样的是，健康冲击一般只针对个体或家户(地区性流行病爆发这是例外)，因此，当家户中存在成员受到健康冲击时，则会导致该家户资源在生活消费、医疗支出以及健康投资等之间的再配置，如果是家户中主要收入来源者受到严重的负外部冲击，很可能会产生持久的影响。
冲击大多是外生的，很难控制，因此，应对冲击则要视个体能力的大小(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或者预防措施(如社会保障、个人保险、消费平滑等)。Sen(1999)认为获得良好的健康水平是个体一类重要的“可行性能力”，良好的健康是个体获得收入的前提(Schultz，2002；Ettner，1996；齐良书，2006；张车伟，2003等)。Datt & Hoogeveen(2003)对菲律宾的研究发现，负的外部冲击会导致个体生活质量下降，贫困程度加深，他们进一步指出，虽然贫困个体在保护消费上受到能力的约束，但个体在面对冲击时有平滑消费的迹象。杨文等人(2012)则利用Ligon & Schechter的脆弱性定义研究中国农村家庭的脆弱性时指出，提高个体的教育水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都能有效地降低个体的脆弱性。
本文研究健康冲击与“能力”(主要是健康、教育以及与健康相关的设施)对个体收入与支出的影响。基于最优消费框架，建立个体健康关于健康投入与外部冲击的动态方程，分析个体在外部冲击下，如何在“能力”投资与消费之间进行资源配置决策，并构造实证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不同群体(是否为低收入者、是否拥有保险)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如何进行决策。
二、能力、冲击与消费平滑理论和实证模型
(一)消费平滑的基本模型
在个体是理性的假设前提下，个体在考虑其消费活动时，一般会对宏观经济中未知的风险进行预防，以防止这种风险对自己未来消费的影响，但是贫困个体基本上无法参与到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因此，他们需要调整自己的资产数量来进行“自我保险”。个体通过平滑其消费并实行谨慎性储蓄来预防收入波动，个体会在收入较低时，降低储蓄避免消费下滑，在收入较高时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低收入。在此前提下，宏观经济的冲击对个体可能影响较小，因为个体在事前已经对风险进行相应的预防。对于个体来讲，他需要考虑如下的消费选择问题：
但是，在基本模型框架下，并不足以得出代表不同个体的丰富结论，不同类别的个体应对不同冲击的能力与反应是不一样的。对于富裕者或能力较强者，他们面临的选择不仅有消费，还有劳动以及能力的投资等，并且他们对冲击具有较强抵抗力，即使当前遭受冲击而落入贫困，他们也能很快从贫困中脱离出来。对于贫困者，贫困就是缘于贫困似乎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悖论，因为贫困者或者贫困线附近的个体本身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来抵抗冲击。在某些贫困脆弱性的测度方法下会得出“贫困但不脆弱”这样的结论，而这种测度方法导致如此错误判断的来源，是因为贫困者面对负的外部冲击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另外，贫困者在进行消费平滑时很可能面临着物质的约束，而在信贷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受到的约束可能更为严重，这会使得他们只能根据现有的财富来进行消费决策。
(二)冲击、能力投资和消费平滑
1.冲击与消费平滑的模型框架。在低收入者不能通过信贷市场进行风险平滑和个体劳动供给缺乏弹性的假设下，个体进行对负外部冲击防范的措施就是预防性储蓄以及资产的积累。Rosenzweig & Wolpin(1993)利用ICRISAT的数据分析发现家户一般对于资产的投资不足，他们认为这种投资不足是因为流动性约束以及穷困家户缺乏生产性资产维护的能力。一般地，劳动收入是个体主要收入来源，能力是决定个体劳动收入的关键因素，考虑个体收入来源或者个体自己能力可能遭受的外部冲击，则我们可以对前述的问题分析框架进行修正。首先，加入个体的能力(如健康、知识等)生产函数：
假设能力生产函数f(·)关于上期能力是递增的，关于个体能力商品消费投资是一个递增的凹函数。个体的能力培养中还有一类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邻里、社区、村或者更大区域的固定效应，这些因素会影响个体的偏好，同时，这种区域性的社会网络是个体或家户预防未知的特异性冲击(idiosyncratic shock)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存在信贷约束或者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社会中更是重要，而当前中国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就存在这类问题(邹薇，方迎风，2012)。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生产技术则是关于个体能力的函数，假设收入由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决定，即：
式(14)是关于消费的动态方程，因本文考虑了价格因素，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权衡还与价格变动的预期有关。等式(15)右边的下期边际效用与价格的变动是负相关的，因为当价格上升时，个体会减少下期消费，则下期的边际效用会增加。
结论一：当个体预期价格上涨时，会更倾向于当期消费。如果用个体未来落入贫困的概率来测度个体的贫困脆弱性时，则预期价格上涨会加大个体未来落入贫困的可能性。
但是，在面对冲击的情况下，个体是会如同 Thomas & Worrall(1990)的信息不对称的社会保险模型所预示的最终走向贫穷，还是如Kocherlakota(1996)的无承诺的社会保险模型中每个个体在极限中向某一固定消费流收敛，尚不确定。世界银行2011年4月的《食品价格观察》推测，如果世界银行的食品价格指数在2011年3月份基础上再增加10％，则有可能使生活在1.25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增加1000万，如果价格进一步飙升30％，则有可能使贫困人口增加3400万，更为严重的是，贫困者因缺乏能力去解决价格冲击，只能诉诸于低消费，如此会对长期的营养状况产生不良的影响，进而影响生产率和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破坏经济增长。
如果不存在资产约束(即式(13b)中的r=0)，将(13b)稍作调整可得如下的等式：
结论二：面对冲击时，个体不仅考虑到当前与未来消费之间的权衡，还要考虑到“能力”的投资以增加个体在未来的抵抗收入波动的能力；而资产约束会导致贫困个体的能力投资不足。
结论三：负的外部冲击和资产约束会对能力投资产生影响。如果能力投资的价格较高或者前期健康的边际收益较小，则负的冲击会减少消费和能力投资；如果不然，则负的冲击对消费与能力投资的影响方向相反。
(三)健康冲击与收入、支出的实证模型
首先，建立收入与健康，健康冲击、其它可能的冲击与个体特征的相应实证分析模型。如果假设个体健康的生产函数具有Dercon & Hoddinott(2004)中的形式：
，即健康存在折旧，并受到个体的前期健康、偏好、投入以及其它特征的影响。将其代入到收入生产函数中则可得到：
式(20)说明了收入与健康以及其它因素与冲击的关系。稍作调整，可得到收入关于健康，健康冲击、其它可能的冲击与个体特征的相应实证分析模型：
最后，为了评估政策和工具(如信贷支持、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资产等)对个体面临负的外部冲击时的影响，则可以在式(22)加入政策变量，如是否为低收入者、是否参加医疗保险等变量，模型的框架变为：
三、健康及健康冲击的定义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健康水平是个体进行劳动创造收入的必要前提，一旦个体身体处于非健康状态，则会影响个体的收入来源、增加个体医疗支出，使个体陷入贫困。那么，什么是健康?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健康不仅指狭义上的不生病或者不赢弱，而且还包括体格、精神与社会福利处在一种良好状态。健康冲击则指由于某种原因身体处在非健康状态，如生病、受伤、死亡都可列入健康冲击。因此，一个家户是否存在健康冲击，一方面可以通过一系列问题的答案来刻画(Islam& Maitra，2012)，例如该家户中是否有成员在一定时期内生过病以及生了几天的病?治病的医疗支出有多少?是否有家庭成员去世?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吗?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自评健康或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简称BMI)的变化来刻画(Wagstaff，2007)。但是，由于受到统计的局限性，在现实中很难一致地去估计个体身体健康状况。在宏观研究中，衡量一个国家健康人力资本的水平的变量有婴儿死亡率(Kalemli-Ozcan，2002；李力行，吴晓瑜，2011)、预期寿命(Acemoglu & Johnson，2007；蒋萍等，2008)以及各种疾病的发生率等。在微观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个体健康指标有：自评健康(Johnson，2010；封进，余央央，2007)；腰围、身高和体重等体测指标(Hoddinott & Kinsey，2001)与 BMI(Wagstaff，2007)；是否受过伤或患了什么疾病(Bartel & Taubman，1979)；是否进行一些常规的运动或体力劳动(如上楼有困难吗?走或跑1公理会感觉到困难吗?可以自己进行穿衣、洗澡和上厕所吗等)(Gertler & Gruber，2002)等。在实际研究中自评健康与BMI较为常用，活动测评一般用来测量老人的身体状况。
体测指标在健康以及健康冲击与收入的关系研究中比较常见，常用的体测指标有体重/身高、身高/年龄、体重/年龄、身体质量指数(BMI=体重(kg)/身高的平方(m[2]))等。体测指标虽然数值较为客观，但存在着参照标准的确定问题，即难以确定什么样的范围属于健康。现行的参照标准是根据具有某些共同特征(如性别、年龄、地区等)的群体来进行对比确定，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准确一致地刻画健康状况。国际上目前通用一种健康测量为BMI，BMI主要适用于成人，成长中的儿童、老人需要根据年龄等特征制定更详细的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BMI的分类标准中，体重正常范围为18.5～24.99，小于18.5为体重不足，大于25为超重。肥胖或营养不良导致的体重不足都会引发一系列的疾病，肥胖被认为是Ⅱ型糖尿病、心血管病、高血压、中风等产生的危险因素。但有研究指出WHO的标准并不适用于亚洲人，WHO(2004)则就亚洲人的标准进行测算。国际生命科学学会中国办事处组织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对我国21个省、市、地区人群的BMI、腰围、血压、血糖、血脂等24万人的相关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并据此指出，中国的BMI的超重下界限为24，肥胖的界限为28。⑤2002年全国营养与健康调查资料表明，以WHO标准，中国有14.7％的人超重，有2.6％的中国人肥胖；以2002年中国总人口数来算，中国有约1.84亿人超重，有约3100人处于肥胖，如果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有约2亿人超重，有约6000万人处于肥胖。⑥但是BMI测度出来的肥胖还可能是因为营养摄入过多，利用可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会发现，高收入群体比低收入群体超出正常BMI上限的比例要高，而BMI测度出来的营养不良的比例在低收入群体中则更大。
另一类常用的健康状况指标就是自评健康。自评健康是个体根据目前的状况来回答自己的健康水平，它属于主观分类指标，一般有分为五类：非常好、比较好、一般、差、非常差，不同的调查问卷的分类有所区别。自评健康在研究贫困与不平等以及健康冲击中比较常见(Allison & Foster，2004；Doorslaer& Jones，2003)。但使用自评健康作分析时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自评健康是分类指标，在实证分析中，对不同健康等级进行赋值需要慎重考虑，并不能简单的赋值，如1、2、3、4、5，因为非常好和比较好之前的差距并不一定与差和非常差的差距一样；其次，自评是对身体健康的主观评价，有报告偏差，不同的时间、年龄、地区、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个体特征会使得自身健康评价标准并不一样，不同的教育程度对健康的认识也有所不同，回答此问题的潜在标准也将存在差异。当询问个体“你觉得你的健康状况如何?非常好、好、一般、差”时，个体可能习惯性参照周边群体、历史健康状况、是否工作来进行回答，因此，在进行健康与劳动市场的关系分析时，需要考虑自评健康与个体劳动供给的内生关系可能使参数估计产生向上偏差。D'Uva et al.(2008)利用印度尼西亚、印度和中国三国的数据来研究个体异质性对自评健康的影响，证实了个体这种异质性对自评健康产生影响，不过他们也指出，这种健康测量偏差在测度健康不平等中影响不是很大。实证分析中还可以对自评健康报告偏差利用个体的特征变量进行纠正。本文的分析中会使用自评健康来衡量个体的健康状况，健康的冲击将使用自评健康的等级变化来衡量。
四、数据来源与分析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⑦该数据的成人调查中有关于个体健康的体测(身高、体重)指标和自评健康，并报告个体在近一个月内是否生病、行动能力以及自理能力等。自评健康从1997年开始单独列为调查选项，2009年的因权限问题无法获取，因此，目前可获取1997、2000、2004、2006共4次关于自评健康的调查数据。在成人调查表中，自评健康有4个等级：非常好、好、一般、差，但需要注意，该项调查的问题是“与同龄人相比，你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因此，用自评健康的变化不能反映长期的与年龄相关的健康状况变化。个体健康的冲击有两类：正的外部冲击和负的外部冲击，正的外部冲击即健康由差变为一般、好、非常好或者一般变为好、非常好或者好变为非常好，负的外部冲击则为非常好变为好、一般、差，或者好变为一般、差，或者一般变为差。依照调查表中的赋值(非常好为1、好为2、一般为3、差为4)，则正数表示负的冲击(3表示从非常好变为差，2表示从非常好变为一般或者好变为差，1表示非常好变为好或者好变为一般或者一般变为差)，负数表示正的冲击(-3表示从差变为非常好、-2表示从一般变为非常好或者差变为好，-1表示从差变为一般或者从一般变为好或者好变为非常好)。如果跳跃两个或三个等级则视为较大的冲击，跳跃一个等级则视为较小的冲击。
根据健康冲击的可用数据，本文对数据进行整理后，在有自评健康指标数据的4次调查中，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的样本量分别为5132、6398、6111和4836，其中，个体在1997～2000年、2000～2004年、2004～2006年中存在负的冲击的比例分别为30.47％、31.35％、28.84％。表1对不同收入群体在不同健康指标下的健康状况进行了统计，其中考虑到家户内部的分配问题，该表使用了经家户规模调整的收入。从表中可以发现，自评健康为一般和差的人数在最穷的20％人口中要比最富的20％人口中要多，但在过去四周是否受过伤或生过病的分布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别不大，而如果使用BMI，低收入家庭中的个体BMI小于18.5(可以理解为营养不良)的情况要比高收入家庭要严重得多，而高收入家庭中的个体的肥胖问题则要比低收入家庭要严重。因此，表1中的结果告诉我们在现代肥胖问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使用BMI作为健康指标分析个体以及家户关于健康的问题时要特别小心。在本文健康冲击的研究中，用BMI的变动也可能会得到相反的结果，因此，本文选择了自评健康的变动来代替健康冲击。
样本的统计描述见表2。其中家户与个体各类收入与支出都利用CPI调整到2009年，家户的劳动收入主要包括商业收入、手工业收入、工资收入、农业收入、养殖业收入、渔业收入和果菜园收入等，非劳动收入主要包括国家的补助和福利金、各种补贴、父母子女以及亲朋好友的赠予退休金等，家户支出主要由经营性支出、农业支出、渔业支出、养殖和果菜园支出等生产性支出构成。表2中的个体特异冲击(idiosyncratic shock)和社区总体冲击(aggregate shock)则分别用个体的家户收入变化与社区平均收入变化来代替(Gaiha & Imai，2008；Hoddinott & Quisumbing，2003)。为了与健康冲击表示符号一致以及实证分析的需要，将个体特异冲击和社区总体冲击的值都除以—1000，因此正值表示负的冲击，值越大表示受到的负冲击越大，负的值表示正的冲击，值越小则表示正的冲击越大。
五、实证分析的结果
(一)“能力”与健康状况
根据健康的生产函数，可以得出：
在本文的健康分析中使用的“能力”变量和其它的一些控制变量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是时间的不变量，健康滞后变量与这些时间不变量可能存在的相关性会导致式(24b)中估计出的系数估计不显著。因此，对式(24b)的估计我分为两步：第一步，对式(24)进行混合回归(pooling regression)，将回归预测的残值作为未被可能的时间不变量解释的健康(该步骤的回归结果在文中将不再呈现)，后文使用的滞后健康都是经过此步骤加入省份控制变量进行调整的；第二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健康与能力的关系进行回归。另外，健康滞后项的影响可能因所使用数据的时期间隔较长而被弱化，但是，加入自身健康的滞后项可以消除估计中个体健康内生性导致的估计偏差，因为，个体以前的健康状况良好，说明个体自身可能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本期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这也是很多健康研究中将滞后健康作为工具变量的原因。
实证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分别列出了没有健康滞后项(2—3列)和有加入健康滞后项(4—5列)的结果。可以发现，是否可以获取安全饮用水、是否可以使用清洁能源、家周边是否干净对个体的健康状况产生显著的正影响，个体的教育程度越高，个体的健康状况也要好些，因为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对健康及保护健康都有很深刻的认识。个体的年龄越高、家户规模越大、性别为女性或为单身的健康状况较差。注意到，表3中城市的健康状况相比农村较差，可能是因为内在的参考标准的差异所致，城市居民由于较高的教育水平、拥有良好的医疗保健设施以及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而对健康的认知能力更高，所以在自评时会有相对较高的参考标准。表3中4—5列的结果则显示，自身前期的健康对本期的健康有显著的正影响，发达地区(如江苏、山东和黑龙江)的健康水平要显著高于不发达地区。不过4—5列中是否获得安全饮用水不显著，可能是滞后项与残差项及“能力”变量的相关所导致。
(二)健康冲击与收入、支出波动
家户收入在这里被分为家户劳动所得和家户非劳动所得，因为，我们知道，个体的健康与健康的冲击可能只对劳动所得产生影响，对非劳动所得影响较小。非劳动所得中只有部分的补助与补贴可能与健康冲击有间接的关系，即当个体或家户受到负的冲击成为贫困时，国家以及亲朋好友可能予以救助，因此，这种间接关系可能导致健康、健康冲击对非劳动所得的影响与对劳动所得的影响出现相反的结果。回归的模型如前文(21)所示：
模型回归的策略依然采用固定效应法，估计的结果如表4—5所示。从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健康冲击与滞后一期的健康对劳动收入影响显著，负的冲击会导致劳动所得下降，对非劳动收入影响不显著，符号也与劳动所得的相反，这可能就是我们刚提到的间接效应所致，即个体遭受健康冲击时需要接受外界的转移收入较多。在表5中，健康冲击分为了正的冲击(小、大)和负的冲击(小、大)共4种，回归结果显示正的冲击对劳动收入有正向效应，而负的冲击对劳动收入有负向效应，冲击的大小则决定了正向或负向效应的大小，当然，正向或负向冲击对个体劳动收入的影响效应的程度从系数来看也不一样，负向效应可能有更大的影响效应。
在表4和表5中，其它的变量，如教育、城乡、单身都与预期的结果一致，即高的教育水平、在婚、城市中和发达省份的个体收入都相对较高，而非劳动所得在年长者、单身、女性、农村和欠发达省份中较高，这正显示出个体因“能力”较低在遭受冲击时接受外界的转移收入较多。在表4与表5中，也列出经CPI调整过的个体劳动所得与健康、健康冲击以及其它控制变量的关系。与家户劳动所得的回归结论基本一致，但在性别与家户规模上有所区别，因为使用家户收入，性别的差异将难以体现，家户劳动收入也将随着家户规模变大也会越大。表4与表5的列2—3中家户劳动所得回归结果中性别项不显著，个体劳动所得就非常显著，并且女性的劳动收入较低，家户规模越大的，个体的劳动所得越小。
表6中列出了健康冲击对家户支出的影响。从表中可以看出，负的冲击会导致家户支出下降，正的健康冲击则会导致家户支出上升，但小的健康冲击对家户的支出则影响不显著，这个结果可以看作家户对支出的平滑，一旦出现不利的冲击，家户会减少支出以防备不测。当然，由于这里的家户支出主要是生产性投资支出而不包括医疗支出，因此，出现这种结果也可能是家户应对不利的健康冲击减少家户投资方面的支出增加医疗支出。为了进一步验证家户支出可能是平滑行为所致，我们可以考虑个体其它特异冲击与社区总体冲击对家户支出的影响，可以看出个体的特异冲击与社区的总体冲击对个体支出也仍然是负的影响，即负的冲击会导致个体支出下降，因为，此时面对冲击，个体家户内部保险与社区的保险功能都可能下降。因此，可以给出这种现象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家户平滑支出；另一种是家户可能受到收入的约束却无法借贷而导致投资支出下降。
表7⑧则列出了健康冲击对与健康相关的能力投资的影响。与健康相关的能力投资本文用了饮用水、卫生设施、卫生状况的贫困变化来代替：如果等于0，则说明没有变化；如果等于1，则说明这些能力状况恶化，前面两者可以看作没有做出与健康相关的投资，如果等于—1；则说明个体或家户对与健康相关的能力进行了投资。当然，如此代替预期会使结果被大大弱化，并且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也还有待商榷。但从表7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如果个体面对负的健康冲击会使个体并不向与健康相关的能力进行投资；当面对正的健康冲击时个体或家户则进行投资。结合面临冲击时家户生产性支出的变化，可以发现个体面对负的冲击带来的收入下降进行预防性储蓄以平滑消费的可能性变得更大。
(三)健康冲击、保险与贫困陷阱
面对冲击时，个体或家户除了选择平滑自己的支出外，保险也是重要的手段之一，特别是面对健康冲击时，医疗保险成为预防支出波动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不同收入群体面临风险冲击受到的影响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收入较高者对自己的健康与教育等“能力”进行投资的可能性较大，并且高收入者更有可能比低收入者购买各类保险以预防未来风险带来的冲击。但对于低收入者来讲，一方面个体本身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弱，另一方面，能够缓解负的冲击带来的危害的手段也较少，因此，低收入者相比高收入者可能更脆弱，他们一旦遭受风险冲击时很容易落入持久性贫困，即“贫困陷阱”。那么，本部分将分析不同群体面临健康冲击时收入与支出的变化情况，以及分析医疗保险是否能够缓解健康冲击给个体带来的波动。分析冲击是否对不同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时，构造的一般实证模型如下：
健康冲击对不同群体的家户收入与家户生产性支出的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如表8和表9所示。在表8中，可以看出，健康冲击与前期的健康对个体的家户收入是负向的影响，但健康冲击对低收入者的影响则更为严重。如果有个体拥有医疗保险，则会缓解健康冲击对家户收入的不利影响。在表9中，健康冲击对低收入者的家户支出影响也更大，面临健康冲击时，低收入者会大幅度削减生产性的投资支出，原因类似前文：一是由于低收入者对风险冲击更脆弱，平滑消费的可能性更强；另一方面，低收入者面临着财富约束，因为在表8中我们知道低收入者面临风险冲击时收入下降的更为严重。表9中还指出，购买了保险的个体的家户生产性投资支出会更大。
在我们的分析样本中，低收入者中拥有医疗保险的比例为21.22％，高收入者中拥有医疗保险的比例为45.46％，城市居民拥有医疗保险的比例为53.05％，农村居民拥有医疗保险的比例为27.71％。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也显示，在消费支出方面，中国农村贫困农户相对全国农户较低，并且以食品、衣着和居住等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支出为主，对医疗保健与文教娱乐的支出偏低。2009年全国农户的生活消费性支出为3993.5元，其中41.0％用于食品支出、5.8％用于衣着支出、20.2％用于居住支出、8.5％用于文教娱乐支出、7.2％用于医疗保健支出，但贫困农户的生活消费性支出仅1021.7元，其中达67.7％用于食品支出、8.7％用于居住支出、2.9％用于文教娱乐支出、4.7％用于医疗保健支出，并且文教娱乐支出连续两年下降。在生活设施情况中全国农户中分别有76.9％、19.6％、30.3％的家户有自来水或深井水、水冲式厕所和使用清洁能源作为炊事主要能源，而贫困农户中分别只有61.7％、3.4％、13.3％，并且后两项的比重在下降。⑨因此，面对负的健康冲击，贫困个体极易陷入“贫困陷阱”。
六、冲击与贫困：总结
本文通过研究冲击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来分析个体贫困的原因，以健康冲击为例研究个体在遭受健康冲击时收入或不同支出的变化，并分析健康冲击对不同群体的影响。研究发现，冲击会影响个体在消费与能力投资之间的资源配置决策，当个体受到财富约束面临冲击致使收入下降时，个体会偏重当期消费、能力投资不足；健康冲击对个体或家户的劳动所得产生负向影响，对于低收入者，这种影响则更为严重，但健康冲击对非劳动所得产生正的影响，即个体在遭受负的健康冲击时因转移收入的增加非劳动所得增加，但在面对社区总体冲击时，非劳动所得与劳动所得都将显著下降；在个人生产性支出与健康投资方面，负的健康冲击会导致两者下降，可以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冲击较大严重影响个体的收入致使个体出现财富约束使得个体偏重当期消费，当然也有可能是个体进行预防性储蓄，但结合贫穷个体面对健康冲击时支出的下降得更为严重，则前者可能性较大；有医疗保险的个体面对健康冲击时收入或支出的波动较小，但相对高收入者或城市地区，医疗保险在低收入者中或农村地区使用率较低，结合健康冲击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更大，则可认为低收入者一旦遇到健康冲击，很可能会落入贫困陷阱。因此，增强个体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关键性因素，与此同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巩固区域性关系网络，使个体能够向“能力”投资分配更多的资源。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0》，统计使用的是2008年新的贫困线。
②数据来自国务院扶贫办，http://www.cpad.gov.cn/data/2008/0507/article_337706.htm。
③数据来自新华网，http://www.gs.xinhuanet.com/news/2008—10/22/content_14706055.htm。
④数据来自人民网，http://hi.people.com.cn/2010/05/23/554463.html。
⑤来自《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与控制指南》(节录)，营养学报，2004年第26卷第1期。
⑥统计数据来自，武阳丰：《中国的超重和肥胖：曾经消瘦的巨人如今肥胖成倍增长》，《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2006年8月第9卷第4期。
⑦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简称CHNS)数据，数据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联合采集。
⑧表7中是在两步回归中都未加入地区控制变量得出的结果，因为，加入地区控制变量后，结果变得非常不显著，并且冲击对三种能力投资的变化也会不一致，原因还有待考察。
⑨各项支出数据来自2009年和2010年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