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取向改革及与社会主义相关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2]02-0078-0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遭到 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中国和其他几个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陷入了举步 维艰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种种有关社会主义大失败甚至终结的言论不绝于耳。社会 主义何去何从，这是每一个关心社会主义命运和人类命运的人都在不断思索的问题。人 们在关注中国的走向，同时也注视着剧变后的苏联东欧各国的进程，希冀从中能够找到 解答问题的线索。
经过长时间的徘徊和摸索，中国终于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经济发展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此同时，前苏联东欧地区各国在经历了转轨的剧烈阵痛之后，也 大致上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开始由衰退走向复苏。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前社会主义 的苏联东欧各国，或者称之为“后社会主义国家”①(注：参见《从休克到治疗——后 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M]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 6月第1版。)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市场化改革道路，这一现象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 注。人们在把冠之以渐进改革方式的中国和激进改革方式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加以比较之 后，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一些人似乎从中国的发展看到了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曙光 ；而另一些人则断言，苏东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面对着同一现象，之所以产生如此 截然相反的看法，我想主要是基于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它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这一 基本问题有不同认识的原因。因此，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思考社会主义，就成为理论 工作者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从实践来看，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对以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必然要遇到许多问题和困难。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并不是任务的完结，而可以说仅仅是任务的提出。因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面临着诸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相容性问题
这个问题包含着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能否结合和如何有效结合两个层次的问 题。应该说，这是当代世界性的一大难题，有人已经预言，解决了这一问题，足以问鼎 诺贝尔经济学奖，②(注：何炼成《再谈中国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J]经济学动态 ，1999，(2)。)其难度由此可见一斑。解决二者兼容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困难，原因有二 ：一是市场经济从它产生时起就是同私有企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也正是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二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排斥市场经济。因此 ，要解决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问题，关键是如何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同私 有企业制度剥离开来，并通过改革探寻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使二者能有效地结合起 来。但是，有学者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不可能完全同资本主义剥离。③(注：洪银 兴《赢得市场——市场经济理论的新发展》[M]前言，第3—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 8.9。)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并不一定体现在公有制上，关键是寻求社会主义制 度的目标要求在市场经济中找到实现形式，也就是说，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同样都是社会 主义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众所周知，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经济特征是作为 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而提出来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东西。因此 按照这一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普遍排斥市场经济，实行统一的中央计划经济。这一 经济模式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很快就暴露出了它固有的弊端。在经历了长期的理 论论辩和实践探索之后，各社会主义国家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市场经济改革取向，当然 所选择的改革的方式和目标极为不同。原苏联和东欧各国选择的是建立西方式的市场经 济制度，采取激进的改革方式，对原国有经济实行私有化改革。在经过几年的经济转轨 之后，已经大致上建立了比较成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和越南等国家则以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采取的是渐进的改革方式，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不断对所 有制结构进行调整，并按照对公有制从内容到形式的全新的理解，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它既不再是要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或国有制，也不再是把公有制仅仅看作是只有国有制 一种形式，与之相关的按劳分配形式也由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取而代之。 如何评价两种改革模式，不仅关系到对这些国家改革本身的基本评价，而且关系到对社 会主义理论的重新认识问题。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改革，人们从两方面提出了疑问，一 是公有制基础上能不能搞市场经济：二是搞了市场经济还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 归结起来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说白一点，也就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 能否兼容。对此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完全可以兼容 ，我们称之为“相容论”，这是目前占主流的观点，也是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在私有制基础上才能建成真正的市场经济， 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取消公有制，搞私有化，我们称之为“相斥论”。如曾是市场 社会主义倡导者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mai)断言：经典的社会主义是一种 以一贯之的制度，……资本主义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制度，……从另一方面看，实现市场 社会主义的尝试产生了一种不一以贯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存在着相互排斥的因素： 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与市场的运行无法和谐共存。④(注：转引自[美]伯特尔·奥尔曼《 市场社会主义》[M]新华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3页。)让我们先来看看两种观点 所持的理由。
持“相斥论”观点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否定社会主义能够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因 而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可以说，自马克思社会主义理 论产生伊始就已经存在，而且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达到白热化程度，以奥地利经济学家米 塞斯为代表，他认为，社会主义由于不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必然产生信息不足或扭曲， 结果是低效率和浪费。米塞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没有认识到这点，主要囿于 两个错误观点：一是将客观使用价值置于首位；二是认为物品对一个人的效用可以由别 人客观地加以判断。这一种观点在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那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不仅 从经济上论证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而且从政治和人性方面论证社会主义的不合理性， 他认为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另一种是公有制不可能与市场对接， 结论是要搞市场经济，必须进行彻底的私有化改革，因而否定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社会 主义性质，与此相关，认为前苏联东欧各国所采取的激进化改革、彻底的私有化改革才 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应该说，上述两种观点虽然论证方法不同，但是它们都是 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既定的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使用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完 全社会化、生产完全集中计划、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如果争论的双方缺乏概念的一致 性，那么这种争论就毫无意义。就这一点而言，我想，相容论和相斥论的争论多少有点 各自为战、互不接火的味道。
“相容论”从重新定义公有制概念入手，展开自己的论证。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仅包括 国有制，而且也包括其他集体经济、合作经济、股份所有制等，不仅如此，“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概念的引入，又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概念所包括的成份更加宽泛了，各种个体 经济、私营经济在初级阶段这一范畴下统统取得了合理合法的地位。这样一来，对社会 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的论证，就成了两者之间的相互论证。这至少是逻辑上的错误 。因为实行市场经济后，社会的性质还是一个尚待论证的命题，而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已 有定论且拿来作为论证另一个论题的前提，否则就成了自我论证。指出这一点的目的并 不是否定这种相容性，而是希望能够找到新的更科学更有说服力的论证方法和途径。解 决的方法，或者是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或者是承认现实的社会，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还 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或许可以理 解成这种矛盾解决的折衷办法，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折衷办法却不是最终的解决 办法。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空洞争论，而是涉及到对市场改革的价值取向问 题——即如何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作取舍。因为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效率与公平模式的选择上。
还有一个人们产生疑问较大的问题，即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这个问题当然与市 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否相容的问题密切相关。按照目前的理论解释，我们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不能与之相适应，因而应该退回去，退 回到与低水平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市场经济上来。问题是，按 照这个理论，将来生产力发达了，“高级阶段”了，还要不要市场经济?所有制的形式 是什么样子?按照一些人的理解，那是不要的。如果不要，那么可不可以预期，中国将 来至少还要再经历一回过渡?因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过渡，先是社会主 义改革运动，后是市场经济改革。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在理论上造成混乱，而且在实 践中造成许多人心有余悸，于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还有一种观点，市场和市场制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作为解决人们相互关系的一种 最经济、最巧妙的工具是无法替代的，事实上，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之分，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市场制度只有一种，市场逻辑也只有一个，无所谓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但却有发育程度的不同和扩展范围的差异。⑤(注：参见《政 治中国》[C]第118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基于这样的观点，那么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提法就根本成了多余的了，目前这种观点虽然还不占多数，但其分析论证在相 当程度上还是有说服力的。作为学术研究，我们不应该对此过早下断语，毕竟这种观点 是基于认真严肃的科学研究之上。
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接问题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关键问题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对接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公有制的基础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多少年来经营状况一直不景气，按照 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问题的决议》，大部分企业按照政企 分开、产权明晰、权责结合、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改革；在所有制上进行了 股权多元化的改革，既大力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又注意发展不同形式的公有制经济 ，并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现有国有企业的改造和创立新的国家控股企业。这当然是解决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接的一种有效办法，但是如何保证国家控股企业增产增效，使之真 正能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这仍然是许多人十分关注和担忧的问题。可以说，只要 国有企业改革没有成功，就不能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完成和成功。这应该是不 言而喻的事。因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体现。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并指出了 这样一个事实，迄今被广泛称誉的中国市场经济奇迹的，主要是那些体制外经济因素生 长所致。而国有企业处境还没有多少明显的改观。虽然说基本维持国有企业的旧有状态 在改革前期的确起到了稳定经济、稳定就业的作用，然而现在，许多国有企业经济效益 不好已经成为经济进一步前进的沉重负担。国有企业发展困境不仅表现在缺乏效益上， 而且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已引起广泛关注。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国务院派驻国有大 型企业事会主席李士忠在概括了国有资产流失的10个方面的表现后，在分析造成国有资 产严重流失的原因时指出，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有资产出资人不 到位，缺乏国有资产管理实体；对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督，经营者、特别是“一把手”权 力过大，没有约束等。这是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严重问题，所谓的改革已经到了攻坚战 阶段，主要指的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究竟如何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迄今为止，概括起来大致 上有两套思路：一种是，就国有企业改革本身而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如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等，这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和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 问题的决议》中已有明确的表述，这就是建立政企分开、产权明晰、权责结合、管理科 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另一种思路是走出就事论事的困境。认为在经济取得顺利发展、基 本解决温饱实现小康的情况下，在改革已经进行到必须对原有计划经济的主体——国有 企业动大手术才能为继的情况下，在既往改革积累的矛盾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不从政 治架构、经济利益、社会体系、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生活方式等等所有方面作出努力 ，我们的改革就很难继续下去。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必须要求进行相应的政治 和行政体制改革。当然，如果改革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扩展到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 ，肯定会对社会的稳定有一些影响，如何在改革和稳定及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的 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考虑权衡。
三、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问题
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作为改革的两种模式或思路，近年来颇为学术界乃至范围更广的 社会公众所关注。产生这一问题的起因在于，同为向市场经济方向改革，中国和前苏联 东欧各国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方式，人们在根据自己的判断标准进行判断时得出了极不相 同的结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成绩斐然，而俄罗斯和东欧的激进改革正泥足深 陷，因而中国选择的渐进改革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之所以产生 这种不同首先在于他们对何为激进改革，何为渐进改革，在理解上存在不同。
一般认为，激进改革或“休克疗法”是指通过迅速而猛烈的一步到位的价格放开，形 成商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同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使整个计划 经济体系在瞬间崩溃，然后在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作用下，在消费者与生产者的逐利过 程中，按照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的引导，迅速形成市场秩序，建立起市场经济的 基本结构，以俄罗斯和波兰、捷克这样一些国家为代表。至于渐进改革，是指在较长时 间内通过逐步地用市场经济的因素，通过人为的有意识的培育，在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过 渡时期后最终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以中国为代表。
当然也还有观点不满足于仅仅从改革的方式和思路的意义上去理解激进改革和渐进改 革的内涵。他们不同意那种过多地把眼光放在了经济领域，过多地强调了改革过程和经 济自由化过程的技巧性差别上，而是从经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意识形态、生活 方式等等更广泛的角度去理解。一位俄罗斯学者对激进改革作了这样不同的解释，他说 ，所谓激进改革的思想或模式指的是：(1)改革应当是综合性的、一揽子的，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等等社会各方面的转变应当在一个总体框架内一并进行 ，而不应当人为地割裂这一个总体过程。(2)作为整个社会变革的核心和基础，经济的 市场化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不应当人为地拖长两种体制和结构并存的局面； (3)这一破坏过程由于各国情况的不同会长短不一，但总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用处于过 程之中的状态作为估计变革成功与否和这种改革方式优劣的主要依据；(4)剧烈的社会 变革必然伴随着消费者福利的下降，只有当经济转变接近完成，公众的福利才会不断改 善，但是无论如何，各阶层从中受益会不同，福利的改善不可能是帕累托式的。他认为 “休克疗法”不能与激进改革相等同，休克疗法只是纯经济的一种技术性(操作性)方法 ，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按照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坐在书斋里想出来的。好像价 格一放开自然就会有资源按照稀缺性理论合理配置，一进行企业自由化马上就会产生企 业家精神。在俄罗斯，只是在盖达尔执政时期的很短时间内实行过休克疗法，在盖达尔 执政后期就不是休克疗法了，当切尔诺梅尔金出任总理后，更放弃了休克疗法，但俄罗 斯的改革仍然应当被认为是激进的改革。由此他反对那种仅从经济的角度去评价俄罗斯 改革的成就，而应当看到政治、社会、生活方式包括公众同政府的关系等等的变化，看 到公众的选择权、知情权等等诸种权力的扩大和人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的扩大等等方面 去评价。⑥(注：参见《政治中国》[C]第137—145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针 对那种否定俄罗斯改革道路的观点，他强调指出，对于改革模式的选择，不能轻易地作 价值判断，因为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改革肯定比单纯的经济改革震动要大：能量的短时 间释放肯定比长时间释放震动要大，而且俄罗斯的激进改革同国家解体这样的历史问题 搅在一起震动就尤其大，但这种震动不应当完全记到激进改革的账上。 因此，我们既不应该过多地囿于对于这两种改革方式的评价上，也不能从短期的效果 对改革成功与否做出判断，何况改革方式的选择也许不能不考虑各国的不同的国情。正 如俄罗斯学者所说的，俄罗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激进的走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道路 是正确的，就像中国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渐进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 主政治道路一样。我们在分析比较中俄改革时，决不能作简单的对比。因为两国情况存 在太多的不同，如俄罗斯虽然也是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但已完成工业化，而中国正 在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这使中国对经济增长的要求更强烈、更急迫；中国的地区差异 和不平衡比俄罗斯大得多，因而地区矛盾、自立倾向都较强烈，只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 政府才能维持稳定；俄罗斯是一个文化发达、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而中国的文化 发展相对落后，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人口的主体是农民，还有大量的文盲，人民 相对更关心物质福利的改善；中国受着独特的东方儒家文化的影响，孔夫子的传统十分 深厚，而俄罗斯基本上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两国在选择改革模式上的 不同。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从建立市场经济及与之相协调的社会政治体制的意义上 来说，无论激进改革还是渐进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所谓渐进改革不过是把 这任务分散到长得多的时间来完成，因而其对社会的震动就要小得多，但有些无论激进 、渐进改革都要完成的共同任务，虽可推迟，却无法绕开、无法回避。
四、市场化改革与政治民主化的互动关系问题
市场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经济体 制改革，现阶段主要是指市场化改革，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与之配套，这就是邓小平同志 早就指出过的，“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 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 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⑦(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另一方面，全面确立市场经济为进一步实行政治体制 改革敞开了大门。因为市场经济绝不仅仅是指自由交易，你买我卖，更不是仅仅意味着 有钱可赚，而是隐含着与计划经济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如果说计划经济的政治逻辑是 无限政府的话，那么市场经济的政治逻辑就是有限的政府；如果说计划经济的社会秩序 是由上至下构成的，那么市场经济下的市场秩序则是由下至上构成的；如果说计划经济 的权力靠的是强制，那么市场经济下政府权力的基础是自愿同意。长久以来，人们一直 始终致力于寻找有效的制止政府滥用权力的办法，但是直到市场经济的出现，才使得这 一愿望有机会成为现实。市场经济把社会活动分成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这样两个领域。 市场上的活动只发生在私人领域。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退出这一领域，把政府权力 的作用局限在公共领域之内。这就为限制、缩小政府的权力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市场经济能够限制国家权力，而计划经济则扩大国家的权力。自由市场经济造成了一 个庞大的免受政府干预的生活空间，从而保留了自由的条件与环境。市场经济的政治含 义就是政府与经济的分离，其政治前提是政府不插手民间的经济事务。权力没有受到限 制的政府就没有自由的市场经济。
当然，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而恰恰是通过限制政府的作用来创造市场经济 所依托的政治环境，市场经济要求政府的最为根本的职能就是保障财产权和经济自由。 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是一对特殊的双胞胎，它们要么双双问世，要么双双离去。所以有 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经“有限政府”到“民主政治”之间的三点一线，应该是中国政治 体制改革的合理轨迹。20世纪全世界的历史事实证明，靠单一的国有制经济不行，一切 交给国家政府去包办也不行。尤其是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任何形式的国家主义都 不行了。这是一个全面的普遍的回归社会的时代。回归社会，就是社会的问题主要由社 会自身去解决，也就是由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社会群体自己去解决，而不是由国家包 办，国家只是从上面给一个规范，维持一种秩序，这是国家和社会相互之间的一种全新 的关系。从理论上，就是划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建立公民社会，确立公共领域与私人 领域。
在进行俄罗斯和中国改革的比较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由于采取了先 经济后政治的顺序，所以取得了成功，而俄罗斯由于先政治后经济，或政治改革和经济 改革同步，因而造成了严重后果。对此俄罗斯学者自己却有着不同的看法。⑧(注：参 见《政治中国》[C]第137—145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他们认为，俄罗斯改革 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除了经济上的问题之外，他们也同时关注政治 、社会等领域存在的问题，如那种封闭的、非民主的社会结构以及专制主义的官僚政体 。因此除了要求改善经济福利外，俄罗斯人民也更关心改善政治环境和生活方式。因此 他们认为，在社会民主化、政治多元化、从政治社会变为公民社会的进步等等方面他们 取得的成绩比在经济上更好一些。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受教育程 度较高的人支持改革，支持现行政策。其实我们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对经济体制改革 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双向互动关系的感受和认识是相当深刻的，譬如官僚阶层的逐利 和寻租行为、腐败现象的普遍化，这些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受到制约和监 督的权力越来越有机会和可能聚敛财富、贪污受贿。如果没有与之配套的政治架构、行 政体制、司法制度、新闻舆论、监督制度的制约和监督，腐败现象将趋于无穷大。近年 来我国政府不断地进行反腐败的努力，但其成效一直不佳，腐败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其 原因恐怕只能从政治改革滞后因素中去找。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不同时进行政治 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不但能够进行下去，甚至还可以进行的又快又“彻底”，但却 没有公正可言，“权贵私有化”不可避免，那样将是中国改革最大的失败。⑨(注：参 见《政治中国》[C]第118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公有制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休克疗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