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音史中的比较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语音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九世纪西欧的比较方法经由北欧引进中国。这个北欧版的比较方法是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术氛围下的典型代表；由于体用关系结合巧妙，后代学者都透过它去了解那一套生疏的推演逻辑，以为这个北欧版就是西欧原版，足为汉语语音史研究的法式。
学术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是：正值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行将完工之际(1915-1926)，梅耶(1924)受邀到他的邻国挪威首府发表演说，谈“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总结十九世纪的西欧经验。其中有两段评述相当耀眼：（岑麒祥，1992）
1.历代的文献虽然能提供语言在前后各个时代的状况，可是我们在文献上却找不到语言的连续性。（10页）
2.两种语言间相符合的事实越特殊，它们的证明力量就越大，所以例外的形式是最适宜于用来确定一种“共同语”的形式的。（22页）
于今看来，梅耶这两则画龙点睛的评论似乎未卜先知地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汉语语音史研究提出针砭，因为北欧版的作法正好背道而驰：串连文献，专注例内。
其实，北欧版不仅在当时已与西欧主流背道而驰，也与约略同时及后续的北美版多所龃龉。作为关注的焦点，在文献材料的解析上更与后起的中国版格格不入。北欧版如此别出心裁地主导着二十世纪的汉语语音史研究，到底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为什么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已经充分掌握这个利器的学者反被指为不懂历史语言学？
1.文献材料
关于文献材料，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1933)有两段评论，一方面强调其重要价值，一方面也不讳言其局限：
由于文献材料内含过去语言习惯的信息，研究语言演变的初步工作是研究这些文献材料，如属可得的话。（282页）
从所有上述例子看来，显然文献材料只能提供历史语言一个不完整、常被扭曲的画面。这个画面必须经过解析，其工序常旷日费时。（293页）
类似的说法在布氏之前已可闻见，在布氏之后也常见于历史语言学的扉页。作为指导原则，这个从西方经验提炼出来的结晶放在东方同样适用。
文献材料如何为汉语语音史服务，传统的认知是：通过《切韵》把上古《诗经》和现代方言丝联绳引起来。其结果：上下两头尖，中间一段肥，形同一个橄榄球状。这是北欧版留给后人的印象，实际上的北欧版并非那么粗糙。
重建伊始，《切韵》本身就像一堆谜题(riddles)。面对这部依声分卷，卷内分韵的押韵字典，高本汉破解谜题的三把钥匙是：(1)宋代假托司马光著的《切韵指掌图》；(2)日本、朝鲜、安南的汉字音；(3)出自《切韵》的现代汉语方言(Karlgren，1954:215-216)。这个排序说明了韵图的分量，高本汉了解《切韵》语音内涵的主要途径是透过韵图，域外方言和本土方言只不过被用来充当韵图的辅助说明(Norman，1988:41)。
由于韵图提供了开合、等第与摄界的蓝图，为重建工作奠定了定性分析的形式要件，多少年来，学界对此项作法并不以为忤。不但不以为不妥，反倒认为天经地义，因为在中国古老的传统里，要指称《切韵》的某个韵目，前面总得再加上别的标签，例如臻摄开口三等殷韵。
近年崛起的中国版有两个深入肯綮的观察。鲁国尧(2002)指出：
自唐至元从无“等韵”和以“等韵”为定语的词语，而这些到明代才出现，延用至现代，术语先后的历史阶段是不可不了解的。……我们要特别指出，韵图是层累地造出来的复合性的产品，具有多层级的积淀，利用切韵图研究语音史不可不具有这一认识。
这项从文献材料本身所透视出来的观点可谓力透纸背。李荣(1983)从方言出发去看文献材料，所获结论入木三分。他说：
江永的四句话①是在北京那一路音系的基础上说的。这个话的价值也就在这个上头，适用的范围也限于此。因此不能奉为金科玉律，也不能贬得一文不值。……对传统的一些音韵名目，我们得明白它是在什么音韵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要恰如其分地了解，恰如其分地使用。否则你多读一本书，你的脖子就多套上一根绳子，绳子多了，就寸步难行。
从中国版看北欧版，态势十分明朗。北欧版的特色可以总结为：以摄为纲，韵分四等；开合洪细，囊括其中。这种把传统音韵名目压缩成近乎一个平面的作法只是北欧版的起步，为了区别起见可以称之为“首度文献串连”。相对而言，中国版试图恢复传统音韵名目的本来面貌。两个版式的差异可从下列图形呈现出来：
北欧的压缩版中，摄是大界，不可逾越，有如外墙；等是小界，有如内墙。只有先进入摄，然后才能依等论韵。这就是北欧版重建汉语语音史的工作原则。
首度文献串连所获得的成果显然令人信心十足；文献材料得到阐发，汉语方言得到解释，比较方法也似乎妥适地发挥应有的功效。北欧版于是进行“二度文献串连”，让首度文献串连使用过的基本元素再次发挥各自的职能，只是这一回摄界不再登场，取而代之的是《诗经》韵部。原来不能逾越的外墙，进入中古更早的时期突然不见踪影，就方法学来说不能不说是奇迹。即便其它元素持续有效，但从《诗经》到《切韵》的发展犹如天花乱坠。面对这种画面，新近的中国版也提出严正的怀疑。底下是陈保亚(1999)的评论：
从《切韵》往上看，即把中古的《切韵》和上古的《诗经》比较，无论把《切韵》看成哪个地方的代表方言，都会和语音演变的规律性产生矛盾。……从《诗经》到《切韵》，韵部主要是一个分化过程，而且分化比较严重，韵部增加了很多。问题还不在于分化的数量。如果分化是有条件的，分化得再多也符合语音演变的规律。同质论的矛盾就在于，从《诗经》到《切韵》，很多分化是找不到条件的。如果只是几个韵部找不到分化的条件，尚可说是我们的研究深度不够，条件尚未找到。现在的难点是，从《诗经》到《切韵》，很多韵部的分化都找不到条件。这可能不是条件尚未找到的问题。找不到条件，而说从《诗经》到《切韵》产生了变化，这是违背语音演变的规律性的。
这个评论是中国本土所发出的空谷足音，其视野超脱文献材料，直指历史语言学的核心问题。
北欧版的另一个假设也与中国版大相径庭：《切韵·序》所谈三个成书要旨，北欧版只肯定其中之一而否定其余；中国版则不但充分肯定还积极加以证实。序中的三个要点是：
A.剖析毫厘，分别黍累。B.南北是非，古今通塞。C.我辈数人，定则定矣。
高本汉前后几次评论主要是针对陆法言的这些现身说法。例如对“剖析毫厘，分别黍累”，他的解读是材料供应者具有“灵敏的耳朵”。他在《中国音韵学研究》（高本汉，1982:526）总结时说：
我们把这个古代语言定得那么细密，这个办法是不是有点冒险？……前几章研究过的声母系统已经告诉我们反切的作者是有多么灵敏的耳朵，那么他们对于韵母也有同样透彻的分析，自在意料之中。
至于另外两项，高本汉(Karlgren，1949)斥之为无稽。他在《中国语之性质及其历史》中写道：
有些学者，因为执迷于《切韵·序》上的几句话，却揣想这本韵书既是由好几位作者集体写成的，就人为地调和了若干不同的方言。再没有比这个更错的了。《切韵》实在是表现一个单纯的语言，中国北部的语言，即首都长安的语言……（杜其容译，1963:45）
周祖谟(1966)对相关问题做了扎实详瞻的研究，结论可分三点来说：一、《切韵》撰集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正音，一方面是便于南北通用；二、分韵根据大都本之于南方的韵书与字书，如夏侯该《韵略》、顾野王《玉篇》；三、定音的根据是重今而不重古的。前两个结论与北欧版大为不同：南北通用说明《切韵》绝非一时一地的语音系统，而分类标准大量取汲于南方说明它不是北部的长安方言。定则定矣以今音为准，这一点说明《切韵》有所取舍，失收、不收所在多有。这三个结论已大体涵盖了《切韵·序》的三个要点。就汉语方言发展的不平衡性来说，南北是非义同古今通塞，因为南方倾向比北方保守，古今就是保守与创新。
总结言之，对汉语语音史文献材料的解读，中国版与北欧版显著不同，差异如下：
一、层次性 北欧版以摄为纲，把韵等摄压缩成近乎一个平面，模糊了其中原有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其结果是音变甚微，如有变化也是一步到位。中国版认为应该还原层次真相。
二、规律性 北欧版的二度文献串连把《诗经》和《切韵》用丝联绳引的办法串成一条条直线，没有条件可言，却说是分化的结果，殊不符语音变化的规律。中国版深致怀疑。
三、综合性 北欧版不信“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综合色彩，声称《切韵》为北方的单一音系。中国版所见南北兼备，南方份量比北方还要浓厚。
四、例外性 北欧版无视“我辈数人，定则定矣”的正音企图，自然没有韵书失收的例外。中国版了解其正音的苦心，对韵书失收的例外指证历历②。
直线发展观的外貌很像语言的连续性，然而经过两度文献串连，高本汉仍然没有达成梅耶所说的连续性。事实说明，北欧版的比较方法不是西欧－北美一脉相传的比较方法。如何处理中国版的观点无疑成为下一个挑战。
2.比较方法
比较方法发轫于十九世纪的西欧，初无其名，只是印欧语学者默默锤炼，从摸索中辟出的一个逻辑思考方法。后来传到美国，经过二十世纪结构主义音系学的洗礼，成为今日所见(Fox，1995:43-44)。就技术层面来说，比较方法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两对比；就观念层面来说，比较方法是在语言发展不平衡的事实基础上，依规律性假设，不仰赖文献材料，重视例外去执行那套逻辑运算程序的。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北欧版在汉语语音史的推演过程中只及于两两对比的技术层面，未涉观念层面（包括音系学和方言地理学的反思）。
经过北美的洗礼，原来飘忽不可捉摸的思考方法，变得条理明确，可用形式化的办法加以掌握（参看Fox，1995）。如果，我们把上述北欧版用图形来呈现，可得下列三个画面：
图1
图2
图3
图1就是首度串连以摄为纲的代表，把它倒置于图2之下，其结果就是图3。如图所示，《切韵》之后所见音韵名目不但被视为《切韵》固有，还延伸及于《切韵》以前；音韵特色或音变“条件”一用再用，构成了北欧版汉语语音史比较方法的绝大特色。其结果：万世一系，上古以来变动甚微。这种文献串连的作法，北美的历史语言学家甚不以为然。洪尼斯华尔德(Hoenigswald，1991)说：“应该知道，不管是比较法还是内部重建法，都不仰赖文献材料③。”换言之，我们应该根据比较方法去解释文献材料，不是利用文献材料来驾驭比较方法。
摄界问题 北欧版以摄为纲，依等分韵，《切韵》的覃、谈、咸、衔分作四章：
，am，彼此近似。从比较方法执行的结果来看，其间的区别是三足鼎立：*um，*om，*am④。反映这三分局面的最佳方言是江苏南通：（
或作
）
谈韵介于左右两类之间，部分与咸衔合流，部分与覃韵合流。这样的对应关系说明它们分别来自
，较早的来源应带双唇鼻音尾。今音分化的规律是：
/dental（齿音）_；
/dental_；
/velar（软颚音）_。
扩大比较范围，浮现如下画面：江西黎川覃谈合流而与咸衔有别，广东梅县则全部合流。
切韵umomam
黎川omomam
梅县amamam
如果说，南通所见代表韵的区别，黎川所见应是等的反映，而梅县大量合流的现象就是摄界取义的根据。传统音韵名目有其语音基础，韵、等、摄的语音基础大抵如南通、黎川、梅县所示。更精确地说，原来的语音基础也许不复闻见，相应的平行现象犹可复原，分层次地进行复原。
其中的覃韵最富于启发。借用传统的名称，覃韵原为合口一等，首度元音降低(u＞o)使它成为开口一等，再度元音降低(o＞a)使它成为咸摄开口一等。所谓重韵就是韵母合流；覃在《切韵》独立，后来元音降低了才与谈合流成一等重韵，覃谈元音降低与咸衔合流，才有所谓摄的事实基础。以摄为纲，按图索骥，很难看到覃韵原来不在咸摄的事实，它原来应在另一个国度：深摄⑤。
总括言之，北欧版以摄为纲模糊了韵类早期的界线，使人们看不清汉语语音史的层次性和阶段性。两种比较法的差异如下图所示：
以摄为纲（左图）把等视为分化条件，事实上如右图所示，等是合流先声。
文部问题 《诗经》文部巾、斤、君三字分见于《切韵》真、殷、文三韵。真殷在韵图属开口三等，文属合口三等。北欧版得想方设法在上古文部中区分两三种条件使后来的分化有所凭借。这种处理方式最足以看出同质假设的问题。
首先看殷韵。南北朝时期，殷韵具有游移性质：有的诗人真殷通押与文有别，有的诗人殷文相押与真有别⑥。
音类真 殷 文
早期真 ∶ 殷 ～ 文
晚期真 ～ 殷 ∶ 文
殷韵游走于左右两类，并无独立地位，正合周祖谟(1966:458)所说：“取其分而不取其合，对整个语音系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从语言发展不平衡性来看，殷文相押代表保守，殷真相押代表创新，真文还是两类：-in，-iun。尽管经历了一千五百年左右岁月的冲刷，殷韵的游移性质仍然活跃于现代方言：北方倾向于*-in，如北京、苏州、长沙；南方倾向于*-iun，如梅县、厦门、福州（王福堂，2008）。
其次看真殷两韵。北欧版依开口三等为真殷的文部字找寻分化条件，然而梅县、厦门不受牢笼，读为合口三等：
这些不受韵图开口三等约束的读法，实际已越出《切韵》韵类的界限而与文韵紧紧守在一起。换言之，上古文部都是合口的⑦，开口三等的读法是从合口三等递变出来的；较早的进入真韵，较晚的归在殷韵。递变只有从方言地理学的经验才可望了解，例如可从著名的“莱因河扇”的例子得到启发（Rhenish Fan，参看Bynon，1977:176-177）。这是南北是非的另一个实例。
从文献材料的层次性看，真殷在《切韵》分为两韵，到韵图定作开口三等的时候两韵实际已经合流。这样的重韵现象一如上文所说覃谈。北欧版不问开口三等背后代表的意义，将它放在上古当作分化的条件，倒果为因。北欧版专注比较法的技术层面，如果引进北美版的音变观念情况很不相同。萨丕尔的“沿流”在此正好派上用场。我的解释：文部的*-iun＞in变化是汉语史的主流，从古到今汉语方言不断进行，只不过南北步调不一；步调不一而方向一致，这就是“沿流”。文献所见不协调或混乱现象，与其说不符规律，不如说是符合规律但进展速度随地而异。梅县殷韵-in（斤、筋）、-iun（芹、近）互见，一叶知秋。
正音问题 《切韵》有正音企图，这是因应汉语方言发展不平衡性所采取的断然措施。如果了解颜之推所说“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自生民以来，固常然矣！”的背景，就不难理解“萧颜多所决定”代表有取有舍。凡所闻见，悉数罗列，这种描写(describe)的态度在分韵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这种规范(prescribe)的态度在定音上发挥关键的作用。问题就在：凡所取必有语音基础，凡所弃未必向壁虚造。因为，语音的发展有其内部规律；精切固然代代相传，疏缓也不绝如缕。正音如果获得权威机构大力推广，也得经过长期努力才可望把不正逐出日常生活。
鼻 《切韵》的传统读“毗至切”，据此反切北京应作
，今读
来自入声，反切可作“毗质切”，但韵书失收⑧。有趣的是，现代汉语方言绝大多数的“鼻”字读法承自入声一派，承自去声的相对居于少数。这在《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反映得很清楚（曹志耘，2008）。厦门文读入声
，白读去声
就是这两个音读传统的反映；文读以雅言通语身份进入闽地，可见《切韵》正音所取去声一读未必是当时雅言通语，可能是方言新声。
鼠 《切韵》的传统作“舒吕切”，书母。许多汉语方言的擦音声母读法反映这个传统，包括北京、西安、太原、成都、南昌、广州。另外还有许多方言读塞擦音，反切可作“昌吕切”，包括合肥、扬州、苏州、温州、厦门、福州。
这两个例子具体而微说明了什么是“定则定矣”：凡有两读或多读，《切韵》仅取其一而弃其余。概括如下：
例字鼻鼠例字鼻鼠
方言入声 昌母 方言*-t
韵书去声 书母 韵书
换言之，在保守与创新之间作抉择，《切韵》悉采创新一读。
北欧版的同质论不肯相信“定则定矣”有取舍问题，因此现代汉语方言鼻字的入声仍应来自阴声韵，只是其韵尾与入声尾有别；类似的情况，鼠字的塞擦音读法不应来自，而应来自他处。异质论的观点简明易晓：《切韵》以前，鼻字已有去入两派，更早则都共同来自*-t；鼠字原有昌书两派，更早共同来自昌，《切韵》重今不重古，所以鼻字去声，鼠字书母入选。
3.闽语世界
北欧版的汉语语音史研究并无多少闽语的影子，几乎在标签它具有突出的存古色彩之后就予以冰封起来⑨。从西欧版的精神看起来，闽语的地位应同于日耳曼语族中的哥特语、拉丁语族中的古典拉丁语。换言之，闽语是北欧版的未竟之业。北美版的兴起就是对这一神秘世界的积极探索。北美版的探索工作分两路进行，一路是重建原始闽语，一路是探索原始汉语。
原始闽语的重建是在两个基本前提下展开的。第一个假设是，原始闽语不同于《切韵》。不用说，这是北欧版看法的延续。这样，如果执行比较法所获结论与文献材料不同，不必惊怪。第二个假设是，所比较的方言确属闽语，以保证方言内涵的同构型。为此，罗杰瑞定下宏规用做材料鉴别的根据：凡“啼、糖、沓、头”四字读送气th-，而“蹄、弟、豆、断、袋、腹、毒、铜”八字读不送气的，这样的方言很可能就是闽语(Norman，1988:229)。
一般汉语方言声调的发展只要从古音的三分格局下进行探讨，就可以获得清楚的说明。罗杰瑞执行比较法之后认为，这样的发音方法远不足以提供闽语声调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因此，他的古闽语声母呈六分状态，一般的p、
、b之外，新增
、-b、-p。底下是他的材料证据，数字表调类：
其中的*是送气浊音，-b是软化浊音，-p是软化清音。这三个新增的“共同语形式”不见于文献材料，却是严格执行比较法所获的结论，相关的问题可分几方面去透视。
比较方法 首先，我们得肯定上述六分法是认真、严格执行比较方法的结果，它的每一项古闽语声母都有声调对应关系的特色，时或伴以声母发展的特色。六种对应关系代表六个古音来源，这是正宗的比较法的精神。
文献材料 从北欧版的眼光来看，上述结果于古无据，殊不足以为法式。但从西欧－北美一脉相传的比较法来看，北欧版的文献串连才是离经叛道。如梅耶、洪尼斯华尔德所说，比较法有其内在逻辑，并不仰赖文献材料。用于古无据的理由否定上述结论，那是对比较法的污蔑。
同质假设 古闽语重建伊始，罗杰瑞先已费了好大力气去界定什么是闽语，最终选出“定母12字”作为诊断测试(diagnostic test)之用，以保证所比较的对象同出一源。他绝没料到，闽语内部的区别从1963年开始就有“沿海”(coastal)与“内陆”(inland)的分野。这种分野表明：即使原来同出一源，后来的发展也随地而异。
正常传承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地理形势孕育了错综复杂的历史人文景观。明王世懋《闽部疏》曾谓：“建邵之人带豫音”，邵武带豫音历历如在眼前，建阳、建瓯的特色则除了豫音之外，还有吴语渗入。内陆闽语比沿海闽语复杂之处在于多了一项语言接触的因素。假设沿海闽语是古闽语正常传承(normal trasmission)下的发展⑩，内陆闽语有正常传承与非正常传承两种情况。软化的那套声母根据的就是这非正常传承的例证。
层次问题 严格执行比较法最后开启了层次分析的新局面。如果*-b、*-p是非正常传承的产品，*b、*之别也应如此分析。从沿海闽语看，为什么声调行为一致，而“爬”读不送气，“皮”读送气，这就是层次问题。从闽语内部这类现象的高度一致性来看，闽语形成时就已如此。这种层次问题与上述正常传承与否的层次问题宜分别看待。
面对古闽语声母六分，汉语语音史学者多少不免觉得荒诞不经，甚至怀疑比较方法徒增困扰。这样的态度对比较法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误解。比较方法有两面性(dualism)：方法的运用与成果的解释。即英国历史语言学家福克斯(Fox，1995:13)所说“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ults on the other”。了解其中的分际，上述疑惑自然烟消云散。六分只是六项对应关系的概括，它们有没有历史的效用还得从其它角度去提供解释；后来风起云涌的层次分析不是从执行比较方法获得启发，难道是文献材料开蒙训示？
西欧历史比较法的颠峰之作是1875年推出的维尔纳定律(Verner's law)，解决日耳曼语系辅音浊化与否的问题。由于维尔纳从日耳曼语内部找不到决定变化的因素，改从梵语汲取灵感，把梵语所见重音位置视为日耳曼语原始状态，从而解决悬宕已久的印欧语的一个环节。一般历史语言学著作把维尔纳定律视为条件音变的杰出代表，霍凯特(Hockett，1958)从方法学的观点称之为“颠倒重建”(Inverted reconstruction)。汉语语音史内部也有类似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可以称之为“东方的维尔纳定律”。
北美版的另一项汉语语音史工程是重建原始汉语，闽语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维尔纳定律中的梵语。这个版本之所以崛起，主要是因为北欧版的下列处理方式：件
，健
。同一个条件底下，何以分化如上，北欧版没有解释。北美版从闽语福州方言出发，目的就在尝试解决类似的难题。《切韵》的仙韵(
)在福州念
，元韵（
）念
。然而，应该念的“件”字，福州念
，与“健”同音。比较下列形式：
依《切韵》，福州的“件”应与“乾”同韵读
，然而事实与“健”同韵读。这三个字都是群母，从《诗经》元部分化为《切韵》仙、元两韵找不到分化条件；从《切韵》看福州方言，“件”字又成为例外。分化解决不了问题，合流说代之而起。北美版把福州方言所见视为原始汉语的早期状态，《切韵》的分合情况与福州不同四：
例字 乾
件 健例字 乾件 健
原始汉语 ian ∶ ion ～ ion原始汉语 ian ∶ ion ～ ion
《切韵》 ian ～ ian ∶ ion福州 
北美版这项工程照理应在原始闽语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实际的进展是原始汉语比原始闽语还早奠基。原始汉语的基本构想可以简括如右图(Chang，1972)：
《切韵》的地理基础宽广，可据以投射原始汉语，其中闽语与《切韵》分合的差异尤其值得注意。其意义有如下几点：
原始汉语 北欧版的最早阶段是《诗经》上古，那是文献串连的必然结局。原始汉语是比较法的概念，也就是史前(prehistory)的概念。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
连续发展 北欧版的橄榄球状发展想方设法给后代的分化找寻上古分化的条件，结果还是任令没有条件也有分化发生。北美版从这个球形的思考模式跳脱出来，不但《切韵》连闽语也都一起照顾。
闽语地位 北欧版中闽语的特殊地位是从“以摄为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如果我们改从还原版出发，不难看到：摄的模样相当完整地保存于闽南方言文读系统，三四等韵的区别保存于闽南语的白读系统。这两种保守状态不是压缩版能看得出来的，它是从还原版层次观透视出来的。两种保守状态并存，这在汉语方言相当突出。如果再加上前《切韵》或原始汉语的成分，闽语几可说是一座汉语史博物馆。
北美版是认真执行比较法的结果。原始闽语开启了层次分析的先河，对汉语方言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面镜子；原始汉语则打破文献串连的思考框架，对语言的连续性辟出一条道路。相对于北欧版中比较法受缚于文献材料的境况，北美版可以说是解放运动。
4.结语
北欧版用两个分化模式把汉语语音史文献串连起来，首度文献串连用过的基本元素在二度文献串连时再次使用一遍，原来属于演变结果的标签被当作演变启动的分化条件。串连文献不可能达成梅耶所说“语言的连续性”；同一个条件一用再用，其结果是：汉语语音史没有什么变化可言，如有变化也变化甚微。如果仅从比较法的技术操作面去看，北欧版似乎是天衣无缝，天经地义，密合无间。如果从技术层面跳脱出来，注视实质面、观念面，天地无比恢阔。
1)分化模式 布氏说：“早年印欧语学者并不了解树形图只不过是用来说明他们的方法；寝假，他们把内部一致的祖先语言及其后代突然的、干净利索的分化视为历史事实。”(Bloomfield，1933:311)北欧版的历史渊源就是早年印欧语学者的思想观念。
2)同质假设 穆勒说：“世上没有混合语言。”(Max Müller，1871:Es gibt keine Mischsprache)舒哈特说：“世上没有纯然不混合的语言。”(Hugo Schuchardt，1884:Es gibt keine v
llig ungemischte Sprache)北欧版同质假设的观念源自穆勒；上古至中古大体没有方言差异，有之自《切韵》开始。
3)规律假设 新语法学派的宣言：“语音变化没有例外”(Leskien，1876:Sound laws suffer no exceptions)。吉野鸿说：“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Gilliéron，1902-1910:Chaque mot a son histoire)北欧版的规律观念来自新语法学派而非方言地理学者。
4)雅俗观念 布氏说：“18世纪的语言学家相信文学语言及上层阶级的语言比较符合标准，地方方言不然。”(Bloomfield，1933:321)北欧版说《切韵》是长安方言，《诗经》是周代雅言大约出自同一思考模式。实际情况是：“方言常保存标准语已经不复存在的古代形式(12)。”
5)沿流变化 萨丕尔说：“早就断绝了关系的语言会经历同一的，或非常相似的变相。许多这样的事例里，完全可以看出，绝没有方言的互相影响。”(Sapir，1921:172)汉语方言屡见不鲜的事实是：同一方向的演变各地速度不同。这个观念北欧版缺如，因此所有后代的差异都得想办法从前代找出不同条件而又未必尽如人意。
语言理论的建设都不免有必要的理想化(necessary idealization)，重要的是保持冷静以对，避免削足适履。就汉语语音史而言，北欧版的理论建设系于两个分化模式。这两个模式系为联结文献而设，而不是为语言的连系性做准备。
注释：
①这四句话是《音学辨微·八辨等列》所云：“音韵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
②参看李荣(1961)《陆法言的〈切韵〉》，收于《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26-39页）。
③原文：It should,however,be understood that neither the comparative method nor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depend on written records.
④咸衔两韵在现代汉语方言没有迹象能显示区别，暂时合为一类。
⑤参看作者(2007)《论探摄结构及相关问题》，《语言研究》总第66期，1-9页。
⑥参看周祖谟(1992)《齐梁陈隋时期诗文韵部研究》，收于《语言文史论集》（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69页。
⑦参看冯蒸(1997)《〈切韵〉痕魂、欣文、咍灰非开合对立说——兼论覃谈二韵的主元音》，收于《汉语音韵学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50-183页。
⑧参看注释②。
⑨如高本汉说，现代汉语方言都承自《切韵》，只有闽语例外。(Karlgren:they all (except the Min dialects) derive from the Ts'ie-yun language.1954:216)
⑩这是Thomason & Kaufman(1988:10)所提的观念。参看Language Contact,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参看Kun Chang & Betty Sheft Chang (1972):The Proto-Chinese Final System and Chieh-yun,BIHP monograph No.26.Academia Sinica.郑晓峰(2009)《粤客闽赣方言的仙韵B类字》，《粤语跨学科研究》——第13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115-122页。香港城市大学语言信息科学研究中心。
(12)梅耶说：“历代文献所提供的事实，比起那些从来没有人把它记载下来的重大事实，差不多总是不大重要、无关轻重的。”参看岑麒祥(199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