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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景山东街沙滩后街59号破烂不堪的大门旁的左面墙上， 镶嵌着两块牌匾。一块写着：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
北京市人民政府一九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公布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一九九○年十月立
另一块上写着：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其校址原为乾隆帝四女和嘉公主府空闲府第。当年，光绪帝在维新派推动下，接受康、梁的变法主张，实行新政，开办京师大学堂为新政措施之一。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现建筑保留原属于和嘉公主府的正殿、公主院等清式建筑和民国年间建成的数学系楼及“西斋”十四排中式平房，是我国近代成立的第一座最高学府。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趁机对中国掀起了又一次的瓜分狂潮，清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唤起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了一场救亡图存的变法维新运动。他们设学会、办报馆、著书译文，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科学知识，试图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制度进行变革。他们首先从废科举，兴学校着手。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组织的“强学会”正式成立，他们购置图书、收藏报刊、开会演讲、讨论学术、批评时政，但于次年被西太后强迫光绪帝下令查封。后御史胡孚辰在翁同龢支持下奏请解禁，清廷才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任官书局督办。孙家鼐受命后，拟定官书局章程七条。同时，他提议在官书局中设学堂一所。但由于缺乏经费，设学堂一事未能实现。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1896年6月12日），支持康、 梁变法活动的刑部左侍郎李端藁在给清廷的《奏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他建议：“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毕业后“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在创办京师大学堂的经费问题上，他认为：“帷京师为首善之区，不宜因陋就简，示天下以朴，似当酌动帑藏以崇体制。每岁得十余万，规模已可大成，中国之大，岂以此十余万为贫富哉。”此外，他还提出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5项建议。 他在奏折的结尾写道：“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由于维新派的反复倡导，终于得到光绪帝的同意，当日光绪谕令：“至所请京师建设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请饬下该管大臣，察度情形筹办，从之。”但顽固派却以经费困难为由，使此事未付诸实行。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年1月29日）， 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也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与此同时，御史王鹏运也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正月二十五日（2月15日）， 光绪发上谕：“御史王鹏运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等语，京师大学堂，叠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其详细章程，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筹具奏。”而总理衙门却以“事属创始，筹划匪易”为借口，“尚未就绪”。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 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实行新政。诏令中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但顽固派仍继续敷衍，拖延不办。康有为很是焦急，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又在《请开学校折》中催促光绪帝：“夫养人才，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阴，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在康有为的催促下，光绪帝于五月初八日（6月26 日）再次发出上谕警告敷衍办学者：“倘有仍前玩愒，并不依限覆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这样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才重视此事，由总理衙门于五月十五日（7月3日）上奏《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并附由梁启超代拟的《章程》清单。章程规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办学方针，还规定了“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这样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孙家鼐，曾任过光绪帝的老师，对总理衙门起草的章程不太满意。他受命为管学大臣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898年8月9日），又向光绪帝上奏了《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提出了筹办大学堂的具体计划八条，光绪帝当即硃批：“即着孙家鼐按照所拟各节认真办理，以专责成。”
经孙家鼐推荐，清廷任命丁冠西为总教习，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开办大学堂经费为35万两，常年用费为20万两。户部指定以华俄道胜银行的中国政府存款的利息支付，不敷之数由户部补足。因新建校舍来不及，先拨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为临时校舍，并略加扩充、修缮。
正当京师大学堂积极筹办时，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1898年9 月21日），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突然发生政变，囚禁光绪，捕杀维新党人，废除一切新政措施，唯独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保留了下来，命孙家鼐继续负责筹办。其原因，在一篇《北京大学堂述闻》中记载：“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然闻得礼部各堂官以及守旧诸臣，亦均不以此举为然，视学堂一事若赘疣。然推原其故，所以不能经废者，盖因外洋各教习均已延序，势难中止，不能不勉强敷衍，以塞其口，以故在事诸人，亦均无精打采，意兴索然。”
1898年12月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但学堂规模较原计划大为缩小，仅设仕学院，让举人、进士出身之京曹入院学习，同时附设中小学，每堂不过十余人，原定招500人，现“学生不及百人”。 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废除了新学科目，恢复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一切充满了封建气息。
1900年春，孙家鼐为反对西太后阴谋废黜光绪皇帝，愤而辞职，由许景澄代理管学大臣职务。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三日（1900年7月28 日），许景澄因反对利用义和团攻打洋人的政策，被西太后处死。七月九日（8月3日），西太后下令停办大学堂。七月二十日（8月14日），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被俄、德侵略军踞为营房，教习、学生纷纷散逃，房屋、图书、仪器等大部被毁，大学堂停办。
从1898——1900年间的大学堂，称为“戊戌大学”，因已改变了最初办学的宗旨，实质上是一所旧式的封建书院。
庚子以后，顽固派的腐朽面目彻底暴露，知识界思想活跃，爱国激情高涨，纷纷倡办新式学堂。清廷迫于时势，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1902年1月10日）正式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兴学育才， 实为当今急务。京师首善之区，尤宜加意作育，以树风声，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即切实举办。着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次日并命：“昨已有旨饬办京师大学堂，并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所有从前设立之同文馆，毋庸隶外务部，着即归入大学堂，一并责成张百熙管理，务即认真整饬，以副委任。”这样，我国最早的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就此终止，并入大学堂。
张百熙早年曾作过光绪帝的侍读，他积极提倡变法自强，在知识界颇得人心。张百熙受命后，很想有所作为，把京师大学堂办好。张百熙向清廷举荐前直隶冀州知州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辞退了丁韪良等外国教习，另聘日本学者服部宇之吉和法学博士岩谷孙藏为教习。他所拟定的一套学堂章程（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15日）上奏，并获准颁行。张百熙奏请清廷增拨经费， 在原址马神庙扩建校舍和办公室120余间。经过积极筹备，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三日（1902年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招生考试，先后录取182名学生，1902年12月17日，大学堂举行入学典礼， 宣布开学。并以12月17日作为校庆日。
大学堂恢复后，管理体制、教学内容，屡有改动。先设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预备科分政、艺两科。1902年同文馆归并大学堂时改为翻译科，三科地址仍在马神庙。1903年又增设医学实业馆、译学馆和进士馆三馆：医学实业馆，授中西医学，设在后孙公园；翻译科并入译学馆，授英、俄、法、德、日五国语言文字，地址在北河沿； 进士馆，令新进士皆入馆肄业， 地址在太仆寺街。光绪三十年（1904年），仕学馆与进士馆合并，后改为政法学堂，校址在西城李阁老胡同。1906年医学实业馆与施医局合并，发展成后来的北平大学医学院。同年，预备科改为京师高等学堂，发展为后来的北平师范大学。宣统二年（1910年），大学堂正式办成分科大学，设经、文、法、格致（理科）、农、工、商七科，3月30日举行开学典礼，学生共计400多人。
宣统三年（1911年）11月，爆发武昌起义，清廷调兵遣将，南下镇压，经费紧张，下令大学堂暂时停办。
1902——1911年间的京师大学堂，也称为“壬寅大学”。它虽然是一所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学校，“但是课程里明显地包括了由中西教授们讲授的各种西洋的学科。……它是有鼓励性质的，受人欢迎的，因为这是舍弃训练人才的现行制度的又一表现。”它毕竟采用了西方某些教育制度，引进了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和自然科学内容，与戊戌大学相比，确有扩充和改进，但距近代大学的要求还很远。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1912年1 月成立了中华民国，2月，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学部改称教育部，教育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大学堂总监督改称大学校长，严复继任北大第一任校长。经、文二科合并为文科，格致科改称理科，其它各科照办。1912年10月，严复因与教育部有矛盾，辞职离京。由马良、何燏、胡仁源等先后继任校长。1913年译学馆停办，1914年农科独立成为农业专门学校（地址在望海楼）。1916年12月26日，在文科教授马叙伦等人的推荐下，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到校任职。从此，北大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蔡元培一上任即对学校体制和学科设置进行改革，将文、理、法、工、商五科调整为文、理、法三科。1919年，又废去文、理、法科之名，改为“系”，全校共设14个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地质学系、哲学系、中文系、英文系、法文系、德文系、俄文系、史学系、经济系、政治系、法律系。1920年，又改设三院：第一院即文学院（在汉花园）；第二院即理学院（在马神庙）；第三院即法学院（在北河沿）。蔡元培任校长期间，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大力倡导学术研究、思想自由的风气，聘用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文化人任教，其中有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他们使北大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
1927年7月20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以教育部名义， 决定取消北京大学，将北京的国立九所高等学校合并成立所谓“京师大学校”。由于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1929年8月，又恢复了北京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师生辗转南下，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由长沙迁到昆明， 将校名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立文、理、工、法、师范5个学院26个学系。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西南联大每年仍有3000名左右在校生坚持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于1946年5月宣告结束， 北京大学在北平复校，同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正式开学，当时，共设有文、理、法、医、农、工6个学院（33个系、2个专修科）和一个独立的文科研究所，学生总数为3400多人。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北京大学获得了新生。 为了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北大将校庆日由过去的12月17日改为5月4日。1951年6月，政务院任命著名经济学家、 教育家马寅初为解放后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1952年暑期，北京大学全部迁到原燕京大学校址。从此以后，北京大学的历史揭开了全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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