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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115(2006)01-0001-06
当代的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
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都有大幅度的提高。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人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意识均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在这种空前变革之中，人们的心理失去了平衡——其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的物质利益（财富）的占有与分配不公。致使许多人愈来愈贪婪，自私，丧失了起码的良知。他们甚至一夜暴富，而另一部分人，辛勤劳作，所得无几，生活虽有改善，但活得十分艰难。有病无钱医，有子上不起学。于是社会人际关系紧张起来，对立、冲突与摩擦，接踵而至，显得很不协调。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社会不和谐，个人与自己也不和谐。
由于人们的贪婪与自私，还造成与自然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不是始于今日，已有一段历史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研究一下，良知与和谐的关系。
为此，我们需要向先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中寻求智慧与帮助。
一 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合理性分析
王阳明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继承了陆九渊“心即理”的思想，创立了“心外无理”——“心理合一”为基础的“致良知”学说，后人称为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并驾齐驱，统称宋明道学，对后世影响深远。
“致良知”是王阳明伦理思想的核心，它涉及道德的起源、道德行为判断的标准、道德修养等问题。
何谓“致良知”？简言之，就是对先天具有的心中之理的自我认识。良知是天理。天下一切事物及其规律，都包括在良知之中，“致”即达到的意思。达到了良知，就掌握了一切真理。
王阳明说：“良知者，心之本体”。（《传习录·答陆原静书》）又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传习录上》）这就是说心是一切知识的起源，包括道德意识、道德原则与规范，即孝悌忠信，仁义礼智起源于心。所以他又说：“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需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传习录下》）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良知”是判断一切善恶是非的标准。他说：“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辩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传习录·答顾东桥书》）这就是说是非善恶离开良知，将无法判断。
“致良知”，也是王阳明的道德修养论。作为道德修养论的“致良知”就是“胜私复理”，即克除私欲对良知的障蔽，以复明吾心之天理。这也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王阳明在《传习录》上写道：“……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而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良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
在王阳明看来，普通人的良知、往往受私欲遮蔽，所以要“格物”，才能达到良知。然而他所谓格物与朱熹不同，朱熹认为“格物致知”，即是“即物穷理”，向外用功，以求灭绝私欲。王阳明反其道而行之，对“格物”作了新的解释，他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大学问》）这同孟子“大人格君之格”一脉相承。格物就是格心，即正心，在心理上作去恶为善的功夫。“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也就是说，向内用劲。
修养的基本方法即作“格物致知之功”，即是“省察克治”。所谓“省察克治”，反省内心深处的私欲，把它揪出来，进行分析批判，连根拔起，彻底铲除。他以猫捕鼠的故事比喻如何“省察克治”。所谓一眼看着，一耳听着，私念一有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亦如对付盗贼一样，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直到无私可克为止。
总之，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是他的宇宙论、道德论，也是他的修养论。
作为宇宙论、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一切都在心里，这显然是不科学的主观唯心论。
作为道德论，善恶是非，都是本然之心即善良之心的产物，也是不可取的，它违背了实践出真知，实践检验知识包括道德知识的真理性的原则。
作为修养论，认为人性善良，人天生本善，是片面的。而恶，恶行、恶习是良心受了障蔽而形成的，则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实，就人的本性而论，无所谓善恶，善恶是后天习染的，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王阳明企图通过“省察克治”之功，消灭哪怕是一分一毫的人欲之私。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反人性、反科学的。
这里他混淆欲与私的界限，欲与私不是一回事。欲望、欲念、欲求，是人的本能，人行为的巨大动力。否认了欲的价值，人将无法生存。“欲”失去度才是“私”。这一点，明末清初思想家戴震说的好：“欲之失谓之私，私则贪邪随之矣”。这个见解，可谓真知灼见，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可见宋明理学倡导“存天理，去人欲”，把人欲与私混为一谈，似乎不妥，欲不是私，“欲”不当即过分才是私。当然有些时候，个人正当的欲也可以称为“私欲”，然而这里的“私”指个人的或自己的欲（望）。
阳明学“致良知”从道德修养论角度上理解，它的合理性，则是“反省内求”或“省察克治”。为什么它是合理的呢？因为，它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一个事物的变异、质变，外部因素非常重要，但毕竟是外部条件。这些外部条件或因素只起引发、加速、或延迟的作用。真正变化、改变性质、改变面貌，内部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一如中国改革开放，如招商引资、吸引国外投资、引进国外的技术、人才、管理方法等，关键是内部的改革，包括制度、法律、政策的调整，以创造良好的基础与环境。这是我们经济起飞，和平崛起，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原因。
反省。做人做事，反省、省察即是回头看看，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以再接再励，继续奋进。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为人谋”、“与朋友交”、“传”，这是说为大众服务，与朋友同事交往，对待师长、上级教诲的态度，这三个方面，关系到做事、做人的道理。经常反省、就会有进步、有发展，否则，就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内求。王阳明先生主张人的修养要向内用功，不假外求。“格物致知”，关键在匡正意念，端正行为的动机，去掉邪念，以保证行为的正当性，这是正确的。人的行为受观念或意识的指导，观念不正确、行为就不正当。行为不正当，观念就不会正确。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阳明先生非常形象、生动地用猫捉老鼠的故事形容抓住头脑中一闪而生之邪念，即不正当的私欲，把它克服掉。这是非常科学的，防患于未然或防微杜渐就要这样做。现实生活中，那些“见利忘义”、“见财起意”的人，难道不是“一念之差”吗？不是私欲过分膨胀的结果吗？可见，克服头脑里哪怕是一闪而过的错误观念，即不正当的私欲不可忽视，也是做正派的人，有道德的人的保障。
阳明先生特别强调完全、彻底的克服邪念，“除恶务尽”，不姑息，不迁就，斩草除根。这种坚决的态度，值得充分肯定。须知人生活在世界上不可放纵邪念，更不可任意妄为。当今之世人们放纵私欲，过度消费，穷奢极欲，红灯绿酒，纸醉金迷。“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破坏生态，损毁环境，在所不惜，甚至无以复加，造成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紧张，极其不和谐。在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方面，“金钱拜物教”空前盛行，人人都在追逐金钱。迷信“有了金钱就有一切”。于是不择手段，掠夺、聚敛财富。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如今人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是真的，什么人是可信的。传统的诚信美德已荡然无存，人人相互设防，社会不和谐，空前严重。
党和政府之所以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就是因为存在诸多方面的不和谐，它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深入地改革开放。我们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已成为全党、全民、全社会的共识，为此首先应明了什么是“和”或者“和谐”，接下来才好讨论怎样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
二 建设和谐社会，和与同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崇尚“和”，以“和”为贵、为高、为重。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为政》）这是说，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先王治国的方法，以此为美。
孔子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意思说君子讲和谐，小人主同一。这里的“和”是有差别的一致，这里的同则是无差别的同一。
《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回答桓公的话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对此，当代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有精湛的解读。他说：“不同事物聚和而得其平衡，故能产生新事物，故云‘和实生物’，如果只是相同事物重复相加，那就还是原来事物，不可能产生新事物。故云，‘同则不继’。”[1](P127-128)
张岱年先生的解读是完全正确的。所谓“和”就是把不同的事物聚和在一起，经过整合的功夫，变成一种新的事物。如“羹”汤。把数种不同的原料和佐料放到锅里去熬，即烹调而成，这就是羹；好喝、美味无穷。反之，原料、佐料都很单一，做成的汤，不受喝，没味道。又如音乐，一支交响曲，之所以悦耳，是因为有多种乐器配合演奏，大提琴、小提琴、双簧管、钢琴、还有若干种打击乐器等，此外还要有演唱者高低、清浊、长短、缓急声调的相反相成，相成相济的和合，才会悠扬悦耳，心旷神怡，这就是所谓“和”。否则，乐器、歌声都单一、单调，听众会感到乏味，甚至烦躁，这是因为同的缘故。
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社会无处不有“和”，否则，完全是同，那就会死气沉沉，毫无生气。最终，经济不经济、政治不政治，文化不文化，民族不民族，社会不社会。
例如，我们今日的市场经济，有个体经济、私有经济、集体经济、国有经济、合资经济等，于是才会繁荣发达、生机勃勃，否则只是一种公有经济，那还是市场经济吗？
又如政治，共产党领导，是执政党，还必须有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对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否则共产党一统天下，政治就不会清明，很可能走向专制、独裁的道路。
就领导班子而言，必须团结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这样工作才有朝气，决策才能科学，才能够比较好的反映大众的意见与诉求。否则，完全一致，没有异议，工作就毫无创造性。
毛泽东当年曾经说过：“不惧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2](P1096)这段话直接讲的是党内民主生活问题，但其精神实质是讲党内领导班子如何保持“和”，保持团结一致。那种“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彼此相安无事，没有任何批评、任何的不同意见，那就是“同”。“同”的结果就是肌体受到腐蚀，最后蜕化变质。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史，我们见到不少地方党委或政府班子一齐烂掉，原因是他们只讲“同”，只讲如何与第一把手保持一致，不讲“和”，不懂“和”是不同意见、不同观点、不同作风的调和，是一种对立统一，错误地理解“和”，就是一鼻孔出气，就是和气一团。从不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就文化而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和”，一花独放，一家单鸣，就是同。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这就是繁荣文化和科学的“和”的方针。毛泽东接着又说：“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派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与科学的发展”。[3](P388)这就是所谓“同”，“同则不继”。没有发展，没有前进。“和实生物”，生机盎然。
民族问题，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岐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各民族大团结就是“和”。平等、互助、相互尊重。否则，如果汉族强迫少数民族“归顺”，强制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则是“同”。反之亦然，在任何少数民族地区的主体少数民族，也不得强迫汉族“归顺”或者强迫另一少数民族“归顺”他们。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为振兴中华而奋斗，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社会由各种组织、单位、团体等组成。如家庭、学校、企业、政府、机关等。他们各得其所，各尽其责。他们都有各自的权益，又都有对国家，全体公民的社会责任，彼此要相互尊重，友好合作，顾全大局，服从整体。这就是“和”，否则，毫无个性，成为一模一样的单位，这就是“同”。社会将不成其为社会。一言以敝之曰，既要有统一性，又要有独立性，这才是真正的和。
由此可知“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价值，普遍价值。家庭要讲和。夫妻、父子、兄弟要和，所谓“家和万事兴”。企业要讲和。员工与老板，员工与顾客，员工与员工相互间都要和，所谓“和气生财”。机关、团体，政府部门内部、彼此之间要讲和，合作共事，互相支持，所谓“团结就是力量”。各国家间也要讲“和”。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平等互利，即所谓“和平共处”。人与自然也要讲“和”。人来自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体，人是自然界一成员。自然界供给人衣食住行的资源，所以人应当保护自然、善待自然、感恩自然。恰如庄子在《齐物论》中所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张载所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
对立面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对立面的和谐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天下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毛泽东说：“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与变化”。[3](P372)
这里说的对立面的“统一”就是“和”，就是平衡。这里说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不和”，就是失衡，就是转化。可见没有斗争、事物不能发展变化，没有和谐也没有发展变化，“和”的确也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极为重要的方面。这即是“和”的价值之所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们国家是稳定的，各方面的关系比较“和谐”，这是我们和平崛起，经济快速腾飞的根本原因。
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的，由和谐到不和谐再到和谐。
今日中国之所以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因为出现了许多的不和谐。我们克服这些不和谐，以求得新的和谐。这是我们社会永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 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容与举措
为什么要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呢？我们的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和谐。这些不和谐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党、政府与群众的关系，阻碍进一步的改革与开放，阻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首先是人与自然不和谐。
我们国家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且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上，因此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
我们的生态危机表现：一是植被破坏严重。森林资源锐减，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仅为16.5%，人均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森林面积的五分之一。二是水土流失惊人。由于修路、采矿、开荒等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目前水土流失面积达到了67万平方公里。三是土地荒漠化、沙化加速。截止1999年底全国沙化土地面积高达17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现在仍以每年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不断扩展。四是耕地逐年减少。受“三废“污染（即废水、废气、废渣）的耕地面积达1.5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二十分之一。五是水资源严重匮乏。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2200立方米，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全国600多座城市中三分之二供水不足，六分之一严重缺水。
我国环境污染形势严峻。一是大气污染严重，目前我国二氧化硫年排放量居世界第二。极严重地危害人们的健康，呼吸道、肺气肿、肺癌等发病率上升。二是水质日趋恶化。我们78%的淡水污染物超标，40%的水源不能饮用，酸雨面积在增加，海洋、江河、湖泊被污染，全国七大水系如长江、珠江、松花江、淮河、黄河、辽河、海河的五类水质占30%，许多大湖泊，如滇池、太湖的污染非常严重。[4](P464-615)三是固体废物排放量增加，电子垃圾、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堆放城市周围，对空气、地下水、农田均有不同程度的污染。此外，还有噪音污染，室内环境污染等。
针对上述问题，解决的对策：
第一、建立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念。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旧观念，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以“天人合一”的意识取代“人是自然界主人”的意识。爱护自然、尊重自然，开发与保护自然相结合。
第二、转变生活方式。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环境破坏，跟世界发达国家一样，与贪欲过度膨胀，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有关。因此，放弃消费主义，提倡过简朴生活，恐怕是适宜的。
第三，确立新的道德评价尺度。为保护环境，克服生态危机，在人们行为评价上有人提出一个新标准，即判断行为对与错的标准，要看我们的行为是否有利于生态共同体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凡是有利于生态共同体完整、稳定与美丽，便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
第四、发展循环经济。改变传统工业生产模式，依据“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方式生产，开发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科技含量高的产品。
第五、健全有关环境、生态保护法，加大执法力度，完善惩罚机制。
其次，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不和谐。
置身于市场经济环境下到处是竞争的关系，竞争的氛围。无论是学习、工作、劳动中的人们无一能够逃脱竞争。
竞争的结果，经济发展了，但社会财富的分配、收入的分配却拉开了距离。于是就产生了不平等，不公正的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紧张不和谐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国民收入相差日益悬殊，即通常所说的贫富差别拉大。二是公民与少数官员矛盾较多，不满情绪增加。
就前者而言，城镇居民与乡村农民收入拉大；城镇居民内部，乡村农民内部的收入也在持续扩大；不同地区居民收入差别也在不停地扩大，不同所有制职工，或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别同样在扩大。贫富收入差距拉大之后，造成了贫困人口，城镇中有1200万人口处于相对贫困中，人均年收入1059元，月收入比全国平均收入水平低54.7%。2004年按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标准，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160万。按人均纯收入669-924元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人。[5]
改革开放前，我们分配问题主要是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与不干都一个样。所谓“干不干二斤半”，（人人有饭吃）人们普遍没有积极性，所谓“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现在的问题相反，收入差别悬殊，人们也不正经“干活”，混日子，而且牢骚满腹。显得人与人、人与团体、人与社会不和谐，矛盾尖锐，纠纷增多，再加上大批下岗职工问题更为严重。怎么办？有学者写文章道：从分配问题上入手。
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初次分配主要是市场分配，根据是效率；再次分配由政府调节，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主要是依据公平的原则。
首先在初次分配中，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保证生产条件和经济关系的平等，这样才能保证初次分配条件与机会公平。激励性分配形式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效率性分配方式贯彻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两者皆以效率为前提。建立健全市场机制，辅以必要的政府手段。规范不合理的收入，控制垄断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诸如市场垄断、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等。
其次，在再次分配中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合理，解决好再次分配公平问题。再分配需要通过政府运作，以公平为原则，保证保障性分配到位，这就需要加大政府调控力度，通过立法、经济政策、运用税收、金融、行政等调节干预手段，诸如实行累进税，对富人按更高税率征税；转移支付，即对特困人群支付货币，如老人、残疾人，为失去工作的人建立失业保障制度等。[5]
第三，政府提供救济，如提供医疗补助，廉价租、售房屋，发放食品券等。
至于公民与政府关系不融洽，主要是一些官员贪污受贿，假公济私，侵吞公共财物，或侵犯百姓的权益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靠端正官员的思想意识，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观念；改革干部管理体制，健全监督法规与制度，加大监督者的权力，对违法乱纪的官员实行惩戒。
最后，自己与自己的不谐和，人们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不谐和，归根到底，人自己与自己的不和谐，即身心不和谐，思想中正不压邪；思想与行为脱节，说与做矛盾。生活在商品社会中的人，几乎都已经“异化”了，粮食、蔬菜、水果、鱼肉都已经变味了，人也变味了。人变得自私、贪婪、嫉妒、冷酷、欺骗、做假、麻木甚至残忍。不能说全体，至少社会上有许多人是这样。
就社会一般大众而言，几乎人人都在向钱看。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赚大钱。人欲恶性膨胀，为了钱，不讲良心、不要体面、不知廉耻，不顾亲情。
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甚至某些政府机关也产业化，旧社会有一句话，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人们说：“有钱能使官推磨”，“旧社会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现在则是“衙门口依然朝南开，有理没理先拿钱来”。真是不假。
换言之：人欲放纵、失度、失控，“欲之失谓之私，私则贪邪随之矣”。这就需要全社会、全体公民起来抑止这个“私欲”。
宋明理学，讲“存天理、灭人欲”是错误的，人欲不能灭，灭了人欲，个人、社会均无发展动力了。但人欲之私、必须加以抑止。阳明先生讲“省察克制”，是有合理性的，对过度的私欲需要反省，需要克制，需要铲除。
让我们个人之欲与他人之欲、社会之欲，自然之欲、均应有度，和谐共处，共生共荣。这样我们才会活得快乐、活得幸福。
［收稿日期］2005-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