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香港经济面临的种种隐患和可供选择的若干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隐患论文,可供选择论文,对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50多年来，特别是60年代以后的35年来，香港已从一个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埠发展成为亚洲地区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信息中心。目前香港经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表面上的繁荣，尤其是股市的高价位和房地产的过度扩张并不能掩盖香港经济所面临的一系列深层矛盾与问题。特别是1996年以来，在其两大贸易伙伴（中国大陆和美国）经济持续向好的背景下，香港经济增长下滑到历史低位，反映出英国管治下的香港经济在“九七”前后面临着严峻挑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正视和解决，香港经济衰退将不可避免，后工业社会的“英国病”和日本式的“泡沫经济”在香港将会重演。
一、经济形态转化：步泡沫经济后尘
经过1945—1951年经济恢复阶段和1952—1959年从转口贸易转为出口导向的经济起飞阶段后，香港经济经历了1960—1969年制造业迅速发展时期和1970—1979年制造业全面发展时期。至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香港经济完成了由转口贸易为主向轻工制造业为主的进程。
70年代后期，香港工业面临劳动力短缺以及高地价、高工资、高通胀的威胁，很难就地扩展生产以应付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恰逢1978年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香港厂商充分利用其地缘优势，将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北移内地，形成了“粤厂港店”的经济协作形式，在本港则着重发展金融、贸易、运输、地产、旅游、信息等服务性行业，逐步完成了香港经济结构由以轻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形态向服务业为主的贸易服务经济形态的转变。至1995年底，香港服务业对整个经济的贡献度（在本地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高达83%，超过80%的劳动力从事于服务业。
我们认为，过于依赖于服务业及其所依赖生存的外部环境而带来的表面繁荣是不可能持续的。完全依赖于房地产“一花独秀”的所谓“服务业”不过是步日本泡沫经济、空心经济的后尘。相比于东亚其他处于类似经济形态的国家和地区而言，香港经济90年代以来增长速度已远远落后，仅接近于美国的低速增长率。
二、90年代低增长、高通胀的下坡式走势
香港政府统计处的资料表明，进入90年代以来，香港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60、70、80年代的年均水平，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991—1995年平均仅达5.5%。1995年底港府曾预测1996年经济增长率为5%，但由于1996年前7个月出口增长缓慢，故港府不得不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4.7%。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如果剔除目前在建的几个基建项目（如新机场），1996年很可能仅达3.9%，将低于政府目标而成为历史最低位。香港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率亦显现逐步下降的趋势。1991—1995年其平均增幅仅为3.76%，分别比70年代和80年代年均增幅下降2.65和1.56个百分点。
香港经济增长亦呈现出落后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之趋势。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70年代香港经济增长速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中仅次于台湾9.3%的平均水平；80年代平均增长率跌到6.6%，不仅低于韩国和台湾，亦低于大陆和泰国同期水平；1991—1995年，香港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菲律宾除外）。纵观1971—1995年，香港经济增长率平均达7.03%，仅高于菲律宾和印尼，低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
从今后30年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的估计值来看，香港经济年均增幅亦会低于东亚其他地区（见表1）。
表1 东亚国家和地区1995—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估计（%）
资料来源：香港《亚洲商业》1995年1月号。
与此同时，香港通货膨胀率却高于其他“亚洲小龙”，1985—1995年平均通胀率高达9.5%，比台湾、新加坡、韩国4—6%的水平高出近1倍。
低增长、高通胀和高失业的下坡式走势已经形成，本港经济增长缺乏后劲的致命弱点已经暴露出来。
三、产业空心化：香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弱
1.本地产品出口在香港总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对外贸易是带动香港经济起飞并将其推向繁荣的关键。而香港制造业的兴衰又和香港经济的起落息息相关。没有制造业的兴旺，就没有香港经济的起飞和繁荣。但从70年代末开始，本港制造业开始落后于其他重要产业。进入80年代，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快。这可以从制造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变化情况看出。
表2说明，香港制造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由1980年23.7%迅速下降到1994年的9.3%。与此相对应，服务业的份额则由1980年67.5%上升到1994年83%，在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至1995年底，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已降到38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13%，香港500多家上市公司中制造业约180家，占1／3左右。因此，香港经济已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然而，过分的产业空心化不但损害整体经济的增长潜力，而且也会危害服务业。因为服务业（如出口贸易、航运、金融等）的服务对象是厂商，一旦绝大多数厂商内迁或萎缩，服务业就成为无本之末，只能局限于服务地产业，其结果仅会步英国或日本前几年经济衰退的后尘。而且在目前世界经济实体中，尚无纯服务业的独立经济之例子。美国的近年复苏是因为制造业重新强劲。
表2 制造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比重的变化单位：百万港元，%
资料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1996），《本地生产总值估计，1961—1996》，1996年3月，第62页。
香港制造业的衰退必然导致本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逐渐丧失其竞争力。这可以从本港产品在香港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的变化趋势看出。1987年以前，本港产品出口一直大于其转口，但其所占比重逐年下降，由70年代74%的份额降到1987年的51.65%和1995年的17.23%，而转口贸易所占比重相应急升。1996年1—9月份本地出口总值达156.5亿港元，仅占本港总出口的15.2%，而转口贸易高达876.5亿港元，占84.8%，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贸易形态（参见表3）。
表3 香港本地出口、转口所占份额
资料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1996），《本地生产总值估计，1961—1996》，1996年3月，第13页。
注：以离岸价格计算。
在六七十年代，本地产品出口和总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基本上同步；进入80年代后，本地产品出口明显放缓，1981—1990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7.96%，低于同期总出口增幅15%左右的水平；进入90年代后，本地产品出口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1991—1995年平均每年负增长0.84%，其中1993年和1994年负增长率达到4.5%和2.3%。1996年1—7月，在总体出口仅增5.1%的情况下，本地出口比上年同期下跌7.9%，其跌幅创下历史纪录；转口的增长幅度亦明显放缓而仅增7.9%，与过去两位数的增长形成鲜明反差。
1996年全年出口形势并不乐观。预计香港四大工业全年出口将呈现倒退，其中电子、钟表和玩具业虽然会有8%左右的增长，但1996年的表现会逊色于1995年；至于纺织业，由于受到日趋严重的港美纺织品贸易纠纷打击，1996年全年纺织品有可能没有增长、甚至可能出现双位数的负增长。
香港本地产品出口的衰退与其制造业的衰退或北移息息相关。
2.香港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受到排挤。
80年代以来，香港产品输出市场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北美洲市场所占的比例曾一度上升而居主要地位，以后一直下降，至1996年1—6月份，香港产品出口美国市场的份额降到19.7%；在西欧市场上总的势头亦是逐步下降。但在亚洲市场上则急剧上升。总的特征是：在欧美这些竞争性强的市场份额减少，而在竞争性较弱的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大陆）则逐步上升。因此，香港出口“贸易转向”的程度要高于“贸易创新”的成分。
这种格局并不是香港努力开拓多元化市场的成果，而是香港逐渐失去低成本竞争优势、而产品又不能及时转型、被迫逐渐退出欧美市场而转向亚洲市场的结果。1996年1—6月份，香港产品35%以上的出口是输往中国内地这一竞争程度较弱的市场。有一点需要注意，香港输往内地的出口产品近年增长速度亦有减速之势。
3.香港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档次偏低。
由于香港制造业主要以中、低档技术为主，产品的质量、档次、售后服务等明显落后于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从未有过几个在国际上叫得响、挂上自己牌子的名牌产品，其附加值较低。以电子产品为例，香港几乎全是靠进口电子元件装配、而且生产技术装备也很差。香港电子产品的附加值仅为30%左右，远远低于韩国、台湾和新加坡50—60%的水平。香港产品尚未形成像台湾Acer电脑、韩国三星、大宇等名牌产品。这样，香港难与其他邻近地区在国际市场上决一雌雄。
4.香港新兴工业发育迟缓。
目前香港制造业七成的生产能力已迁至内地，其中制鞋、皮包、玩具、家具、视听设备、塑料业之83%生产能力已内迁，而八成以上生产能力留在香港的只剩印刷和饮料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内迁之后，新兴工业没有孕育成长。香港的生产技术水平排在“亚洲四小龙”最后，与其他“三小龙”差距大约5年。
与香港相反，新加坡制造业1995年的增幅在各行业中位居首位，其中以高科技产业的电子业的产值最高，占整个制造业42%。其根本原因在于新加坡政府大力支持高新技术的发展。政府每年投入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经费都占生产总值的1.1%。韩国政府亦一直从信贷方面大力支持三星、大宇等大型企业发展高科技产品，使这些大企业生产的汽车、家电等产品以物美价廉的特点在本国市场上占绝对优势，而且还打入欧美等国际市场。相比之下，港府过去每年实际对科技的投入仅占本地生产总值的0.05%，远远低于新加坡和韩国。财政司提供的协助本港工业界发展高科技工业的四项措施目前只停留在规划阶段，距实施阶段尚有一段距离。
5.香港有形贸易连年赤字，1995年有形贸易赤字高达188.5亿美元，1996年1—9月份已达到1021.4亿港元。今后前景亦不容乐观。
四、香港经济过分依赖于房地产
1.房地产价格完全脱离居民的收入水平。
商品住宅主要是为香港本地居民提供住房，因此其发展规模、市场价格、档次等应该与居民收入水平相适应。目前香港房地产在本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的份额高达30%以上，房地产价格水平超过纽约、东京的水平，与本港居民的平均收入不适合，房地产价格被人为地推高。港督在1992年度施政报告中要求把全港自置居所和公屋的比率由5∶5提高到6∶4，由于私人住宅物业市价偏高，目前只有52%家庭拥有自置居所，在目前私人楼价过高、脱离居民购买能力的情况下继续盲目地迫使居民自置居所，将是很危险的。
目前香港每个家庭近65%—75%的收入都用于支付房租或住宅贷款，过高的住房开支负担必然压抑居民的其他衣食行消费，进而造成百货业、饮食业、娱乐业的目前经营困境。在美国规定住宅贷款不得超过个人收入25%，超过则增加贷款的风险。香港这一比例超过美国2倍，风险甚大，造成居民的整体消费结构过分倾斜于住宅供款，甚不合理。
香港人均月收入1万港元远低于居屋入息标准6万港元，如将30%负担住宅贷款，月供只得3000港元，也就是只能负担价值约40万港元的住房（30年贷款），就算硬撑到60%收入（远超过国际标准）供住宅贷款，也只能负担60万港元的住房，就算夫妇都工作，最大限度也只能供120万港元的住宅。而目前的楼价甚至居屋的价格也已远远超过居民的实际收入承受能力。更何况全港181万住户中近15%（27万户）的月收入低于8000港元（入息中位数）呢？
完全依赖海外买家（日本、台湾或大陆买家）的房地产市场是不能持续长久的。美国和日本的过高房地产价格导致地产市场今后衰落的前车之鉴值得吸取。
由于居民住房供款及租金过重，使居民在其他衣食行方面的消费受到严重压抑，香港的零售业比较萧条，许多大型百货店赢利下降、甚至严重亏损，不少百货店更是艰苦经营，有的将总部外迁，有的关门大吉。由于居民收入的变化，出国旅游人数也受到影响，1996年1—8月份，已有90家旅游代理公司破产，比上年全年84家破产数目高。
饮食业和娱乐业也是惨淡经营，许多大型酒家都在微利维持。而曾为东南亚电影制作基地的香港电影业和其他娱乐业现也面临萧条衰落。所有这些都与居民消费力减弱有关，而消费力减弱的主因即是住宅开支过巨。过高的供楼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居民的消费开支，因此说，表面上“一花独秀”的香港房产业是本港经济的杀手而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是香港经济的救星。
2.住宅贷款在香港银行总借贷中比重过高，风险增大。
银行业和地产业成为香港当前经济的两大支柱，但银行业过分依赖于房地产业是不健康的，也造成高风险。
整体来讲，香港银行业40%以上贷款是发放给买家作住宅贷款的，加上目前名目繁多的用于装修等私人贷款以及给发展商供买家的第二抵押贷款，用于房地产的银行贷款已超过银行全部借贷一半以上。
银行借贷过分集中于房屋贷款，在目前经济不景气，失业率、破产率均处于历史高位以及楼价过高超出居民承受能力的情况下，银行的风险必然增大。1996年以来，各大银行都宣布提高坏账准备金，标准普尔的预测指出，由于过去10年香港住宅价波动幅度较其他地区为大，在经济与楼市同时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香港住宅贷款坏账率预期会高达10%，远远超过欧美加澳8%的最坏预测水平。比利时新闻社10月份发表的最新一季商业信心调查表明，当零售业、制造业对未来市道信心持向好、地产界普遍感到乐观的情况下，惟独银行界表示未来市道较为艰难。
3.银行贷款集中于地产压抑了中小企业的借款。
由于银行将贷款集中于居民住宅按揭以及对大地产开发商的贷款，加上香港产业空心化，因此，香港中小企业（特别是新兴高科技企业）取得银行贷款的比例大大降低。据不完全调查，某些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发放只占其总贷款规模的10%。本地中小企业由于缺乏银行资金的支持而成长壮大的过程要比亚洲其他地区缓慢得多。实际上，中小企业破产率近年不断上升。
最近拟议中的中央按揭公司之所以得不到银行支持，关键是除利润丰盛的按揭贷款业务外，银行其他业务薄弱，所以银行无法出让这一块业务，反映了香港银行业对房地产的过分依赖。中银集团董事长在“跨向“九七”香港经济发展研讨会”上曾强调过，银行和股市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使得市场显得比较脆弱。
4.高昂的楼价增加跨国公司在港经营成本，不利于保持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跨国公司在港设立亚洲总部将面对高昂的办公室租金和高级职员的住房补贴。近10年来香港地价与租金已上升了10倍，甲级写字楼租金已超过东京和香港的主要竞争对手新加坡、上海等地，加上劳动力成本急速上升，必然加大跨国公司在港的经营成本，进而导致一些跨国公司将其亚洲总部移往其他城市，削弱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竞争力。据统计，1995年外资进入香港仅达21亿美元，仅为流出的资本（250亿美元）的8%，资本流出远远大于资本流入。如果香港地产继续无节制地上扬，这种外流、迁移的趋势可能会加速。
5.香港高地产价格相当于变相加税。
正如消费委员会报告中指出的，香港70%的地产发展项目集中于几大发展商手中。据政府统计，地产发展商之毛利占本地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25%。正是由于本港房地产主要由几家财团垄断。楼价也成了一种变相的垄断价格，加上地产商用种种推销手法人为推高楼价，造成不合理的高楼价。
房地产不合理的高价之所以能维持一段时间，一方面是外来购买者（不乏投机者）入场，过去几年有三批购买者（日本、台湾和大陆）先后大手笔购进房地产。目前许多预测将希望寄托在大陆将会投入大量资金在港购置高价地产。这个希望很可能会落空。因为大陆该来港的公司都来了，不可能无限制来，而且中央也加强了审批，不允许企业到港炒卖房地产。如果房地产价过高到不合理，大陆各地明智决策者也不会作盲目投资，或用资本去支持一个不现实的高价市场。
不合理的房地产价格也来自于政府的竞投土地政策。由于是竞投，临场竞胜心理容易造成地价以远超实际价格售出，而且资本充足的大财团易中标，地产商最终将此高地价成本打入成本转嫁给住宅购买者。
港府以竞投方式推高楼价的政策实际上是变相税务。表面上香港所得税低，但由于高地价造成买房租房都付高价高租金，等于变相额外向政府交很高的土地税。因此，香港的实际税率大大超过目前大家理解的15%。如果将所得税和额外房租相结合计算，香港的税率可能超过美、加等重税国家。
五、香港几大支柱产业面临的问题
香港出口贸易、航运、金融和地产业等贸易服务业是目前香港经济主要命脉。地产业应以贸易、航运与金融为前提和基础，世界上尚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单靠房地产获经济成功的。目前除地产和金融银行业内形成了若干个国际财团外，香港出口、航运和旅游等服务业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香港经济空心化、小型化、地产化导致香港几个支柱产业逐渐走下坡并面临困境。
1.出口和航运业的隐患。
香港产品出口不断收缩，转口贸易亦开始受到来自台湾、新加坡和大陆等因素变化的压力，尤其是大陆厂商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增强，港口及国际航运能力增强，开始直接由大陆港口或经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地港口出口欧美市场而不再需经香港转口。
近年内地国际航运业和沿海港口的不断发展，使内地经香港转口贸易下降，对香港转口港地位依赖程度降低。至1995年底，内地开放的水运口岸120个、万吨泊位400个、年外贸货物吞吐量3亿吨、国际海运公司300家。特别是北方港口（大连、天津、青岛和上海）的发展，使东北、华北、华东地区进出口货物经港中转数量增长减慢，1988—1995年内地经港转口值增幅由56%下降到16.6%。据估计，1996年香港货运的增长幅度将逊色于1995年；到2016年，香港的货柜运输量将有一半经由内地的港口直接出运。鉴于直接出运要快于转运，不少香港船运公司早已在内地发展其新航点或直接停泊大陆主要港口。
其次，海峡两岸经贸关系日趋密切，两岸直航势在必行。一旦“三通”，华东进出口货物可由高雄、基隆中转更为便捷，不须经港中转。据权威估计，香港货柜吞吐量由此会减少100万个标准箱。
新加坡、高雄、釜山、神户均是亚洲地区世界一流的港口，志在与香港一争上下。中国内地东北、华北、华东甚至华南的部分货源因合理的经济原因而流向亚洲其他港口（如釜山、神户）势在难免。1996年头4个月，香港货柜码头吞吐量仅250万个标准箱，微增1.7%，增幅之低历史罕见。
香港航运业和港口也有不少隐患。船运公司迁册、人才流失、船泊吨位减少。加上货柜码头由三间私人财团垄断，码头服务费用偏高在世界上已名列前茅，削减其竞争力。港口码头容量饱和，港口设施发展滞后，深水码头不足。凡此种种均损害香港航运业的竞争力。
香港航运中心地位的形成和发展所依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中国内地的封闭和门户初开后对世界的陌生而过分依赖香港转口。大陆本身航运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亚洲其他主要港口的竞争导致本港作为航运中心的地位正在弱化。
2.金融业的隐患。
作为香港主要支柱产业，金融业目前雇佣的职工占全港整体就业人口5%，在本地生产总值中占10%。因此，金融业的表现对本地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银行业方面，目前主要由184家银行和63家特许银行经营。表面上似乎撑住了，但其盈利增长均依赖于高额的存货款息差、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所以银行不敢在降低利率上竞争。从结构上由于银行贷款主要流向地产，目前地产过分扩张及高楼价局面无法长期无限制维持下去，加上没有中央保险金制度，银行业面临众多潜在风险。
本地银行业已经饱和，没有更多发展空间；而且香港经济规模狭小，易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美国经济持续向好、联储局加息，就会对本地银行业产生重大打击。
本地银行业对内地依赖加深，从1978年起，香港成为内地金融机构的净负债地，银行业务收入结构中内地比例上升，与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业务比重下降，说明香港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市场份额在缩小，竞争力在下降。
正是基于上述一系列隐患，当香港地产、零售、制造业对未来市道信心普遍加强的情况下，惟独银行界对未来市道预测较为艰难。这种情况说明香港经济从根本上出现了信心下降问题。
证券业方面，近年香港不断实行金融市场国际化，开放门户吸进国际证券经纪，令本港经纪在财力、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很难与外资经纪较量。目前香港证券市场已基本上为十几家国外大型基金和证券公司所垄断和操纵，股市走势基本上跟着美国走。因此，本港股市的坚挺并不能掩盖其存在的问题。
本地经纪竞争力不宜乐观。由于其资本远远少于国外大证券公司，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经营日趋困难，日益受到外资经纪的威胁，甚至有被吃掉的危险。目前本地证券公司上些规模者不过十几家，在证交所A组经纪中，本地证券商仅剩2家，另外本地外汇交易公司所剩无几，几乎全面瓦解。所以联交所已发出拯救本地经纪的呼吁。
香港股市投机性大于投资性，主要因国外大型基金和证券公司操纵市场，发表报告或造市使之大幅度炒起炒落。本地相当部分中小投资者由于损失惨重入市兴趣大减，不少更是远离市场。
上市公司或大型筹资均集中于少量地产关联财团，多数中小企业、新兴产业并得不到繁荣股市的实质资金帮助，上亿元亏损的中型企业占上市公司总数5%，且亏损面在增大。
高风险期货、期权产品发展过多过猛，而切合亚洲特点的债券市场一直发展不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迅速发展的股票市场阻碍了本港债券市场的发展。目前本港债券市场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在于港府不发行政府债券，退休金发展不成熟，以及投资者可直接参与美国国债市场等。
香港证券市场不仅面临来自其他地区的激烈竞争，而且对大陆公司的上市吸引力亦在减弱。近年大陆H股在港上市表现总体欠佳，与整个市场背道而驰。除了大陆国家宏观调控与国有企业本身的问题外，这与香港地域细小、公积金发展缓慢、成交量不高等因素有关，而这些事实令大陆一些国有企业舍香港远赴欧美证券市场或日本、新加坡等地上市，香港证券市场对国有企业的吸引力正在减退。
3.中央按揭公司的生存基础。
香港金融管理局与周边国家签订美元债券回购协议是积极的。但搞中央按揭公司恐怕缺乏基础。此模式是借鉴美国的经验。但香港与美国不同，美国拥有13000多家银行可以把其住宅贷款卖给中央按揭公司、美国的住户也以千万计；而香港从事住宅贷款的商业银行仅100多家，并无足够按揭卖。此外这些商业银行把什么质量的住宅贷款卖给拟议中的中央按揭公司呢？如卖坏的按揭，则中央按揭公司会累积坏账而破产；如卖好的，卖掉后银行并无其他主要业务，还得放按揭，所以银行不支持金管局中央按揭公司的议案。其根本原因在于本港按揭市场规模远远小于美国，而银行本身又过于集中于按揭业务，并无开展多元业务。
六、产业结构畸形化
虽然香港已逐步以服务业代替制造业，服务业对生产总值的贡献度已高达83%。但是从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看，除少数石油国家外，没有一定基础的制造业，服务业将失去服务对象。加上大陆本身服务业发展迅速，香港服务业的对象会缩小。从现实看，香港尚有1／3的公司属于制造业范围，完全听任香港产业空心化对本港经济的长远发展是负面的。
香港如过分依赖于以房地产为核心的服务业，可能对整个经济体系造成隐患，服务业会由此显得脆弱，易受到西方经济尤其是美国的影响，波动相当大。因此，本港经济结构的非产业化直接削弱了本身的全面竞争力和对危机的防范能力。
此外，香港制造业未能够在向外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同时及时发展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当亚洲其他地区如新加坡、台湾、韩国在继续拥有低成本优势的同时，又向更高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之时，香港还停留在中、低档产品结构。虽然近年香港电子电器产品已成为首宗出口产品，但大多数处于仿造、组装阶段，在产品档次和质量上没有多大的升级。
由于英国管制下的香港政府没有一套长期的产业政策，中小企业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自生自灭，因此，一批成功的中小企业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壮大为大型跨国公司。企业规模小型化更不利于香港企业进行高科技产品的开发与创造。
在经济起飞初期，依靠小型化、轻型化的中小企业也许是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有效途径。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完全依靠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也许不足以增强本地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需要政府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支持和一大批实力雄厚的龙头公司的主导。否则，整个经济必将缺乏继续发展和转型的后劲。
出口和航运业需要巨额资本也需要大型跨国公司的支撑，更需要政府的扶植。
造成香港工业困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港府扶植新工业缺乏全盘、稳妥和长远的策略，投入很少。香港制造业回报率远低于地产业，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许多厂商以工业起家后转往其他行业尤其是地产业发展。多数厂家本小利微，又得不到银行支持，对风险大、回报期长、资金周转较难的长线工业投资难以承担，缺乏发展高科技、高增值工业的人才和科研基础等。由于制造业发展后劲不足，转移内地的能力和潜力也相应下降。
七、通胀、教育与民生问题
香港过去10年里通胀率几乎均高于经济增长率，这意味着本港物价、工资的增长率要高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幅或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这种不健康的情况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
香港近10年通胀率平均维持在9.8%左右，高于亚洲邻近地区。由于内地每年以相当稳定的价格向本港提供各种食品、用水等，因此食品十多年来不怎么涨价；交通费用每年均以不同幅度上涨，但由于交通费用在港府通胀测算中所占比重不大，因而不起重要作用。因此，本港通胀上涨的主要推动因素来自住房租金的上涨，“泡沫式”的房地价格人为地推动着本港的通胀率，使之高于亚洲邻近地区，损害了本港整体竞争力和居民生活素质。
由于港英政府一直把加薪和通胀水平挂钩，因此，香港人均工资水平每年差不多亦上涨10%。据统计，本地人均年工资由1985年3万港元上升到1995年11.5万港元，已高于新加坡1倍，比马来西亚高2倍。过去5年来，与其他主要邻近竞争对手相比，本港生产总值增长最低，但通胀和薪酬升幅却最高。昂贵的劳工成本、高企的租金，加上加工法例发展而导致的成本增加，正在侵蚀着香港对海外投资者的吸引力。
更为严重的是，香港收入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虽然政府官员和白领阶层工资已超过亚洲邻近地区，但劳工阶层的工资增幅十分有限，贫困阶层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但未得到提高，反而直线下降，其中制造业行业内不少工种实际工资下降幅度更为明显，劳工阶层的失业问题很严重。据统计，月收入低于中位入息数4000港元的赤贫人口已经占总人口15%，生活在综援网边际的轻贫户已达94万人。深水涉南昌区贫民窟已与英美贫民窟接近。因此，可以说，香港相当一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开始落后于大陆沿海开放城市，未能享受到香港经济繁荣的果实。加上高失业率，香港已成为全球工作士气和信心最低落的地区之一。
不仅制造业工人工资不增反减，不少服务业工人亦面对类似的失业和降低工资的压力，他们将面对长期低收入的压力。工薪阶层生活艰难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香港目前失业自杀案频频见报，转工辅导收获甚微，新一代中英文水平下降，将影响到本港未来的白领劳工及管理层的素质。民生问题已经引起广大市民的不满：公屋、临屋条件恶劣，治安不良，地铁、公路拥挤及事故频繁，残疾人、老人照料设施不足，劳工死伤事故大为上升，新移民处境恶劣。
相比之下，近年港英政府大量虚设机构与职位，目前香港公务员已高达19万人，占总人口3%，结果导致政府公务员过多、人浮于事。而且近年人为地推高公务员、管理阶层的工资，造成了一批高薪官僚阶层，提高了香港运作成本，最终影响本港的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竞争力。据统计，香港行政和文员的薪酬已位居亚太地区之首。
目前急切需要的是放弃将工资增幅和消费价格及通货膨胀挂钩的做法，改用市场供求、盈利状况、生产率和个人工作表现挂钩的薪金调整制度，以抑制本港工薪成本的增长。
八、管理问题
港英政府在香港统治、管理了近150年，已形成了一套英式管理体系，而且原来的管理权和决策权均掌握在英籍人手中。目前距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仅有几个月，加之一大批在中高层关键职位的英籍公务员提前退休或返英，政府管理人才可能会出现一个青黄不接的断层和真空。在公务员本地化的口号下，一批高层官员得到了迅速提拔，其中当然不乏年富力强者，但由于他们大多数原居副手不掌握要害之运作而显得经验不足，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恐怕缺乏行之有效的办法与对策。
近年相继出现的一些事件，包括西北铁路乱批合同、政府大幅度调高公营开支、香港纺织品被列入“观察对象”名单之中、地铁故障等已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现时政府框架对经济社会的整体管理能力已受到挑战。
九、若干对策
综上所述，香港经济问题积重难返，如何避免经济衰退、尽早在新兴工业化地区这一层次重新走向繁荣，以期实现香港经济的“第二次创业”，恐怕是首任特区行政长官面临的头等大事。
1.香港仅靠发展其金融、转口贸易、航运、通讯等服务业而放任淘汰其制造业的观点是危险的。产业过度空心化、经济地产主导化应予以纠正。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香港本身的制造业如果不向高科技、高增值产业转型，继续靠老本吃饭、生产一些技术含量低、档次差的老产品，那是没有出路的。诚然，香港不太可能再从头开始发展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但有必要运用先进科技向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渗透，去复活现代复杂劳动型产业，同时致力发展那些高附加值的行业。在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大陆沿海和内陆转移的同时，将香港的资金、市场、信息等优势与内地的高科技结合起来，按照市场的需求，量力而行，不断研制和推出高科技产品，实现本港制造业向高科技产业转换。这要求港府适当运用政府力量，动用更多资源，扶植和支持制造业发展成为高科技和高增值的工业、这恐怕是香港经济走出衰退、持续繁荣的根本出路。
2.摈弃土地竞投办法和高地价政策，对长远土地供应制定科学的规划，使市民可以合理市价自置居所。将土地资源科学分类，通过专业测量师对地价作出准确估值，然后根据各发展商的土地储备比例来分配新土地资源。从历史上看，竞投地价均远超出实际地价，一方面相当于政府用变相的税收（由发展商转嫁给购屋者）侵占市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使中小地产商难与超大地产商竞争，造成几大发展商垄断房地产市场的局面。因此，只有用规定的合理分类价格测算地价，把地价控制在合理水平上，同时根据发展商的土地储备率来决定土地资源的分配，以形成一个大中小地产商多元化的竞争机制，从根本上缓解香港房地产价格过高的问题。
目前香港的住房主要包括公屋、居屋和私人屋村三大块，香港政府有关部门可把居民收入加以分档，以判断居民收入与上述三大块住房是否成比例。有一点可以肯定，豪华住宅的数量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满足5%高收入阶层和有限的外来买家的需求。港府应继续扩大居屋规模，可考虑鼓励地产商营造一批解决广大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的安居工程，然后由政府按合理的收购价（开发成本和合理的利润）统一收购，然后按规定价格向特定对象出售。这一做法已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取得了积极效果。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由地价、房价太高而带来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恶性循环。
关于解决香港土地资源紧缺的难题，大陆方面可考虑划拨毗邻香港地区的一部分深圳的土地资源归香港特别行政区。
3.港府鼓吹的“没有政府干预和没有垄断”的政策原则事实上是做不到的。目前在地产方面已经形成了垄断。各国的经验表明，即使是自由市场经济和最小的政府，如果没有一套明确完善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恐怕会导致从长远上丧失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恶果。所以，适当程度的产业指导在现阶段是必要的。港府宜检讨现时经济积极不干预政策，进而制订工业再发展政策，去扶植、刺激香港航运、高科技产业，积极培育富有香港特色的跨国公司。
4.银行业要着眼于服务本地居民和企业，减少各种收费，延长服务时间，加强现代化管理。贷款要减低按揭比重，增加对公司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贷款，为客户提供随时随地的银行服务，提高银行本身的应变能力，以应付未来严峻的挑战。
金融证券业应重点培育香港成为亚太地区区域性的债券中心市场。大陆和香港的基建项目在未来数年内越来越多，利用债券市场筹措基建资金，既有利于满足本港和大陆长期经济增长的需要，亦可为投资者获取长期稳定的利益创造条件，而且债券市场的集资和管理的功能要比股票市场更为有效。因此，联交所应鼓励本地公司和内地公司发行更多的债券，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政府和公司债券的买卖。
培育区域债券市场的关键是成立一间亚洲地区的资信评级中心。亚太地区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热点，但一直依赖于两家欧美资信评级公司。遗憾的是，欧美的国际知名评级公司（穆迪和标准普尔）一向对亚洲采取不公正的标准，将所有亚洲政府债券都比美国债券评低三个等级。近期穆迪对中银集团下属若干家银行的不公正评级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更何况，众多中小公司根本不可能得到像穆迪这种评级公司的资信评级，严重影响了其在区域市场筹资发债之能力。
亚洲地区储蓄率高达30%—40%。由香港牵头与亚太地区的央行或全国评级公司联手成立一个区域性的资信评级权威机构，恐怕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目前迫在眉睫的重点工作。
本地经纪业务若想扩展生存空间，经纪公司之间应采取股份制合并，才可以提高与外资公司的竞争力，并避免外资经纪以“过江龙”形式在股市上兴风作浪。否则本地经纪若继续各自经营，终有一日会被竞争淘汰。监管机构在维护平等竞争的同时，亦应照顾到本地经纪（如减少印花税）。本地经纪更应加强自己的实力和改善内部管理，争取国际基金及投资者认可，才可以在香港这个日趋国际化的金融市场上立足。联交所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本地经纪竞争力。
5.鉴于香港航运业面临的不可忽视的挑战和存在的不利因素，本港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会受到进一步的削弱。首先必须加强香港与内地航运业的协调和合作，尤其是要本着充分利用香港港口和促进香港整体经济发展的原则，由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联手对两地的航运业的发展进行全面规划，对航运发展策略、港口建设、基建布局、地域与专业分工等重大问题进行长远而合理的安排，特别是要建立一个相对稳定、富有权威性的协调委员会协调华南港口群与香港航运业的分工协作，从制度和体制上完善两地航运业和港口建设。其次要加快香港港口特别是深水码头和货柜码头的建设。七号码头的成功解决将有助于提高本港货柜码头处理能力。第三要加快与内地陆路交通体系（公路和铁路）的衔接，从根本上增强香港港口和航运中心的整体优势，以航运带动香港其他支柱产业（金融和贸易）等的发展。
6.提升一国两制的根基——香港居民对祖国的归属感和向心力。香港目前整个政府框架、文化、习惯等均是以英国为框架而形成的带有殖民地色彩的政治文化体系。一旦英国1997年6月30日撤离香港，而港人对祖国的向心力又未形成，很容易形成转换过程中归属感及公民意识的真空地带，容易激化贫富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可能产生反中情绪或事端，不利于多项积极的经济政策的推行及平稳过渡。
目前各类传媒宣传上似乎也存在偏差。“主权回归、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是联合声明中的主要内容。而目前有些本末倒置，过分强调港人治港，几乎不提主权回归。事实上，主权回归为“一国两制”之本，“一国两制”又是港人治港之源。港人治港的含义应是那些爱国、拥护主权回归、与殖民地宗主国决裂、富有强烈民族责任感、能与香港同舟共济的港人。
在宣传和民间交流等方面希望加强主权回归的内容，希望凝聚广大港人对祖国的向心力，要在强调“两制”的同时不要忽视“一国”的前提，否则，香港届时很难纳入“一国”之框架下。
十、结语
一个“东方明珠”城市在殖民地统治的最后5年间不幸由一个毫无管理经验的政客管治，其管治4年的成绩单就是前文所谈的一系列问题与隐患，这些问题是广大市民和工商界专业人士有目共睹的。本文已经咨询及吸收了广泛的专业意见，也参阅了大量政府统计资料和本地报刊一系列报道资料。相信本文说出了各个阶层广大港人的心声。
本文集中探讨当前的困难与对策，但并不抹杀香港战后50年来的经济成就。但我们认为，香港以往的经济成就主要得益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600万港人的勤奋努力以及企业家精神开拓进展的结果；二是大陆近20年来改革开放提供的市场、投资机会、前厂后店腹地、资源供应等优越条件以及亚洲整体经济蓬勃发展的外部环境。过分强调归功于英式法治系统并不恰当。
600万港人是实事求是的，众多有志之士深知目前香港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隐患。大家也明白现任港督在其任期最后几个月里已不能有所作为，全体港人寄厚望于首任特区行政首长，不论他／她来自商界、政界、专业界还是基层，只要他／她正视问题，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凭借600万港人的才智和内地腹地的大力支持，本文提到的所有问题和隐患都是可以解决的，香港经济在未来数年内仍然可以居于亚洲乃至全球之先。保持香港的繁荣并不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