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经济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经济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新经济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新经济首先改变了经济增长的方式。但是，来之于经济增长实践的这种深刻变化必然要对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提出挑战，从而需要经济增长理论的相应创新。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来分析新经济发展对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增长理论所提出的挑战，以便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实践与理论上的借鉴。
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简要回顾
1.古典增长模型
古典增长模型是由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为主要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共同创建的。他们认识到，一部分社会产品的积累和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主要采取的是利润再投资的形式。在取得了这种认识之后，他们对封建的生产方式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造成封建社会经济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绝大部分社会产品不是被用于生产性的投资，而是被用于非生产性的消费。
在达成了这一基本的思想认识之后，古典经济学家们又对作为积累过程基础的各种力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尽管古典经济学家没有能够在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但是，他们发现了在劳动分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进步。除了劳动分工这个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之外，人口增长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人口的增长使得可用于生产的劳动力的供给也相应地增加了。
以古典经济学家的上述分析为基础，现代经济学家卡尔多（Kaldor,1956年）和帕西内蒂（Pasinetti,1960年）根据李嘉图的简单模型，建立了一个标准的古典主义的积累模型，对古典的增长模型作了现代化的表述。假设将产出Y与劳动投入L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函数是：
Y=F(L)F(0)>=0
F'>w[*]>0
F"<0(1)
上式满足了利润率递减规律，并且考虑到了高出于“生存”工资率w[*]的剩余产品的存在。总资本K完全由在生产开始时为雇用劳动所预付的工资W（工资基金）所组成。这样就可以得到：
K=W=wL(2)
在这里，为了简明起见，不计入作为种子谷物的资本与固定资本投入。总产出在地租R、利润P和工资基金W之间进行分配，因而有：
Y=R+P+W(3)
地租R是劳动的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之差：
R=(F(L)/L-F')L(4)
利润作为劳动的边际产出减掉“生存”工资率w[*]的剩余而出现，即：
P=(F'-w[*])L(5)
结果，利润率r的决定将依据下式来决定：
r=P/W=F'/w[*]-1(6)
在这个模型中，工资基金的动态反映了积累过程。假如资本家把相当于α的那一比例的利润用于投资，那么
△W=αP0<α<1(7)
资本家的积累动机将随着利润的每次减少而减少。当他们的利润低到不可能为他们在生产性地使用资本中必然遇到的麻烦和风险提供足够的补偿时，资本家的积累动机将不复存在。因此，便有下式：
α=(r)α'>0
α(r[*])=0(8)
这里，r[*]是资本家可以接受的最低利润率。通过规定资本积累率g=△W/W，并依据(6)、(7)和(8)式可以得出：
g=α(r)·r(9)
这样，积累率就完全依赖于利润率。随着积累的进行，利润率的移动可以从(6)式得出。显然，随着雇佣人数的增加，劳动的边际产出有下降的趋势，因而利润率也必将随之下跌。当利润率低到积累停止时，经济增长就将处于静止状态。由此可见，标准的古典增长理论是向静态汇聚的悲观主义的理论（注：参见Donald J.Harris撰写的古典增长模型，《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第48页。）。
2.新古典增长模型
新古典增长理论不是一种历史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不是一种增长理论。它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还在于提供一种方法，以便把人们有关增长的思想组织成体系。该理论大部分阐述的是一个竞争经济在时间长河中均衡的问题，尤其关注的是资本品的积累、人口的增长以及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均衡本身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国民经济短期的或瞬时的均衡，这是在资本品存量、劳动人口及技术水平被当作固定时可以达到的均衡；当这三种元素无一给定时，出现的将是另一种均衡，即所谓的长期均衡。虽然长期均衡时时包含瞬时均衡，但并不是说一系列瞬时均衡构成了长期均衡。只有当人们的经济行为是建立在理性预期基础之上时，一系列的瞬时均衡才能构成卢卡斯所说的理性预期均衡，或者是哈罗德所说的有保证的增长路径(Harrod,1939)。
哈罗德的增长模型是一个最为简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但透过这个模型，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也可以使我们发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不足之处。哈罗德的增长模型是以两要素生产函数为基础的，该函数的表达式为：
Y=F(K,L)(1)
假定经济的规模报酬不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递减，人口按照固定的几何比率增长，产出的一个固定部分s不被消费，而是被用于投资，那么在固定生产系数的索洛条件下，经济增长的稳态均衡条件就为：
sf(k)/k=w(k)(2)
从上式看，w(k)给出的是经济的增长率，要实现这样的增长率，就必须使得投资k与储蓄sf(k)保持相等。由此可见，整个模型是高度依赖于固定的生产系数的。这也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后来经常被人们批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缺陷。
假如放弃生产系数固定这一假设，那么经济增长就将取决于技术，而不再仅仅取决于储蓄倾向。技术进步使生产函数随时间而改变，所以，当技术进步以其最一般的形式分离出来时，便可记为：
Y(t)=F(K(t),L(t),t)(3)
在上式中，t为时间向量，Y为产出，K为资本投入，L为劳动投入。由上式可见，经济增长不仅与资本与劳动的投入数量有关，而且也与随着时间变化而来的技术进步有关。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技术进步是要素增广型的，即
Y(t)=F(α(t)K(t),β(t)L(t))(4)
假如对于所有t都有α(0)=β(0)=1，那么，技术进步在性质上就是属于希克斯中性（注：参见F.H.Hahn撰写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671页。）。由希克斯中性可知，除非技术的替代弹性等于1，即：α(0)=β(0)=1，否则新古典的增长就不可能是稳态均衡的。而在现实经济中确实存在各种非中性的技术进步，其中常见的便是费尔纳所说的“高工资诱发的节约劳动型创新”(Fellner,1961)。
3.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评论
首先，以固定的投入系数这一假设为基础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虽然对于思考资本—劳动比例和投资与储蓄的关系来说是一种较为简便的方法，但它已经被证明不是一种好的分析工具，因为它的分析方法是静态的，并且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
其次，包含有技术进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虽然放弃了固定投入系数的假设，从而得出了生产函数可变的新思想，但是这种理论仍然接受了规模报酬不变和传统微观经济理论里使用的其他许多假定，结果，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经济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至于技术进步的根源与路径究竟是怎样的就无法作出准确的说明，最后，只能以一个被称之为“索洛残差”的概念来对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以综合性的概述(Richard R.Nelson,Sidney G.Winter,1982)。因此，与“哈罗德—多马”模型一样，包含技术进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仍然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
来之于新经济的挑战
起源于美国的新经济不仅改变了经济增长的轨迹（高的经济增长率不再像以往那样总是与高的通货膨胀率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对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挑战。
新经济是一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由知识要素驱动、以网络经济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因此，若要给新经济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可以把新经济定义为：新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
根据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就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那么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知识究竟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呢？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能够带来经济价值的知识主要包括以下两类：其一是与诀窍相关的、我会你不会的知识，那就是通常所说的技术；其二是与属性相关的、我知你不知的知识，那就是通常所说的信息（世界银行，2000年）。从知识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看，在新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掌握了先进了先进技术和大量信息的“知本家”正在取代传统的“资本家”而成为新经济核心要素的供给者。
网络经济是建立在现代通信、电子计算机、信息资源、生产交换及消费等各自网络化及相互渗透交织而形成的综合性全球信息网络基础之上的经济。网络经济本身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一，是个人电脑(PC)发展阶段，在网络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由于有了人脑与电脑的分工，人类开始摆脱相对效率较低的记忆与数据处理的脑力劳动，转而去从事效率更高地的造性脑力劳动，结果人们进行知识创新活动的效率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率都有了惊人的提高；其二，是因特网(IT)经济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个人电脑通过终端与终端的对接织成了一张能够快速传递知识和信息的网络，它不仅降低了人们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成本，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渠道与方法，并且正在对人类社会传统的组织结构产生巨大的冲击；其三，是自1995年雅虎公司与亚马逊书店诞生以来的电子商务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网络经济正在向一切经济活动领域渗透，并且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特别是商业交换活动的方式。
以上，我们用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这两个术语，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新经济的基本特征，正是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两者的结合，构成了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新经济。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的那样，区分各个经济时代的主要标志是人们在用什么样的工具进行生产，而不是生产了什么样的产品。新经济是在用知识和网络创造财富，从而区别于用人手与手工工具、或用机器生产产品的传统经济时代。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用知识和网络生产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的产品，构成了新经济的本质特征。
众所周知，传统经济都是报酬递减的。在由土地要素作为驱动力的农业经济时代，土地的报酬是递减的，级差地租的存在再也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当人们想要扩大耕地面积时，由于好地已被耕种，就只能开垦土地肥力更差的土地，因而报酬是递减的；或者，当人们想要在同一块耕地上追加投资而增加收入时，单位资本投入也会因为产出递减而导致报酬递减。
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无论是在由劳动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还是在由资本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劳动要素的报酬与资本要素的报酬也都是递减的，除非存在规模经济。这是因为，增加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的投入仅仅是一种数量的增加，在工资刚性、资本又需不断折旧的情况下，若没有技术的进步，报酬必然也是递减的。
然而，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则不同，它是报酬递增的。与物质财富相反，知识可以在不离开其原来拥有者的情况下被转移、赠送、出售和交流。借助于网络，知识还可以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百万倍地分发出去。更为重要的是，在知识这种非物质化的财富的生产过程中，只有开发费用，而其传播与分发的边际成本事实上为零。但是，当知识一旦被用于社会经济活动时，它们又是能够成倍地提高社会生产率的，与技术有关的知识可以直接提高生产效率，而与信息有关的知识则可以通过降低经济活动的信息成本来提高人们经济活动的效率。因此，当新经济用知识要素取代传统的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时，就会因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成本递减与社会生产率的普遍提高而实现报酬递增。正是因为知识所具有的这种成本递减与报酬递增的特点，决定了知识经济是报酬递增的经济。
进一步的观察，还使人们认识到，新经济正在改变传统的竞争法则，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经济是一种正反馈的经济
旧的传统经济是一种负反馈经济。就古典和新古典的经济模型而言，当一种商品的价格上涨时，生产者会增加产出，但是消费者却会减少消费；反之，则相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负反馈机制会使一种失衡的市场重新恢复均衡。但是，对于新经济来说，这样的均衡并不存在，因为新经济是一种正反馈经济。以互联网经济为例，需求增加会创造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报酬，从而会导致供给方的价格进一步下降，进而创造出更多的需求。这种需求与供给互为因果的正反馈机制使得新经济的发展具有自我实现的滚雪球式效应，而非自我恢复的均衡效应。
(2)新经济是一种追求市场垄断的经济
新经济生产的信息与知识产品往往具有像书籍、药品和唱片等产品的特性，即通常都具有很高的固定成本和极低的边际成本。新经济的这一特性，决定了知识产品的生产只有通过获取市场的垄断力量才能产生盈利，如果缺乏市场垄断力量，那么产品的价格就会被压低至企业的边际成本处，而无法弥补高昂的固定成本，其结果便有了克鲁格曼所说的“赢家通吃”定理。新经济的这种市场竞争法则同时也表明，起源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不再具有解释力，相反，由熊彼特创建的“创造性毁灭”理论可能更具解释力。所谓“创造性毁灭”指的是，要想打破已经形成的垄断，就必须进行新的创新。这也就是说，新经济的垄断必须依靠更新的创新才能予以击破。
(3)新经济是一种适者生存的经济
由于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旧的传统经济是一种市场可以被分割的经济，其结果是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企业并不一定能够完全淘汰相对劣势的企业。但是，存在于新经济中的市场竞争则不是这样的。新经济中的市场竞争是属于达尔文式的，这是因为以网络为生产工具的新经济具有交易成本低和信息成本低的特点，从而使得市场竞争更为有效，并且优势企业追求市场垄断的努力必将使得那些劣势企业遭到无情的淘汰。这种市场竞争的结果，要么是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要么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
(4)新经济是一种时间竞争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
在旧的传统经济中，一种产品的价格究竟是高还是低，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为生产这种产品而花费的时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核心的论点就是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在新经济中，一种知识产品（包括信息产品）在市场中的定价不再取决于花费在其生产过程中的工作时间，而是取决于它在短期内的、占有的排他性。其结果是市场竞争越来越成为时间本身的竞争，于是，时间价值，而不是投入品的价值成了产品价格的决定性因素。
(5)一个简单的结论
从新经济与旧经济的以上区别来看，新经济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还是革命性的。这种革命性不仅体现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上，而且也对现有的以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原理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战。这种革命性的挑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函数是可变的，各国与各个企业的生产函数也是有差异的，而不是像索洛所说的那样，各国与各个企业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只是处在生产函数的不同位置上，从而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差异；
第二，在新经济下报酬是递增的，因而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关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就难以成立了；
第三，正统的竞争理论已经不能解释新经济下的企业竞争，从而需要熊彼特式的创新竞争理论来解释新经济中发生的企业与生产竞争。
所有以上这些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发展理论来解释与支持新经济的发展。
新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模式
探讨新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模式与传统经济时代的增长模式的区别，这对于后进国家在选择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根据以上两部分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模式与传统经济时代的增长模式大致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差异：
1.积累模式的区别
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早在索洛模型中就已经被注意到了，就连索洛自己也承认，仅用实物资本的积累既不能解释人均产量随时间的变化而大幅度增长，也不能解释人均产量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存在巨大的差异（戴维·罗默，1996年）。但是，在旧经济时代，人们所追求的主要是实物资本的积累，而不是知识的积累。与此相反，新经济崇尚的是知识的积累，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知识的增长是今天的产量和生活水平比上几个世纪高得多的基本原因。正因为如此，对知识积累的研究已经成为继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的当代新经济增长理论所予以关注的中心问题（戴维·罗默，1996年）。
2.投资模式的区别
在古典与新古典的增长模式中，人们强调的是对机器、设备和劳动进行投资，所有这类投资都是来源于无风险的常规融资。但在新经济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新经济的投资模式中，人们强调的是对创意进行投资，投资的方式是风险投资与“车库公司”的组合，这也就是说，大量的投资不是属于常规融资，而是属于风险融资。风险融资与常规融资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有助于企业创新，而后者恰好是限制企业创新的。此外，风险融资与常规融资在制度安排上也是截然不同的：常规融资通常是通过银行融资来实现的，其退出机制也比较简单，只要有能够保护债权的破产制度即可；但是对于风险融资来说，它则需要一整套更为复杂与有效的退出机制，除了破产制度之外，还应通过建立创业板证券市场、有关收购与兼并的法律、以及允许创业者回购股权的所有权制度等，从而使风险资本在面临巨大的投资风险时，可以迅速变现、及时止损。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经济首先是在美国产生与发展起来的，而不是首先出现在欧洲大陆国家和缺乏以上各种制度安排的日本与东亚国家和地区。
3.增长模式的区别
在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是资本积累；其二是社会分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国民储蓄或动态的技术进步。所有这些都具有宏观经济的性质。但是在新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则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创新，而不是古典经济学家所强调的资本积累与社会分工，也不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强调的储蓄与投资间的均衡关系。这意味着在新经济时代，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储蓄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尽管强调技术进步与内生增长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也提到了创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它仅限于宏观层次上的泛泛而论，并未深入到微观层次对企业的创新行为进行具有启发性的研究。因此，为了对新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作出科学的解释，有必要建立和发展一种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的新增长理论。
通过以上新旧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我们得到了一个简单的、但又足以说明问题的新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模型。现在的问题是，把这样一个模型付诸于实践，需要哪些社会经济条件。简单地讲，至少需要创造以下一些社会经济条件，才能使得新经济时代的增长模式变为现实：
(1)发展所有权
作为新经济时代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各种知识均有一个节能特征：它们都是非竞争性的。这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知识都可以同时供多个人使用，且互不构成妨碍。相反，传统的非知识产品都是竞争性的，比如一个人穿上了某件衣服，那么另一个人就不能同时穿上它。知识的这一基本性质的一个直接含义是，知识的生产和配置不能完全由竞争性的市场力量来决定。一旦知识被发现之后，向一个新用户多供给一份知识的边际成本是零，因此，知识在市场上的租用价格也为零。其结果是，除非知识的售价高于其边际成本，否则就不再会有人来从事知识的创造。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就需要通过建立所有权来赋予知识发明人对其发现和发明的知识的使用权，这也就是说，要想增加社会的发明创造，就必须建立起可以排他的所有权（戴维·罗默，1996年）。那么什么样的所有权有利于知识的发明与积累呢？传统的做法是建立发明的专利制度，但在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今天，仅仅依靠专利保护是不够的，因为专利保护的对象仅是发明的客体，而不涉及对发明主体的直接激励。为了加强对发明主体的直接激励，我们还应当创造一种能使知识直接变为股权的所有权制度，这就是目前流行于美国的知识入股的制度。
(2)发展风险融资
在新经济时代也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但新经济时代的资金短缺与传统经济时代的资金短缺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在传统经济时代，资金短缺属于总量短缺；而在新经济时代的资本短缺则是属于一种结构性的短缺。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在新经济时代，既有投资模式的变化（对主意与点子进行投资），又有市场竞争模式的变化（熊彼特式的竞争），这两种变化都会导致极高的投资风险，于是，在总量资本过剩的条件下出现了结构性的风险投资的短缺。这种结构性的短缺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的短缺，即：当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是以银行融资为主，并且不存在风险创业板证券市场的时候，它就会发生风险投资短缺的结构性问题；反之，当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是以股权融资为主，并且又具有一个规模巨大而又有效的创业板证券市场存在的时候，那么风险资本的供给就将是充足的。因此，要发展新经济，首先必须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创业板证券市场。
(3)发展教育
教育具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一是可以增加全社会的知识存量；其二是可以增加全社会的人力资本。知识存量是创新与发明的基本前提，而在新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又被认为是造成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最为重要的变量，因为人力资本可以改变经济增长曲线的斜率（戴维·罗默，1996年）。人力资本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的教育与“干中学”等机制获得的。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越多，其创造知识流量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在以知识作为经济增长动力、注重创新与知识发明的新经济时代，发展教育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4)发展企业家的企业
在任何经济体中，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总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因此，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以上所说的三种宏观因素，而且还得依靠微观企业的创新努力。企业创新是对于企业行为惯例的一种重新选择。一切有规则的和可以预测的企业行为方式，在崇尚达尔文进化论的演进派经济学家理论中被定义为“惯例”（注：Richard R.Nelson,Sidney G.Winter: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惯例在企业的周期性发展进程中，实际上起着类似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也就是说惯例在企业的发展进程中，就像基因在有机体的进化中一样，几乎具有永恒不变的特点，并决定其未来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创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外，创新与模仿和搜寻不同，模仿是对已知的技术和惯例加以仿制，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所需要的，而创新则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创造原来所没有的技术和惯例，按照熊彼特的意思，这样的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和惯例，而且还包括要素的重新组合、以及组织和管理上的创新。创新与模仿和搜寻的不同还表现在创新绝不是一个决定论的过程，而是一个随机的过程。创新的这一特点表明它是一个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演进的马尔科夫过程，因而是有风险的，至于这种风险的大小，则将取决于创新成功与失败的概率分布。创新的以上特点决定了创新必须要有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的加入，即企业必须是企业家的企业，因为在所有参加企业活动的人员中，只有企业家才是创新家。由此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创新能力将取决于该国企业家的存量与社会造就企业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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