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和平解放西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和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毛泽东立足西藏的实际,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作出的重大决策。
适时作出“进军西藏”的决策
西藏位于祖国西南边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几百年来,西藏人民一直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下,整个社会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从19世纪下半叶起,帝国主义两次发动了武装侵入西藏的战争,并竭力在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培植亲帝分离主义势力,挑拨离间、破坏民族内部团结,更加重了西藏人民的灾难。同时,由于帝国主义的挑拨,西藏地方当局中亲帝分离主义势力对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策划“西藏独立”,企图把西藏从中国版图上分离出去。因此,要解除西藏人民的深重灾难,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巩固国防,必须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企图势力,解放西藏。
早在1949年2月,在同苏联特使米高扬的谈话中,毛泽东就谈到了西藏问题,他说:西藏问题比较麻烦,但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这表明毛泽东一直在关注西藏局势的发展,只是当时还不具备把它提到具体的议事日程上来的条件。(注:中共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毛泽东的足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1949年下半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向西南、西北地区推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战略决策。
1949年8月6日,毛泽东就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问题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特别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注:《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9月2日,针对西藏地方当局以摄政达扎为首的亲帝分裂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挑唆、策划下,制造驱逐国民政府驻拉萨办事处人员的事件,中共中央授权新华社发表了《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的社论,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表明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坚定决心。
上述事件,促使党中央和毛泽东把解决西藏问题正式提上具体议事日程。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具体提出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任务,由进军西藏的第二野战军及十八兵团担负。(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之后,考虑到西北地区解放战争要比西南结束得早,班禅集团又居留在青海等方面的原因,毛泽东改变了部署。11月23日,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由西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主要的责任”,并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同时明确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时间表:“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要求“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
遵照指示,西北局迅即进行调查研究,制定选择方案,作出分析评估。12月30日,彭德怀向中央报告,认为从西北进藏困难甚大,完成进藏准备,需要两年,而从西南进藏较易;建议中央考虑由西南局担负进军经营西藏的任务。(注: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页。)
就在中央和毛泽东具体部署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同时,西藏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分裂西藏的阴谋活动也愈益猖獗。1949年底,在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唆使下,西藏地方政府竟宣布派出4个所谓“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等国表明西藏“独立”,并另派一个使团企图向中央政府解释并表明“独立”。毛泽东在出访苏联途中得知这一情况,立即致信中央,指出: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非常有利,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注:李觉《回忆和平解放西藏》。载《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五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把解放西藏列为1950年的一项重要任务。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收到西北局报告后果断调整了部署。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兵力“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并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西藏”(注:《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1月8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复电中央并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于今年9月占领全藏”,并确定由“二野之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收到电报后,1月10日,毛泽东复电中央并西南局、西北局,表示同意刘邓来电中提出的计划,指出要抓住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的有利条件,迅即定出进军西藏的实行计划,第一步务必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并提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页。)
1950年1月24日,中央发出指示,同意西南局提出的“以十八军为进攻西藏的主力”,云南、青海、新疆各出一支兵力配合“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并批准成立以张国华为书记的中共西藏工委,负责统一领导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工作。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序幕正式拉开。
明确制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西藏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边疆民族地区,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十分复杂,为了既有利于解放军进军,又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加强民族团结,中央和毛泽东在决定进军西藏的同时,明确提出要积极争取和平进军,力争通过谈判和平解放西藏。
1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地方当局组织所谓“亲善使团”问题发表谈话指出:“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是在我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而这在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上是已经规定了的。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将受到接待”。这是中央政府首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2月25日,中央在给西南局的电报中指出,“我军进军西藏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但可以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页。)5月17日,中央在给西南局、西北局的电报中深入分析了西藏社会的特点与和平谈判的可能性,重申要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利用一切可能加强政治争取工作”,并明确提出,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基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要有利于进军西藏这个基本前提”。(注: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在这份电报中,中央还指示西南局和西北局草拟对藏和谈条件。5月27日,西南局向中央报送了与西藏地方代表谈判的十项条件。内容主要包括: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其现行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和达赖的地位及职权都不予变更等。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亲自审阅修改,并批语:“均可同意”。(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这个《解放西藏公约十章》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依据通过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从1950年2月开始,中央和西南局、西北局采取藏语广播,书信往来,分批派人入藏劝说,以及通过驻印使馆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接触的方式,大力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号召西藏地方政府早日坐到谈判桌前来。
但是,西藏地方当局以达扎为首的亲帝分离主义势力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执迷不悟,无视中央和平呼声,抗拒西藏和平解放。他们阻拦、软禁,甚至谋害赴藏劝和人员;调集藏军主力,布防金沙江一线,陈重兵于西藏的东部重镇昌都,妄图以武力阻挡人民解放军入藏。不仅如此,他们还派出由顽固亲帝分裂分子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和堪穷土登杰波为首的所谓“西藏派赴中国外交代表团”,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在香港同中央谈判,以拖延时间。对此,毛泽东明确指示:“西藏代表团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页。)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1950年8月2日,周恩来在给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申健的电报中明确提出:“我中央政府对西藏代表团之方针是: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认该代表团为西藏之外交代表,但可承认其为西藏地方政府或西藏民族的代表,并同意其以此身份和中央人民政府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此谈判应在北京举行”。(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然而,西藏代表团不听中央的劝告,拒不来京谈判,并滞留在印度进行分裂活动。
中央提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但决不允许西藏地方当局采取拖延办法,妨碍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1950年8月29日,毛泽东两次通知周恩来,要他设法催促滞留在印度的西藏代表急速来京谈判。9月17日,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两次约见夏格巴等人,催促他们务于9月20日前赴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否则他们将要承担一切延误的责任和后果。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报告中,周恩来又公开指出:“人民解放军也决心去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防。对于这个为祖国安全所必须的步骤,我们愿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求得实现。西藏的爱国人士对此已经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西藏的地方当局不再迟疑,好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然而,控制着西藏地方政府实权的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置若罔闻,自恃有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拒不安排西藏代表团赴北京谈判。同时,英国、印度当局也一再制造借口,阻止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和谈,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决定发动昌都战役,以打促谈。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西南局的电报中说:“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75页。)10月6日,昌都战役打响,但通过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大门并没有由此关上。10月11日,毛泽东在驻印度大使袁仲贤的一个报告上批示:“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九月来北京谈判,该团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动身。现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前进,数日内可能占领昌都。如西藏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注:《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稍后,他又亲自写信给西藏地方政府阿里噶本的代表才旦朋杰、扎西才让,请他们向拉萨当局宣传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信中说:“你们两个邦保要同当地解放军军官进行和谈,我完全同意。至于西藏高级官员如要进行和谈,也可以把和谈的意思经过当地解放军军官转达给我。”(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55页。)
1950年10月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消灭藏军(包括争取起义)5700余人,约占藏军总数的三分之二,一举解放了藏东政治、经济中心昌都及其周围广大地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并扩大了人民解放军在藏区的影响。刘少奇曾高度评价这一战役,称之为“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
严正提出“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的原则
昌都战役震动了西藏地方政府,西藏上层集团内部发生分化,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但又仓促离开拉萨,出走边境城镇亚东,并在那里组建了亚东噶厦,随时准备出走印度。
昌都战役同样震动了印度政府。印度是第一个与中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建立和发展中印两国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并将它作为奉行睦邻政策的重点。1951年1月26日,毛泽东在处理国内事情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繁忙公务中,抽出时间亲自出席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并发表热情的讲话。这在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是少有的。考虑到印度与西藏的特殊关系,在解放西藏问题上,毛泽东又明确提出采取“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49页。)但是,印度为了继承和保持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特权,总想避免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对我解放昌都感到十分惊恐,因而在西藏问题上不时做出对中国不友好的举动,甚至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1950年10月10日,印度外交部次长梅农约请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谈话。梅农在谈话中称,据讯中国军队已进入藏北,西藏正在解放中,印方对此表示关切,盼其为不确,深盼此际不要出什么急情,希望西藏问题能获和平解决。袁仲贤答复说,有关消息我也只从报上看到,解放西藏为我既定国策,我们一向希望能作和平解决,我们一直要西藏代表团早到北京商量,并曾对该团说明9月20日前须抵北京,否则一切责任在彼,虽然如此,9月20日后我们仍接见该团,即至今日我们仍盼他们速去北京。同日,袁仲贤将谈话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转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作了批示,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87页。)
10月21日,印度政府又提出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备忘录,指出,在联合国即将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时候,中国在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值得的,将会引起严重后果,遭来反华宣传,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而削弱;在西藏大概不会有任何严重的军事反抗的情况下,解决西藏问题的任何迟延,将不影响中国的利益,而军事行动则会引起边境上的不安和扰乱。第二天,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送交了备忘录。潘尼迦在谈话中重申了备忘录中的主张。章汉夫则在谈话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和西藏问题是两个问题。西藏是一定要解放的,我们希望西藏解放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因此当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团抵印后我们即望其来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我们要他们在9月20日以前到北京,但虽经一再催促,直到今日仍未来京。现在,我们还是希望西藏代表团快来北京。任何阻挠西藏解放、反对和平者,其阻挠者必须负责。同日,毛泽东在这份谈话记录上批语:“西藏为中国的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简单地答复之”。(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27页。)
但是印度政府并没有就此罢休。10月26日,他们进而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关于西藏问题的照会。照会中说,“中国政府已发出命令侵入西藏,和平谈判就难与此同时进行,西藏人将自然地恐惧,谈判将是在胁迫下举行的。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认为可悲叹的……印度政府只能表示深切的遗憾”。同日,梅农约请申健谈西藏问题,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消息如为事实,印度政府深感遗憾,并向申健提交了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致中国政府照会的副本。申健指出,在印度报纸上时常看到的中国“侵略”西藏的字样,在印度政府照会上也使用了,这样的用法是不对的。中国军队进入中国的领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正如印度政府的军队进印度联合省或孟买不能叫侵略一样。梅农说,印度仍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申健说,中国政府始终愿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军队不能进入西藏。事后,袁仲贤即将会谈情况报告了中央。10月28日,毛泽东在这一报告上批示:“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1950年10月30日,中国政府对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备忘录和照会作了答复。答复中说: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不容任何外国干预;西藏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问题,如果借此进行威胁,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组织,那只是表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不友好和敌对的态度而已;中国政府对于印度政府所认为可悲叹的观点,表示深切的遗憾。这个答复表明了中国政府反对印度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严正立场。
精心指导,“为了一件大事”
在公开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的同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昌都战役引起的这些情况变化非常重视,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命令解放军在解放昌都后暂缓向前挺进,就地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并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劝告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进行谈判。这样,一方面可以暂时稳住达赖喇嘛,而不至于急于出走印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印度政府一个改变态度的台阶,不再阻挠西藏在印的谈判代表来京。
树欲静而风不止。达赖喇嘛到亚东后,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就迫不及待地秘密致函达赖喇嘛,鼓动他出国“避难”。已在印度的前摄政达扎也设法引透达赖喇嘛离开西藏。1951年3月21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指出:“达赖已在亚东,希望他不要离开西藏,这样对他是有好处的。我们尊重西藏宗教自由,同意达赖作为西藏的宗教领袖来进行谈判。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如达赖不走,经过谈判解决,解放军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如此,中印关系亦可增进一步。……达赖去了印度,就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一种阴影,因此,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西藏和平解放是有影响的”。(注: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周恩来的严正态度,使印度政府对中印关系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印方在答复中说,印度不鼓励达赖离开西藏。同时,印度还告知西藏代表,他的政府可以帮助和谈,如果西藏坚持“独立”的观点,引起战争,印度政府不可能有任何帮助;如果达赖喇嘛要去印度,只能作为难民接待。
另一方面,昌都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认真执行十大政策,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受到了热烈欢迎和支持,西藏各阶层人士要求和平谈判和解放西藏的呼声日益提高,许多请愿团赴亚东,请求达赖迅速返回拉萨并与中央进行和平谈判。1950年11月9日,以噶伦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部分西藏上层人士也联名致信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不同意达赖出走国外,要求地方政府与中央进行和谈解决问题。
面对现实,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官员逐步认识到,以武力阻止解放军进军西藏已经失败,依靠外部势力支持“西藏独立”也不可能,只有同中央谈判,争取和平解放,才是最好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终于作出决定,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进行和平谈判。
1951年1月18日,达赖喇嘛派扎萨索康·旺清次旦和堪仲曲培土登给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送去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关系屡遭破坏,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起程去北京。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两位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他俩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信中“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并表示他增进汉藏友好关系的愿望。
2月1日,袁仲贤大使复信给达赖喇嘛说:毛主席命令我代表他祝贺你的亲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加派代表经印度乘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当给一切便利与帮助。毛主席对达赖喇嘛的祝贺,表明达赖喇嘛亲政得到中央承认。
2月27日,达赖喇嘛又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表示期望“达成好的协议”。2月28日,正式派出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赴京。
达赖喇嘛任命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是: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藏军总司令)、土丹旦达(仲译钦波)、土登列门(堪穷)、桑颇·登增顿珠(第二代本)共五人。西藏地方政府给每个谈判代表颁发了全权证书,注明代表的姓名、身份,证书中写明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经中央同意,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一行从昌都出发去北京,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经印度绕道香港赴北京。
在达赖喇嘛已派出代表团到北京谈判的情况下,为了有助于合理地解决西藏问题,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同时邀请班禅额尔德尼从青海来京,以便就近解决西藏地方内部关系问题。
1951年4月20日,阿沛一行到达北京。26日,另一路代表也到达北京。27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偕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一行45人,经由西安乘飞机到达北京。29日,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正式开始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进行了谈判。毛泽东十分关注着谈判的进展,并亲自审阅修改《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草案。双方经过六轮谈判、反复耐心的协商,于1951年5月2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庄严的签字仪式,圆满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这个协议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正确回答了西藏历史发展中提出的问题,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也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它的签订,是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协议签订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即在丰泽园召见李维汉、张国华,听取有关情况汇报。一见面,毛泽东就高兴地说:“好哇,你们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毛泽东还特别叮嘱即将赴藏工作的张国华:“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注:《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5月24日当晚,为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签订,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毛泽东致词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同时,毛泽东指出:现在“都团结起来了,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注:《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这一天,毛泽东又亲笔致信达赖喇嘛。信中说:“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以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北京举行谈判。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注: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达赖喇嘛在复信中表示,热烈拥护十七务协议。
5月25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进军西藏训令,指出“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协议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注: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时的讲话。)
根据十七条协议和毛泽东主席的进军西藏训令,人民解放军从7月25日陆续出发,分别从西康、青海、云南、新疆向西藏进军。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胜利进抵拉萨,宣告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1953年7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放西藏时曾形象地说:“我们对西藏是先礼后兵,兵后又礼”。[26]
西藏的和平解放,粉碎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企图把西藏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阴谋,完成了统一祖国大陆的事业,使西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