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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后,民族和宗教问题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突出。近年来 ,俄罗斯的车臣战争、巴尔干的科索沃战争、中东的巴以战争、南亚的印巴冲突,这些 震惊世界的热点问题,无一不与当地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相联。
南亚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核心问题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长期对立和冲突。印巴的对 抗,既是一种地缘政治斗争和围绕克什米尔归属的领土主权之争,也是一种宗教信仰的 斗争。影响印巴关系的因素有很多,如政治的、军事的和外交的,但毫无疑问,宗教冲 突是其中最重要因素之一。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教派冲突,自古以来就是南亚次大陆的 一大顽症,再加上近代以来英国殖民者的挑拨离间,更使两者的矛盾火上浇油。1947年 的印巴分治、分治后印巴的三次战争、1999年卡吉尔地区的印巴武装冲突以及两国间无 数次的小规模冲突,都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斗争密不可分。
宗教冲突与印巴三次战争
宗教信仰的矛盾,从本质上说,是属于意识形态或文化上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是 通过信仰宗教的人来实现的,由于信仰某一宗教的人或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打击其 他宗教信仰者,因此会导致集团之间、民族之间或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在人类 历史上,这种宗教战争屡见不鲜。1947年、1965年和1971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三次 战争虽然不属于宗教战争,但是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教派斗争相联系 。
1947年印巴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其根本原因是为了争夺克什米尔的主权。克什米尔是 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简称。印巴分治前,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民族运动高涨,经常展 开反英斗争,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分化这种斗争,便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1846年, 英国人以750万卢比的价钱将克什米尔的统治权卖给紧邻的查谟土邦,从此两地合称查 谟和克什米尔。查谟大君是印度教徒,查谟居民主要信仰印度教,而克什米尔居民主要 信仰伊斯兰教,这样穆斯林便被置于印度教的统治之下。合并后,整个克什米尔地区约 80%的居民是穆斯林,20%是印度教徒,穆斯林不服从印度教徒的统治,故两派争斗不断 。
印巴分治时,克什米尔的归属未定。身为印度教徒的克什米尔士邦首领愿意让克什米 尔加入印度,但是占居民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却想加入巴基斯坦,因此在英国人的策划下 ,印巴双方签署了《维持克什米尔现状的协议》。这个协议为以后的印巴冲突埋下了隐 患。对于印巴两国来说,克什米尔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克什米尔是印度通往 中亚、中国的交通要道,没有克什米尔,印度就不能在中亚政治舞台发挥作用。克什米 尔距巴基斯坦很近,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只有咫尺之遥,另外在经济上也与巴基斯 坦联系密切,巴基斯坦更希望控制克什米尔。所以,争夺克什米尔的归属权,就成了印 巴之间斗争的焦点。
1947年8月至9月,在查谟地区发生了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仇杀,许多穆斯林被印度教 徒杀害。9月,克什米尔西部爆发了穆斯林反对印度教徒统治的武装斗争,与克什米尔 土邦大君哈利·辛格的军队展开了激战。在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得知克什米尔的穆斯林被 印度教徒杀害后,很快组织了一支队伍,来援助克什米尔穆斯林。10月,这支队伍越过 巴基斯坦边境,进入克什米尔,直指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市。哈利·辛格大君对此惊 恐万状。10月24日,他写信给印度政府,要求紧急援助,并表示克什米尔愿意加入印度 。27日,印度政府派军队抵达斯利那加,与穆斯林军队交战。巴基斯坦坚决反对克什米 尔加入印度,遂派志愿部队参加战斗。第一次印巴战争从此爆发。战争进行了14个月。 1949年1月1日,在联合国的调停下双方宣布停火。战争的结果是:印度控制了克什米尔 三分之二的面积、四分之三的人口;巴基斯坦控制了三分之一的面积、四分之一的人口 。但是,即使在印度控制的地区,穆斯林的人口也仍然占多数,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这 种教派矛盾一直是这个地区安全的一大隐患。第一次印巴战争,不但没有解决克什米尔 的领土争端,而且使印穆宗教矛盾更加激化,这就为以后印巴的长期对抗埋下了祸根。
第二次印巴战争发生在1965年。进入60年代,由于克什米尔争端,两国关系日趋紧张 。1963年12月,斯利那加市一座清真寺保存的先知的一绺头发丢失了,这使穆斯林群情 激愤。1964年12月,印度宣布克什米尔为印度的一个邦,并限制停火线两边的人员自由 来往。此事更激起伊斯兰教徒的强烈不满,而且引发了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的武装 反抗。印度对穆斯林的反抗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为了援助穆斯林的斗争,巴基斯坦军队 对穆斯林武装进行暗中支持,并与印军在一些地段发生了小规模的摩擦和冲突。1965年 8月,在巴基斯坦的支持下,大批伊斯兰教徒进入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组织反抗运动, 对印军进行游击战。9月1日,印巴之间爆发了第二次战争。9月23日,在联合国的干预 下,双方宣布停火。
第三次印巴战争发生在1971年,这次战争与孟加拉国的建立有关。70年代初,巴基斯 坦国内政局动荡。1970年12月,以穆吉布·拉赫曼为首的人民联盟在东巴基斯坦人民的 支持下在大选中获胜,并提出东巴自治的“六点纲领”。这种分裂主张遭到巴基斯坦中 央政府的严词拒绝。1971年3月,穆吉布·拉赫曼号召东巴人民起来造反,开始罢工、 罢课。3月25日,巴中央政府宣布人民同盟为非法组织,并派军队对东巴进行镇压。印 度对东巴人民的行动非常欢迎,因此派各种武装人员渗入东巴,并调集军队靠近东巴。 11月21日,印度军队不宣而战,对东巴进行多路进攻,从此爆发了第三次印巴战争。19 71年12月16日,战争结束,东巴基斯坦独立,改名为孟加拉国。
印巴的三次战争严重地破坏了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给世界和平造成巨大的威胁 。综观战争之起因,主要是由于克什米尔的领土争端,再加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 斗争。有的时候,两者是搅混在一起的,甚至分不清谁重谁轻,何先何后。
“穆斯林国家”论与“印度教国家”论的对峙
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今印巴的对抗,是由19世纪末英国殖民者所采取的“分而治之” 的政策所致。换言之,今天印巴的冲突与不和,是狡猾的英国人一手造成的,是殖民主 义长期统治印度留下的后遗症。
在殖民统治时期,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虽然也存在着矛盾与分歧,但是在反对外族 统治、维护民族利益方面,他们还是一致的。因此,在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中,印度 教徒与穆斯林曾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英国殖民者。遭受大起义沉重打击的殖民者开始 改变策略,运用挑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关系的“分而治之”政策。英国驻孟买总督艾尔 芬斯顿曾说:“分而治之是古罗马的座右铭,也应当是我们的座右铭。”①(注:林承 节:《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9页。)英国人入侵印度之初,他 们打击的重点是穆斯林贵族和封建主,因为穆斯林是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由于丧失政 权而怀有极强的反英情绪。到了19世纪末,特别是国大党成立以后,印度民族运动高涨 ,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主要是印度教徒。英国人感到对他们的主要威胁来自印度 教徒,因此他们改变原来的态度,而采取拉拢穆斯林,重点打击印度教徒的策略。进入 20世纪,由于殖民者的挑拨离间,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教派斗争日趋剧烈,教派主 义思潮不断泛滥。在这种形势下,建立“穆斯林国家”和“印度教国家”的分裂理论也 应运而生。
20世纪初,穆斯林教派主义者认为国大党只代表印度教徒的利益,不能代表穆斯林的 利益,因此极力想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1906年,他们在加尔各答成立了全国性的穆斯 林组织——全印穆斯林联盟。这个组织具有强烈的教派性质,他们把“保卫穆斯林”、 “维护穆斯林的利益”作为根本宗旨,甚至把教派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1930年,著 名穆斯林哲学家伊克巴尔当选穆斯林联盟的主席,他第一个提出了在印度建立“穆斯林 国家”的设想。他在大会上宣布:“我愿意看到旁遮普、西北边省、信德和俾路支斯坦 构成一个单独的国家。无论在英帝国之内自治或是在英帝国之外自治,建立一个巩固的 西北印度穆斯林国家,我认为至少是西北印度穆斯林的必然归宿。”②(注:马哈 江:《印度现代史》第一卷,新德里,1983年,第285页。)起初,伊克巴尔建立“穆斯 林国家”的设想只被人视为“哲学家的梦想”。但是,1937年以后,由于穆斯林联盟与 国大党的关系急剧恶化,这种思潮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蔓延开来。穆斯林联盟的主要领 导人真纳也接受了这种思想,他认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两者差 异太大,甚至许多方面是对立的,在一个国家内和睦相处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强调说, 穆斯林既然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就理应有“自己的家园,自己的领土和国家”。1940年 3月,全印穆斯林联盟在拉哈尔年会上正式通过了“建立巴基斯坦的决议”。
在穆斯林教派主义思潮泛滥的同时,印度教的教派活动也不断升温。1915年,印度教 第一个现代教派组织——印度教大斋会在加尔各答建立。1925年,另一个教派组织—— 国民志愿服务团在那格普尔市成立。这两个组织的基本宗旨是:保护印度教的民族、宗 教和文化,促进改信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皈依印度教,在政治争端中代表印度教徒的利 益,力图在南亚建立一个印度教统治的国家。为了与“穆斯林国家”理论相对抗,印度 教大斋会的首领V.D.萨瓦卡和国民志愿服务团的领袖M.S.戈尔瓦卡也相继提出了在印度 建立“印度教国家”的理论。
概括地说,“印度教国家”论的核心内容有三点。
1.“印度教徒的特质”(Hindutva)
什么是印度教徒?“印度教国家”论者认为,印度教徒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建立了 一个举世无双的社会。他们有许多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质,这些特质表现为:(1)具有 崇高的追求。印度教徒的最高理想是要“证悟人的真正本性——潜藏于他自身内部的神 性火花”。证悟到这种神性,就可以使人达到永恒欢乐的境界。在他们看来,这种理想 是最崇高的,任何权力、地位、财富和名誉都无法与之相比。(2)信奉再生观念。印度 教徒认为,人的灵魂是不死的,肉体死亡以后,灵魂可以转移到另一个躯体中继续生存 ,人这样不断地生存下去,直至达到永恒欢乐的至高境界。戈尔瓦卡说:“再生理论是 印度教的灯塔,它放射出一种永恒希望的光辉……在大的人类群体中,只有印度教徒高 举着这种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火炬。”③(注:戈尔瓦卡:《思想集成》,印度班加罗尔 ,1966年,第49页。)(3)富有无私奉献精神。印度教主张培养信徒们的无私奉献精神, 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他们才能证悟到自己内在的神性,才能实现与神的结合。印度教哲 学教导人们,“要以无私忘我的精神去做你的工作,去履行你的义务”。“为人类服务 ,就是为神服务——这是我们人生哲学的一个特点。”④(注:戈尔瓦卡:《思想集成 》,印度班加罗尔,1966年,第50页。)(4)崇尚内在的精神力量。印度教徒与其他民族 的人不同,他们轻视外在的、物质的东西,重视内在的、精神的东西。其他的民族都崇 拜伟大的帝王或英雄,但在印度教社会里却不是这样,伟大的帝王和英雄都崇拜那些隐 居于森林之中半裸体的圣徒,因为他们身上更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才是 持久的。“对我们来说,衡量伟大的标准,是看一个内在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东西。 ”⑤(注:戈尔瓦卡:《思想集成》,印度班加罗尔,1966年,第50~51页。)
“印度教国家”论者认为,这些特质是其他民族的人所不具有的,只有具备了这些特 质的人才称得上是印度教徒。
2.“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
“印度教国家”论者认为,在印度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各个群体中,只有印度教徒才符 合作为这个国家居民的标准,因为他们热爱印度,把印度视为自己的母亲或祖国。他们 在这块土地上结合成一个紧密的、有良好秩序的社会,这个社会有共同的历史、文化、 习俗、仪礼,也有共同的爱和恨以及共同的利益。因此,萨瓦卡说:“我们印度教徒就 是一个国家,因为宗教的、种族的、文化的和历史的亲缘关系把我们结合成一个同质的 国家。”⑥(注:萨尔瓦迦:《印度教徒的特性》,印度普那,1942年,第126页。)戈 尔瓦卡也认为:“在印度教人民的生活中,已经完全具备了构成一个成熟国家的一切必 要的因素。所以,我们说,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国家生活就是印度教徒的生活。简言之 ,这块土地就是印度教国家。”⑦(注:萨尔瓦迦:《印度教徒的特性》,印度普那,1 942年,第126页。)
戈尔瓦卡断言,印度的穆斯林不属于印度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不忠实于这个 国家。为此,他提出了一种检验民族性的心理标准。他说:“一个人出生或成长在一块 土地上,而不具有与此相适应的心理类型——这种事实就不能使这个人获得属于这块土 地的一个民族的身份。其实,心理的忠诚才是检验民族性的普遍标准。”⑧(注:萨尔 瓦迦:《印度教徒的特性》,印度普那,1942年,第128~129页。)在他看来,那些在 印度生活了几个世纪的穆斯林,包括那些改信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都不属于印度这个 国家,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不热爱、不忠诚于这个国家。他们对印度教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完全“抱有敌意”。在印度的每一个穆斯林居住区,都是一个“小巴基斯坦”。这样, 他就把印度的穆斯林排斥在印度这个国家之外。
3.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是要复兴印度教,重建一个繁荣富强的印度。“印度教国家” 论者认为,近代印度走向衰弱的原因,主要是印度教本身的软弱、混乱和分裂,其责任 应当归结于印度教徒。戈尔瓦卡说:“正是因为印度教徒缺乏民族意识,缺乏作为一个 民族统一体的有机分支的感情,结果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而相互仇恨、嫉妒、争吵、不协 调——这些缺点在过去一千多年中耗掉了我们民族的生命。”⑨(注:萨尔瓦迦:《印 度教徒的特性》,印度普那,1942年,第206页。)
戈尔瓦卡主张,重建印度的关键在于复兴印度教的古代传统,建设一个强大的印度教 国家。他把印度教的各种社团,尤其是国民服务团,看作是建设印度教国家的主要工具 。在他看来,要复兴印度教,就必须教育广大印度教徒,力求把印度教中不统一的东西 统一起来,把被人破坏的东西重新建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要发挥各个社团的积极性 ,一步一步地恢复印度教的优良传统,使每个信徒都具有大无畏的勇气和忘我的献身精 神,最终建立一个强大的印度教的印度。
为了建立强大的印度教国家,他提出了一种“国家虔信”(Rashtra-bhakti)论。这种 理论要求每一个印度教徒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感情和力量都贡献给印度教国家,作 为它的一个驯服工具,称这个国家为“祖国母亲”,必须对她绝对的虔诚和崇信。每个 印度教徒都要有为印度教国家履行义务和无私服务的精神。今天的印度教社会就是一个 活着的神,为印度教社会服务,就是为神服务;为神服务,就可获得神恩,真正实现与 神的结合。
综上所述,无论“穆斯林国家”论还是“印度教国家”论,其本质都是仅代表本教派 的利益,排斥对方,打击对方,鼓吹分裂国家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英国殖民 者的挑拨离间下,这两种思潮不断泛滥,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对立情绪日趋高涨。尽管 甘地、尼赫鲁等民族领袖坚决反对任何分裂印度的主张,但是终究没能阻挡住这种逆流 的发展,最终导致1947年印巴分治和分治前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大仇杀。这两种分裂理 论在印巴分治后依然存在着,一直流传至今,对今天印巴的对立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
印度人民党与印度教民族主义
1998年3月,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12党联盟在印度大选中获胜,组成联合政府,开始执 政。以瓦杰帕伊为首的印度人民党政府,被人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府”。为什么 对它这样称呼呢?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印度人民党自成立时起,就与印度教教派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印度人民党成立 于1980年,其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印度教大斋会。印度教大斋会于1915年由洛·提拉克 创立,是一个典型的印度教教派组织。它排斥穆斯林,主张在印度实行强迫性印度教教 育,积极鼓吹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度教国家”理论。1951年,印度教大斋会副主席慕 克吉带领一批成员退出该组织,成立了一个教派政党——印度人民同盟(BJS)。由于慕 克吉与国民志愿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也有许多国民志愿团的成员加入到人民同盟 中。人民同盟带有强烈的教派主义色彩,积极鼓吹印度民族主义,反对印巴分治,主张 通过和平方式使国家重新统一。
1977年,印度第六届大选前夕,印度人民同盟出于大选的需要,便与其他五个党派合 并,组合成一个新党——人民党。在这次大选中该党获胜,组成了联合政府。1979年, 人民党的领导为了向世人表明该党是一个世俗主义的政党,便公开宣布:人民党的议员 不得参加国民志愿团的任何活动,以避免涉嫌教派活动。在这个问题上,人民党内部的 各个派别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瓦杰帕伊为首的原人民同盟的成员坚决反对这一声明, 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从国民志愿团转过来的,与这个教派组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况且有的人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人民同盟的盟员,又是国民志愿团的团员。后来经 过一年多的斗争,原人民同盟的成员由于不服从这一声明,决定与人民党决裂。1980年 4月5日,他们在瓦杰帕伊的领导下,正式召开代表大会,宣布退出人民党,另组建一个 新党,名为印度人民党。
印度人民党成立时,曾提出非教派主义的纲领,并在行动上力图改变党的教派主义形 象。它制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民族主义和民族统一、民主、积极的非教派主义、甘地 式的社会主义”。但是几年以后,印度人民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
1984年,该党在印度第八届大选中失利,仅获得2个席位,比预计的要少得多。此次失 利,对印度人民党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促使他们改变原来的方针和策略。他们改变了原 来宣布的非教派主义性质,越来越多地与教派社团——国民志愿团、世界印度教大会等 组织相结合,发起和参与一些反穆斯林的活动,以争取广大印度教徒对它的支持。1985 年以后,该党积极参与世界印度教大会提出的“重建罗摩庙、恢复罗摩盛世”的教派活 动,1990年还亲自发起了为重建罗摩庙而进行宣传的“战车游行”运动,对1992年发生 的印穆流血冲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后,该党的教派性质日趋明显。他们主张为印度教徒谋利益,反对国大党政府照顾 少数派教派(主要是穆斯林)的世俗主义政策,并且鼓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 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由于印度人民党经常采取一些行动维护印度教徒的利益, 迎合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所以它在印度教民众中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得到 了国民志愿团和世界印度教大会等组织的支持。由于这些教派组织的鼓动和宣传,印度 人民党在印度教徒中的影响逐渐扩大,在近几届印度人民院的大选中,节节胜利,得票 率直线上升。在1989年第九届大选中,印度人民党获11%的选票,在人民院中获得86个 席位。在1991年第十届大选中,它获20%的选票和120个席位,在议会中成为仅次于国大 党的第二大党。在1996年第十一届大选中,它获20%的选票和161个席位,第一次超过国 大党而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但它执政只有13天就下台了。在1998年第十二届大选中 ,它与其他党联合,共获252个席位。大选后,以瓦杰帕伊为首的印度人民党组织联合 政府,再次执政。
从印度人民党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与印度教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印度教民族主 义是一种带有强烈教派主义色彩的社会政治思潮,其核心是排斥穆斯林,复兴印度教的 社会与文化,在印度建立一个强大的“印度教国家”。鉴于这个原因,人们才称印度人 民党政府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府”。
印度人民党政府的民族主义政策与南亚安全
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印度人民党政府执政以来,实行了一种比以往历届政府 都强硬的民族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导致了南亚地区的紧张形势,加剧了印巴的对抗,破 坏了次大陆的安全与稳定。
1.急迫进行核试验,进一步挑起南亚核军备竞赛
印度人民党政府于1998年3月28日开始执政。这个新政府执政不到两个月,就不顾世界 舆论的反对,于5月11日在拉贾斯坦邦沙漠进行了三次核试验。5月13日,紧接着又进行 了两次“亚千吨级”核试验。两周后,巴基斯坦作出回应,也进行了两次核试验。从此 导致南亚地区的局势紧张和核军备竞赛。
早在1974年,印度就爆炸了一个核装置。以往各届政府虽然也有发展核武器的愿望, 但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在这方面一直保持克制的态度。印度人民党政府刚一上台,就 积极策划核试验。为了保证核试验的顺利进行,它施展了各种外交和技术手段,逃避舆 论的监督。一方面,与美国高层官员多次接触,保证不发展核武器;另一方面,又在印 度东部导弹试验场大举佯动,吸引美国间谍卫星的注意,掩盖其在西部进行核试验的准 备。在短短时间内,通过这些手段,终于逃过舆论的监督,完成了五次核试验。印度的 核爆炸是对世界防止核武器扩散努力的一种公开挑战,也是对南亚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一 种威胁。印度人民党政府在发展核武器上的强硬态度,反映出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 。
2.增加国防预算,竭力扩大军备
在扩大军备上,瓦杰帕伊政府也比历届政府积极急切。1998~1999年度印度国防预算 为114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14%。1999~2000年度国防预算有所下降,为107.5亿美元 ,其主要原因是上一年度由于印巴卡吉尔冲突印政府曾向陆军追加了28亿美元的军费开 支。2000~2001年度国防预算达到了134.2亿美元,比上年度猛增28.2%,成为印度有史 以来国防费用增幅最大的一年。
在发展新型武器上,印度也紧锣密鼓地进行。1999年4月,印度成功地试射了射程2500 公里、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Ⅱ”型中程导弹,并且加紧研制射程3500公里的“烈火 —Ⅲ”型导弹和射程5000公里的“太阳神”洲际导弹。此外,还试射了“纳格”反坦克 导弹、“阿卡什”空地导弹和“萨加里卡”潜射巡航导弹等。印度继续从俄罗斯、法国 等购买“苏—30”、“幻影—2000”等先进战斗机,还计划向俄罗斯购买戈尔什科夫上 将号航空母舰、H—31A型超音速反舰导弹等。
印度人民党政府的这种积极扩充军备的政策,不能不引起巴基斯坦的担心和恐惧,促 使巴基斯坦也扩军备战,从而加剧了南亚的紧张形势。
3.通过各种途径,争当世界大国
印度人民党政府积极发展核武器和扩充军备,原因有二:一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 试图通过核试验激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赢得各界对新政府的支持;二是出于国际政 治的需要,想借助核试验的成功获得核大国的地位,以此实现印度争当世界大国的目标 。
长期以来,印度政府一直想通过联合国的改革,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 ,争取获得与美、俄、英、法、中五个世界大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在这方面,印度人民 党政府比以往政府表现得更急切。据印度驻华使馆1998年11月出版的《今日印度》报道 ,1998年9月24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第53届联合国大会上,公开批评联合国安理会 。他说:“安理会不能代表当代的现实,它无法体现国际关系中的平等。”他认为,必 须增加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安理会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因 此,他宣布:“新的常任理事国必须具备履行常任理事国的能力。印度相信自己具备这 种能力,而且正像我们曾经在这个讲坛前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也已经做好了接受常任理 事国职责的准备,我们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个职责。”
印度人民党原来就有实现“大国印度”的目标,执政前它与其他政党制订的共同纲领 写明:“要把印度变成繁荣、强大、充满自信的新印度”,“要重新评价核政策,要拥 有核武器”等。执政后,它迫不及待发展核武器、试验导弹、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等等,都是为实现其大国理想的具体步骤。无疑,在寻求世界大国地位方面, 印度人民党政府比往届政府表现出一种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愿望。
4.对巴采取强硬政策,使印巴关系进一步恶化
1998年印度人民党政府执政后,印巴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降至历史最低谷。同年5月 ,印度连续进行五次核试验,激怒了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不甘示弱,两周后也进行了六 次核试验,由此引发南亚地区的核军备竞赛。
1999年2月21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通过“巴士外交”,签署了 拉哈尔宣言,使两国关系暂时得以缓和。但是,不到两个月,即4月11日,印度又试射 了“烈火—Ⅱ”中程导弹,三天后巴基斯坦也试射了“高里—Ⅱ”中程导弹,再度引发 印巴新一轮的军备竞赛。5月26日,印度空军为了清除穆斯林“渗透分子”,突然袭击 克什米尔的五个地点,由此引起印巴之间在克什米尔的再一次武装冲突。10月12日,巴 基斯坦发生军事政变,军事领导人穆沙拉夫执政,使印度更加加强军事戒备。2000年1 至2月份,印巴又展开外交战,相互驱除外交官。
以上种种事件,使本来紧张的印巴关系更趋恶化。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是瓦杰帕伊政府对巴基斯坦采取了比以往历届政府更加强硬的态度,巴基 斯坦也对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抱有强烈的戒心和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