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美学到哲学美学——20世纪后期朱光潜美学学术道路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后期论文,哲学论文,道路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2)03-0072-08
朱光潜先生是横跨20世纪中国美学前后期的重要人物，在20世纪后期，他的美学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认真总结新中国时期朱光潜先生的美学学术道路，对反思整个新中国美学有典型的示范意义。本文拟通过研究20世纪后期朱光潜美学这一个案，以期对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特征与经验得出一些较深入的认识。
从心理美学到哲学美学：朱光潜美学的新形态
我们对朱光潜先生20世纪前期的美学学术理路还记忆犹新：
“美学是从哲学分支出来的，已往的美学家大半心中先存有一种哲学系统，以它为根据演绎出一些美学原理来。本书所采的是另一种方法。它丢开一切哲学成见，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得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它的对象是文艺创造和欣赏，它的观点大致是心理学的，所以我不用‘美学’的名目，把它叫做‘文艺心理学’。这两个名称在现代都有人用过，分别也并不很大，我们可以说，‘文艺心理学’是从心理学观点研究出来的‘美学’。”[1](p.38)
“哲学家讨论问题，往往离开事实，架空立论，使人如坠五里雾中。我们常人虽无方法辩驳他们，心里却很知道自己的实际经验，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一回事。美感经验是最直接的，不假思索的。看罗丹的《思想者》雕像，听贝多芬的交响曲，或是读莎士比亚的悲剧，谁先想到‘自由’、‘无限’种种概念和理想，然后才觉得它美呢？‘概念’、‘理想’之类抽象的名词都是哲学家们的玩意儿，艺术家们并不在这些上面劳心焦思。”[2](p.151)
20世纪前期朱光潜先生美学研究最主要的特色，正是从具体的文艺创造与欣赏实践中总结与提升人类审美活动的基本规律，即使是介绍西方人的美学观点，也总能从中国人最熟悉的文艺实践事例中作细致入微的解释与说明。其美学理论，不以逻辑推演力量取胜，而以对文艺审美实践鞭辟入里的分析取胜，尤其以对人类文艺审美心理现象的分析取胜。正因他从具体的文艺事例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哲学观念出发，符合了社会大部分人的接受能力与思维习惯，故而广受欢迎。谈情趣，道直觉，析意境，论文字，总能娓娓说来，让读者不知不觉中懂得了许多以前未曾用心的道理，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的观点。从朱先生的成果看，也是具体分析文艺审美实践的作品多，如《我与文学及其他》、《文艺心理学》、《诗论》、《谈文学》、《无言之美》等。童庆炳先生将20世纪中国心理学美学分为四个阶段，其中，20世纪30年代第三个阶段，即以朱光潜与胡风为代表。
20世纪前期，朱光潜先生以研究直觉与情趣这些主体审美心理要素为核心，以文艺创造与欣赏实践的具体分析为途径，展开自己的美学理论，它符合了以审美主体分析为立足点，具体地、自下而上地总结人类审美活动基本规律这一心理美学的学术思维路线，就当时中国美学界的实情而言，称之为心理美学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20世纪中期始，朱先生的学术道路与观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美学大辩论对我个人最大的收获，就是促使我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从而认识到过去唯心看法的错误。这以后的三十年，我的工作只搞马克思主义这一项，我没有啃别的东西。愈学愈觉得马克思主义是抓住要害的，我相信无论搞哪种东西，离开马克思主义不行。”[3](p.534)
朱光潜曾这样评价自己的美学之路：
“回顾自己美学思想的发展，大致可以分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阶段，解放前我对当时西方流行的美学论著（从最古的到最新的）涉猎过一些，自己边阅读，边思考，边写评价文章，但从来没有自成一家言的奢望，只想不问什么流派，能投合一时兴趣的都尽力把它介绍到国内，希望起一些‘启蒙’作用。来源当然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基本是唯心主义的，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我也不讳言。解放后特别是美学批判和讨论以后，我才开始认真地钻研马列主义，并且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探讨一些关键性的美学问题。《西方美学史》、《谈美书简》就是这种尝试的见证。从‘敝帚自珍’的眼光来看，我自以为我的解放后实际上不到二十年的工作比起解放前大半生的工作远较重要。”[2](pp.18～19)
显然，朱光潜先生本人对自己这种美学学术选择是十分满意的，甚至认为是必然的，这也是美学界大部分学者的结论。
迄今为止，美学界对朱先生的这种转变多只作一种观念上的对照观察：从唯心主义美学向唯物主义美学，或从非马克思主义美学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等等。我们以为，事实尚不止于此。
实际上，建国后，伴随其哲学立场进而美学观念的转变，朱光潜美学还有另一方面的转变，那就是美学学术研究方法与形态的转变，而后一种变迁似乎更有学术史意义。
朱光潜先生这种学术方法之转变起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是当时思想改造运动在美学领域内的具体实现。对美学大讨论而言，第一性话语不是美学本身，而是在美学领域内推行唯物主义哲学。故而，美学大讨论成为唯物主义美学与唯心主义美学之争。美学大讨论不只是观念上，而且在思维形式上也采取了将哲学话语唯物主义公式带入美学的形式。大讨论一开始，朱先生是被动的一方，受批判的一方。但是，当朱先生回应别人的批判时，他无意识中受到了批判者话语与思维方式的影响与规定。本来，朱光潜先生在建国前是以对文艺审美实践的细腻体验与分析而著称的，而且其主观趣味与性格也是喜爱自下而上的归纳研究之路，而非抽象的演绎概括之路。但建国后，在美学大讨论这一新的特殊语境下，朱光潜先生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己的学术思路。他首先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思考问题，讨论的主要目的，则是从哲学上论证自己美学观念的正确性。慢慢地，原来形而下地对人类审美活动进行心理学的研究转变为形而上的哲学观念的论证。美学大讨论结束后，朱光潜再也没有精力潜心于原来对人类审美主体精神状态的细心剖析，而被他的论战对手们，他的美学同行们改造为一位哲学美学家了。
朱光潜先生在美学大讨论中代表性的文章《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见物不见人”的美学》、《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等，均是围绕美是什么这一核心的哲学美学问题展开。这些文章均以逻辑性取胜，均能有力地说明自己的核心观点，均以观点鲜明取胜，而这些美学见解的背后，则是哲学观念，而论者也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为自己的美学观点寻求论据。这些文章与其20世纪前期的心理美学成果相比，显然失去了其细致入微的优点，而趋于抽象。为说明自己的观点只是零星地涉及到一些审美现象，如花是红的，梅花之美，月亮之美，手头之琴与心中之琴等，而这些又都是当时被大家用滥了的例子，朱先生并没有对它们独立地做深入系统的研究。
美学大讨论结束了。表面上看，这场讨论似乎谁也未能说服谁，但它还是取得了一个很具体的学术成果，那就是哲学美学形态在当代中国的确立。不论是蔡仪的认识论美学，李泽厚的实践论美学，还是朱光潜先生的主客观统一论美学，分歧只存在于观念层次，而在思维形式与学术形态上，它们则是高度一致的，即在对人类审美活动的阐释上，走的都是一条自上而下的，以观念为核心的抽象概括，而非系统深入的实证归纳的路线。这场大讨论对朱光潜先生来说，其具体的特殊意义就在于从观念的改造到学术形态的转型，他放弃了以前自己所最心爱的，而捡起以前自己最不喜爱，也是最不擅长的。所幸，朱光潜先生比较成功地适应了这一新的形势，美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这一命题的提出，标志着朱光潜先生基本上完成了其研究方法的转型，走上了哲学美学之路。最终，朱光潜先生与他的论战对手们的思维形式、研究方法与学术形态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因为他们提出、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同一的，否则也争论不起来。
从此，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实践、生产劳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成了朱光潜美学中的关键词，其美学理论即依这些概念展开，抽去这些哲学概念，20世纪后期的朱光潜美学是难以自立的。
随着这种研究方法的转变，朱光潜先生已无法集中精力发展他此前的心理美学成果，而只能在哲学美学，具体说，是认识论美学和实践美学的框架下通过坚持美感活动中主体一方，以坚持美的意识形态性质来保证美感在美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应有地位，而无力去发展一门真正的心理美学了。这是朱先生对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的特殊贡献，也是他难言的无奈。
劳承万先生以为，新中国美学时期的朱光潜美学可一分为二：一是美学大讨论时期；一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写《西方美学史》到80年代的《谈美书简》。20世纪后期朱光潜的美学理论，则由审美认识论转至实践美学。需要补充指出的是，不管是认识论美学，还是实践美学，均是哲学美学，均是首先悬一个哲学上的核心观念，然后依此观念去解释人类审美现象的哲学美学。这种做法，与其20世纪前期所宣称的正相反，而与其以前深不屑者正相同。朱光潜先生原来在其《文艺心理学》中宣布要自下而上地研究美学，但建国后受当时美学大讨论的影响，从参加美学大讨论，到提出主客观统一说，再到接受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理论，实际上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地进行美学研究的哲学美学之路。朱光潜美学在20世纪前后期的转折或巨变，20世纪后期朱光潜美学的新贡献，其新其变，正在于此。
朱光潜先生建国后的这种转变，在观念层次上，他是自觉的，他自觉地以为今是而昨非，所以才有了这种观念上的改宗；但是，这种由观念之变而来的方法之迁，他就不一定能觉识到了。
不能抽象地将整个朱光潜美学称之为心理美学。深入研究之后便会发现：朱光潜的心理美学只存在于20世纪前期，新中国美学范围内的朱光潜美学已不属于心理学美学，而属于哲学美学或理论美学的范畴了。心理美学与哲学美学并非观念上的区别，而是学科形态与学术方法上的区别，一个属于自上而下的理论研究，一个属于自下而上的实证研究，属于科学主义、科学美学的范围。从观念之变到研究方法、学术形态之变，从心理美学到哲学美学，这就是朱光潜先生20世纪后期学术道路的最基本特征，这就是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
失多得少：朱光潜美学转型之反思
朱先生的上述学术变迁，首先是当时思想改造运动，即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普及运动的结果，当时哲学话语是第一性话语，所有学术研究均要受哲学话语之检验。
为什么当时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潮会与朱光潜先生以前所钟爱的心理美学形成对立呢？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观念层次。不能抽象地说唯物主义哲学与心理学科学不能相容，但具体到当时的特殊情形，全国正处于宣传唯物主义哲学基本原则的时期。对当时的社会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宣传唯物主义哲学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最基本原则，而集中研究主体精神心理状态的心理学及相对集中地从主体精神要素角度解释人类审美活动的心理美学，对于还处在唯物主义最朴素理解阶段的思想改造运动而言，似乎正与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相违背。它集中研究人类精神心理方面的功能，与唯物主义哲学所强调的物质第一性似乎正好相左，因而一时被视为唯心主义，被判为反动的、有害的东西，许多解释人类实际存在的重要心理现象的心理学理论，如移情说、灵感说等被斥为伪科学，就是情理中事了。二是思维形式的差异。哲学是一种观念系统操作活动，基本范畴之确立及范畴关系之推演是哲学思维之基本形式。受其影响，当时的美学研究也就采取了与哲学同构的思维形式，即从观念出发，在观念推演的过程中展开人类审美事实。心理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走的则是从心理现象观察，对具体事实进入逐层归纳的学术路线。它不把观念的正确与否当作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观念当头，而是事实当头，观念是最后才能出来的东西。这种观念推演与实证研究在思维形式、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也成了唯物主义哲学大普及时代人们接受心理美学的精神障碍。
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朱先生的这种学术变迁呢？
宏观地看，特别是从当时马克思主义美学建立的角度看，朱光潜先生这一转变是值得欢迎的，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普及的时代，朱先生这位在建国前就卓有成就的美学家的加盟无疑壮大了新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力。而且，就美学大讨论时期朱先生的美学研究实践看，朱先生并非只是加盟而已，而是提出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极大地推动和深化了当时的美学大讨论，提升了整个美学界的理论水平。应该承认：朱光潜先生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立，有实实在在的重要贡献，是这一美学流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但是，若从微观的，即其个人的学术成就看，似乎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众所周知，朱光潜先生在20世纪前期就已是有卓然建树的美学名家。他自觉地借鉴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成果，用古今中外的大量文艺审美实践来阐释这些理论，从而初步建立起以直觉说为基础的心理美学或文艺心理学。独特的理论视角与明晰细致的科学精神是其美学理论的鲜明特色。朱光潜的美学著作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说明他的这些充满时代精神与个性色彩的美学成果得到了学术界与社会受众的普遍认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若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收获亦当不会逊色于现在的成果。甚至，朱先生自身的学术特色将会比现在更为显著，更有自身学术精神的一致性。若从朱光潜先生心理美学既有成就与前景讲，此种转变很可能是一种损失。
初看起来，朱先生在美学大讨论时期即因提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而成一家之言，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美学四家之一。但深入地看，当时的美学四家，主观派一家因在最基本哲学立场上与国家意识形态相违而缺乏最基本的生存空间，只成为聊备一格的一时之论，无法继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实际上只剩下三家。这三家中，就哲学美学或理论美学的评价标准看，真正在理论上能自成体系，有持续深入成果的只有两家，那就是认识论美学与实践美学。建国后朱先生也接受了两个核心观念：唯物主义与实践。他的美学理论中，既有认识论美学成份，亦有实践美学成份，然美学界谈认识论美学时还是以蔡仪先生为代表，谈实践美学时则以李泽厚先生为典型，为什么不是朱光潜先生呢？蔡仪与李泽厚分别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为立足点，建立起自己较完整的美学理论体系，朱先生则从心理美学之直觉论开始，到主客观统一论，到意识形态论，再到实践论，一路不断前进，在认识论美学方面不如蔡仪专谨，在实践美学方面，又无李泽厚之厚重。对哪一方面均未能抓住一点，深入研究，发为系统，没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立足点，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自己一以贯之的理论美学体系。而这一点对于哲学美学、理论美学来说，恰恰又是十分重要的。不然的话，它区别于实证的、科学美学的学术价值又在何处呢？
建国后，朱先生的每一篇美学理论文章都是很清晰的，但是，所有这些文章放在一起，却并不能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有机的逻辑体系。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朱先生勇于思考、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他在自觉地，如饥似渴地接受新理论，不断吸收新的美学思想资源。但是，回顾这一过程，我们却发现朱先生的章法显得有点凌乱。不论是新中国前期，还是“文革”之后，均是如此。朱先生虽然一直勤于思考，在具体的观点上获得许多极有见地的美学成果；但整体上看，这一时期朱先生求变有余而坚持不足，接纳多于自创。20世纪后期的朱光潜美学是反映整个中国美学时代特征的一面镜子，而非哲学美学上卓然建树的一家之学。这一时期朱先生对中国美学之最大贡献，并不在其美学基本理论方面的创建，而在对西方美学遗产的梳理与阐释上。
同是一个朱光潜，在20世纪前期，搞心理美学时，左右逢源，如数家珍，是那样的洒脱自信；而此后，则总有点一路追赶，力不从心的样子，前后对照，判若两人。这似乎说明，哲学美学所要求的思辨、演绎并非朱先生的强项；朱光潜先生从心理美学到哲学美学的学术转型，是弃己之长而用己之短，终至旧业废弃而新业难成。非才学不逮，实自知之误也。知人难，知己自持则更难，这是一个至深的学术误区，至巨的人生遗憾！
即使从宏观的，即整个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的角度看，朱光潜先生的这种学术变迁也不完全是幸事。朱先生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哲学美学之路，即以某一哲学观念立论，推演为一套美学理论乃是此时期美学家们一般所采取的学术路数，而非朱光潜先生一家之法。这说明朱先生的这种选择不是特立，乃是从众，自我放弃学术个性。如前所述，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学，虽然从具体的理论观点看，是几家并立之局，但从学术形态与方法上看，实在只是哲学美学、理论美学一家言的状态。朱先生的学术改宗，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心理美学在中国大陆刚刚开始，便后继无人；意味着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学最终进入一个清一色的哲学美学的时代。所有人只用一种思维思考问题，只用一种方法做学问，只有观念研究，没有实证研究，整个美学界的学术生态难道不是太单调，太无趣了吗？美学这门学科何由深化与丰富？立足于美学界学术生态多样性，立足于美学科学的健康发展，朱先生这种学术改宗的价值就十分有限了。
历史不能假设。一介书生，面临世局巨变，势有所不得不然者，何以如此苛责先生？责之深，爱之甚也。诚然，朱光潜先生实在无法对当时中国美学界的整体学术局面负责，然而，就当时美学家们个人知识结构、学术训练及既有学术成果等主观条件而言，最有条件赓续20世纪前期中国心理美学有限成果，超越哲学美学观念研究局面的，可能也只有朱先生了。
晚年的朱光潜先生对自己的这段学术道路似隐然有所悟，又有所不悟。在《谈美书简》中，他提出了研究美学应“从现实生活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的问题，似可视为对哲学美学的反思。然到底该怎么走，尚不明了：
“我现在（四十五年后的今天）相信：研究美学的人如果不学一点文学、艺术、心理学、历史和哲学，那会是一个更大的欠缺。”[4](p.6)
一下就谈了这么多学科，从心理学到哲学，都要求涉猎。一个美学研究者要从如此多的角度去研究美学，这对任何一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是挑战，若贪多务得，对美学的任何研究恐怕也只能是掠影浮光的涉猎而已，势难有深入之见。这是否折射出朱先生在学术方法上的一种不自觉呢？
“问题出在我学习得太少了，写得太多太杂了。假如不那样东奔西窜，在专和精上多下些功夫，也许较好。”[4](p.6)
朱先生自谦了。其实，建国后他学得并不少。“写得太多太杂”，倒多少是事实。“假如不那样东奔西窜，在专和精上多下些功夫，也许较好”。诚哉斯言，这大概是朱先生晚年在学术方法上的自悔。
如前所述，朱光潜先生在20世纪后期的这种学术变迁，首先是时代特殊政治文化环境影响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讲，此种变化是不得已，不自觉的，起码在美学大讨论的初期是这样。但是，时代环境因素之外，还当有朱先生自身精神性格方面的因素：
“做学问成见最误事。有意调和和折衷，和有意要偏，同样地是持成见。我本来不是有意要调和折衷，但是终于走到调和折衷的路上去，这也许是我过于谨慎，不敢轻信片面学术和片面事实的结果。”[2](pp.3～4)
与蔡仪、李泽厚二先生相比，朱先生性格最为平和，学识积累也最为丰富广博。蔡、李二人均能变中有所不变，均能有一种在理论立足点上执着探讨不放松的精神，其得也专精，故能自我树立。朱先生则一路地吸收下去，虽然也走上了哲学美学之路，但在理论基本立足点的选择上尚不自觉，太不自信，未能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止于所当止，其得在博雅灵动，其失在学无所定。平和谦顺既为坦荡，亦可自失，这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学富才高如朱先生者，一生治学仍有所不悟，有所失算，有所遗憾，藐藐后学，能不戒慎恐惧乎？
化观念为方法：中国美学的深化之路
其实，用心理美学来指称朱光潜先生20世纪前期的美学研究成果，也仍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对比一下中西方心理美学的特点会发现，西方心理美学的产生往往是从独立的心理学学科、学派和方法的创立到心理美学的形成。它们首先是有一些受过心理学方法严格训练的心理学家，长期对人类某些特定的心理现象进行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从中提升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形成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以此为基础，再把它引入到对人类审美现象的解释中去，由此而拓展为心理美学。它们是先有独立的、实证的心理学研究作基础，心理学与美学的结合，心理美学的产生，不过是一种成熟、独特的心理学方法、学派、观点向人文领域延伸之后的自然结果，弗洛伊德的心理美学即是典型代表。因为有严格独立的心理学研究作基础，故而其心理美学也就往往能别开生面，形成系统、深入、扎实的学术成果，能对整个美学有独特的深化作用。他们的心理美学家，往往首先是有实证科学精神与心理学学术训练的心理学家、自然科学家，然后才是心理美学家。中国则不然。研究心理美学的人，在知识结构上，多半是一些文史哲方面修养甚好，而于心理学与自然科学方法与精神知之甚少的文士，缺乏心理学与自然学科的学术训练，他们并不是心理学家，并没有长期独立地进行心理学研究的学术背景，而只是作为一个人文科学研究者，对西方某些心理美学观点感兴趣，把它们介绍进来，用来对人类文艺审美现象作初步的阐释。由于没有发达的心理学研究作支撑，没有对人类审美现象独立、深入的实验研究，我们的心理美学研究既没有专门的审美心理实验报告，也很难提升出关于人类审美心理的新的理论模型。在心理学基础理论与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均没有自己的独创，心理美学研究的深度与独创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20世纪中国美学中，朱光潜先生是心理美学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就美学家个人在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与方法训练而言，朱先生无疑是同时代同行中条件最好的，在某种程度上他实现了中国传统文人与现代西方知识结构的结合，故而他能于此得心应手，创获不菲。在美学的研究方法上，他意识到了理论美学与科学美学的区别，而对自下而上的心理美学情有独钟，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他实际上并没有严格使用心理学的实验方法，没有对人类审美中某一特殊的现象做系统、深入的心理学实验研究，其心理美学成果中并没有专门的实验报告，而仍然是选择西方心理美学中的一些观念加以介绍，然后又广泛地从文艺审美实践中举一些例子对这些观点加以说明。严格说来，这只是应用，而非研究。独立的心理学研究是心理美学的必要基础，而严格、系统、专门的实验研究与实证方法又是其灵魂。朱光潜先生20世纪前期的心理美学成果是以直觉——心物交融这一核心观念为主线建立起来的，人文趣味超过科学主义，根本性质上仍属于理论美学，而非科学美学的范畴，仍是一种自上而下，观念先行的美学，而非自下而上，由系统、独立的实验报告中提升出观点的美学。这说明，朱先生对西方心理美学成果也是从观念方面接受得多，从研究方法方面接受得少。实证方法的缺场，从根本上制约了朱光潜先生心理美学研究的前景，这使他的心理美学总体上仍处于介绍与引用西方心理美学成果阶段，而未能为中国的心理美学开出独立发展的局面。当然，这也实在是受了当时中国心理学研究水平之制约，而非纯个人的因素。
凡此种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建国后朱光潜先生的美学道路从心理美学到哲学美学转变起来何以如此顺利，无太大的心理障碍；也可以说明，科学主义，科学方法，要在中国得到真正的传播与应用，并非易事。
朱光潜先生的心理美学成果虽然尚处于科学美学的初步阶段，但它仍然是20世纪中国美学科学主义道路极其珍贵难得的典型代表；而其建国后从心理美学向哲学美学的学术转型转变也就可以视为一桩憾事。朱光潜心理美学所达到的成就是20世纪中国心理美学所达到的最高成就，朱光潜心理美学的局限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心理美学的局限。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国外心理美学成果的引入更为自觉、丰富。出现了独立研究心理美学的努力，《文艺心理学》、《心理美学》等原理型学术著作不断问世。但是，心理美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需要大量专门、深入、系统的实证研究作基础。在心理美学研究方面，我们尚没有实现方法上的自觉，仍处于理论美学的时代，仍没有真正采用实证方法的心理美学。
总结20世纪中国心理美学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的心理美学，总体上处于零星地引介与发挥西方心理美学观念的阶段，尚未达到方法独立与学科自觉。没有自己独立、系统的以心理科学为基础，以实证、实验为基本方法的心理美学。中国的心理美学因先天不足仍处于前科学阶段。现在正需要美学界与心理学界的真诚合作，需要美学研究者在心理学研究方法上的学习与训练。心理美学研究者只有真正成为一个心理学上的内行，甚至心理学家，然后才可望一种真正的心理美学。
“我们必须有一门以数学为基础的更完善的心理学……美学科学现在还处在幼年阶段……我们还不知道，在建筑、雕塑和绘画中，‘美的线条’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这种美的线条凭哪些契合因素在我们的心灵中引起同情共鸣。我们也还不知道，某一旋律的魅力在哪里，它怎么会在我们的灵魂中唤起这样的感情。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诗的每一节奏、词藻、形象和语言的声音具有迷人的力量。”[5](p.505)
“所有这三个观念——移情、游戏与心理距离，曾显著地决定我们对艺术的解释，但其中没有一个是被现在的心理学家所真正注意的，至少在这个国家（指美国）和这种语言（指英语）内是如此……它们已不在今日特别是在美国、英国和意大利很有活力的三种研究主派之中，这三种研究可名之为心理分析的、格式塔的和实验的。”[5](p.506)
这既是包括西方心理美学在内整个现代心理美学尚不成熟的实情，也是美学对科学美学、实证研究的呼唤。
如果说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共同组成了20世纪西方美学主潮，那么，当代中国美学最缺乏、需要的正是科学主义这一部分。如果说整个人类的审美科学尚处于一个前科学时代，20世纪中国美学则更是如此。总体上只停留于抽象粗疏的观念研究层面，而缺乏专门的、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只有自上而下的哲学美学，而尚少自下而上的科学美学，或者说后者与前者不成比例，美学研究在学术形态上尚未形成健康丰富、不同研究方法间的互补与均衡。如此，20世纪中国美学便难有深化与大的进展。
科学主义的缺场是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的状况，它不只存在于老一代美学家身上，同时也存在于中青年美学研究者身上。大多数美学研究者仍以观念代替游戏为乐事，为美学研究之本分；只有人文趣味而乏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严格训练；满足于对人类审美现象抽象粗疏的概括与理解而不愿做深入细致的考察；以想当然的主观见解代替客观的实证研究；以提出新观念为学术创新与进步；对前人与同行的学术成果多持代替而非继承的态度，持一种非此即彼，轮流坐庄的历史观；动辄喜以历史老人的面目对人类审美现象做宏观概括，而不愿作艰苦的专题研究……凡此种种，均是当前美学研究中存在的普遍倾向。
如何深化当代中国的美学学科？出路似乎正在于化观念为方法，以科学主义深化人文主义，走出抽象、单薄的观念研究，以科学实证的方法做深入具体的审美研究。科学主义不只是一种精神，一种观念，更是一种方法，一种深入细致的艰辛劳作。从哲学美学、理论美学到科学美学，需要一个极为重要的具体的中介环节，这就是实证研究。心理美学像心理学那样以扎实、系统的实证研究深化我们对人类审美活动粗疏的观念概括与探测，正是使当代中国美学走上科学美学道路的一条具体途径，心理美学正可以成为这样一个中介环节。
化观念为方法，以具体、专门化的实证研究深化20世纪哲学美学的既有成果，走科学美学之路，这正是朱光潜先生的美学学术道路及其心理美学成就给我们的启示。立足于此，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继承朱光潜先生心理美学的学术遗产，充分发展心理美学研究，超越哲学美学的学术思路，自觉改善知识结构，以实证的精神与方法从事每一项专题研究。如此，才是对朱先生最好的纪念，中国美学也才会在新世纪有实在的进展。
收稿日期：200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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