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_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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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外学者都肯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全球化理论的重要贡献。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使用过全球化这个术语,但是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研究和认识,明确包含着对全球化趋势的昭示。在他们的一系列重要著作中,关于全球化趋势有许多重要论述。

首先,在他们看来,是生产力的发展一步一步造成了社会分工的普遍化,同时也就造成了交往普遍化。个人之间的、民族之间的联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冲破了民族国家的壁垒,发展了分工和交往的世界性趋势。正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社会才真正开始摆脱以往单个的、地域性的存在而发展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页)其次,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必将造成经济的全球化,是由资本的增殖和扩张本性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8 页)这种本性必将迫使资本突破国内市场的狭隘界限,不断拓展世界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造就世界市场,使世界日益联成一体正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历史功绩之一。全球化从本质上说从一开始就是资本力量自发作用的结果。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这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趋势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先进的生产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渗透、改造着旧世界。“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失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8页)全球化也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因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同上,第89页)只有在普遍交往的全球化过程中,单个人才能够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这种全球生产的能力。与此同时,人的单个的、地域的存在也发展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将资本主义的矛盾扩展到全世界,将资本主义异己力量对人的压迫发展到极致。“许许多多的人仅仅依靠自己劳动为生——大量的劳力与资本隔绝或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他们陷于绝境,这种状况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同上,第87页)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全球化趋势的分析与描述,在今天仍有惊人的现实针对性,它为我们科学地认识当代全球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和指导线索。

考察全球化,可以认为:第一,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并不象一些学者所论述的那样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趋势。”它只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概念,或者更为明确地说,是和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虽然古代社会也存在一些试图超越人种、国家的精神渗透、领土兼并及民族融合。但是这些活动既没有内在的、长期的必要性,也没有形成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大气候,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基本上可以在“孤立的”范围内发展各自的文明史。人们依然能够安居一隅、隔山观火、封疆禁港、闭关自守。惟有当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以资本的无限增殖为源动力,以世界贸易为纽带,以先进生产力造就的坚船利炮为最初的蛮力手段,以不断寻找海外原料基地和拓展海外市场为目标,资本将它的力量施展到全世界,世界上逐渐不再有哪一块地方能够成为躲避的福地。因此,有许多论者将全球化的起点大致追溯至500 多年前的航海大发现,是有道理的。全球化——全球融为一体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打上了资本的血腥烙印。

第二,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尽管今天全球化已经表现为一个全面的、全方位的、从物质到精神的交融态势,但是它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经济过程、经济概念。是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曾从“普遍交往”的角度论述过“交往”在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作用。的确如此,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最普遍意义上的“交往”需要。商品价值的实现是“交往”的结果,贸易是“交往”的过程,市场是“交往”的体系。在“交往”中,人们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着沟通、联系、了解、依存。在物质交往(各种主体间的物质交换,包括活的劳动与物的交换过程)基础上,又构成和实现着精神交往、语言交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基于物质的各种交往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物质在流动,资金也在置换和流动,技术在流动,人员在流动,信息在流动。个人、企业、社会、国家、整个世界都在流动中互相影响,互相制约,追求和实现着各自的经济目标。全球化首先是由物欲横流、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精神所推动的,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脚踏实地的追逐经济利益的过程。

第三,全球化是一体化,是由“西方化”开始、逐渐向非西方化发展的过程。近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表明,“西方化”是全球化的开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全球化主要是“西方化”,是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向全球范围的扩展。这种扩展首先表现为一个冲突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托拉斯、资本家是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推进者,以及最大的受益者,它们对世界市场的拓展和对亚洲、非洲、美洲等地区的殖民活动是全球化开始阶段的最根本特征。由于它们拥有了当时最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强大的综合国力,使它们处于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比其它文明远远优先的发展权利。并对其它地区,其它文明形成强大压力,迫使这些地区和文明趋附于它们。近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几乎都是以欧美为中心的格局。整个18、19世纪,包括20世纪上半叶,全世界被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形成世界性的殖民体系。落后国家和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大多只是被动的、屈辱的、服从的、挨打的,甚至被种族灭绝的(如美洲的土著人)角色,有何“主体意识”可言?在一种先进的生产力以及由此决定的优势地位的国力和一种落后的生产力以及由此决定的劣势地位的国力之间,永远不会有“平等”“互动”“多元化”诸种概念。有的只是“依附”、“全盘西化”的殖民地心态;或者试图从主动“西化”中汲取、积累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力量;或者极端地走向暴力求变,争取自我选择发展道路(这是一种最难的选择)。全球化是以“西方化”为开始阶段的,这说起来未免残酷,但却是一种合理的、符合规律的发展逻辑,我们几乎无所逃遁。不过,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将有可能过渡到相对平等,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主体逐渐争得主动,全球化的冲突性质将向和平共处嬗变。这种状态的到来,首先有赖于落后主体发展为强大的实体,有赖于世界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趋同,经济力量的均衡化。也就是如马克思所言,由历史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自然分工(其中包含了一系列不平等、非自愿因素)因为普遍交往而被彻底消灭,各民族处在真正平等的经济地位上。到那个时代,西方已不占优势,无所谓“主流”了,西方化才会被非西方化的一体化所取代。

在一定历史阶段内,由于文明程度的差异,一体化过程必然包含有主导趋势。但是在世界文明进化到一定程度后,由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强制、主导世界发展潮流的局面一定会被改变。一体化将取决于各参与主体的共同协商,最后朝着真正自由的全球共同体过渡,到那时,恐怕既非“单一化”,也非“多元化”,而是人类大同。

第四,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性矛盾问题。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还是世界主流的社会制度,尽管此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其基本性质应该说没有变。全球化到现在为止仍是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一体化趋势。资本主义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代表着高度的现代文明。但与此同时,现代资本主义也积累了诸多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忧虑,它进一步促使人们反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价值体系。资本主义全球性问题最突出的是环境(生态)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和发展问题。

近代工业社会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和巨大财富都是以利用和破坏自然为代价的。几百年来,人工对地表实施了大规模的外力作用,其后果之一就是严重的环境恶化和生态不平衡。全球范围内普遍出现了日益严重的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土地退化、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水资源被过量开采,以致于有人预言新世纪争夺水资源将是导致冲突的最重要因由之一。研究表明,地球资源是有限度的,人类再也不能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随心所欲地污染和破坏环境。但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本质上是利益驱动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环境立法已经比较完善,环境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生态保护逐步法制化、规范化。但是他们将那些污染严重的企业纷纷转移到环境立法不全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不可降解的有毒的工业垃圾,加上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内部重蹈早期资本主义复辙的行为,使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急剧恶化。

贫富差距在今天仍在两极化发展,并且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其一是某些福利制度比较完全的发达国家内部严格意义上的穷人在减少,象瑞典,已经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穷人。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总体贫富差距在继续拉大。其二是发达国家将一些生产企业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利用那里低廉的劳动力和劳动立法不全的社会环境继续攫取高额利润,这种情况加深了目前已经出现的全球性的强资本、弱劳动现象,造成新的社会不平等。其三是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的某些亚洲、南美、非洲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发展成就不俗的新兴国家内部,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已超过发达国家。这种状况无论如何也是不能令人释然的。但是人们看不到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

还有发展问题。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观据一些学者论证已经经历了几次变化。从本质上说,发展观正在实现从无限度强调经济增长、财富积累到强调节制生产和消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转变。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大会通过两个纲领性文件《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观大致界定为三个命题、两重关系。三个命题是:其一,人类的发展不能削弱自然界多样性生存的能力;其二,这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削弱另一部分人的发展;其三,当代人的发展不能削弱后代人发展的可能性。两重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部分人与那一部分人的关系。在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已占发展优势,它们理应对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承担更多责任。但事实是,它们总是指责、限制发展中国家,而从不限制自己已经过分奢侈的消费方式。它们消耗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能源和资源,却指责发展中国家理念落后、不思“节制”。目前,可持续发展问题尽管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只要全球化进程还没有改变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总体格局,人们有理由对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持怀疑和忧虑态度。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只会把人类社会引向更为深刻的全球性矛盾。

第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的某种一致性。上面的论述,基本上是梳理全球化“从哪里来”。但是人们可能更为关心的是全球化要“到哪里去”。从根本上说,世界范围内关于全球化的热烈讨论,关键都是想弄明白全球化将给人类社会的未来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和结果。

现在还无法断言全球化进程将直接发展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来看,它与经济全球化趋势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全球化造成了世界的普遍联系、互相依存,以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为基础,无产阶级也将在“世界历史意义上”存在,这是他们解放全人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前提之一。当然现今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蓝领工人)无论从人数上还是从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而言都已发生很大变化。二十一世纪,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蓝领工人作为一个阶层甚至可能下降到不足雇佣劳动者总数的5%。无产阶级知识化、 中产阶级化趋势已经出现。知识分子作为涵盖面广、包容量丰富的阶层正日益发展为社会的主流人群。他们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危机。随着知识群体逐渐在世界总人口中占多数,必将对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大资本家群体产生改造作用。其次,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是建立在它的全球化发展基础上的,而这种发展造成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的最普遍意义上的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版第1卷第86页)现在看来,马克思的“全球共产主义 ”观由于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需要作一定修正,但还没有理由反过来认为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是不科学的。其三,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它所追求的人人平等、各民族平等的图景本身就是对于全球化的一种重要认识。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极大的加强着人类共同命运和社会平等这些全球化的核心主题。其四,现实社会主义的存在价值,还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的价值范式。许多人已经在从批判资本主义造成的负面效应及全球性问题中探讨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上述矛盾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在以生产资料社会占有为基础的、以合作、协调、节制、计划及生态科学为基调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人类的最终命运才是安全的、有保障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也许正是全球化的最高理想境界。其五,90年代以来以反思社会主义为主题,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新一轮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社会主义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思考其经验教训和未来前景。西方左翼学者开始在关注制度问题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关注社会体制之外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核裁军问题等等,以致出现了多种颇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他们在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更为强调平等对于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他们重视民主,但似乎更多地越来越强调经济民主;在经济体制方面,他们普遍不再坚持恪守计划经济,不再坚持国有经济的绝对主导,而是转向承认和肯定市场经济的作用,倡导混合经济。不管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如何评价,但有一点必须承认,由于他们身处发达资本主义内部,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问题,他们的反应要直观得多、敏锐得多。他们的意见,从根本上讲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矛盾的现实反映,我们可以从中吸取许多信息和启发。总而言之,全球化趋势正在加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可信度、可行性。

第六,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必须特别重视从全球化进程中汲取有益的营养。落后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它的历史前提与经典的要求相距很大。从全球化角度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兴起和发展,实际上是对以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趋势的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一种斗争。但是由于历史的复杂性,社会主义曾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了全球化进程,因此反而在世界经济、科技革命发展最迅速、最活跃的70年代以后逐渐落伍。在体制方面,苏联模式长期被固定化、单一化,最后导致僵化,本身就是与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曾经提出,落后的国家想要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不是绝对不可能,但必须是有前提条件的,其中之一就是落后国家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共产主义作为先进的社会形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普遍交往的实现是绝对必要的历史前提。中国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它所取得的重大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是可以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的。

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处于发展的优势地位是客观事实,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也是客观事实,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都暂时无法改变。马克思曾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8页)认识到这个事实并没有坏处。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要认识怎样才能较好地做到趋利避害,以较小的经济政治代价获得最大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不合理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以外,还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一贯对我们施行的种种歧视和压力。但20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认清时代大局,慎谨操作,我们仍然可以获得越来越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6页)机遇是与挑战并存的。我们要毫不动摇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续执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全球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它的走向是随着参与主体、参与手段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它的目标和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相对的、随机的。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不会自动出现,只能通过主导和非主导力量之间的斗争、冲突,而后才能达到。因此,所有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求我们更快地发展,以增强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只有增强实力,才能有更多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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