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球：汉族形成时期的族群结构、互动与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族论文,互动论文,雪球论文,族群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族，这个中国乃至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犹如一个硕大无朋的雪球，在滚雪球中形成，历时二千余年；在滚雪球中发展，又绵延二千余年，成为世界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奇观。
对于汉族历史的研究，笔者曾著有《汉民族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有过专论。在此，笔者试从汉族形成时期的族群结构切入，探讨这个时期族群的互动与认同，就教于方家。
一、族形成时期的族群结构
汉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她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互动融合成华夏民族，最后形成于汉代，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在这二千余年的形成时期，汉族的族群结构复杂而多变。
(一)起源时代的族群结构
汉族起源时代，在中华大地上大致有五个大的族群集团，即炎黄族群集团、东夷族群集团、苗蛮族群集团、百越族群集团、戎狄族群集团。炎黄族群集团大约由黄帝和炎帝两个族群组成，而黄帝族群又由熊、熊、罴、狼、豹、蟜、虎等族群构成①。《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从中可窥黄帝族群的结构。炎帝族群因败于黄帝族群，故其族群结构不详，但从炎帝的生父是牛氏，生母是有蟜氏② 来看，其族群结构也不是单一的。
东夷族群集团主要由蚩尤、帝俊、莱夷、徐夷和淮夷五大族群组成。[1] (P36)先秦古籍中常号称“九夷”(《论语·子罕》、《尔雅·释地》)。苗蛮族群集团，史称“三苗”(《尚书·舜誓》、《国语·楚语》、《战国策·魏策》等)，而据多种史料分析，大约由女娲、盘古、颛顼、
兜、祝融等族群组成。此外，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颛顼由“仓舒、
敳、梼戭、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8个族群组成。《国语·郑语》记载，祝融由“己、董、彭、秃、妘、曹、斟、芈”8个族群组成。
百越族群集团的结构极为复杂，罗泌在《路史》中列举属于百越的族群有“越棠、骆越、瓯越、瓯人、目瓯、洪人、目深、摧抉、禽人、苍梧、杨越、桂国、揖子、产里、菌、海葵、稽葵、稽徐、比带、仆句、区吴”等，号称“百越”(又见《吕氏春秋·恃君》高诱注云：“越有百种”)。
戎狄族群集团由狁、鬼方、羌方三大族群组成。③
(二)夏商周三代的族群结构
公元前23世纪至公元前22世纪，源于炎黄族群集团的夏民族的形成拉开了汉民族形成的序幕。
中华大地的族群结构在互动中变迁，出现了新的组合。
夏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由颛顼、帝喾、伯益、皋陶、羌人、共工、兜、三苗、鲸等族群互动构成，到禹时，夏族的族群结构已号称“万国”④
商族在形成过程中的族群结构虽然很难考释清楚，但通过郑樵的《通志略·氏族略》关于夏商时期共有62国的记载，可以窥视商民族结构的复杂性，所以汤灭夏时，商族的族群已号称“万邦”(《尚书·商书·仲虺之诰》)、“万方”(《墨子·兼爱下》)了。
周族在形成过程中的族群结构更为复杂，史载武王“克商”后“封邦建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举行授土授民时，周公长子得“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武王弟康叔“得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唐叔得“怀姓九宗”(《左传》定公四年)，所有这些“氏”其实也都是周族属下的族群了。
(三)春秋战国时代的族群结构
春秋时期是汉族前身——华夏族形成的初始阶段，此时在中华大地上横空出世的华夏族被称为“诸夏”(《左传》闵公元年)。《左传》中关于“诸夏”的记载颇多，所谓“诸夏”实际上反映了春秋时族群结构的复杂。这时作为“诸夏”的族群主要有姬姓的鲁、蔡、曹、卫、晋、郑、燕，姜姓的齐、许、申、吕，子姓的宋，姒姓的陈等。
及至战国时期，经过春秋时期的诸侯混战，到战国初期形成“战国七雄”，由齐、燕、赵、楚、秦五大族群构建了华夏族。除此之外，还有宋、鲁、卫、中山、越、巴、蜀等中小族群。
总之，纵观先秦时代，在汉族形成时期，其族群结构复杂而多变，在历时二千余年的沧桑中呈动态之势。
二、汉族形成时期的族群互动
周王朝是汉族形成的关键平台，这时的族群除夏、商、周、楚、越外，还有被称为夷、蛮、戎、狄的诸多族群，此所谓《礼记·明堂位》所言的“九夷、八蛮、六戎、五狄”⑤。似乎在族群分布上呈现出整齐划一的态势，此即周大夫詹桓伯所言：“我自夏以后稷，魏、骀(邰)、芮、岐、毕，吾西土地；及武王客商，蒲姑、商庵，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实际上，这只是大体上的一种划分，夏、商、周三族虽然居中，但其西、北与戎、狄交错，东与夷交错，南与楚交错，西南与濮蛮交错，东南与越交错。以晋为例，晋朝是周初的重要封国，其国除周族和和被统治的夏族外，还与戎、狄交错杂居。《国语·晋语二》即云：晋是景霍以为城，面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汪是土也。”所以远离周王朝的晋与戎、狄为邻，竟出现了“拜戎不暇”(《左传》昭公十五年)的反常现象。因此，周族姜姓集团的齐、纪、州、鄣等国与东夷、莱夷等夷人的接壤和杂居；申、吕等国与庸、卢、彭、濮等人的接壤与杂居；周族姬姓集团的应、蔡、息、蒋、随、聃等国东与淮夷，南与荆楚，西与庸、卢、彭、濮等人的接壤和杂居；洛水、伊水之间的山区有杨拒、泉皋伊洛之戎，山东曹县与兰阴之间有戎州巳氏之，黄河与淮水之间有徐戎，河北永平一带有北戎；唐叔被封于晋时的狄族隗氏的“怀姓九宗”等史实，都反映了中原诸族群与夷、蛮、戎、狄交错的情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杂居的态势为族群的互动提供了文化生态环境。
(一)夏、商、周三族互动融合的浪潮
春秋之时，风云渐变，西周时壁垒森严的族群边界逐渐被打破，由族群互动而激起的族群融合浪潮首先在夏、商、周三族之间兴起。晋惠公作“州兵”(《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于是乎作州兵”)是一例。周襄公七年(公元前645年)，秦晋之战中，晋惠公作了秦的俘虏。晋人为了加强军事力量以雪耻而作“州兵”，打破了西周以来武装部队主要由被称为“国人”的周族和效忠于周王朝的商贵族编成的规定。周制“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⑥，各诸侯国也大致如此。居“州”之人本是被周族征服的“庶人”，其地位与居都、邑内的“国人”(自由民)不同，没有服兵役的政治权利。作“州兵”后，情况就变了，被征服的“庶人”就与“国人”一同正式服兵役。这样，“州兵”的建立，不仅说明“国”与“州”对立的逐渐消除，夏、商、周三族的杂居越来越厉害，也说明征服者周族与被征服者夏族、商族、“怀姓九宗”等之间的鸿沟也逐渐得以填平，族群间互相敌视的心理也越来越淡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作“州兵”是晋国内夏、商、周三族互动融合为一的一个标志。
宋桓公迎卫文公又是一例。周惠王十七年(公元前660年)，当狄人灭卫时，不仅周族的齐、郑诸国出兵援助，连商族的宋桓公也奔走相救。其在狄人未退的紧张状况中，乘夜迎接渡河而来的卫文公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卫文公的妹妹为宋桓公的夫人，两族早已联姻⑦。可见周、商二族之间的族群隔阂没有了，族群间的界限也泯灭了。
孔子被周族统治者称为“尼父”也是一例。孔子先祖是宋国人(《史记·孔子世家》)，即商族人，孔子也从不讳言自己是商族人。孔子死后，周族的统治者鲁哀公却写了一篇诔文来追悼他。诔文又说：“天不遗耆老，莫予位焉！呜乎哀哉，尼父！”(《礼记·檀弓上》)你看，商族的孔子被美称为“尼父”，其死后竟使周族的鲁哀公感到了如此的悲哀，心理素质何其一致！这里还有什么族群的隔阂？又哪里还有什么族群的界限？
秦晋联姻更是春秋时期夏、商、周三族互动融合基本完成的标志。大家知道，西周分封诸侯时，晋开国君王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是周族人；而秦则是非周族人⑧。《史记·秦本纪》载秦的先祖“蜚廉生恶来。……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秦晋联姻混血，表明夏、商、周三族之间的族群界限完全被打破了。因而“秦晋”二字，成了中国古代婚姻关系的代名词。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夏、商、周三族融合的浪潮逐渐发展成春秋时期族群融合的主流。
(二)族群互动融合的浪潮向夷、蛮、戎、狄的波及和扩展
由于夏、商、周三族以及楚、越二族与夷、蛮、戎、狄诸族群的分布呈交错状态，所以春秋时期率先在夏、商、周三族之间涌起的族群互动融合的浪潮，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和扩展到楚、越和夷、蛮、戎、狄之间。
这个情况首先突出表形在各族间通婚、混血的事情不断发生。《国语·周语》记载：周襄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看来春秋时声名很大的晋公子重耳原来是个混血儿。而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娶季隗，生伯
、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廧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又如东夷须句国人成凤是鲁僖公之妾；赤狄别种潞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种族群融合还表现在文化上。拿《诗经》来说，它是中原地区夏、商、周三族融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周文化的代表。虽然其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从祭祀到征伐，从恋爱到劳动，从阶级矛盾到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无所不包，但反映的基本上是夏、商、周三族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但到春秋后期，《诗经》从中原地区向四方传播普及。以在南方影响最大的楚族来说，自称“蛮夷”的楚族受周文化的影响，也能诵读《诗经》了。《左传》昭公元年记载：“令伊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左传》昭公七年又记载：“(芋尹)无宇辞曰：‘……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如此，楚庄王八年(公元前606年)攻打陆浑戎时，陈兵周郊，问九鼎大小轻重(参阅《左传》宣公三年)，说明楚族对夏、商、周三族都非常珍重和视为宝贝的“九鼎”，也同样是十分珍视和视为宝贝的，其中原因除“九鼎”是权利的象征以外，也包含了对周文化的认同，可见楚族已经被卷入春秋族群互动融合的激流之中了。
与楚族的情况一样，当周王的儿子太伯和仲雍同避江南时，越民族乃为“文身断发”的“荆蛮”(《史记·吴太伯世家》)。直到春秋初期，越族与中原地区诸族群还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史书缺乏关于吴国和越国的记载。但是到了春秋后期，形势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最典型的莫过于吴公子季札到周文化的中心鲁国观周乐一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相当长，极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越族接受周文化已达到相当的高度，特引述一段如下。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乎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无讥焉。
我们知道，季札是吴王寿梦最小的一个儿子他到鲁国观周乐时，正是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44年)，而这时删定《诗经》的孔子年仅8岁。但是鲁国乐工为季札所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而季札对夏乐、夏舞和商乐、商舞在内的周乐、周舞的理解这样深刻，评论这样精当，说明早在所谓孔子删定《诗经》以前，越族也已置身于春秋族群互动融合的激流之中了。
甚至自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弊不通，言语不达”(《左传》襄公十四年)的西边羌戎首领驹支，在驳斥了晋国大臣范宣子不让驹支参加会盟的攻击后，“赋《青绳》而退”(《左传》襄公十四年)。《青绳》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诗中有“恺恺君子，无信谗言”一句。驹支在此引这句诗对范宣子十分有针对性，故“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左传》襄公十四年)即范宣子自觉失言，连忙赔罪，请驹支去参加盟会，以顾全自己恺悌君子的名声。可见戎族驹支不仅会讲“华”语，并且能赋《诗经》以达意，表现了相当的文化水平，这又说明诸戎在与晋的长期交往中，也被卷入春秋族群互动融合的激流之中了。
另外，《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的东夷的须句国受到邾人的攻击时，求救于姻亲鲁国。身为鲁僖公之妾的须句人成凤说：“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滑夏，周祸也。”表现了周族族群性的周礼，也成了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根据，可见东夷人已被冲进春秋族群互动融合的激流之中。
这样，在整个周王朝之内，无论东西南北，所有的族群几乎都被卷入春秋族群互动融合的激流之中，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族群融合的洪流。
三、汉族形成时期的族群认同
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即族群身份的确认在汉族形成时期也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转型过程。
在夏商周三代的族群过程中，族群边界鲜明，族群认同呈分散的态势，正如《礼记·王制》所云：
“中国、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这段人们常引用的史料反映了夏、商、周三族与蛮、夷、戎、狄诸族群的区别与族群身份认同的不同。不仅如此，就是夏、商、周三族之间也是边界清晰，这集中表现在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上，试举例如下。
(一)服饰不同
服饰是一个族群外在的重要标志。夏、商、周时对服饰的异同十分重视。《礼记·王制》说：“革制度衣服者为衅。衅者，君讨。”可见改变服制，不但被视为叛徒，还要受到惩罚。因此，夏、商、周三族都顽强地坚持穿着本族群的服饰。他们衣服的颜色不同，《礼记·王制》说：“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冔而祭，缟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郑玄《注》说：“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缟衣裳，周则兼用之，玄衣素裳。”衣服的文饰不同，《礼记·明堂位》说：“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帽子的样子不同，《礼记·郊特性》说：“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⑨
(二)葬制不同
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看，不同的族群是有不同的葬制的。《礼记·檀公上》说：“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翣。”又说：“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殷人尚白，大事敛日中”；“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大事”即丧事，这就是说，夏族出殡在黄昏，烧土为砖附于棺材的四周；商族出殡在中午，棺材外要套一个外棺，称为椁；周族出殡在日出，出殡时用布帐作“墙”装饰灵柩，并用形状同扇子一样的“翣”，在路上用以障车，入棺时以障柩。另外商族的贵族用人殉陪葬，而周族则没有杀殉的习俗。
(三)生活用具不同
《礼记·檀公》说：“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表明夏族的生活用具多用陶、木和石制成的“明器”，商族的生活用具多用青铜职称的“礼器”，而周族则两者兼而有之。
(四)“社树”不同
《论语·八佾》说：“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粟’。”“社”是土地之神，古代社祭时，要替土神立一个木制的牌位，称为“主”，并认为这一木主便是神灵凭依的地方。而这种木制的牌位，夏族习俗用松木，商族用柏木，周族则用粟木。
(五)历法不同
“正月”是农历一年开头的一个月，又称岁首。据《尚书大传·略说》：夏族的农历岁首为农历正月，商族为农历12月，周族则为农历11月。另外，“年”作为时间概念，三者的称呼也不一样，《尔雅·释天》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
(六)继承法不同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继嗣制度也是区分族群的一个侧面。历史的记载表明，夏代的王位继承法是传子，商代则传子也传弟，而周代则建立了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王位的继承不同，必然要影响到夏、商、周三族财产继承法的不同。《史记·梁孝王世家》褚少孙补对此不同做过很好的说明。他说：“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
(七)族群性不同
族群性是指一个族群本来所固有的思想、感情、气质等内心活动和行为特点。由于夏、商、周三族是三个不同的族群，所以在族群性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别。《礼记·表记》说：夏族“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表现出朴质、温厚，又比较野蛮的族群性格。商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表现出放荡、凶狠、好胜的族群性格。周族“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表现出温文尔雅，以巧取利的族群性格。
(八)宗教信仰不同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民族的宗教信仰，由于每一个族群形成的历史条件不同，也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礼记·表记》记载：“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这就是说夏族刚从原始社会走进阶级社会的门槛，由于生产力比较低下，因此，对吉凶祸福、寿夭贵贱等事仍听天由命，即《论语·颜渊》中所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此所谓“夏道尊命”。商族则已处在奴隶制发展时期，生产力水平虽有所提高，但神鬼观念也大大发展了，整个商代是神权的时代，是鬼神思想沉浸的社会。而在商族的心目中，祖先的神力不亚于天帝，所以他们鬼神同视，祖先与上帝同受崇拜，形成对祖先和上帝“合而为一”的一元神——上帝的崇拜，此所谓“殷人尊神”。周族则接受了“殷鉴”(《诗经·大雅·荡》)的教训，认为“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既不信天命，也不信真信鬼神，此所谓“周人尊礼”。从“夏道尊命”、“殷人尊礼”、“周人尊礼”的不同宗教信仰中，夏、商、周三族的族群边界与族群身份认同的不同真是泾渭分明。
但是，曾几何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书同文字”、“堕名城”、“治驰道”、“车同轨”、“行同伦”的大一统政策，使华夏族从分散走向统一，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西汉承秦制，华夏族在汉代400余年的国运久盛之中发展转化成了汉族，族群认同也从分散走向了集中，即对汉族身份的认同。汉族形成时期族群认同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
华夏族统一于秦王朝，其族称曾改为“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秦王朝短命的国运，使“秦人”的称呼很快被人们遗忘了。而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四百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族群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军”，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族群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们称呼为华夏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2] (P22)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3] (P19)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汉族身份的认同从此确立。
注释：
①《列子·黄帝》云：阪泉之战，黄帝“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貙、鹰、鸢为旗帜”。
②《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
③戎、狄之称始见于西周。西周之前，中原西部和北部的族群则称为狁、鬼方、羌方。参阅《诗经·出车》、《诗经·六月》、《竹书记年》、《易经·既济》、《国语·周语》等。
④《左传》襄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⑤《周礼·职方氏》亦云：“四夷、八蛮、九闽、九夷、五戎、六狄。”《尔雅·释地》也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
⑥《司马法》。又晋作“州兵”《左传》僖公十五年注：“五党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长各缮甲兵。”《国语·晋语二》也有此说法。故李亚龙：《西周与东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版，第170页)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一册(中华书局1962年4月版，第112页)、1979年版《辞海》(缩印本第94页)以及《辞源》(商务印书馆1981年修订第2版，第950页)均采用此说法。此说源于《周礼·地官·大司徒》。然此说本为六乡制度，六乡之人本来就要服兵役，无所谓作“州兵”。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分析，晋所谓作“州兵”的“州”，应是《司马法》中之王国“二百里为州”的“州”。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慧：《试论春秋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第118页)一文采用此说是有道理的。
⑦参阅《左传》闵公二年；《史记·宋微子世家》。
⑧秦人族属不定，有戎人说，又有夷人说。
⑨委貌、章甫、毋追以及弁、冔都是古代冠貌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