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俄三国货币自由化进程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韩论文,国货论文,实证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十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学家R.I.麦金农的“金融压制理论”和E.S.萧的“金融深化理论”的发表，他们所提出的“落后的金融条件会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政府的强制规定以及压抑政策又束缚了金融业的发展”这一观点被广泛接受下来，许多国家开始着手利率、汇率机制的改革，尤其是在对外经济交往上，放松甚至放弃了从经常项目到资本项目下外汇流动的管理，也就是推进所谓“货币自由化”进程。然而巨额资本的流动是一把双刃的刀，它在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大量资本的同时，又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综观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都不乏货币兑换管制改革失当的诱因。因此，货币自由兑换管理改革成败的关键是：政府在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下采取何种开放方式才能有效降低体制变动对国际收支造成的冲击，既能充分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又不至于引发严重的支付危机。在这里．笔者选取日本、韩国、俄罗斯三个有代表性的国家，从改革经济背景、改革进行的方式以及后果等方面来分析各种方案的利弊。
一、货币自由化改革的经济背景
1964年日本放开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标志着其货币兑换管理制度向自由化过度的开始。韩国于1988年接受了IMF规定的第八条条款，在1993年宣布到1997年分三步完成金融、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自由化。俄罗斯则在1992年基本上放弃了对外汇进出的管理。从经济背景来看，日本无疑是三个国家中改制条件最好的。如图1、图2所示，经常项目到资本项目放开期间（1964年～1980年）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年平均高达8.2%，国际收支长期保持顺差。经常项目出超总计达642.8亿美元，并且不断对外输出资本。1980年日本实现国际收支顺差50.3亿美元，国际投资总额达1596.5亿美元，经常项目虽然存在107.5亿美元的逆差，但与CDP比值仅为1.01%，政府赤字为744.1亿美元，与CDP比值为7.02%，政府对外债务为27.38亿美元，与外汇储备的比值为11.1%。同时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到246亿美元，足够支撑8.4个月的外贸进口。这使得日本在实施货币自由化进程中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相比之下，韩国实行自由兑换改革之初的经济形势也不逊色太多。在放开经常项目的前两年，CDP增长分别为11.6%、11.5%，1988年仍达11.3%。国际收支也持续保持了顺差的势态，1988年为93亿美元，经常项目为顺差145.4亿美元，与GDP比值为7.98%。当年政府盈余为27.4亿美元，政府对外债务81.6亿美元，占GDP的4.48%，与外汇储备的比值为66.37%，外汇储备为123亿美元，支持进口时间为2.7个月。从韩国的情况来看，除了对外举债率稍高之外，整体的国际收支形势还是良好的。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当时是十分严峻的，1992年（即前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年），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急剧变化，经济处于大衰退当中，当年的CDP增长为-14.5%，而通货膨胀则高达1790%，国际收支状况为逆差12亿美元，经常项目逆差与CDP比值为1.5%，国家对外总负债高达774.03亿美元，占CDP的20.5%。其中短期债务就高达129.3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则几乎没有[1]。
（图1）
（图2）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8年
二、货币自由化改革的进程
从货币兑换管制放开的方式来看，日本采取的是稳妥合理的渐进式改革方案，改革步骤进行得有条不紊。而韩国就表现得有些急功近利，改革步伐略显仓促。俄罗斯进行的则是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期冀通过一劳永逸的方式实现资本流动自由化。
日本于1964年正式成为IMF第八条款国家，并在同年4月加入OECD组织时同意执行该机构的“非贸易交易自由化协定”和“资本自由化协定”，实现资本交易自由化。而事实上日本仍在当时执行《外汇与外贸管理法》（1949年制定）、《外资法》（1950年制定），原则上禁止外汇资本交易。1967年日本政府开始在直接投资领域实现部分资本交易自由化，并逐渐放宽外商进入的投资领域和公司控股的比例。其后日本又几次修改对内直接投资自由化政策，在1973年才达到OECD组织所规定的直接投资的要求，但直接投资的范围仍然被严格限定在按规定购买企业股票、债券、或者以合资、独资等方式建立对企业控制权的范围内，并非资本市场全面开放条件下的资本自由交易。比如在资本项目下的日元交换必须经过特殊的审批等等。1974年以后，日本大多数产业已经允许外资以股票或直接投资方式参与，但农林水产业、矿业、石油以及皮革产业仍然在限制范围之内。1979年日本对兑换管制改革的步伐加快，当年2月取消了对非居民购买日元债券的限制，5月又取消了不准非居民加入现汇市场的规定，6月对国内企业的外汇贷款限制也予以取消。1980年日本实施新的《外汇与外贸管理法》，对于外国投资由“原则上禁止”改为“原则上自由”，对非居民的对内直接投资改为申报制，解除了居民外汇存贷款的限制，实现了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即便如此，日元的出入还并非畅通无阻，比如政府还规定了因私出国持有日元的上限，日元的对外贷款、外汇期货交易、外国投资国内房地产等方面也都还存在着限制。从兑换管制改革的进程来看，管理机构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深化方式和谨慎求稳的态度。
韩国政府对兑换管制进行的改革首先是以贸易放开为铺垫的。其意图是在国际收支的重点——经常项目下取得有利地位，力求交易性外汇需求自主地达到平衡，然后再实现货币的自由兑换。然而推进的过程中则明显有些前松后紧。60年代初期经常项目的大量赤字促使韩国在对外贸易从“进口替代”战略转移到“出口导向”战略，并在韩元大幅贬值的基础上连续地放开对贸易的数量管制，采用关税的方式保护国内工业。尽管贸易自由化政策曾在1967年～1979年间中断过，但政府近20年的努力还是结出了硕果，80年代韩国的国际收支情况已明显改善。于是政府开始推行兑换管制的改革，不仅向国内金融市场引进外国金融业务，提高国内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而且促使韩国各金融机构随海外投资的增长而走向国际市场，1988年韩国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然而在这之后政府推进外汇管理自由化的节奏加快。1993年政府放开了短期货币市场业务，取消了合资企业中外方控股不能超过50%的限制，允许外资进入投资信用和咨询领域。1994年～1995年政府扩大了外汇自由化的范围，放松了外汇银行的分类管制，提高了银行向海外借贷业务的限额，对原先实行外汇集中制的某些条款进行修改，允许居民持有外汇。另外政府还放松了外商证券投资机构在国内开设分支机构的限定，将外资在股票市场投资的最高限额进一步放宽，允许国际金融组织在国内市场上以韩元发行债券，完全放开国外证券机构在国内的投资限制。1996年～1997年，政府减少甚至取消对银行和外汇体制的干预，允许外国银行在国内设立分行，降低国外证券公司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的投资要求等等，资本项目下外汇自由流动已基本完成[2]。
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兑换管理改革显得十分简单、仓促。作为“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的一部分，外汇管理放开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从1992年1月2日价格放开开始，外汇进出几乎不会受到什么限制。俄罗斯任何组织可以在外汇市场上自由无限制地购买外汇，只要购买的外汇是用来进口商品就是合法的。这实际上等于完全放开了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在资本项目下，虽然从规定上来说不允许自由兑换，不能因投资目的而购买美元，也不能将美元储存在境外或投资于海外资产，但实际上这种规定从来没有真正执行过，出口商甚至可以将出口所得一半以外汇存放起来。除了外国公司在买卖卢布时会受到一些限制，“在俄罗斯货币几乎是完全可以兑换的”[2]。
三、货币自由化改革的结果
毫无疑问，日本进行的改革是最成功的。日元从战后的严格管理到逐渐放开，进而实现完全的自由兑换并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货币之一，期间并未发生由于外债引发的金融危机，较为顺利地完成了日元国际化的过程。1998年，全球进出口贸易中有5%是以日元计价的，与日本商品进出口额占世界贸易的6%相匹配，本国进出口分别有1/3和1/5以日元计价，仅次于美元与马克，显示出日元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结算货币的能力大大加强。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1973年日元只占总储备的0.1%，比不上美元、马克、英镑、瑞士法郎、法国法郎，甚至比不上荷兰盾，1997年则已经提高到了4.9%，排在世界第3位。同时国际金融市场上日元作为投资工具的作用也明显提高，国际债券市场上日元债券已经占总债券的4%～5%，在外汇市场上每天高达1.5万亿美元的交易中，日元所占的比例高达21%[3]。这些都表明了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重要地位的确定。
比较而言，韩元走向国际化的进程则不太顺利。由于90年代放开的步伐迈得太快，伴随着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增长和巨额资本的肆意流动，韩国的国际收支开始恶化，经常项目下赤字1994年、1995年分别为38.67亿、85.07亿美元，1996年更是上升到了230亿美元，因此不得不向国外引进外债。同年底，韩国外债总额高达1045亿美元，短期债务达650亿美元，1997年末外债总额达到了1530亿美元，短期债务为802亿美元，而1996年、1997年外汇储备仅有332亿、244亿美元。同时，宽松的外汇管理制度有为韩国银行的外汇操作提供了很大的余地，不少金融机构在大举外债的同时，把短期贷款用于外汇市场的投机，向泰国、印尼、俄罗斯、乌克兰购买了数十亿美元的债券，为韩国债务危机埋下了祸根。1997年1月4日股指创3年来新低，标志着韩国金融危机的开始。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韩元汇率、股指狂泻，大量的金融机构、企业破产、倒闭，资金信贷利率陡升，外汇储备直线下降，外汇支付能力急剧枯竭，银行信誉一落千丈，金融秩序空前紊乱，不得不接受IMF的经济援助和改革计划。
再来看看俄罗斯的情况。俄政府推行的改革计划没能使经济形势发生好转。至1996年CDP已下降了40%，经济衰退超过“二战”期间的损失，其全面萎缩进一步导致80%的消费品依赖进口，1997年国际收支赤字达65亿美元。在松散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国外大量的投机资金涌入俄罗斯，尤其糟糕的是在1997年外国投资累计的180亿美元中，有100亿进入了证券市场和短期借贷市场。1997年上半年在经济增长为零的情况下，反映俄罗斯50只主要股票的“莫斯科时报指数”上升了140%。此外，俄政府为了弥补占CDP高达7.5%的预算赤字而大举国债，1998年内外债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一半，当年需要偿还的外债本息就有290亿美元，而俄外汇储备只有140亿美元。所以当基里延科政府不得不宣布延期偿还内债，90天内不偿还外债时，立刻使本来就大幅震荡的股市、汇市雪上加霜，卢布更是从1997年11月1日政府限定的6.1:1暴跌到20.7～21.5:1，引发了全面的金融危机[4]。
四、结论
由此可见，货币兑换管理制度的改革决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的事情，货币自由化进程必须以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的稳定为中心，根据国家的经济形势，循序渐进地加以深化。缺乏宏观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和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没有雄厚的财政储备、外汇储备作后盾，为了吸引外资而盲目地放开货币兑换管理，不仅不能合理地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建设，而且加剧了世界经济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给国际游资的炒作提供了市场，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导火索，这无异于火中取栗。同时，从日韩两国不同的实践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在宏观条件较为理想的情况下，也必须安排递进式的开放步骤，保持经常项目下的收支平衡和外债结构的合理性，减少外债偿付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加强银行体制的建设和金融机构监管的力度，控制贷款和外债的规模和去向，培养高效、健全、成熟的国内资本市场，保证管制放开过程中整个经济体系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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