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的有效生长与改革方式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机制论文,生长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市场机制的运作以自愿为基础或前提，意味着各参与者均承认并尊重行为主体双方在交易开始前所拥有的初始禀赋和初始权利，唯此市场机制才能提供一种为人们所推崇的激励机制——我称之为鼓励生产性努力的激励动因。由于人们只有通过改变交易前的初始禀赋和初始权利才能极大地改善各自交易后的福利状况，同时由于自愿而公允的交易便意味着认同和尊重交易双方各自所拥有的初始禀赋和初始权利是交易发生的前提，所以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从某一个单独的孤立的交易来看，初始禀赋和初始权利是固定化的，不可轻易被改变。从一连串循环交易来看，下一次交易前存在的初始禀赋和初始权利会由于“来自于交易的收益”的增长而发生改变。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基本机理是激励行为主体保持足够的机敏和警觉搜罗和捕捉散落于市场各个角落的种种机遇，努力最大化“来自于交易的收益”，从而最终实现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与以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为特征的动态经济效率的协调和优化。
试设想如果交易双方被允许通过各种办法和途径可以改变对方的禀赋存量和权利存量，并可以通过这种变更以达到改善其市场行为绩效之结果或目的的话，那么市场机制便将提供另外一种类型的激励机制——即为鼓励非生产性或寻租努力的激励动因。由于人们可以轻易通过改变交易前的初始权利来改变各自在交易结束后的福利状况，在这样一种制度环境下，市场机制将不再激励人们去努力最大化“来自于交易的收益”，相反将极大地激励人们去努力最大化“来自于寻租的收益”，从而导致无序的利益活动的猖獗和市场机制总体运行效率的恶化。对初始禀赋和初始权利的这种非交易式改变可以通过合法的程序重新界定权利边界、改变权利结构即通过所谓改革的形式进行，也可以通过偷盗、抢劫、敲诈等非法的或暴力的方式明争暗斗、巧取豪夺；即可以对既得权利结构进行激进的震荡性的存量变革，也可以进行渐进的温和的边际调整。基于自愿之上的市场机制对既得权利结构的影响在总体上是一种事后的潜移默化的边际调整。由于传统既得权利体系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是根本不相容的，所以传统社会的市场化进程隐含着一个全面地重新界定权利边界、从而对传统既得权利体系进行存量结构大调整的过程。在渐进式边际调整的改良与上述终极目标之间存在着各种中间形态。这些中间形态构成目前部分经济学家所谓的过渡经济特征。在这一时期制度的变革和市场机制的生长是其主色调。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市场化，即扶持市场机制的健康生长。但是改革与市场机制的生长两者间并不总是统一的，改革方式的选择不当还有可能窒息幼稚的市场机制。
透过理论界对渐进式温和改良与一揽子激进震荡两种市场化改革方式的种种争论，在其背后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新制度生长于旧制度的夹缝当中抑或新制度建立在旧制度的废墟之上？渐进式改革隐含着这样一种改革哲理：终极目标是可以进行时序性与逻辑性的分解的，通过各种中间形态分阶段地体现出来，循序渐进，分步到位。但这是一个人为的演化过程，其中掺合着许多人为的主观因素。权利边界的重新划定不是单单由刀本身来完成的，而是由现实经济生活中具有七情六欲的人来操刀的。从博奕理论来看，操刀的瓜分者本身在信息资源的占有上较其他单纯的分享者拥有独占的优势，没有第三种社会力量能够阻止其将其私利融入操刀过程之中。正如激进式改革的倡导者所看到的，从任何一种中间形态出发至终极目标的演化均隐含着极大的变数，蛰伏于其间的嬗变玄机源于系统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且并不会因为中间形态是对终极目标的时序性和逻辑性分解而有所改变。
二
在象中国这样一个由传统的社会结构向现代商业制度转变的经济运行中，无论是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还是激进式的一揽子变革均必然陷入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渐进式改革有利于维护市场机制运作的自愿基础，符合市场机制对既得权利结构体系的边际温和调整，因而它不仅仅是一种改革策略，而是传统社会市场化改革的一条有效途径。但必须注意到，渐进式改革虽然有利于维护市场机制运作的自愿基础，从而有可能使得作为中间形态出现的新的权利边界及新的既得权利体系通过边际调整而获得巩固和稳定生长，但它又在相当程度上提供了人们为寻租而热衷于不断追加在权利边界重新划定与既得权利结构体系增量调整过程中非生产性努力的投入量以及人为延长权利重新界定过程的激励动因，从而为过渡期的经济转型带来方向上的不确定性以及运行上的极大不稳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一方面源于破而未立的过渡期中道德的沦丧和社会政治秩序的不稳定，同时也将进一步助长世风日下与秩序不稳的现象。频繁地持续地（尽管调整幅度不很大）对既得权利结构进行增量改革从而全方位地重新界定既得权利边界同样会破坏市场机制运作的自愿基础，提供借改革之机、钻改革空子、发改革横财的激励动因，热衷于不断追加在权利边界重新划定与既得权利结构体系增量调整过程中非生产性努力的投入量，以增加其自身的初始禀赋存量和初始权利存量从而改进其自身市场行为的绩效。这势必会扭曲甚至降低市场机制的运作绩效，不利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原有的既得权利结构体系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完全不相融的，全面重新划定既得权利边界、对传统权利结构体系进行存量结构大调整是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内容，不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市场化改革就不可能最终宣告功成身退。但作为激进改革的倡导者必须回答这样一个诘难：在信念失落、价值沦丧、秩序无度的环境中新制度如何生长并进入稳定运行状态？与新制度相伴的新信念、新价值、新秩序赖以植根的基础是什么？从何而来？这些问题事实上是前苏联目前所面临的。虽说是不破不立，但作为立的前提的破不应该是而且也从来不曾是一种全盘否定，破不是在彻底砸烂旧世界的基础上建立新世界，而是一种有所包容有所继承的积极扬弃。有人认为快速的激进改革可以降低改革进程的可逆性，但在我看来，对传统既得权利结构进行震荡式的存量改革和全面重新划定权利边界，由于在一些深层次方面的转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一蹴而就，所以过渡时期的经济必将出现一段时期的体制真空。在这段真空时期将伴随着信念真空、价值真空、秩序真空。这种局面将激励人们通过各种办法和途径借助于权利边界的重新划定来尽可能增加自己的初始禀赋和初始权利以达到最终改进自身市场行为绩效之目的。必须看到，有效产出水平绝对下降和市场绩效绝对恶化不单单是一种局部的个别的现象，仅仅局限于国有经济的效率恶化和产出水平绝对下降，而是一种全面的普遍的现象，表现为整个国民经济总体效率的绝对恶化和总体有效产出水平的绝对下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解体后的独联体各国及大变革后的东欧各国实际经济运行结果中得到印证。由于我们把这种效率的恶化主要归结为追加对非生产性努力投入的激励动因的力度增加，所以不难看到，由于全面重新划定权利边界的主战场在国有经济领域，因而非生产性努力投入比例与绝对量最大的领域也在国有经济部分，从而国有经济的产出下降幅度和效率滑坡速度亦为至最。至此便不难看到，激进式改革中隐含的巨大的可逆变数。这里存在着这样一种令人灰心的演化趋势：巨幅震荡引起系统的极度不稳定——驱使人们不断追加在权利边界重新划定过程中非生产性努力投入量呈相对或绝对下降趋势——国民经济总体效率绝对恶化——改革进程可逆变数增加。系统的极度不稳与改革进程中可逆变数的剧增隐含着将上述演化趋势转变为一个恶性循环的可能性，从而新生的市场机制很可能由于改革方式的选择不当而夭折。这取决于过渡时期中要求对新的既得权利边界进行再划定的那部分社会阶层的相对实力。后起的要求对改革前既存的或者对前期改革中已经重新划定的既得权利边界进行再划定的这股社会力量所代表的方向及与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均衡状况将在相当程度上左右过渡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演化的方向和稳定程度。
三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无论是渐进式改革，还是震荡式改革，若要使得市场机制正常运行，均必须尊重和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尊重和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权利便意味着改革对现存权利结构的调整主要采取边际增量式温和调整并辅之以小幅改良式存量调整。尊重和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权利便能够在改革中维护市场机制运行的自愿基础，避免不良激励动因的产生和效率的恶化，降低转型时期民主政治基础的不稳固性。尊重和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权利便意味着作为改革背景的体制必须适度抑制后起的要求对新的既得权利边界进行再划定的那部分社会力量，掌握渐进地调整传统社会结构的节奏，谨慎维护新生阶层与其他社会力量，尤其是其他既得利益阶层之间的力量均衡，降低过渡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可逆变数。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实践中权利结构体系或权利边界的嬗变形式丰富多彩。允许与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发展和相互融合；承包制改革通过契约方式让渡部分剩余索取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通过资产经营责任制同样以契约方式构建法人治理结构，确立委托代理关系，让渡部分重大资产处置权；引入奖金津贴及工效挂钩等物质激励机制，允许并承认个人私利在经济运行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用工制度的改革，允许劳动力的流动及农民工进城；等等，以上均是通过合法程度公开进行的既得权利边界的重新划定。同时也存在着在过渡期体制转轨中的灰色地带以打擦边球的方式衍变出来的既得权利边界重新划定方式和途径。这些擦边球为新体制的成长培育了温和的和宽容的土壤，为市场改革提供了效率支持。但在这类灰市经济活动中亦不乏我们称之为腐败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是极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的，其最大的危害在于恶化了市场经济运行的道德环境和信用基础，根据有关报章的披露和作者自身的一些风闻，目前盛行的做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经营者筑巢现象。 经营者通过家属或可靠朋友设立一与其所掌管的公司业务相同的私营企业，掌握“公司内摆平、公司外活络”的原则，大行“开销是公家的，生意是自己的”之道；（2）红杏出墙现象。 证券市场中法人资金的操作者乘机构做庄炒作之机，个人跟进搭车发财。这实在是一桩名利双收，旱涝保收的美事。机构在股市中兴风作浪可求“资本化经营”之名，赢则为国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输了则是为探索“资本化经营”所付的学费；而个人跟进搭车炒作则图的是快速致富之大实惠，因由国有资产为其付学费，所以其创业风险大大降低了。无怪乎现在有许多机构的操作者纷纷效尢，趋之若鹜。在今年年初的市道中通过有确切消息来源的跟风操作据说有时候一个月不到便可以获得百分之一百以上的暴利，证券市场的泡沫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可吹出一个一个腰缠满贯的富翁或富婆，其中的奥秘就在于目前股市运行中存在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溢出效应。（3）债多不愁、虱多不痒或称站着借债、 跪着讨债。金融机构尤其是内陆和农村的基层金融机构成为部分不法亡命之徒的“摇米机”（沪语意为钱袋或印钞机），利用目前国有金融机构多级监管体制中存在的漏洞，以糖衣炮弹为先导，大量举债并形成不良资产，同时明目张胆地把部分贷款转移出去为子女或亲属办家产、设立企业。现在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心理怪圈：在债务人看来如果想继续从国家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最好的办法就是形成不良资产。这是因为对基层金融机构的贷款经办人甚至负责人来说，在其在位期间发生烂账、呆账、死账、坏账，对其工作或经营业绩尤其是与之相关的该特殊行业优厚的收入及福利乃至往后的仕途升迁均会产生不利。所以在其在位期间保证万事大吉是其万全之策，明知放出去的贷款已经成为不良资产，但只要借款人到期付清本息，为填补债务人财务窟窿的后期贷款，依然顺顺当当地发放出去。这不仅助长了银行间存款搬家造成的虚假金融活动，而且还抬高了民间灰色金融市场的放款利率。在江浙一带民间放款利率不论期限长短均为月息2%左右。起初我很不解， 为什么一个月的利率与一年的利率竟然是一样的，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中不是存在着明显的套利机会吗？后来我明白其中的奥妙：这是因为民间金融市场的借款需求中相当大的份额是由上述不正常的借贷活动创造的。这些不法之徒在恶发不义之财的同时，无疑为我国部分地区国有金融机构的信用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罪恶的定时炸弹；（4）二年城里一套房。 现在富余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敛财有道。据说在有些地方一般的乡镇专管员干二年便可以到城里去买一套房。如此高的收入并不是来自于当地经济发展以后超额完成财政包干指标后的奖励。纵然当时经济确确实实有了快速的增长，但由于目前基层财政考核实施的是以上一年完成指标为下一年的包干基数，所以对于这一块一般来说都要作留一手细水长流的考虑。据说乡镇干部的高收入主要是来自于计划生育超生罚款和屋基超面积罚款。对于计划生育的超生，许多基层干部彻彻底底地引进了市场机制，对于有钱的人家实施鼓励超生但重重处罚（最高的据说可以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但对于没钱的人家则严格实施防患于未然的政策，坚决不允许超生。因为对于一方土地爷来讲计划生育的超生指标是有限的。应了经济学的一句行话就是“十分稀缺的”。对网开一面者的罚款则是严格根据这种稀缺程度而定的；（5）基建热背后的坐地分赃。 建筑业工程发、承包过程中的金钱交易只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说它是公开的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其中的“花头”，但具体每桩交易中“花头”的大小到底多少、落实到相关每一个的“花头”到底怎样又是一个秘密。细心的人不难看到，这些年来有些地方政府的有关领导在开发区招商引资、城市建设、土地批租、房地产开发及造桥筑路挖隧道的热潮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要远远高过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但在这几年披露出来的各种重大经济案件来看，这背后的收受贿赂、坐地分赃恐怕已经成为更为强烈的激励因素了。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硬环境来看这种不良激励产生了有目共睹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也确确实实成了某些腐败分子搪塞其罪行的辩护词。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其间的效率损失是巨大的，对市场经济运行道德环境的危害是深远的。北京市的王宝森事件便是一面镜子。
以上这些现象在危害新体制健康生长的道德环境的同时，造成过渡时期民主政治基础的不稳固性，从而将严重干扰我国从传统的社会结构向现代商业社会结构根本转变的历史进程。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在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商业体制根本转变的过程中，转型时期民主政治基础的不稳固性很可能会损及市场经济运行的自愿基础，并会为人为延长权利重新界定过程提供不良的激励动因，增加权利结构变动的反复性从而改革的可逆变数。这一国际经验教训对于指导中国目前的改革与发展伟业使之少走弯路避免挫折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现代商业体制的运行是建筑在精英政治与精英社会的基础上的。而我们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所推行的公有制经济，天下为公的经济权利观念和人人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理论与现代商业制度的运行是明显抵触的。我们知道，商业社会运行的价值标准是建立在财富的基础上由货币来计算的，货币是各种价值标准进入商业社会运行中之计算体系（成本与收益）的通行证。由于作为一般民众的劳工与消费者所持有的货币量要远远小于商人利益集团，所以商人的利益（或我们通常讲的资本家的利益）才是商业社会价值体系运行的主旋律。这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同时亦应该成为今后我国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国策制定的基本立足点。
必须冲破传统观念的禁区，才能为权利结构的重新界定从而为构建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基础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我个人以为要从根本上完成从传统的社会结构向现代商业社会的权利结构体系转变，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确立非全民公允的价值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即作为主流社会的价值体系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种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东西。理想的政治结构应该尊重和保护前述各种新生力量的既得利益，将这整个一个集团的既得利益尊为我国迈向商业社会结构过程中的价值标准体系运行之主旋律，并谨慎地保持这一新生阶层与其他社会力量间的相对均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