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开发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功能与政策

西部开发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功能与政策

王薇[1]2002年在《西部开发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功能与政策》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缩小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是实现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东西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是各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对外开放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是造成区域济发展差距加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促进西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西部开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投资环境落后,西部地区不可能马上吸引资的热点,而且FDI对于经济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为了更好地利用外资促进西部经济发展,必须将FDI与区域发展的整体战略相结合,发挥西部的比较优势,制定有效的引资政策。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并引用了有关的数据资料,分析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主要差距,并结合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阐述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开发的重要意义,对于如何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促进西部开发展开了讨论,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有关的区域发展理论。第二章回顾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了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指出了开发西部的必要性和具备的条件。第叁章则主要从FDI与我国的区域发展关系、西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如何促进西部地区引资等问题进行分析,并且结合我国入世的背景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赵矜娜[2]2008年在《外资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效应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及日益与国际经济秩序接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外商在华投资有了很大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FDI东道国。吸收外资有效弥补了我国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了国内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速了对外贸易发展,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在利用外资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地区不平衡,区域经济“二元结构”与FDI分布“二元特征”并存,东、中、西部地区吸收FDI业绩存在很大的差异,使得FDI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贡献方面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加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西部地区要取得快速增长,需要大量引进外资,弥补资金缺口,因此,如何将更多外资吸引到西部并提高外资的有效利用率,已成为政府关注的重要战略问题。本文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我国西部地区吸收和利用外资历程和现状,探讨了西部地区外资利用的资本形成效应、外贸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阐述了外资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的机制、路径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定量研究了外资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实际绩效和效果;探索影响西部利用外资发生作用的影响因素,提出提高西部利用外资效果的对策建议。本文分为六章论述:第一章绪论,说明本研究的背景、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对有关概念作出界定,论述国内外研究动态,是文章的引子。第二章西部利用外资的现状分析,从发展历史阶段、当前状况、主要问题几个方面作出介绍。第叁章外资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外资有效性进行检验。第四章从资本形成、产业结构、对外贸易、技术水平几个方面对外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正面负面效应和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并指出影响这些效应的因素。第五章从区位条件的角度,论述了影响西部利用外资的主要因素,包含了政治、经济、教育等软硬件条件。第六章提出了促进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外资通过弥补资金缺口、推动技术进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增进对外贸易等方面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吸引外资的数量和效益取决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区域融资综合环境因素,为此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应注重优化外资结构和提高质量,应着力于引资政策的调整和引资环境的改善。

郑振彪[3]2003年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利用外资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以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通过分析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新的战略模式、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 论文第1章是外资与西部开发:基本理论框架。该章介绍和评述了经济学中有关外资利用和经济发展的理论着述,探讨了西部开发中外资的作用问题,为整个问题的分析提供基本理论框架。在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中,许多理论模型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外资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缺口”理论、开放性内生增长模型、“输入型发展”理论等。中国的西部地区属于典型的欠发达地区,关于外资作用的各种理论模型也同样适用于该地区。无论是资本形成,还是现代经济结构的建立,利用外资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外资进入西部地区后,不仅可以直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制度,而且通过“外溢”效应等各种形式间接促进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产业演进和整个现代经济结构的建立。 论文第2章是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回顾。论文回顾了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历史,探讨了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成就与问题,分析了西部地区利用外资不足的主要原因。论文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利用外资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整体投资环境上讲,西部地区一般位居全国的下游水平,并且持续恶化。导致这种结果的最主要因素包括:优惠政策劣势;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与基础设施差;产业结构不合理;国有经济比重高;人力资本水平低。 论文第3章是西部大开发中的利用外资战略。论文分析了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与自身条件,提出了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新战略。即以建立现代化的开放型经济为目标,以优化整体投资环境为依托,把外资的内涵扩展到西部地区之外的所有资本,并重视利用内销型外资。这是依据西部大开发整体战略的需要,从西部地区自身实际出发、有别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利用外资新模式。 论文第4章是西部大开发中利用外资的战略重点。论文认为,根据西部地区的具体情况,为充分享有外资流入所带来的益处,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重点应该集中在兴建基础设施、改造传统工业、改革国有企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4个方面。 论文第5章是西部大开发中利用外资的战略措施。论文认为,今后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政策措施不仅仅要大幅度增加外资流入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外资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其主要措施包括:完善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放宽外资限制和执行公平竞争政策等。

林薰基[4]2003年在《中韩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韩两国在外商直接投资在本国的经济发展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两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增长很快,但两国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方面有着制度体系和具体制度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本文即在此基础上,比较研究中韩两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中韩外商直接投资概况;第二章——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结构;第叁章——中韩两国外商直接投资立法与政策;第四章——中韩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制度之比较;第五章——中韩外商投资企业资本制度比较;第六章——中韩优惠法律制度之比较;第七章——外商直接投资的法律保护。第一章——中韩外商直接投资概况,详细介绍了中国和韩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提出撰写本文的一些动因和意义,指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加强区域合作的背景下研究中韩两国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并提出研究的方法和基本研究方案。第二章——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结构,介绍和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在充分比较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学说的基础上,介绍了美国、日本、中国和韩国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不同理解,探寻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制度上的动因和前景。第叁章——中韩两国外商直接投资立法与政策,详细介绍和分析了中国和韩国外商直接投资立法与政策之变迁以及两国外商直接投资立法体系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两国因不同的制度背景和在不同的时期,而产生的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不同的认识。第四章——中韩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制度之比较,本章在于通过对具体制度的比较分析不同的法律制度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意义,为此详细比较了中韩两国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方面不同的法律规范,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禁止和限制)、设立程序中的制度成本、审批制度和登记制度。第五章——中韩外商投资企业资本制度比较,公司的资本制度不仅是公司财务的核心。而且对于公司的发展和债权人的保护具有重大的意义,本章在概括论述公司资本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重要意义之后,比较分析了中韩两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制度的不同点,如出资标的、出资比例、出资的履行以及资本的变更等方面,希望能够对于资本制度在中韩两国不同的实践和规范引起立法者的重视。<WP=3>第六章——中韩优惠法律制度之比较。优惠制度对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种手段在中韩两国有着不同的内容和效果,本章详细介绍了两国优惠制度的差异和相似之点,包括所得税、再投资的退税、关税的优惠、区域的优惠等,并且详细介绍了韩国在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方面的措施和效果,希望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的完善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第七章——外商直接投资的法律保护,重点分析和研究中韩两国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法律保护方面的不同的制度,包括投资原本和利润汇出的保障、国有化和征收,同时详细介绍了双边和多边的国际条约、经合组织(OECD)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对于这一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希望能够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深入探讨这一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法制度最为重要的方面。结论部分,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意义,中韩两国在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方面的不足和需要改善的方面,指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借鉴和吸收不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时调整和修正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

于旭婧[5]2013年在《区位因素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外对华商直接投资在迅速发展,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一直都是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一方面表现在外资规模的扩张,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外资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区位因素囊括了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许多方面,是我国制定相关引资政策以及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现状的结构分析入手,在探讨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选取相应的样本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对数回归模型,对区位因素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现状进行分析,得出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有市场因素、自然因素、基础设施因素、集聚效应因素、劳动力因素、制度与政策因素。同时,用GDP表示市场规模,用职工平均工资来表示劳动力成本,采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万人)代表劳动力素质,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表示基础设施状况,采用前一期的FDI水平来衡量集聚效应,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表示对外开放程度,通过建立模型,得出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水平、经济集聚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外商投资之间正相关,其中,市场规模和劳动力成本仍然是当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最重要的因素。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区位因素的影响,阐述了相关的对策建议。提出要继续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市场潜力;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减小东、中、西部投资环境差距;加强科教投入,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统一、开放、有秩序的市场体系;优化外商投资结构,提高外商投资质量。

梁萍萍[6]2007年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能耗关系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到,“十一五”期间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可见,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要协调外商投资与中国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外国商人来中国进行投资,并不是没有目的的。由于一些发达国家较早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石油、煤炭等能源资源的稀奇性,他们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条文相对较严格,排污的限制标准也较高,这些国家的投资者无法在本国进行这些高耗能、高排污行业的投资,因此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投资是自然的事。本文将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能源消耗在产业分布结构、行业分布结构及区域分布结构的现状及特点进行分析,并利用1999-2003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按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层次划分,通过各层次的平均外商直接投资、总能源消耗和单位GDP能源消耗的统计资料构成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建立能源消耗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层次因素和时间因素对中国能源消耗的影响,输出结果说明在外商直接投资多的地区的能源依存度和能源利用率要比外商直接投资少的地区高,证明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及能源利用存在一定的问题。同时,笔者结合分析结果给出政策性建议。

杜亚丽[7]2007年在《FDI对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效应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迅速,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然而区域经济却没有均衡增长,我国东中西叁大地区经济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突显。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我国,但是由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开放以及其特殊的经济、区位、人才、政策优势等,使得东部地区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受益区,而中西部地区吸收量较少,全国呈现出东高西低的趋势。毋庸质疑,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FDI的区域分布差异对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起到了缓和作用还是加剧作用呢?研究两者关系,尤其是前者对后者的效应,对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调整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借鉴区域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通过业绩指数和用Eviews6.0对1987-2005年我国各省区的551个样本进行的实证回归分析,对FDI对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效应进行了研究,并在分析影响FDI区域分布因素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利用FDI协调发展区域经济的思路与对策建议。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说明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基础理论与研究现状,并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及框架。第二部分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分析和FDI区域差异分析。这部分内容主要分析了目前我国叁大地区的经济现状和FDI的总体概况及FDI的区域分布现状,并阐述了FDI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第叁部分FDI区域分布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本章假设FDI的区域分布差异加剧了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在此基础上,从FDI流入规模和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两个方面入手,实证分析了FDI区域分布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实证结果表明,FDI区域分布的差异加剧了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假设成立。第四部分FDI区域分布差异的原因探析。本章主要从内生和外生两个角度分析了影响FDI区域分布差异的因素,为下文提出对策建议提供理论支持。第五部分FDI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通过前面几个部分的分析,给出我国利用FDI调节区域经济的总体思路,并针对我国各区域的特征对各区域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本文创新点如下:第一,研究方法有所创新。依据统计数据,通过业绩指数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从流入规模和贡献率两个方面对1987-2005年FDI对我国各地区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二,研究思路有所创新。在协调发展我国区域经济的思想指导下,针对我国各区域的特点和引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各区域引进FDI的发展战略。

林伟[8]2017年在《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特别是我国的广东省,率先享受对外开放战略的支持,将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劳动力、市场紧密结合,实现了地方经济的腾飞,经济增长率在全国范围内长期处于领跑地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广东省暴露出大多数企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产品附加值不高、对抗国际经济波动风险能力弱等问题,面对国内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逆转、“民工荒”、人口红利消失、环境土地约束、产业向东南亚等成本较低国家和地区转移等问题,广东省急需加快产业升级进程,吸引利用好外商直接投资,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积极作用,全面贯彻落实好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做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工作。在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下,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大省和改革开发的前沿地区,以广东省为对象,深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重点借鉴国内外研究文献基础上,利用广东省和下辖21个地级市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定量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分析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升级表现,识别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演变和产业分布、叁次产业结构和细分产业结构演变、区域城市产业同构性、技术知识创新产出等方面的典型化特征;构建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和产业升级指数,分析广东省产业升级情况;应用时间序列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的建模方法,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形成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产业升级的影响;提出更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加快推进广东省产业升级的政策建议。本文共分六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第2章,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包括对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升级两个基本概念进行界定,进一步阐述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阐述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理论基础、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双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核心机制。第3章,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表现与特征研究。以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实际数据为基础,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分析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表现,识别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典型化特征。分析内容包括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演变、外商直接投资投向产业的分布情况、外商直接投资来源母国的结构情况和外商直接投资吸收利用形式。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除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有一些上下波动外,整体吸引外资规模持续扩大;但在全国占比则整体呈下降趋势,这反映了广东省对外资的吸引优势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程度加深,逐渐被其他区域所分占的问题;广东省珠叁角地区仍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核心区域,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着的吸引力,但是广东省存在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不合理、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第叁产业投资项目规模小、投资行业集中单一、来源地单一等问题。第4章,广东省产业结构演进与产业升级表现。对广东省产业结构演变特征进行细致分析,包括广东省叁次产业结构和细分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进一步对广东省下辖21个地级市的产业同构性进行分析,考虑到专利数和新产品产值变化与产业升级的密切关系,研究广东省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变化情况,观察广东省产业升级在技术进步方面的表现。发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省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服务业发展水平更为低下。随着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第二产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服务业也随之快速发展,叁次产业结构随之不断调整。进入新世纪以来,广东省珠叁角地区已经形成“叁二一”型的产业结构。在叁次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各产业内部结构也在不断调整。种植业在第一产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不断降低,渔业、养殖业比重不断提升。第二产业内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迅速发展,成为地区支柱产业和主导行业。第叁产业内的传统服务业比重下降,现代服务业比重上升,生产性服务业超过生活性服务业。地理越临近的城市产业趋同性越高,通过逐步调整优化各市的产业布局,不同城市之间形成既相互有所区别又相互支撑的产业分工关系。第5章,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利用广东省时间序列数据,对广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行测度分析,计算获得广东省产业升级指数,并分析其表现特征;利用时间序列分析建模技术,实证检验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形成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的资本形成和产业技术溢出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广东省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支持外商直接投资是广东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这与外商直接投资是广东省资本存量形成的重要部分,能够显着的提升广东省的经济增长能力的预期结论相一致,即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着的资本形成效应。将广东省全要素生产率看作是外商直接投资和研发投入的线性函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的比例指标,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发现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存在着显着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影响产业升级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第叁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二叁产业就业人数和占总就业人数比、外商直接投资、进口额和出口额构成可以较好的代表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国际因素,利用广东省各地级市数据形成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二叁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出口额、第叁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个变量指标对产业升级指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276、0.1、0.02和0.019。考虑空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建立空间杜宾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外国直接投资和第叁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升级具有显着提升作用,10%的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对广东省产业升级产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别为0.187和0.3,总效应高达0.488。最后是第6章,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对全文研究过程中获得结论进行归纳,并根据研究结论,结合广东省发展实际,提出更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加快推进广东省产业升级的政策建议。具体的,未来广东省应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努力提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产业升级需求,重点引进先进制造业和生产型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采取措施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发挥外商直接投资推动区域产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支持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开展多形式的技术合作,促进发挥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技术溢出效应。

崔小娜[9]2008年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云南经济增长研究》文中认为大量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在一定条件下能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吸引外资也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云南省是我国经济落后省份,云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从全面西部大开发后开始迅速增长,但规模仍然很小,与中国发达地区相比有巨大差距。目前,对利用FDI的后进省份的关注和研究不多,最相近的研究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对云南外商直接投资落后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方面比较薄弱。本文从两个角度进行研究,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云南省内部经济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首先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云南省GDP的相关性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云南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云南省GDP增长有影响,但影响尚小;而云南GDP对FDI增长的影响不显着。一个区域对外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该区域内技术效率的提升,但云南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着,这可能与云南利用外资规模小及自身技术传导通道不畅有关。其次,对于云南自身经济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首先考察了云南外资来源国别。云南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别多元化,但主要仍是亚洲。云南的自然资源丰富、地缘文化特点有比较优势,但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因素及人力资本方面亟需提高。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在云南的行业分布不均衡,云南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不利于吸引外资,云南的产业政策导向对吸引外资的作用也不明显。因此,作为经济落后地区,云南需要大规模引进外资。在吸引外资方面需要注意:宏观政策经济环境对云南省的FDI流入影响显着,因此云南吸引外资要注意对宏观政策经济环境的把握,并积极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云南省经济发展落后,应积极扩大经济总量与市场容量,形成和强化产业集聚效应。同时,从自身环境来讲,云南省要加快体制改革步伐,优化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充分发挥云南自然资源丰富和地缘文化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云南投资环境;确立发展极,通过中心地区的发展带动云南省的FDI发展;改善云南的文化教育环境,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在云南的行业分布优化。

范非凡[10]2015年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叁十年,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卓着的贡献。但是通观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状况,投资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省、市,并且集中在加工装配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巨大,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同样拉大了东、中、西部叁个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来的推动作用不大。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市场风险骤增、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顺应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之势,在我国经济发展调结构,产业升级迫在眉睫之时,如何更加高效地利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促进外商投资在我国不同地区间平衡分布,合理布局各个产业,带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我们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为此就应该针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有针对性地引导外商投资更加有效地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文首先通过归纳总结之前学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相关理论。接着集中梳理了金融危机前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外商在华投资主体区位分布情况、不同投资形式的外商在华投资以及不同产业的外商在华投资区位分布情况。之后,本文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企业因素、政策因素和市场环境因素叁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和案例检验的方法检验了各种影响因素的合理性。金融危机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波动,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经历小幅动荡后总体上仍旧保持平稳增长。从总量上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在东部地区仍旧保持很高水平;东、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差距仍旧存在,但中、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明显提高;高技术附加值、服务业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也正不断提高。未来,为顺应我国经济平衡发展,缩小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调整产业结构的经济发展要求,应该根据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各种决定因素,深入研究,探明各种决定因素的作用机制,正确、高效地引导外资流动,鼓励其进入经济改革所关注的重点产业,推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为我国经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西部开发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功能与政策[D]. 王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2

[2]. 外资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效应研究[D]. 赵矜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8

[3]. 西部大开发中的利用外资问题研究[D]. 郑振彪.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4]. 中韩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比较研究[D]. 林薰基. 中国政法大学. 2003

[5]. 区位因素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D]. 于旭婧. 河北大学. 2013

[6].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能耗关系的实证分析[D]. 梁萍萍. 暨南大学. 2007

[7]. FDI对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效应研究[D]. 杜亚丽.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8]. 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D]. 林伟. 吉林大学. 2017

[9]. 外商直接投资与云南经济增长研究[D]. 崔小娜. 昆明理工大学. 2008

[10].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影响因素研究[D]. 范非凡.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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