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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普京走到俄罗斯政坛的前台以来，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直是个谜。普京及其班子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提出一份详细的改革计划，整个发展战略还是如“烟笼寒水月笼纱”般的朦胧。然而，从他就任总理、代总统以来发表的一系列讲话、论著和有关政策来看，他对俄罗斯的未来已有日渐明晰的构想。通过这一切，可以从中识得其治国方略的“庐山真面目”。
治国的理念：信念、权威、秩序
在苏联时期，在政治高压下通过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手段，勉强维持着苏联各个民族思想的统一性，苏共意识形态在全苏各民族中成为国家思想的支柱。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与新思维”，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和“人道的社会主义”，在这种背景下，苏共党内外各种反对势力猛然崛起，成为一股难以控制的力量，对苏共的领导地位提出了严重挑战。到此时，在全苏范围内，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被政治文化中的自由主义所取代，并迅速形成了反极权、反权威的政治势力。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中兴起了“俄罗斯向何处去”的讨论，而这种讨论又是与“俄罗斯属于东方还是属于西方”这个文化层面上的重要问题紧密相连的。这一问题反映出一个事实，即随着苏共意识形态在思想阵地中主导地位的丧失和无政府主义的泛滥，俄罗斯的民族信念再次陷入了历史性的危机。同时，在转轨中，无政府主义释放的能量也使俄民主政治的发展更加陷入困境，街头政治、流血冲突和地方主体的离心倾向正一步步地把俄罗斯逼上绝路。当人民厌倦于无政府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动荡时，就更加迫切希望寻找到一种能整合全民族的思想来团结、联合和激励人民复兴俄罗斯，抗衡引起社会分裂和国家分裂的政治倾轧，从而加强国家权威和恢复社会秩序。
1993年的“十月事件”，叶利钦通过武力解决议会反对派后，强行通过了一部打上叶利钦烙印的宪法，为结束国家政治的“真空状态”、恢复国家的法律秩序打下了基础。然而，俄罗斯的民族信念、国家权威和社会法律秩序并没有能真正恢复。因为，俄罗斯的政治斗争在叶利钦时代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一直如针尖对麦芒。特别是在围绕着改革方针问题上，二者都使出了自己的“浑身解数”（如1998—1999年的政府危机），双方都抱定不把对方击倒势不罢休的决心。政治的不稳定又对经济改革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十年的经济改革，俄罗斯的经济不仅没有走出危机，反而国力大减，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俄罗斯的危机是自经济始，但症结却是在政治上。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普京在1999年12月30日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提出了信念、权威和秩序的治国理念。
所谓信念，就是要重建俄罗斯思想，恢复俄罗斯人的精神支柱，以此来达到社会的团结和睦。严格地说，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完整的、长期奉行的民族思想作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支柱。俄罗斯地处欧亚两洲的交界处，其文化并没有自己的根基，他是在接受东西文化的影响、或者说，是在两种文化在俄罗斯大地的交融和冲突中形成的。在其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既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又受到了东方文化的渗透，“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说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注：[俄]尼.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第2页。）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罗斯社会前，反对国家政权却积极拥护君主独裁制的是斯拉夫主义思想体系，仅此而言，斯拉夫主义是掺杂了各种无政府主义因素的“大杂烩”。（注：[俄]尼.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思想》， 三联书店1995年，第145页。）在19世纪中期， 这一思想体系受到了西方主义的挑战。20世纪20年代欧亚主义的出现，关于俄罗斯文化特征及属性的争论就变得更加复杂。早期的争论结果因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但争论仍如一股潜流存在于俄罗斯的知识精英中。苏共意识形态被瓦解后，关于俄罗斯精神的论战再次达到高潮。这就更加激发俄罗斯民族去寻求一个创造性地吸收东西方积极因素的、反映“结合部地带”的“特殊的文明共同体”，（注：见陈世雄著《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人的文化探索》，载《瞭望》周刊1999年第30期。）以联合人民拯救处于危机之中的俄罗斯。但是，由于九十年代俄罗斯的改革是在“主要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信奉不同价值观和不同意识形态方针的社会里进行的”，因此，改革不仅没有复兴俄罗斯，反而使国家沦为穷国，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被折腾得精疲力竭。出于对俄罗斯的光明未来着想，普京提出了用已经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俄罗斯思想来整合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朝向一个统一的目标。普京认为存在于现实中的民族思想主要是：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和社会团结，“这是毋须寻找的俄罗斯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价值观。”（注：普京著《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在普京看来，俄罗斯复兴的关键就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这就是权威理念。自80年到普京担任联邦政府总理，俄罗斯政界的高层来自于秘密情报机构的人越来越多。这很容易使一些观察家们回忆起安德罗波夫时期（安本人也是前苏联克格勃的负责人）。现在普京提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这使人们内心中不免会产生“回归”历史的担忧。然而，普京所说的建立强力权威决不是意味着回到过去的极权时代，而是通过强力权威来加强国家的基本职能，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利于在新世纪推进各项改革方针。俄罗斯在90年代出现的经济滑坡、社会动荡、危机四起，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基本职能的丧失和政府权威的削弱，尤其是地方与中央、中央内部的权力斗争，严重地损害了国家的形象。这一切助长了俄罗斯固有的无政府主义的抬头和泛滥，从而使社会改革处于无序状态，社会游戏规则形同虚设。
鉴于此，普京决心以实际行动来建立一个宪法秩序下的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以打击俄罗斯已经严重泛滥的贪污腐化现象，并认为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推动力”。
秩序就是全体公民公认的游戏规则。普京认为，不遵守国家的法律秩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今天俄罗斯面临的最大、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在新总统眼里，整顿法律秩序与打击贪污腐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由于自经济转轨以来，钻法律空子和践踏法律的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利用私有化之机私吞国有资产，政界把非法所得的资金转移到国外，商界不依法纳税，政界与商界的联手洗钱，以及影子经济，不平等的竞争，泛滥成灾的黑社会组织等等，严重地扰乱了俄罗斯的社会秩序，阻碍了改革的顺利推进。为此，普京要试图通过整顿法律秩序和严惩腐败来重塑一个俄罗斯崭新的世界形象。一是加强国家立法和执法的力度和加强监督作用；二是要全体公民严守游戏规则；三是要实行平等竞争，保证产权及遵守市场经济法规，让“所有市场参与者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四是确保市场的所有主体都能与政权保持同等距离。
新世纪的目标：民主、强国、富民
在前苏联时期，苏联政府执行的是“国家富裕，人民贫穷”的政策，（注：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曾描绘沙皇俄国是“国家臃肿，人民贫弱”的时代（见[俄]尼.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页），后来， 俄罗斯“激进民主派”人士沙塔林也借用了这句话来形容苏联时期的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后果。）而经过十年经济改革后的俄罗斯，仍然是一个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社会各个领域隐藏着巨大危机的国家。作为俄罗斯新世纪的首任总统，普京面临的战略性问题就是把一个什么样的俄罗斯带进21世纪。对于这一问题，普京在竞选期间的一系列言行已作出了回答。他是通过高举“民主、强国、富民”的旗帜而赢得俄罗斯大多数选民的，所以，新总统领导下的俄罗斯在新世纪的奋斗目标就是：民主、强国和富民。
极权专制是俄罗斯痛苦的历史，是俄罗斯停滞、倒退的制度根源，所以，普京崇尚民主政体。普京认为，经过九十年代民主改革，俄罗斯已经初步建立起基本的民主制度（总统主导下的三权分立政治架构），已经走上了民主之路，新世纪的俄罗斯不应该回归历史，返回极权的时代，而应该向更成熟、完备的民主制度过渡；但是，在目前情形下，俄罗斯只是完成了经济和政治改革的第一个过渡阶段，真正成熟的民主政治当前俄罗斯还谈不上，俄罗斯的现实需要中央权威，而加强中央权威才是最终实现这种政治理想的必要手段和必经之路。
对俄罗斯而言，民主意味着什么呢？普京认为，实现民主就意味着俄罗斯回归欧洲，使俄罗斯成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建立欧洲式的国家，人民过上欧洲式的生活。这种民主的界定恰恰与他自身的经历是相吻合的。普京出生在圣彼得堡这个深受西方感染的城市，早在前苏联克格勃工作时，他长期在国外活动，与西欧同行交往频繁，由于工作需要，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欧洲式的价值观念，而且从历史传统来看，俄罗斯民族本就属于欧洲民族，但冷战却把俄罗斯民族长期拒于欧洲文明之外。自彼得大帝始的历史，每当俄罗斯欲走强盛之路时，首先就是向欧洲学习，融入欧洲。因此，普京心目中最理想的民主模式就是欧洲模式。“强国”和“富民”是普京复兴俄罗斯的经济目标。为了这个经济目标，普京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和振兴经济。
90年代的改革最直接的后果是经济严重衰退，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近50%，仅相当于美国的1／10；工业生产下降了50%以上； 投资减少了80%，其中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减少了70%；居民实际收入总体上降低约43%，实际工资收入下降了60%，退休金下降45%，有3500余万的居民收入位于贫困线以下；社会贫富分化急剧加大，10%最高阶层的收入比10%最穷阶层的收入高13.4倍，而世界上公认的极限比值是8倍。
针对这种经济形势，普京自担任总理以来，总体上沿袭了普里马科夫的经济政策。赢得大选后，普京在内阁部长例会上提出要加强经济改革的三大措施：缩小贫富差距，稳定金融和改革税制。但是，考虑到造成经济形势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投资的持续下降，因此，摆脱经济危机的关键措施就是鼓励投资，特别是向产业部门的投资。
实际上，俄罗斯一直都在想方设法刺激生产，鼓励投资，尤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991年7月4日，《俄罗斯联邦外国投资法》出台，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外国向俄罗斯投资的程序、范围和享受的优惠政策等。1997年2 月新通过的《外国投资法》对原有的外国投资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使外国投资者享受到更优惠的待遇。然而，由于俄罗斯政局不稳定、投资风险高（据悉，按投资风险度由低到高的排位，俄罗斯已排到第127位）、回报率低（外资在俄罗斯所缴占外资总收入的47%。 占外资企业利润的75—88%）等原因，外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总额一直徘徊不前，还不到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3。与此相反，在吸引外资乏力的情况下，俄罗斯内部资金却大规模地外逃，据俄经济学家阿巴尔金估计，自转轨以来，从俄罗斯非法外逃的资金高达1500亿美元。资金不足引发了俄罗斯严重的投资危机，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目前仅为八十年代的五分之一。
为了刺激经济快速增长，普京决定推行更多积极的投资政策，他要将“力争在世界投资总量中为俄罗斯争得最大的份额”。为了实现这一投资战略，普京的具体措施是：其一，实行市场机制与国家刺激措施相结合的投资政策。这就是在强有力国家监督之下的市场经济，即用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来确保市场经济的有效性，恢复市场的正常运作来提高投资积极性。其二，改善投资环境，降低投资风险，打击政治领域的贪污腐败现象和经营及金融信贷领域的有组织犯罪现象，取缔影子经济，确保所有市场参与者应享有平等的权利，优先保护在俄罗斯市场上运作的外国公司，因为，俄罗斯的经济投资大部分来自于外资，在俄罗斯的经济投资中，每6个卢布中就有1个卢布是外资。其三，集中整顿税法，稳定金融秩序，提高投资收益率，并在稳定的秩序内，保证投资资金的透明度。
自1999年9月担任联邦政府总理以来， 普京的一些经济措施已付诸实践，并且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据俄罗斯官方统计，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2%，工业生产总值增长8.1%，外贸总额虽有所下降，但外贸顺差却达到约400亿美元，居世界第4位，仅次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这是俄罗斯近十年来经济上从未有过的“亮点”。在上一年经济好转的形势下，今年俄罗斯经济继续保持着喜人的开局，头两个月工业、建筑、农业、运输和零售贸易等五大基础经济部门增长率达10.3%，其中工业增长率则高达13%。此外，外贸形势继续好转，金融形势也逐渐得到改善，黄金外汇储备增加到150亿美元， 卢布由贬值开始转为升值，进入3月份以后，卢布升值幅度超过1%。俄罗斯经济目前出现的积极趋势，主要是受短期因素推动较大，如石油价值上涨、卢布贬值、债务重组等。
但普京面临的经济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还不少，因此，普京的任务就是制定一个长期的发展战略，使这种转好的经济形势继续保持下去。他计划用10年的时间来发展，使俄罗斯至少达到目前巴西的经济水平。不难预料，普京就任总统后如何实施其经济发展计划还受到多种因素的掣肘。
首先是如何摆脱寡头集团的影响。俄罗斯寡头集团在90年代从政府中攫取了大量好处，很大程度上操纵着政府的改革方案，从而扭曲了俄罗斯的改革方向。普京作总理、代总统以来，就一直对是否继续让寡头们享有“特权”感到为难。一方面，他要想根本摆脱寡头们的控制，迅速实施自己的经济改革计划；另一方面，他却至少受到三股势力的牵制，即丘拜斯集团（丘本人是“年轻改革者”的旗手、国家电力公司的老板，1999年8月提议普京担任总理）、 别列佐夫斯基集团（别是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总裁并控制着一个联系着工业公司、银行和传媒的巨大网络）和“ALPHA”银行集团（普京是该集团的好友， 并从中挑选了谢钦和梅德韦杰夫到总统府担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在未来的政府权力分配中，普京不得不在他们之间进行协调。正是这样，新的经济改革纲领势必受到这些寡头政治家们的影响。别列佐夫斯基在大选前两天就预言，如果普京当选总统，寡头政治家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事实上，普京虽然许诺要消除腐败现象，但如何利用寡头集团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依然是普京在思考中的问题。
其次是在具体经济政策上受到国家杜马中其他政治力量的牵制。目前，俄罗斯各主要政治派别的改革政策大致趋同，这为政局稳定提供了保证。但是，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分歧依然存在。普京的经济政策是坚持私有化，反对重审私有化的结果，而久加诺夫领导的俄共则坚决反对私有化，并主张要动用一切手段阻止寡头们对居民和国家的进一步掠夺，把在私有化过程中被窃走的财产还给居民和国家。普京与俄共的这些分歧，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普京的总体方针，因为，俄共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影响力虽已不及往昔，但毕竟还是国家杜马中的第一大政党。
此外，经济本身的问题也会对普京即将着手实施的发展计划产生种种束缚，如外债、居民名义收入增加但实际收入下降、经济秩序混乱等等，尤其是外债问题，无论过去、现在乃至在将来一段时期内仍然是俄政府面对的棘手问题。在今后的几年里，俄罗斯平均每年必须偿还的外债超过100亿美元。俄罗斯想彻底摆脱经济危机，真正走上复兴之路， 很大程度上要看它何时甩掉这沉重的债务包袱。
重铸外交之矛，为经济发展服务
苏联解体后，在与西方的力量对比处于明显弱势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外交一直处于守势。最初，在大西洋主义的指导下，俄罗斯的外交向西方“一边倒”，目的是要从西方获得急需的资金。但西方援助口惠而实不至，激起了俄罗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随后而起的是欧亚主义指导下的外交路线和“双头鹰”的对外政策，但是，西方的打压和遏俄政策，尤其是北约东扩，使俄罗斯的外交空间一步一步地被“吞食”、缩小。而科索沃战争则把俄罗斯与西方建立的仅有的脆弱关系几乎化为灰烬。这时，大选前夕的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迫切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率领俄罗斯重塑昔日一流大国之辉煌。普京正好利用支持率居高不下的形势和众多选民的“大国复兴”的情绪，提出了重铸外交之矛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的长远战略，全方位地开展外交攻势。
应该说，俄罗斯在外交上有许多选择，但是俄罗斯不得不把同欧洲的接触作为首要的选择。振兴经济是普京的战略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则是要与欧洲搞活关系。欧洲的两大支柱是欧盟和北约。两者都在实施东扩计划，尤其是北约东扩，其矛头直指俄罗斯，所以，俄与北约存在着根本性的战略分歧和重大的利益矛盾。如果俄与北约不能建立根本的伙伴关系，俄将长期被拒于欧洲之外，而国内的经济建设和民主改革将受到来自于外部力量的制约。俄罗斯返回欧洲，融入欧洲，就是希望在欧洲事务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在力量明显失衡的情况下，普京采取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的策略，即在“作为享有充分权利的伙伴”、“俄罗斯的平等权利得到尊重”的情况下，俄罗斯不排除加入北约的可能性。（注：新华社莫斯科电，2000年3月5日。）这一策略不可谓不是普京的匠心独运。过去，叶利钦曾经在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划了一道“红线”，北约东扩若越过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就意味着北约越过了“红线”，那么，欧洲的稳定可能承受不住新的紧张局势的压力。（注：《叶利钦要北约别插手波罗的海国家事务》，载[英]《卫报》1998年5月15日。）现在看来，“红线”消失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俄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关系，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上永远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俄一直视独联体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由于俄罗斯衰落，由它主导独联体的愿望总是落空，独联体内部就出现目前这种“独而不散，联而不紧”的局面，各成员国内部对俄罗斯的离心力越来越大。
普京在他的“外交新概念”中明确强调了要加强独联体内部12国的团结。不过，在原苏联地区，普京则把过去的政治控制改为更加重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强调“维护俄罗斯在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原苏联各国的经济利益，加强对住在当地俄罗斯人的保护。”
这种策略的改变有多方面的原因，可能更重要的是，普京认识到独联体各国政治上虽独立了，但经济上与俄罗斯仍然保持着传统的“脐带”，过去十年中，独联体内部达成的各种协议不下500项， 但真正履行的还不到1／10，所以， 普京试图通过施加经济压力来促使它们履行经济协议，从而削弱其对莫斯科的离心力。这也反映出普京重视经济效果的实用主义外交构想。
普京外交攻势的另一重要地区是东亚地区。由于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以及车臣战争等，俄罗斯在西边的战略空间已严重萎缩，相比而言，东方给普京构建东亚战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东亚，普京展拓俄罗斯战略空间的第一站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大国，中国是俄罗斯在联合国中最理想的磋商伙伴，在诸多国际事务中，俄罗斯与中国都需要相互配合、相互支持，而且，两国用实际行动谱写了冷战后的两国友好关系史。事实上，总统大选的初步结果出来后，普京收到的第一个外国领导人的祝贺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他在致谢之后表示，“发展并深化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俄罗斯坚持不懈的对外政策”。普京的对外政策十分重视中国，除了上述政治的原因外，可能还在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无疑对俄罗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其次是日本。从地缘战略上看，日本是俄罗斯出入南太平洋的跳板。特别是在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以及俄对车臣的行动等问题上，日本从未公开发表过令俄罗斯不愉快的言论，在八国集团内部日本也一直对俄国斯采取了宽大的立场；在经济上，日本对俄的援助在西方各国中也是最讲信用的。这一切，对于普京来说，早就看到眼里、明在心里，而且正在等待着对日本进行外交攻势。普京给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的信中表示，俄罗斯将保持对日方针的连续性，“以迄今为止两国之间的协议为基础，更积极地发展俄日关系”。
普京一方面“心领”了日本的一番好意，同时也准备向日本做些投桃报李的实事，如支持日本提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人选、适当条件下支持日本成为一名扩大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成员等。普京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希望日本继续为俄罗斯的改革提供经济援助。不过，在俄日关系问题上，普京将要面对“北方四岛”问题，这一问题将是普京时代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
此外，普京把越南、朝鲜视为其在东亚的外交战略侧翼。这两个国家在经济上对俄罗斯没有多大意义，但由于俄与这两国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同美国的关系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普京在这笔外交“遗产”上苦心经营，看重的是它们的政治战略意义，通过它们，普京可以在亚洲拓展战略空间，以弥补俄罗斯在东欧的战略损失。
总之，普京的治国方略在于：为了复兴俄罗斯，政治上要重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经济上要建立一种适合于俄罗斯现实的有效的市场经济，外交上要采取实用主义的方针，为国内的经济建设营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不过，到目前为止，他的治国方略还只是一个基本轮廓，具体的措施特别是中长期发展方案还在酝酿制定之中，即使已经形成详细的发展计划，但因客观环境和政治气候的变化，在其未来四年的总统任期内，具体措施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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