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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荡不定的日本政局
当前,日本政局正处于历史大变动期。自1993年7月自民党在大选中失败以来,日本政局动荡不已,政界的分化组合在激烈进行,各大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其突出特点是:第一、日本政府由以往自民党一党执政转入多党联合执政的时代。1993年7月大选后,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新生党、日本新党、先驱新党联合社会党、民社党和公明党等党派推举日本新党党首细川护熙出任首相,组成细川内阁,取代了自民党单独掌权的宫泽内阁。8个月后,细川因涉嫌经济丑闻宣布内阁总辞职。接着联合执政党拥戴新生党党首羽田孜上台,成立羽田内阁。在羽田内阁尚未最终组成时,由于新生党、民社党同其他联合执政党联手,撇开社会党,组织国会统一会派“改新”,于是触怒了社会党,导致社会党退出联合政权,使羽田内阁沦为国会少数派内阁。在自民党和社会党的夹击下,羽田仅执政了两个月,便不得不被迫宣布内阁总辞职。此后,经过一番紧张的“连横合纵”和幕后交易,自民党同社会党、先驱新党3党联合推选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当首相,成立村山内阁。众所周知,自民党和社会党在冷战时代长期对立,政策路线截然不同。两党联合组阁,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总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走马灯似地连换了4届内阁,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是罕见的。
第二,政党分裂层出不穷,出现重新组合动向。在各政党中,自民党的分裂最为突出。自1992年以来连续出现大小分裂达7次之多。自民党原来的一些头面人物纷纷脱离自民党,另组新党。这些新党是:日本新党(原田中派的细川护熙为党首)、新生党(原竹下派骨干、羽田派首领羽田孜和前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分别为党首和代表干事)、先驱新党(原三冢派骨干武村正义任党首)、改革之会(原自民党总务会长西冈武夫为会长)、自由党(原渡边派骨干柿泽弘治为党首)、未来新党(前总务厅长官鹿野道彦为党首)、高志会(前首相海部俊树为会长)。在上述7次分裂中,小泽一郎和武村正义共率45名议员脱离自民党,对自民党的打击最大。由于这两次分裂,使1993年6月18日在野党提出的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导致自民党在7月大选中失败和宫泽内阁倒台,进而使维持38年之久的“1955年体制”崩溃。其他一些政党有的已经分裂,有的存在分裂趋势。原来的小党社民联已经解体,其4名成员分别加入其他政党。社会党左右两派去年以来围绕参加多党联合执政和国会表决政治改革法案等进行激烈的内部斗争。今年6月底,村山内阁成立后,两派斗争暂时缓和。但实际上两派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已处于分裂边缘。与此同时,目前在野的各党为了对抗自社联合政权,也出现联合趋势。最近,除日本共产党外,新生党、公明党、民社党以及其他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小党等4个在野党,在各党的共同推动下,计划于今年12月联合起来成立“新党”,日前已成立“新党筹备会”,推举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成立新党的近期目标是夺回政权,同时也是为今后日本形成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态势创造条件。
第三、日本三大政治势力积极参与策划、推动政界的分化与组合。一个是被称为“财界司令部的四大财界组织──经团联、日经联、商工会议所和经济同友会。众所周知,在1955年社会党左右两派联合,并确立其政策目标是在日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这四大财界组织──为了维护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曾积极策动当时的两大保守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即自民党),在形成和维持自民党和社会党对立的“1955年体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此次日本政局的分化组合中,它们又起到了“催化剂”和“粘合剂”的作用。在日本财界看来,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冷战结束后,在日本国内的政治斗争中,意识形态的因素淡化,各在野党政策同自民党趋同,不再担心日本会出现社会主义政权;同时,自民党由于长期执政,贪污成风,民心丧失,难以单独继续掌权;因此迫切希望“政界改组”和“政权更迭”。1993年初,四大财界组织首脑集体会见记者,表示了这种强烈愿望。经团联会长平岩外四说:“希望当前的政治形势向改革方向发展,经团联(除了自民党以外)也支持其他保卫议会民主和自由经济体制的政党。”商工会议所会头石川六郎称:“日本政党是以冷战为前提建立的,冷战结束后(政界)重新组合是必然的,若能实现政权更迭,新党的成立是好事。”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速水优则明确表示:“自民党维持长期政权是异常的,日本进入了以政策之争来推行政治的时期。”①基于上述考虑,日本财界在过去一年多的政局演变中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据称,财界的态度对促成羽田孜和小泽一郎脱离自民党另组新党起了重要作用。此后,今年1月下旬,当细川内阁提出的政治改革法案因在参议院遭否决而搁浅时,也是在财界人士出面撮合下细川首相和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举行会谈,达成妥协,从而使该法案最终成立。②今年4月,在细川首相提出辞职前夕,财界也曾“劝告”细川为“培养接班人”而让位。③
第二大政治势力是公明党的母体──创价学会。该学会于1964年创建公明党(原称“公明政治联盟”,1967年改称现名),1967年支持公明党参加众议院选举,一举有25人当选,使公明党进入国会,成为议会党。创价学会凭借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充裕的资金以及500万张选票的集票实力,在日本政治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学会的参政意识强烈,据称,现任名誉会长池田大作曾于1965年提出从1970年起用20年时间建立公明党政权的设想,④1980年又筹划建立由公明党、民社党和社会党组成的“在野党联合政权”。1984年公明党同民社党联手,参与自民党的内部斗争,支持二阶堂进等争夺首相宝座。⑤在近一年多的政局演变中又扮演了重要角色。据称,1993年上半年,当小泽一郎等人同自民党闹分裂时,池田大作名誉会长以及日本工会总联合会会长山岸章曾给予大力支持,允诺向其提供“钱和选票”,从而促成小泽一郎等率领人马脱离了自民党。⑥其后,在细川内阁和羽田内阁时期,创价学会支持公明党和新生党结成巩固的联盟,形成“一·一阵线”(即公明党书记长市川雄一和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结成联合阵线),左右内阁事务和政策。
第三大政治势力是日本最大的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联合会。该联合会1989年由原支持社会党的“总评”和支持民社党的“同盟”联合组成,成立后其政策明显右倾。在近一年多的政局演变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山岸章会长除前述支持小泽一郎的分裂活动外,还会同工会下属各产业工会会长奔走于各政党之间,推动一些政党联合,成立有别于自民党和新生党、公明党联盟的“第三势力”。以上三大政治势力同各党结合,推动日本政界改组和“政治改革”,从而使政治变革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对日本政局的上述演变应如何看?其性质是什么?在历史上如何定位?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广泛议论。在日本,有人把这场政局演变同明治维新和战后美国占领下实行的“民主改革”相提并论,称作“第三次开国”,或曰“平成维新”,也有人称之为“新保守革命”。这些称谓是否妥当姑作别论。笔者认为,当前日本政局的演变是一场关系到日本未来走向的变革,是“1955年体制”崩溃后,日本向新的政治体制过渡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
二、日本政党的“总体保守化”
在日本政界分化改组、政局动荡的过程中,有一点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即日本的内外政策始终未作重要调整。不论是八党派联合执政的细川内阁,还是执政仅两个月的羽田少数派政权,以及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任首相的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联合执政的政权,均声称要保持日本内外政策的连续性,即继承自民党一党执政时期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就是说,不论哪一政党参与执政,其内外政策都要向原自民党的政策靠拢。对于这种政治现象,日本舆论称之为日本政党“总体保守化”,或曰“总体执政党化”、“总体自民党化”。
众所周知,自民党是代表日本经济界,或者说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是保守政党。在冷战时代,它始终是站在西方和日本统治阶级立场上制定和推行各项政策。社会党是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政党。建党之初,在其纲领中自称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群众政党”,主张夺取政权后,“实行某种形式的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称作“容共政党”。60年代先后成立的民社党和公明党代表中间阶层的利益,政策上有别于自民党和社会党,处于中间位置,被称作“中道稳健势力”。社会党和民社党、公明党在冷战时代同处于在野党地位,在与自民党长期对抗的过程中,经常开展联合斗争,从而形成长达38年之久的“革保对立”的“1955年体制”。
自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和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民社党、公明党和社会党开始逐步调整各自的政策。最先进行政策调整的是民社党。该党是原社会党右派从社会党中分裂出来成立的政党。民社党成立之初,在安全防务政策上提出“分阶段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方针,1966年又提出“没有美国驻军的安全保障论”。该党从70年代后期起开始进行政策调整。在1977年2月召开的该党代表大会通过的运动方针中,明确表示承认自卫队的存在,并主张在国民同意的前提下:“建设专守防卫的自卫力量,日美安全条约则作为(自卫力量不足的)补充而保留”。1978年4月该党举行的代表大会又决定:“为了保卫本国的和平与安全,要加强负有(保卫国土)责任的自主防卫力量”,并在“西方安全体系中分担责任”。至此,民社党的安全防务政策,不仅与自民党趋同,而且比自民党“激进”。公明党成立之初,其安全防务政策的基本方针是:“遵照和平宪法的精神和等距离完全中立政策”制定安全防务政策,主张通过外交谈判废除日美安全条约,同时在日中、日美、日苏之间缔结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建立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无核中立地区;对自卫队实行限制政策,在废除日美安全条约、实现等距离中立之后,将自卫队改编为国土警备队。该党同样从70年代后期起开始调整其安全防务政策。在该党1978年1月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竹入义胜委员长在致词中以“个人见解”的形式,作了“认同自卫队”和“默认日美安全条约”的发言。后来又在80年代继续进行政策调整,到1991年便同自民党、民社党一起,参与制定将自卫队派往海外的《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PKO法)。至此,该党不仅承认自卫队的法律地位,而且主张自卫队在海外发挥军事作用。
日本社会党是日本各政党中政策调整幅度最大的政党。村山上台后,在安全防务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连续发表谈话,彻底改变了社会党建党以来一贯坚持的基本政策,在日本激起了轩然大波。该党原来的安全防务政策是:认为“自卫队违反宪法”,主张废除日美安全条约,解散自卫队,实行“非武装中立政策”。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该党在安全防务问题上也作了一些调整,但基本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在不久前举行的临时国会上,村山首相连连声称:非武装中立政策过去在保卫日本和平和推行轻武装政策上曾发挥过作用,但在“冷战结构崩溃的今天,它的政策作用已经完结”;“自卫队是自卫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实力组织”,是“宪法所允许的”;“日美安全条约是确保日本安全所需要的”,本届政府对日美安全条约重要性的认识“基本上没有变化”,日本要继续“坚持日美安全条约”。此外,村山首相在把日章旗定为国旗,把“君之代”定为国歌,以及建设核电站问题上也改变了社会党原来的立场,由反对改为有条件地赞成。村山首相的上述讲话意味着社会党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上的政策发生了180度的大变化。在今年9月3日举行的社会党临时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以表决的形式通过了该党中央提出的《我党对当前政局的基本姿态》,追认了村山首相在国会上的答辩内容,说明上述讲话内容已成为社会党的新政策。
社会党改变基本政策,既是出于稳定和维持村山内阁的需要,也是为客观形势发展变化所迫。首先,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的政治思潮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政治斗争中意识形态的因素日趋淡化,国民中保守意识日益增强,对日本自卫队和日美安全条约的看法发生变化。据日本总理府1994年1月13日至23日进行的调查,肯定“按现状坚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与自卫队(相结合)保卫日本安全”的人占69%,认为现有防卫力的规模适当的人占66%。⑦日本舆论认为,社会党的非武装中立政策脱离现实,近年来社会党在大选中连遭挫折,原因之一是“非武装中立政策在国民中已失去往昔的号召力”。其次,作为社会党之阶级基础的工人运动已走下坡路。70年代以前,日本劳资对立严重,社会党的基本政策得到工人群众的拥护。80年代中期以后,中曾根内阁实行行政改革,将国营铁路和其它国营企业相继改为民营后,对工会中最有战斗力的国营铁路工会等造成巨大打击,使工人运动受到很大削弱,劳资关系日趋缓和,从而使社会党存在的基础发生动摇。第三,在上述背景下,社会党的后援团体──日本工会总联合会和社会党内部右倾思潮滋长蔓延,要求社会党改变政策的呼声增强。1992年5月日本工会总联合会决定:“承认国家自卫权,制定防卫基本法,确立自卫队的法律地位和依据”。此后,该联合会会长山岸章一再敦促社会党改变对自卫队和日美安全条约的政策。在社会党内部,由工会总联合会支持的“民主”派等右派,把参加各党联合政权放在首位,主张社会党修改安全防务政策。据最近《朝日新闻》对社会党142名众参两院议员进行的问卷调查,在作出答复的94张问卷中,赞成村山关于“自卫队符合宪法”,或认为村山讲话是“不得已”的人占91%。⑧第四,社会党为稳定和维持村山政权采取了“苦肉计”。如前所述,自民党和社会党联合成立内阁没有政策基础,因此被原联合执政党方面批评为“勾结”。村山为避免授人以柄,防止对手在自民党和社会党之间挑拨,因此不得不改变政策,向自民党的政策靠拢。
众所周知,社会党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曾对自民党政府实行右倾和反动政策发挥过巨大牵制作用。该党改变政策后,将使日本政治地图重新涂写。目前各党的政策,尤其是安全防务政策,除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左派以外,已不存在根本分歧,“革保”界线越来越模糊,日本政治的总趋势是日趋“保守化”。
三、大国主义路线再度抬头
当前日本政界分化组合的主要形式不是以政见一致,志同道合为前提,而是以是否参政和当政为中心运转,因而既出现了细川和羽田内阁时期的“非自民”和“自民”势力的对抗,也出现了村山内阁时期的原来长期对立的自民党和社会党联合执政。但从更深一层来看,政界分化改组的背后,在保守阵营内部存在着深刻的路线和政策分歧。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国主义路线的再度抬头,一部分政治势力企图改变战后以来日本历届政府所推行的优先发展经济的吉田路线,推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进而成为军事大国。这一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是前自民党干事长、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其政见在他去年发表的《日本改造计划》中得到集中反映。
该书在谈及吉田路线时说:有人认为吉田路线导致日本优先发展经济,并取得成功,因此“不应该改变”,这是一种“误解”。他进而说:“日本优先发展经济的政策,既不是来自吉田首相的政治哲学,更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治原则”,“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要毫不迟疑地摆脱对吉田路线的误解,树立新的战略”。在这里他提出了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的路线。所谓“普通国家”,按他的解释是:“在国际上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日本)也要视为理所当然,并理所当然的去做”。也就是说,日本要摆脱和平宪法的约束,像美欧发达国家那样在国际上发挥政治和军事作用,即要使日本成为同美欧发达国家并立的政治和军事大国。他所主张的“普通国家”主要包括如下一些内容:第一,主张日本在国际上发挥军事作用。他说,作为“普通国家”,不能把安全保障(军事)问题“排除在国际贡献的对象之外”,日本要“建立相应的体制,在安全保障方面作出与自己的(国际)责任相应的贡献”。第二,主张“改编自卫队”,使自卫队在日本“积极参加构筑(世界)新秩序”,并在保障本国安全中作为“核心手段”发挥作用。为此,要把迄今所采取的“被动的专守防卫战略”,改变为“能动的和平创造战略”。第三,要把自卫队作为“联合国机动部队”提供给联合国,使之能赴海外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第四,鉴于周围国家对日本在海外单独采取军事行动“抱有警惕,应十分重视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同美国步调一致,是日本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政策”,即要利用美国的国际影响,掩护日本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第五,认为宪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千古法典”,主张为了使日本能将自卫队派往海外做军事贡献而修改宪法第九条。其办法是,或者在宪法第九条的两个条款之外增第三款,或者另外制定“和平安全保障基本法”。第六,小泽认为现有日本政治结构缺乏领导全国的能力和威信,主张打破现状,“实行政治改革”,建立“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体制”。
小泽一郎所代表的关于大国主义路线的主张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日本由经济大国转向政治大国的反映。其根源可追溯到7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经过50年代和60年代的高速增长,到60年代后期先后超过英、法、西德,成为当时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73年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打击,使其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在此背景下,1975年日本政府动员十余家研究机构,研究日本“面向21世纪的(国家)综合战略”。这些研究机构于1977年向政府提出了各种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1978年9月,福田赴夫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宣布:“明治维新后110年来,日本民族所追求的‘赶、超’(美欧)的目标”已经实现,经济上“今天已发展到同先进国家并肩而立的地步”,“当前(日本)政治的最大课题是确立日本民族的发展方向”。这一宣布是日本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过渡的信号。同年秋,接替福田赴夫出任首相的大平正芳又动员政府部门、知识界、财界和舆论界人士组成“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环太平洋合作”等9个审议会,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一方研究日本走向21世纪的国家战略。1982年秋中曾根康弘上台后明确提出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并提出“国际国家”和“战后政治总决算”等口号,积极推行大国主义路线。在他执政的5年内,通过行政改革和调整防卫政策(例如使防卫费突破占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额)使其大国主义路线得到初步落实。从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的内容看,他的主张实际上不过是中曾根康弘所推行的大国主义路线在新形势下的延长和发展。
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发表后,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发行量已达70万册。小泽一郎的政策主张在政府官僚和中青年阶层引起共鸣和好感。据《朝日新闻》今年3月对日本政府官员进行的调查,在近一个时期日本政界首脑发表的多种著作中,日本政府官员最关心的是小泽一郎的著作。在被调查的21名各省厅事务次官中,有13人读过《日本改造计划》,占62.4%。其中部分人认为该书“思想明快”,“方向性明确”,只是有些“性急”,认为当前日本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才刚刚开始,亚洲各国对日本仍保持相当高的警惕,在国内尚难取得国民“共识”。⑨总之,在他们看来,小泽的主张方向对头,只是时机不成熟而已。此外,在自民党内和小泽一郎抱有同样主张的人也不在少数。
与此同时,小泽一郎的主张在原保守阵营内部也遭到反对。前副总理后藤田正睛发表谈话称:小泽的“普通国家”论是“大国主义、霸权主义,搞得不好有可能导致日本走向依靠军事实力的方向”。⑩前首相宫泽喜一则担心小泽的主张“会突破迄今执行的路线,实行军事国家所需要的装备”,其结果“会引发一场(日本进行)核武装的议论”。(11)现任大藏大臣、先驱新党党首武村正义在其今年年初出版的著作《小而闪光的国家》中则主张日本“要遵守宪法”,要向世界表明“不再进行侵略战争的决心”,“不谋求可能导致成为军事大国的、拥有军事实力的政治大国”。他进而表示:日本“没有必要使军事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膨胀”,不赞成日本在国际上“作出与国力相应的军事贡献”。(12)他实际上不点名地对小泽一郎的主张进行了批评。
四、日本政治体制演变的前景
“1955年体制”崩溃了,日本正在向新的政治体制过渡。如前所述,目前各政党之间,以及一些政党内部,分分合合,动荡不已,公开的纵横捭阖和幕后的讨价还价交织,使政局呈现一派扑朔迷离的景象。继“1955年体制”之后,日本将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日本各阶级和各政治集团纷纷卷入其中,力图推动政治体制朝着有利于本阶级和本集团的方向转变。小泽一郎等所谓新保守势力,基于其政见,力图使日本形成按政策路线划分的两大政党制。附和这一主张的有公明党(包括创价学会)和自民党渡边派中的部分人。前边提到的小泽等人积极推动除日共以外的现有各在野党组建新党,其目的也在于此。由于各在野党的利益不同,在具体政策上存在分歧,以及存在新党主导权之争,这个新党是否能够组成尚难预料,但这一动向值得注意。它一旦组成,有可能形成未来两党体制的雏形(另一大党将以自民党为中心组成)。建立两大政党制的主张符合垄断资本的愿望。经团联会长平岩外四在1993年年初会见记者时就曾表示希望日本“形成英美式的两大保守政党”,可见这一主张得到财界的支持。日本工会总联合会的前任会长山岸章等主张建立既把日本共产党排除在外,又有别于自民党和新生党、公明党联盟的第三势力。其具体设想是,使社会党右派、民社党、先驱新党、日本新党以及自民党内的自由派联合,成立“社民自由联盟”,使日本政界形成“保守A、保守B和社民自由联盟”三大势力。在细川和羽田内阁时期,山岸章和工会总联合会下属产业工会委员长等曾积极为此奔走推动。自社联合内阁的成立使这一设想暂时受挫,但他们并未放弃组建第三势力的努力。此外,鉴于日本的历史传统,还有人估计,在今年1月国会通过的新选举制度──“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并立制”付诸实施后,经过几次大选,最终可能形成“一党制”,出现单一的“中道右派政党”。《朝日新闻》今年1月30日发表的署名文章也称:新选举制度实行后,日本政界的分化改组将会深入发展,小党和中间政党将被强有力的大党所吸收,其结果,“占压倒优势的势力可能独占政权”,实行“(与战时类似的)翼赞政治”。至于以上主张和看法中哪一种实现的可能性大,目前尚难预料。一般估计,经过2~4次大选,3~10年时间方可见分晓。战后初期,日本曾出现过政党林立的现象,后来经过10年的分化改组,才形成自民党与社会党对立的“1955年体制”。由此看来,上述估计不是没有道理的。
1994年10月9日定稿
注释:
①〔日〕1993年1月6日《朝日新闻》。
②〔日〕1994年2月4日《时事解说》。
③〔日〕1994年5月27日《朝日新闻》。
④⑤〔日〕《世界》杂志1994年6月号。
⑥〔日〕本泽二郎著:《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的危险性〉》,声援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⑦〔日〕防卫厅编:《防卫白皮书》,1994年版,第246页。
⑧〔日〕1994年7月27日《朝日新闻》。
⑨〔日〕1994年4月1日《朝日新闻》。
⑩(11)〔日〕1994年5月25日《朝日新闻》。
(12)〔日〕《诸君》杂志1994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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