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游移：现象、机制及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智论文,机制论文,现象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2
1 引言
心智游移（mind-wandering）是一种常见的意识体验，指的是个体清醒状态下自发产生的一种意识状态，此时内源性心理表征在没有外显目标引导的情况下被个体意识到，个体对这个过程缺乏控制（Smallwood & Schooler,2006）。例如没有缘由地想到第二天的计划，或者突然“回闪”过去的情景，以及那些突然“闯入”脑中的图像、声音、词语，都属于心智游移的范畴。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中心智游移现象有不同的名称，如白日梦（daydreaming）（Singer,1966）、任务无关思维（TUT,task-unrelated thought）（Smallwood,Baracaia,Lowe,& Obonsawin,2003; Smallwood,Obonsawin,& Heim,2003）、刺激独立思维（SIT,stimulus independent thought）（Teasdale et al.,1995）、自发思维（spontaneous thought process）（Christoff,Ream,& Gabrieli,2004）、离线思维（off-task thinking）（Kane et al.,2007）等。
心智游移是个人人有并且时时可能有的意识现象。96％的成年美国人每天都有白日梦体验（Singer,1966），实验室任务中发现的心智游移比率在15％～50％之间（Johnathan,Schooler,Reichle,& Olga,2005; Smallwood,O'Connor,Sudberry,Haskell,& Ballantyne,2004; Smallwood et al.,2003），最新的大样本研究结果表明，日常生活中心智游移的比率可高达46.9％（Killingsworth & Gilbert,2010）。总之，无论是在有目标、受控的任务情境中，还是在静息状态，心智游移体验都可能随时闯入个体意识中心（Smallwood & Schooler,2006）。心智游移使得意识流在个体不加工外界刺激或不进行任务时，也得以持续，成为意识流的重要组成部分（Blackmore,2003; James,1890）。
William James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看到了内源性意识体验在意识经验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尽管我们意识到内容部分来自于当前的客观环境，但另一部分（并且可能是更大的部分）总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James,1890）。作为非自主的内源性意识体验的心智游移在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曾被以Singer和Klinger为代表的心理学家系统研究过（Klinger,1971; Singer,1966），但由于研究手段的限制而一直未能得到主流心理学的重视。随着近年来不断深入的对脑的内在活动（intrinsic acitivity）的了解以及不断发展的行为实验方法，心智游移研究又重获生命，成为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Baars,2010; Mason et al.,2007）。
尽管心智游移的存在使得个体不能专心于当前任务，行为绩效因为受到自发产生的内源性意识体验的干扰而下降，如行为出错或反应时变慢（Smallwood,Fishman,& Schooler,2007; Smallwood & Schooler,2006），使得人们经常将其作为一种浪费时间的无效甚至负面的心理过程。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这种不可避免的、极其普遍的非自主感官意识现象① 对个体生存的适应性意义。心智游移表明个体意识经验经常在独立于外界客观环境以及脱离个体主观意志的情况下持续运行，这表明意识经验并不完全受制于即时的任务目标。在即时任务目标之外，还可能存在其他的内部动力使得内源性的意识经验不断涌现。对心智游移的研究是对以感官意识尤其是自主感官意识为主导的意识研究的重要补充。
本文关注那些有助于对心智游移功能及意义做出解释的实证研究，从心智游移体验的内容、心智游移与情绪的关系、以及与心智游移相关的脑活动三个角度系统总结和分析心智游移存在的意义，并在意识全局工作空间理论框架内解释心智游移的形成机制，最后，对心智游移研究领域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回顾与展望。
在过去几年间，很多研究从心智游移对当前任务造成负面影响这个现象入手，观察不同的任务条件下心智游移的出现频率。这些研究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需要占用注意资源的任务对心智游移有抑制作用（Giambra,1995; Smallwood et al.,2003; Smallwood et al.,2004），反过来心智游移也会干扰那些对中央执行功能有较高要求的任务（Robertson,Manly,Andrade,Baddeley,& Jenny,1997; Smallwood et al.,2004; Smallwood et al.,2007; Teasdale et al.,1995）；心智游移不仅会在实验室背景下对任务造成干扰，日常出现的心智游移也会损害生活中个体的行为绩效（McVay,Kane,& Kwapil,2009）。尽管有部分研究者认为心智游移只是对自发产生的内部意识体验的执行控制失败的结果（failures in executive control）（McVay & Kane,2010; Warkins,2010），但心智游移作为一种有意识的体验需要占用执行资源这一观点还是得到了绝大多数研究结果的支持（Christoft Gordon,Smallwood,Smith,& Schooler,2009; Smallwood,2010; Smallwood & Schooler,2006）。在承认心智游移会对个体即时任务和日常生活造成干扰这个前提下，已经有研究者开始认识到要解释人类心智游移的内部动力，除了关注心智游移的频率和对当前任务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了解心智游移时个体在想些什么。
2 心智游移的内容
根据为数不多的几项涉及心智游移内容的研究，可以从表征形式、时间指向特征以及与个体自我的关系三个角度分析心智游移的内容。
首先，心智游移是一种多表征的复杂意识体验，总体上包括语义性和情景性两类。前者指那些没有背景色彩的心理表征涌现（Kvavilashvili & Mandler,2004），可以是言语性质的内容，也可以是表象性质的内容（Smallwood et al.,2003），如一个词、一段声音或一幅图像；后者指带有鲜明的情景性特征的心理表征涌现，有时间、地点、场景等作为背景，可以是对过去事件的情境记忆（Berntsen,1996），也可以是以情景性方式出现的对未来的计划和想象（Kane et al.,2007）。情景性内容在心智游移中占主导地位，研究表明在非随意性记忆涌现的体验中，情景性表征要多于语义性表征（Kvavilashvili & Mandler,2004），最新的针对心智游移的即时意识经验取样② 和回顾式访谈表明心智游移体验中40％以上为情景性表征，是心智游移各成分中比重最大的部分（Vanhaudenhuyse et al.,2011；宋晓兰，2009），这也是心智游移经常被称为“白日梦”的一个原因。语义表征的心智游移以内部言语（inner speech）为主（宋晓兰，2009），是仅次于情景性表征的心智游移体验（Vanhaudenhuyse et al.,2011；宋晓兰，2009），此外还包括视觉表象、非语义的听觉表征等内容（Delamillieure et al.,2010；宋晓兰，2009）。
其次，大部分心智游移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时间指向特征，包括将来指向、过去指向、现在指向。各项研究在心智游移的将来时间指向偏向特征上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例如，研究发现，在一个持续10分钟～30分钟不等的被动注视十字的状态下，个体有28.7％的时间在进行与将来有关的心智游移，而指向过去的时间比例为19.2％（Andrews-Hanna,Reidler,Huang,& Bucknet,2010）；经验取样研究发现，发生在自然情境中的情景性心智游移中将来时间指向占30.3％，过去指向占25.2％（宋晓兰，2009）；个体在实验任务中发生的指向将来的心智游移（33％）也显著多于指向过去的（23％）（Smallwood,Nind,& O'Connor,2009）。
最后，心智游移时的意识体验与个体的当前关注（current concern）有密切联系（Johannessen & Berntsen,2010; Klinger,Singer,& Salovey,1999; Watkins,2010）。当前关注是个体有目标时保持活跃的一种假想结构，它会影响个体的认知，使个体对所有与目标特别是个人生活目标有关的线索都保持敏感（Klinger et al.,1999）。这个假设得到了经验取样研究的证实，研究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心智游移与个体的自我、近期的生活以及将来的计划都有显著相关（宋晓兰，2009），而幻想（fantacy）在心智游移中的比例很小（Klinger,1971）。任务中发生的心智游移也具有显著的自我相关性和个人目标相关性（Andrews-Hanna et al.,2010）。更直接的证据来自实验研究。研究发现，当个人相关目标被激活时心智游移增多（Klinger et al.,1999），在静息前给予个体事后要进行任务的具体目标会导致个体在静息期间进行频繁的有关这个任务的心智游移，并且，只有当这个任务可以从心智游移中获益时，相关的心智游移才会发生，提示心智游移可以受某种近期目标驱使（Morsella,Ben-Zeev,Lanska,& Bargh,2010）。因此，尽管心智游移本身不受个体主观意愿和外显目标的控制，但它可以受到内隐目标的驱动（Smallwood & Schooler,2006）。
3 心智游移与情绪
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现象，对心智游移现象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意识研究领域，它和情绪健康的关系同样受到了关注。心智游移中情景性内容的优势性地位以及与个体自我和当前关注的密切关系决定了心智游移体验必定具有情绪特征。SART（Sustained Attention to Response Task，持续注意反应任务）中出现的心智游移伴随心率和皮肤电在内的生理指标的改变证明心智游移具有较高的情绪唤起（Smallwood et al.,2004）。
心智游移和情绪的关系首先表现在心智游移内容的情绪特征和个体情绪之间的一致性上。自传体记忆研究发现，非自主自传体记忆（involuntary autobiographical memory）的涌现存在情绪一致性效应（mood-congruent retrieval），即想起积极的个人过去事件往往伴随着个体当时的积极情绪（Berntsen,1996）；另有研究证实，消极情绪下的个体更容易想起消极的过去经历，积极的情绪让人易于想起正性的过去经历，这种消极或积极的记忆提取强化了个体当前的情绪（Schacter,1996）。抑郁症患者更容易想起消极而不是积极的过去经历，这使得他们维持抑郁状态（Teasdale,1999）。
心智游移和情绪的关系还表现在消极情绪对心智游移频率的影响上。消极情绪往往引起更频繁的心智游移，尤其在负性情绪障碍个体身上。例如，与对照组相比，抑郁症患者在阅读任务中报告了高频率的心智游移（Watts,MacLeod,& Morris,1988）；有抑郁情绪的大学生在任务中出现了更为频繁的TUT，同时伴随更多的情绪性生理唤起（Smallwood et al.,2004）；焦虑症患者具有更频繁的心智游移，且焦虑程度与心智游移频率正相关，在心智游移发生时有着更高的情绪性生理唤起（Smallwood,Connor,Sudbery,& Obonsawin,2007）。实验中诱发的情绪对心智游移频率影响的实验结论并不统一：Smallwrood等人发现，与诱发积极情绪组相比，被诱发消极情绪的个体，在SART任务中出现更多的失误并且报告了更高频率的TUT（Smallwood,Fitzgerald,Miles,& Phillips,2009）；而Ellis等人的研究表明，负性诱发情绪并不总是引起更多的心智游移，而是受到任务结构化程度的调节（Ohman,Flykt,& Esteves,2001）。总体而言，稳定的负性情绪特质增加心智游移频率的结论是比较一致的，而诱发负性情绪的作用还要受到诱发效果和实验类型的干扰（Smallwood et al.,2007）。
尽管负性情绪往往和更多的心智游移，尤其是重复性的侵入性思维（intrusive thought）有关（Watkins,2008），但心智游移本身并不一定具有产生抑郁的性质（depressogenic），心智游移的内容也可以是积极的。研究表明频繁的积极的自发思维同样可以增加积极的情绪（Cohn,Fredrickson,Browrn,& Mikels,2009）。很多数学家、专家棋手以及其他专家问题解决者花很多时间进行重复性思维，其结果却是高功能指向的（Baars,2010）。在“对悲伤的沉浸”（rumination on sadness）问题上，与那些总是重复地进行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的重复性心智游移（比如反复回顾悲伤经历）相比，那些指向问题解决的心智游移往往能够导致问题的解决（Conway,Csank,Holm,& Blake,2000）。因此，在心智游移和情绪的关系上，是心智游移的内容而不是频率导致了积极或消极的情绪结果。最新发表在Science上的研究部分支持这一假设（Killmgsworth & Gilbert,2010）：一个超大样本的经验取样研究数据的时间间隔分析表明，个体某一时刻的负性心智游移内容，可以预测下一时刻个体的负性情绪，但心智游移时想到快乐的主题，并不会使个体情绪发生显著的正向变化。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心智游移并不受上一时刻个体情绪的影响，即心智游移会导致个体的消极情绪，而不是消极情绪导致了心智游移。并且，和个体正在从事的活动相比，个体当前的心智游移内容更能影响个体的情绪，也就是说，是个体当前在想什么而不是干什么决定了个体快乐与否。这个结论不支持前面所述消极情绪导致更频繁的心智游移的推论，部分原因来自于其样本大部分来自常态情绪背景而不是极端情绪。
这个领域的研究对情绪和心智游移现象关系的研究可以促进对情绪障碍的临床治疗技术的发展。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以及有自杀意愿者，在认知与自发产生的内源性思维上具有共同的特征，比如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overgenerality），倾向于回忆类别化或重复性的事件，在提取特定时间内的具体事件以及具体性的前瞻性记忆的能力上存在缺陷（Williams et al.,2007）；患者关于自我的重复性思维（repetitive thought）是非建设性的，倾向于提取更多消极的自传体记忆，在过去的错误和事件中停留较长时间，从而使得个体负性情绪恶化（Teasdale,1999; Watkins,2008）；患者会采用自我规范策略去压制心智游移，这种尝试控制认知的行为反而会进一步使负性心智游移增多从而进一步加重抑郁（Evarts,Williams,O'Loughlin,& Howells,1992）。基于上述结果，研究者发展出一种有效的抑郁症治疗的方法——心智觉知认知疗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MBCT）（Teasdale et al.,2000），通过训练个体对此时此地的关注来减少对过去负性事件的心智游移。主要手段包括在个体焦虑、缺乏意识、或产生心智游移时，通过注意呼吸将注意力带回到当下；训练个体通过注意环境中的具体信息和减少对自传体的记忆的概括性编码来增加对真实世界的注意。对此时此地的关注减少了被试控制元认知的尝试，因而减少了个体采取策略去控制心智游移而导致的反作用。MBCT训练患者在体验到负性心智游移时让其自然发生，从而减少自我规范的压制与影响。通过这些训练，MBCT疗法有效地改善了情绪障碍患者的症状（Teasdale et al.,2000）。
4 心智游移的神经机制探讨
对心智游移神经机制的探索集中在默认网络（default network）上。默认网络是一个在静息时相对活跃而在注意指向外部刺激物的目标导向任务中相对受抑制的内在（intrinsic）脑网络（Binder,Frost,Hammeke,& Bellgowan,1999; Mazoyer et al.,2001; Shulman et al.,1997），网络内脑区之间的低频自发BOLD信号具有时间相关性即同步活动的特点（即功能连接）（Greicius,Krasnow,Reiss,& Menon,2003; Greicius,Srivastava,Reiss,& Menon,2004）。默认网络在静息时有着最高的能量代谢，表明在静息时此网络进行着大量的信息加工（Gusnard & Raichle,2001）。构成默认网络的核心脑区包括前额叶背/腹侧（dMPFC/vMPFC）、扣带回前/后部（ACC/PCC）、颞叶内侧（MTL）以及顶下小叶（IPL）（Buckner,Andrews-Hanna,& Schacter,2008）。
目前对默认网络的功能仍然没有统一结论（Gilbert,Dumontheil,Simons,Frith,& Burgess,2007; Morcom & Fletcher,2007）。部分研究认为，默认网络或其部分区域在监控外界环境上起重要作用（Gilbert et al.,2007; Gilbert,Simons,Frith,& Burgess,2006; Gusnard & Raichle,2001）。但相对而言，默认网络参与心智游移这一观点具有明显优势。
默认网络参与心智游移的假设最初是基于静息态时心智游移频发以及此时默认网络更为活跃这两个现象的伴生性作出的，两者更为确定的关系在以下几项研究中得到了确认。Weissman等人2006的研究中发现，注意疏忽（attentional lapse）发生前，默认网络脑区的负激活减弱，而心智游移是注意疏忽的常见原因（Weissman,Roberts,Visscher,& Woldorff,2006）。近年的两项研究直接将心智游移体验和默认网络联系起来。Mason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新异任务，被试在静息态和熟练任务状态下体验到更多心智游移，同时默认网络在这两个状态下也更为活跃，并且，默认网络活动强度和心智游移倾向的个体差异相关，即对于那些更易于心智游移的个体，默认网络在熟练任务中（相比于新异任务）更为活跃（Mason et al.,2007）。近期一项结合思维探测技术③ 的SART研究表明，心智游移发生前默认网络区域以及执行控制网络的部分区域的活动强度增加，进一步为默认网络参与心智游移提供了证据，并且支持心智游移过程需要占用执行资源这一假设（Christoff et al.,2009）。
最新的三项研究进一步探索了心智游移的内容和默认网络的关系。2010年Andrews-Hanna等人的研究通过大样本（139人）的fMRI实验，证实默认网络区域在心智游移体验更为频繁的被动注视状态下表现出了更高的活动强度，并且个体报告的过去和将来时间指向的心智游移的比例可以预测MTL（medial temporal lobe，颞叶内侧）与默认网络其他区域之间的功能连接强度（Andrews-Hanna et al.,2010）。pIPL、vMPFC（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腹内侧前额叶）和Rsp（retrosplenial cortex,压部后皮质）组成了一个和MTL有高度功能连接的默认网络子系统，这个子系统与情景记忆提取和对未来的情景预演过程有关。心智游移中有时间指向特征的内容越多，MTL子系统内的功能连接就越强（Andrews-Hanna et al.,2010）。这为默认网络参与了情景性思维（episodic thought）提供了直接支持，并验证了Buckner关于默认网络内部结构的假设，即默认网络可以分成以PCC为枢纽连接起来但相互独立的MTL和dMPFC两个子系统（Buckner et al.,2008）。
如前所述，对未来自我的展望是心智游移的一个重要成分（Andrews-Hanna et al.,2010; Spreng,Mar,& Kim,2009；宋晓兰，2009），Preminger的最新研究将此成分与默认网络活动联系起来，表明相对于控制任务，由刺激诱发的自我相关的内向思维任务（如对自我的未来展望）在默认网络核心区域引起了更强的激活，并且这种激活在40秒的闭眼思考过程中得以持续（Preminger,Harmelech,& Malach,2010）。宋晓兰等人在更为细致的fMRI实验中模拟心智游移的各主要成分，发现默认网络中的关键节点PCC参与了心智游移主要的三个成分（情景想象、内部言语和视觉表征），而以海马和海马旁回为代表的颞叶内侧系统，主要参与了情景表征形式的心智游移（宋晓兰，2009）。
尽管默认网络的存在不局限于清醒态（Fukunaga et al.,2006; Greicius et al.,2008; Larson-Prior et al.,2009）和人类（Lu et al.,2007; Vincent et al.,2007）这一事实提示默认网络内协调一致的内在活动受到稳定的结构连接而不是认知状态的限制（Marcus E.Raichle,2010），但上述三项研究强有力地支持了默认网络活动和心智游移时个体的内心活动的关系，提示脑发展出了专门的内在网络来组织心智游移活动，在考虑到内源性的自发认知活动在脑功能的地位时，这一观点显得更为合理。
5 心智游移的发生机制及适应性功能探讨
Baars（2010）指出，当我们使用“刺激独立思维”或“任务独立思维”这样的词来指代心智游移时，会造成“心智游移和任务没有关系，甚至是浪费时间和无用的”这样的陷阱里。但正如我们在心智游移的内容分析部分所阐述的那样，心智游移时个体的所思所想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它总是反映出个人的当前关注、未解决的事件、担忧或者希望，似乎这些内容在“牵引”或“引导”着我们的思维流（或意识流）（Baars,2010）。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感官意识体验，心智游移现象的存在提示意识系统未受重视的运行特点，即意识系统可以在脱离外界刺激和外显目标而由内部信息独立驱动。我们尝试在意识的全局工作空间理论框架下探讨心智游移的形成机制（Baars,1997）。
Baars提出了意识的全局工作空间假说，认为全局工作空间是意识体验形成的机制，无意识专家化处理器之间相互竞争的胜出者进入全局工作空间形成意识，而作为无意识背景的情境（context）极大地影响了什么样的信息可以进入全局工作空间从而被意识到（Baars,1997）。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将焦点放在对外界刺激的意识过程上，而心智游移的普遍性及大脑存在自组织的内在支持网络提示心智游移可能代表着一个独特的意识状态，对外部刺激的意识和对内部信息的意识可能有着相对独立的机制。宋晓兰和唐孝威曾提出扩展的全局工作空间理论，认为应在意识机制框架中给予内源性意识体验以独立的地位，在全局工作空间中进行内源性意识和外源性意识的分工（Song & Tang,2008），而心智游移就是内源性意识的一个重要代表。心智游移体验和个体当前关注的密切联系反映了全局工作空间理论框架中的“情境”的重要作用。作为整个意识机制的背景，情景起到了制约意识内容的作用，当认知系统没有将注意投向外界环境以及脱离外显目标时，由于情境中个人内隐目标的持续加工，使得意识系统能够从无意识专家化处理器中“挑选”出那些和个人当前关注有联系的过程进入意识全局工作空间，从而形成心智游移体验。因为与个人当前关注有关的加工在无意识层次持续进行着以及情境的持续作用，使得个体注意一旦脱离外界环境和任务目标，相应内容就会涌入意识中心，从而使得心智游移成为意识的“稳态”（Song & Tang,2008）或“基态”（Mason et al.,2007）。
基于上述假设，心智游移的适应性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
首先，作为一种意识体验的心智游移，也必然和其他意识体验一样可以在脑内引起广泛的适应性变化（而不是像无意识过程那样仅仅影响局部区域）（Baars,1998,2010），这提示了让无意识背景中的重要信息进入意识水平被个体觉知而形成心智游移是必要的。心智游移即便是违背个人当前意愿或侵入性的，也可能扮演着重要的适应性功能（Baars,2010）。意识容量非常有限，而容量无限的无意识加工如果失去了通向觉知水平的通道，也会使其作用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可以将心智游移看做是连接容量有限的意识空间和容量无限的无意识过程之间的一个“通道”。
其次，心智游移的功能还可能与自我意识有关。心智游移中高比例的情景性的内容，包括指向过去的情景记忆和指向未来的情景想象，表明个体经常处在一种心理时间旅行（mental time travel）的状态，即将自我投射在心理时间上的任意时刻（Maguire,2001; Tulving,2002），这是一种自知意识（autonoetic consciousness）状态，而自知意识是自我意识的重要体现（Tulving,2002,2005）。有研究认为心智游移是一种自我觉知的默认加工状态（the normal default mode of operation of the self-aware）（Giambra,1995），帮助个体对自我结构进行不断整理和完善，保持自我在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连续感，在自我觉知和自我意识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Mason et al.,2007）。
第三，心智游移使得个体可以在“空闲”时在意识层面处理个人未完成事件，因而具有问题解决和调节情绪的功能（Smallwood & Schooler,2006）。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非自主记忆涌现都可以找到原因（Kvavilashvili & Mandler,2004），短期任务目标也可以增加与此有关的心智游移（Morsella et al.,2010），其内容与自我和当前关注的密切联系，将来时间指向偏向及其情绪特征都提示心智游移背后的内隐个人目标的驱动。根据意识的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在意识层面而不仅仅是无意识层面加工这些个人事件，将有助于将个人事件信息与原有认知结构的整合，从而使个人事件得到更充分的加工（Baars,1997）。此外，过去时间指向的心智游移还可以起到对重要过去事件信息进行再整理的作用（Smallwood & Schooler,2006）。大比例的情景性心智游移使个体能够以心理模拟的方式更好地应对未来事件（Buckner et al.,2008），而一定比例的内部言语性质的心智游移帮助个体以抽象的方式组织、整理内部信息（Fields,2002; Morin,2005）。
6 问题与展望
首先，目前仍缺乏对心智游移统一的操作性定义。注重心智游移与注意关系的研究者倾向于将心智游移等同于TUT，而早期对心智游移的研究则较多使用白日梦这样的日常生活概念，还有人使用自发思维等概念来指代白日梦。宋晓兰等人认为，将心智游移等同于白日梦将忽视心智游移中非情景性表征的内容，而TUT的定义又过分扩大了心智游移的内涵，将对外界刺激的“分心”也包含进来，而实际上这样的分心，其机制与具有内部动力机制的心智游移是不同的（宋晓兰，2009）。各研究者之间缺乏对心智游移定义的统一认识，因而造成不同研究之间的概念外延不一致的情况。对心智游移现象的研究需要在充分认识其本质特征的基础上给予明确的操作性定义。
其次，对心智游移的研究需要采取“整合”和“解构”相结合的策略。目前的研究大多采用整合的策略，即将心智游移这个意识状态当成一个整体来研究，而对心智游移本身内容构成的复杂性重视不足。这种偏颇同样体现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内，默认网络和心智游移的关系大多基于对比高低频率的心智游移状态得到，而同样心智游移频率的个体，其心智游移的内容却可能有非常大的差别，这种意识内容的差异对包括默认网络在内的脑活动的影响，以及对情绪的影响，都需要在一个更为细致和结构化的层面上考量。近年来已经开始体现出这样的研究趋势，静息态脑功能成像领域开始关注个体在静息时的具体意识内容（Andrews-Hanna et al.,2010），行为领域的研究也注意到了心智游移时的主题内容（Killingsworth & Gilbert,2010），可以预期这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心智游移研究的重点。
第三，对心智游移的动力机制研究还需深入和实证化。通常研究心智游移的实验室研究范式都是在一个非常枯燥的任务背景中获取被试心智游移的频率，而这样的方式很难真正反映心智游移背后深层次的动力机制。我们认为，除了枯燥的任务背景这个外因，对当前关注信息的持续加工才是驱使心智游移不断发生的更重要的内因，而这也是心智游移对意识研究的价值所在。目前对心智游移发生机制的假设也停留在理论水平，未来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探索心智游移和个人内隐目标之间的联系。
第四，作为一种典型的自发思维（spontaneous thought），心智游移与创造性思维的联系值得探讨。根据某些西方研究者的观点，自发思维指的是那些个体对思维过程和方向缺乏有意控制的思维过程（Bargh,Gollwitzer,Lee-Chai,Barndollar,& Tr
tschel,2001）。Christoff等人认为无意识思维（unconscious thought）（Dijksterhuis,Bos,Nordgren,& Baaren,2006）、白日梦、心智游移等均属于自发思维的范畴（Christoff,Gordon,& Smith,In press），心智游移甚至可以“延伸”至睡眠状态成为睡眠梦（Baars,2010）。如果说这些思维对解决问题有帮助的话，那么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将问题抛之脑后甚至带之入眠（sleep on it）（Maquet,2000），而问题的解答会在这些过程中以创造性思维的方式出现，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灵光一现”、“直觉”或“顿悟”（Christoff et al.,In press）。心智游移与创造性思维的联系是未来对心智游移功能研究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切入点。
第五，对心智游移的研究方法需要突破。目前对心智游移的判断仍主要依赖于个体的主观报告，不可避免地带来报告本身对心智游移的影响以及内省法过于主观的缺陷。尽管目前已经有一些研究尝试使用更为客观的指标反映心智游移，比如Smilek等人发现，个体在阅读过程中出现的心智游移伴随着更多的眨眼和更少的注视（Smilek,Carriere,& Cheyne,2010），Smallwood等人也发现心智游移出现时个体心率的增加和皮肤电的降低（Smallwood,Daries et al.,2004），以及刺激诱发脑电中P300波幅的改变（Smallwood,Beach,Schooler,& Handy,2008），但到目前为止，仍未有一个客观的指标能够取代口头报告。在未来针对心智游移的研究中，寻找更为客观可靠同时又不会干扰个体意识流的心智游移指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学课题。
最后，心智游移研究的应用价值需要进一步开发。根据在认知障碍（如ADHD）及情绪障碍个体身上心智游移特征的改变（Smallwood,Connor et al.,2007; Weyandt et al.,2003），基于心智游移的测量和认知疗法的开发将为认知和情绪障碍的测评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同时，考虑到心智游移与默认网络的密切联系以及默认网络在多种认知和情绪障碍中的异常表现（Raichle & Snyder,2007），从意识体验和神经活动两个角度研究诸如老年痴呆（Lustig et al.,2003; K.Wang et al.,2007; L.Wang et al.,2006）、ADHD（Tian et al.,2006）、抑郁症（Anand et al.,2005）、精神分裂（Lustig et al.,2003; K.Wang et al.,2007; L.Wang et al.,2006）、孤独症（Kennedy,Redcay,& Courchesne,2006）等疾病将为这个领域注入新的活力。
收稿日期：2009-11-08
注释：
① 可以将意识分为感官意识和非感官意识，前者指以即时外界客体为对象的意识，后者指以内部心理表征为对象的意识（韩彦文，2008）。
② 经验取样（Experience-sampling method,ESM），一种对日常生活中个体的意识经验进行随机取样的方法，一般结合思维探测技术进行（思维探测技术见注解3）（Kane et al.,2007; Scollon,Kim-Prieto,& Diener,2003），经验取样可以评估背景对意识经验的影响，因而提高了生态效度。
③ 思维探测技术（thought probing），指在随机时间点打断被试，给予探测子（probe），要求个体报告自己的意识体验，因为采用即时报告的方式，缩小了回顾性偏差（retrospective bias）（Giambra,1995; Jonathan W.Schooler,Reichle,& Olga,2004; J.D.Teasdale et al.,1995）。在自然情境和实验室中都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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