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战略的发展——兼论现代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的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科技发展论文,现代化建设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8）04－0022－06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不断加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发展道路上，从二元经济结构、新型工业化道路，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等，这一切使我国科技发展的路径发生了重大转向。
一、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进步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在研究科学技术进步与工业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就深刻指出：“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率。”[1](p.350) 资本家正是依靠科技进步降低了商品生产的成本，获得了超额利润，从而也发展了工业经济。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于1978年、1995年和2006年分别召开过三次科学技术大会。特别是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次大会开创了以科学为抓手，促进思想解放的先河。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以伟人的胸怀和气魄，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两大新论断，他的关于“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一番话，激发了全民族以科学技术报国的热情，这次大会还讨论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邓小平根据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形势，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规定为现代化的基础和衡量现代化的标准，进一步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明确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在内。”[2](p.211) 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他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世界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后，明确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3](p.275)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课题：我国的经济建设肩负着既要着重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1992年党的十四大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出发，提出：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只有坚定地推进科技进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应用于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新的世界形势，提出：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论述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的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特别是以科技含量高为标志的先进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这一高度，同时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从历史上看，科学技术进步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有人概括现代化“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的以人为本，它涉及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现代化过程就是上述诸方面多层次的相互作用的过程。”[4](p.62) 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关键因素。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未来社会的知识经济是以高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固然重要，然而，它们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范畴，决定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科学技术的基础性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科技革命，使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这场科技革命对我国来说，是“外生性”革命。必须紧紧抓住当代科技革命的机遇和挑战，在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的同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突破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技术，从而使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大幅上升，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二、科学技术发展所需科技生态环境的改善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科技大力发展的30年。这一切得益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认识背景下所提供的又好又快地发展的科技生态环境。实践表明，不同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因素是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科学技术发展快慢的重要因素，也是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快慢和世界科技中心转移的主要根据。这就意味着，“不能仅仅从智力和技能的角度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还需要从社会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必须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因素。”[5](p.25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推动科技生态环境改善的几个重要因素。
（一）政府计划的“驱赶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获得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高技术成果。如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技术、动植物转基因技术、基因工程药物、疫苗和植物基因图谱研究等技术的突破，以及在超级杂交稻技术、第四代激光排版技术、载人航天、人类基因组“中国卷”以及10亿高性能计算机的启用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我国政府科技计划的“驱赶力”紧密相关。30年来我国政府先后推出了多项科技计划，如“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燎原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攀登计划”、“国家重点科技项目（攻关）计划”、“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项目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73计划”等，这些科技计划在跟踪世界科技最新进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成果从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政府从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的总体需要出发，按照国家任务给研究单位下达研究计划，然后，又按任务把研究成果有计划地转移给各生产单位，令其在生产中应用。随着任务与计划的下达，相应的经费也同时下达。“在这种方式中，推动科学技术向直接生产力转化的主要是政府计划的‘驱赶力’”。[6](p.450)
（二）市场竞争的“牵引力”
由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排斥市场机制，而科技转化又必须借助于市场机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政府计划的“驱赶力”发挥着一种自上而下地“驱赶”科学技术转变为直接生产力的作用，那么，市场竞争则发挥着一种自下而上的“牵引”作用。这是因为，“社会需要将科学技术兴趣引向某个方向”。[7](p.899) 第一，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必须进行科技创新，否则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北。同时，为了鼓励科技创新，必须保护自主知识产权，建立各种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机制，例如，我国先后制定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反不正当竞争法》、《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税收政策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第二，在市场经济国家，除国家投资外，有多种渠道支持科技转化或科技创新的投资。我国一方面有国有大型企业的各种类型的研发机构；另一方面，大部分研发机构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中。为适应经济与科技发展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第三，用户系统（消费、投资、国防、出口等方面）对商品（质量、品种、规格等）提出要求，这种要求直接反映到生产厂家。在市场经济竞争背景下，从商品要求到技术要求再到开发研究，形成一种市场的“牵引力”。
（三）科技主体的“自激力”
科技开发的“自激力”除科技主体“优先权”的自我满足外，更重要的是科技主体的好奇心。在科技的功利性导向日益强烈的今天，各国为了保护科学探索的动力源头、维护科技事业持续发展的战略基础，国家主体日益有意识地支持这种科学研究的好奇心。2000年7月2日，江泽民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评论中，代表中国政府对科学在中国的意义与承诺作了阐明。他写道：中国政府支持科学家在国家需求和科学前沿的结合上开展基础研究，尊重科学家独特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另外，科技政策、法律规范，甚至涉及科技发展社会氛围的营造也至关重要。好奇心虽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寻找智慧，但保护参与科技创新的成员能够分享其科研成果带来的利益，能够更进一步调动其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都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十六大提出这是一个原则，十七大提出这是一项制度。按贡献参与分配将有助于实行技术入股机制，使得掌握物质资源的“企业主”和掌握知识资源的“研发成员”能够共享企业的产权；可以实行股票期权机制，将公司资产增殖部分中的一部分股份，奖励给在创新过程中作出贡献的成员；还可辅以实行税收机制，允许分期分批地扣除高技术企业购进的用于研发方面的固定资产所含进项税金；允许对高技术企业使用的先进设备加速折旧，鼓励其更新设备，采用先进技术等。因此，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建立相对完备和完善的科技法律体系和配套协调的政策措施，形成有效的法律实施和监督机制，从而促进、引导、规范和保障我国科技事业在法制轨道上发展，保护科技开发的“自激力”。
事实表明，科学技术是社会的科学技术，它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不仅社会这个母系统在整体上对科学技术这个子系统有影响，而且社会的其他子系统，如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也对科学技术这个子系统有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因素所构成的科技生态环境，这对于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对于我国科技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对于发展适用技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我国科技发展路径的转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明确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为突破口，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注重社会的科学技术研究，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进入21世纪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比较全面的研究受到重视。事实上，社会的科学技术问题与科学技术的社会问题互相渗透、互相包含、互相制约，各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社会的科学技术研究关注为利用科学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施科教兴国、实现现代化，建立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途径；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关注为利用社会因素促进科学技术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立创新型国家提供理论根据和实践手段。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由于在价值观念、社会发展目标、发展道路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的转变，而使科学技术发展的路径也发生了重大转向。
（一）科技发展模式从“外生性”向“内生性”的转向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我国科技发展战略是“追赶型”。《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指导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指导方针是“自力更生，迎头赶上”。“追赶型”战略给我国带来了一批重要的成果，特别是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四个科技规划，即《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其指导方针是“全面安排，突出重点”；《1986—2000年科学发展规划》，其指导方针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以及《1991—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和《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到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一阶段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主要是“跟踪型”，特别是高技术研究发展的“863计划”，其总体目标是：集中部分精干力量，在所选的高技术领域，瞄准世界前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带动相关领域科学技术进步，造就一批新一代高水平技术人才，为未来形成高技术产业准备条件，为20世纪末特别是21世纪初中国经济和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和国防安全创造条件。通过“863计划”，我国培育了一批高技术产业生长点，极大地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为传统产业的改造提供了高技术支撑。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向“自主创新型”转向。自主创新，就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十五’科技发展规划”在“面向、依靠、攀高峰”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所为、有所不为，总体跟进、重点突破，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指导方针，并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进行了战略部署。2006年2月9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目标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基础。提出今后15年，我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由此可见，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追赶型”、“跟踪型”转向“自主创新型”，前者具有“外生性”特点，主要是在吸收、消化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和创新；后者具有“内生性”特点，主要是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方向发展。
（二）科技发展方向从“面向、依靠”向“支撑、引领”的转向
科技创新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力量，这表现在：科学技术在经济、国防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和突出，知识更新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日益加快，经济发展不仅在于拥有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源、资本输出的市场，更重要的是拥有人才和知识，具有科技创新能力。
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注重利用经济杠杆来调整技术活动，运用市场机制来激励科技进步。1980年12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集中研究讨论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问题。此后，通过不断完善，形成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思想。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面向、依靠”的思想成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运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机制，实行技术商品化，给科研机构带来了新的活力。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的动力主要来源于适当的经济刺激，来源于经济主体为谋求自身利益而展开的市场竞争。
20世纪90年代，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我国的战略目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为经济建设服务，促进技术与经济结合，鼓励技术成果商品化，推动经济建设转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实现到2000年国民经济总量再翻一番。第二，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意识，真正确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着眼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的需要，在若干重要的科技领域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提高综合国力，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来的实践，科学分析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发展道路上要根本改变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来支持经济增长，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由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使科技发展的方向发生转变。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就是必须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里的“支撑发展”不仅是支撑经济的发展，而且要通过科技创新，在科学系统中认知我国自然环境和基本国情的前提下支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引领未来”涵盖的面就更宽，科技的引领功能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引领。“硬实力”的引领就是着眼于长远，超前部署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培育新兴产业，引领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软实力”的引领就是在全社会培育先进的“科技文化”。科学作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主要来源于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因此，科学技术不仅表现为先进生产力，而且还是先进文化的基本内容。科技文化今天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亚文化系统，科技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互动中不断获得发展，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先进文化，科技文化在引领未来的发展中已日显其突出作用。科技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拓展和渗透中主要有三种途径：其一是科技对生产方式的变革，从器物层面传导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在这种变革中，逐渐形成了求实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批判与宽容等文化价值观念；其二是科技在民生中的广泛应用，新的科技文化不断涌现，比如科技供应与消费需求的互动、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其三是通过教育、宣传和普及，科技文化得以直接进入社会文化价值领域，成为主流文化，并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传播。
（三）科技发展理念从“工业科技”向“民生科技”的转向
正是由于工业的出现，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9世纪的重大特征是：科学和工业成为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伟大力量。一个国家要繁荣、稳定、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利用科学技术发展工业，成为走向工业化国家的首选战略。因此，国家的科技计划在工业科技中所占的比重自然也较大。仅在我国“十五”期间，工业科技与民生科技的经费比例为7∶3，在此之前的比例就更大。但我国“十一五”期间工业科技与民生科技的经费比例将调整到5∶5，这一变化是我国科技发展理念的一个重大转向。
民生科技主要是指把科技的成果转化到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活动中去，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目的。科技与民生的结合，不是因为名词的原因，而是现实生活的需要。这几年出现的非典、禽流感以及苏丹红、孔雀绿、奶粉事件等卫生、食品安全问题，太湖、巢湖、滇池等重点湖泊相继暴发严重蓝藻污染等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迫切需要我们通过学科的交叉和技术的集成来解决。这几年我国一批基础性、公益性技术研究的重大项目取得了大跨度进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科技的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提高。党的十七大特别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任务，科学技术如何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为改善民生做出贡献，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课题。
“民生科技”在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已有萌芽，我国政府在对当时国际形势做出正确判断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同时，国防建设的指导方针也向和平建设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为国防科技工业制定了“军民结合”的方针，实施军转民，核心就是要求国防科技工业由单纯为国防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工业科技”特别是国防科技工业在发展高技术、开拓新兴产业方面起到了先导和带头作用，培育了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此期间，我国在充分发展国防科技工业高技术领域的综合优势和比较优势中，集中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突破一些重点领域，开发和建立一些新的军转民产业，如电子信息、环境保护、同位素和核辐照、新材料及制造技术、航天育种、生物医药、机电一体化和海洋工程等。然而，这一切还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效益为目的的。而民生科技关注的是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直接相关的科学技术，其中包括一部分具有社会公益性特征、属于非赢利性公共服务的科技，它一方面旨在解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旨在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的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立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从而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等。这些技术的经济效益不明显，其价值主要在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工业科技”与“民生科技”并不对立，而是互相补充。“民生科技”是新时期对科技工作者提出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不可否认，“工业科技”在国家GDP的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GDP的增长意味着经济实力的壮大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然而，从社会角度看，GDP将质量好的和质量坏的产出都算在国民财富之中；从经济角度看，GDP只记录那些看得见的，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其他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却被摒弃在外；从环境角度看，它把自然看作是无限的，资源枯竭、人口过剩、污染加剧等问题都不存在，不考虑资源的稀缺性和生态环境破坏所带来的损失。“如此一来，GDP就不能反映整个社会的进步状况。”[8](p.172) 因此，专注GDP增长的社会发展必然是一维的社会发展。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以这个新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必须在促进“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上起支撑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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