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改革的历史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近代中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0年，中国大地爆发了改变历史进程的鸦片战争，1949年，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1840年到1949年，其间不过110年，中国却跨越了社会发展的两大阶段，这是中外古今未有的大变。在这场由封建社会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变革中，和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相伴随的，是接二连三的改革。这些改革都是面临严竣挑战而采取的应战措施，它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同时又有不少失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
挑战与应战
鸦片战争从性质来说，无疑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不义战争，是西方殖民者以地球为战场发动的一连串战争的继续，是它们强迫“东方从属于西方”的重要一环。但是，若从社会制度考察，则是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向落后的封建制度的挑战；如果按科技发展水平来衡量，又是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工业文明向中国落后的科学技术、农耕文明的挑战。面对这两种挑战如何回应？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
当时的西方，英、美、法早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在西方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封建制度在全世界的灭亡已成定局。科技生产方面，自从18世纪60年代纺纱机、织布机、蒸汽机相继发明之后，一场以蒸汽为动力，以机械代替手工的工业革命迅速展开。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生产率空前提高。“在同一时间内，中国人纺一磅棉花，英国人出于机器劳动的高度的生产率可以纺好几百磅”。（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中译本，第1卷，第639页）这种机器产品的低廉价格，很快成为摧毁手工业品的重炮，以致“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以后就会夺去中国成百万工人的饭碗”。（恩格斯语，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214页）
在严峻的挑战面前，清朝统治者中的顽固派依旧麻木不仁，不思振作；投降派则被敌人的大炮吓得胆落魂飞，“惟以和夷为事”，甘当侵略者的附庸。只有那些有远见卓识的改革派，既看到西方侵略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又没有被敌人的船坚炮利所吓倒。他们勇于正视现实，积极寻求对策，为迎接西方挑战，提出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方案。
19世纪40年代，林则徐、魏源等人鉴于鸦片战争惨遭失败，意识到要有效抗击西方侵略，必须师法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毅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建议在广东虎门外设立厂局，仿造西洋船炮；同时允许商民设厂，发展民用工业；还提议设立译馆，翻译西方书籍，汲取西方各种有用知识。他们在迎接西方科技挑战方面作出了最早的回应，他们虽然无意根本改变封建制度，但却异口同声地赞扬了西方民主制度。
到了50年代，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相继发生，清朝统治陷入更深刻的危机，西方列强也进一步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因而有识之士提出的应战措施，较前有了明显进步。60—90年代，他们的改革主张已由注重军事技术转移到经济和政治改革。1859年洪仁玕提出了《资政新篇》，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均效法西方的改革方案。同年，中国第一个留美归来的学者容闳提出的7条改革建议，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1861—1862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40条改革意见，也把改革扩展到采西学、制洋器以及某些政务。70年代起，他们开始把政制改革提到突出地位。郑观应鼓吹设立议院，通上下之情；郭嵩焘公开提出，设议院是“立国之本”；王韬主张“君民共主”，变法自强，并批评洋务派只注重西方船炮是“徒袭其皮毛”；陈虬在图强16策中，具体建议各省、州、县应一律设立议院，凡地方大事，必须集议而行。中央也应设立议院，国家大事，均要由议院议定始行。经济改革方面，郑观应大力鼓吹“商战”，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郑观应集》上，第614页）。薜福成主张“恃工为体，恃商为用”，“以工商立国”（《振百工说》）。这些改革主张，成了后来变法维新的先导。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紧接着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亡，近在眉睫。甲午战争的惨败，极大地刺激了民族的觉醒，救亡图存成了爱国人们的共同心声。各地兴学会，办报刊，设学堂，鼓吹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康有为等顺应时势，不但提出了改革方案，而且通过光绪帝，实行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把改革推向高潮。变法维新和反帝爱国的义和团相继被中外反动派绞杀，清政府威信扫地，人心丧尽，一个以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建立共和民国为目标的革命运动随即兴起。孙中山等革命派抱着“振兴中华”的宏图大愿，组织了革命团体，提出了革命纲领，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政制改革方面取得了中国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革命胜利以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导人满怀热情发展实业，修筑铁路，开发矿藏，希望建设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但年轻的共和国很快又被帝国主义扶植的新走狗袁世凯扼杀了，改革再一次遭到严重挫折。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一批激进的爱国知识分子目睹中华民国有名无实，于是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封建文化发动了猛烈的冲击，把改革由政治经济领域推进到文化思想领域。其中一些进步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很快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他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革命纲领，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最后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制改革方面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为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奠定了基础。在回答西方社会制度的挑战方面，不但赶上了西方，而且超过了西方，向全世界交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机遇与失误
近代中国的改革，曾经有过几次良好的机遇。若能抓住机遇，及时进行改革，我们国家很可能早已赶上时代潮流，跨入世界强国之林。非常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机遇没能为人们把握，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致使近百年中，我们的国家受尽了凌辱，人民受尽了苦难，“堂堂华厦，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孙中山：《兴中会章程》）。
第一次机遇是鸦片战争之后。这时世界上还只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美、法工业革命则起步不久，其他国家有的正要起步，有的尚未起步，中西之间差距不大。当时西方列强对华侵略尚未深入，国家权益还没有大量丧失。如果清朝当局总结鸦片战争惨败教训，采纳林、魏等人的主张，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军、民用工业，赶上西方是不难的。可是，林、魏的正确主张并未受到重视，反被顽固派守旧派斥为“多事”，“糜费”。1842年，道光帝曾令驻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将潘仕成制造的战舰和吴建勋仿造的美式兵船图样绘制5份，分送直隶（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五省，要他们仿造。各省督抚或借故推诿，或置之不理，结果不了了之。潘世荣首次试制的小火轮，“不甚灵便”，这是正常现象，奕山准备另觅外国工匠仿式再造。道光得知不甚灵便，干脆下令，“毋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3）。一个至少在造船业方面赶上西方的最好时机，就这样被昏庸的当权者耽误了。
第二次机遇是19世纪60—90年代。这时许多国家都忙于国内事务，暂无力大举侵华。俄国国内有农奴制改革；美国发生了南北战争；意大利和德国正在从事国家统一运动；日本正在进行推翻幕府统治的明治维新；法国不但复辟和反复辟斗争还在继续，又有法普之战和巴黎无产阶级革命。而且，这时它们对华侵略主要还是商品输出，尚未实现对华的政治经济控制。国内太平天国和捻军相继被镇压下去，农民反抗处于相对沉寂阶段。这是中国近百年中难得的相对稳定时期。时代再一次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加速发展的良好机遇。洪仁玕、容闳、冯桂芬不约而同，都在本阶段初期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改革方案。随后，许多维新志士都认为西方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而在振兴工商与设立议院，兴学育才。可是，奕、曾国藩、李鸿章等虽然认识到要自强，需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开始发展造船军火工业，建设近代海军，进而办了一些民用企业，但他们不但无意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进行政治改革，而且兴办军、民用工业，正是为了拯救垂死的封建统治。即使是这样一些自救性的改革，仍然遭到顽固派官僚的激烈反对，被指责为“用夷变夏”。这期间虽然建立了一些军、民用工业和新式海军，但经过甲午战争，以船坚炮利救国的愿望被无情击碎了。“自强”、“求富”均成了泡影，中国陷入了更深刻的民族危机。
第三次机遇在两个世纪之交。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老帝国主义为争夺市场展开了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殖民地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纷纷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下，感到谁也无力灭亡或瓜分中国，对华政策由瓜分变成“共管”。在中国内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经过多次反侵略斗争，中华民族的觉醒上升到新的高度。维新派以救亡为目的，发动了维新运动，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支持。连光绪帝在内的帝党，由于“不愿作亡国之君”，也加入了改革运动。这场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领域。但是，这场颇有声势的维新运动，仅仅存在100天就被顽固派扼杀了。光绪帝遭囚禁，维新志士被捕杀，一切改革措施被废弃。改革的机遇又一次被断送了。
第四次机遇是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垮台，人民思想因千年帝制被推翻而得以大解放。人民建设的热情异常高涨。这期间，欧洲列强正在准备和忙于世界大战，对华压迫相对有所放松。政制变革有力地推动了经济改革，全国很快掀起了振兴实业的热潮。爱国的人们和海外侨胞都积极投身建设，短时期内建立的经济团体多达100多个。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导人都大力提倡实业，并以振兴实业为职志。一个“以工商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7页）的形势正在形成。可惜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力量太软弱，同时缺乏政治经验，特别对自己掌握政权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轻易地把政权奉送给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袁世凯，从而使中国失去了近代史上唯一能从制度上推进改革的契机。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振兴中华的机遇再一次被葬送了。
一次又一次机遇的丧失，其结果是使社会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国家积贫积弱，失去自卫能力，民族继续受欺凌，人民则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成功与失败
中国近代改革尽管一次一次地失去机遇，但也并非毫无成绩。一般来说，这些改革是失败了，但每经过一次改革，历史或多或少有所前进，而且失败也为成功提供了借鉴，使后继者少走弯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失败中也孕育了后来成功的因子。
首先以政治改革来说。鸦片战争时期，魏源等人对君主专制还不敢公开提出异议；到了60—90年代，设立议院，改变君主专制，实行“君民共主”，几成为维新志士的共识。戊戌维新失败，革命党人接受了血的教训，认识又提高了一步，明白非革命不足以救亡，决心用武力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设共和民国。袁世凯窃夺政权后，北洋军阀集团长期控制了政权。政治之不良，“比满清尤坏”（《孙中山选集》）合订本，第475页）。事实再一次教育了人们，要使国家富强， 单在形式上改变君主专制还不够，需要挖掉统治的基础。用孙中山的话来说，须先“掘起地底陈土”，才能立起坚固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是总结了近代历次改革失败的教训，才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摧毁了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部帝封统治，政治改革才取得最后的成功。
再以经济改革而言。19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连近代工业的影子都看不到。自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江苏、福建相继办起造船厂、机器局以后，中国才有以蒸汽作动力、以机械代手工的近代工业。新式工商业以缓慢的步伐逐渐发展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无论工商、交通、采矿和农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近代化。工业方面，1936年，近代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8%，若加上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则达20.5%。农业方面引进农机具、引进良种，培养农业技术人才等都有一定的收获。如美棉良种的引进，使中国棉种得以升级换代，产量大有提高。20世纪20年代，黄河流域棉田的56.4%，长江流域棉田的43.6%均种美棉。中国近代工业起步时期，全国国民所得约合46亿余元，1936年增到2700亿余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70年间增长94%。铁路建设1949年达21800公里。这些和中国近代早期相比， 自然是个巨大进步。但和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则显得过分悬殊。如1787—1936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不到5倍，同期日本增长20倍。20世纪30年代，美国有拖拉机100多万台，日本也有近10万台，中国则不到500台。直到1949年，全国近代化的生产设备合计只值人民币128亿元， 近代工业年产值只有79.1亿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足见进展之迟缓。
近代中国改革之所以未能取得预期成果，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原因。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就是最重要的外部原因。西方国家虽然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模式，却不许中国走独立富强之路。它们为了维持对中国的奴役，宁愿支持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而不支持中国的改革。它们通过各种手段，掠取中国利权，对中国实行无止境的搜刮、劫夺，榨尽了中国人民的膏血。单是8年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不但使中国两千万人失去了生命，而且造成财产损失达1000亿美元。在这种困境中，挽救国家危亡自然成了最主要的课题，哪有精力从事建设？
旧中国历届政府反对改革，是近代改革成效不著的一个重要原因。统治旧中国的历届政府，几乎没有一个支持改革。清政府在帝国主义侵略和人民反抗的打击下，朝不保夕，只求苟安图存，反对作任何改革。光绪皇帝虽然一度支持改革，但他不是政府中的实力派，而且在戊戌政 2变后他本人也成了囚徒。辛亥革命后统治中国的新旧军阀，只顾争权夺利，根本不把国家振兴放在心上。他们从人民那里搜刮来的钱财，不是被用作打内战，就是中饱私囊。军费常占财政支出的50%以上，最高达80%。清代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不是闲置不用，就是用非所学。中国的严复和日本的伊藤博文，同是留学英国，伊藤归国后很快受到本国政府重用，曾经四任内阁总理，三任枢密院议长，在内政外交上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华；严复回国后却只能充当学堂教习，他发表了许多 2改革意见，都没有得到采纳。第一批留美学生詹天佑，在美学土木工程，回国后却被分派去学海船驾驶。旧中国历届政府多是靠讨好帝国主义维持统治。他们常常充当帝国主义的帮凶，镇压人民的爱国活动，抑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中国的改革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
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是近代改革收效甚微的重要因素。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促使近代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致使110年中，几乎年年都有战火。近代外国侵略中国和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战争共计9次，时间长达24年。农民和各族人民起义，累计有30年。民国时代的军阀混战，抗战前无岁不有。每逢战争爆发，工厂被摧毁，交通遭破坏，军阀借端勒索，民族企业无不受到打击。此外，北伐战争，十年内战，解放战争，共计也有17年。这些战争，除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外，多是正义战争。没有这些正义战争，中外反动派无法打例，社会无法进步，但对当时经济发展来说，又不能不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近代改革受到旧思想传统的严重束缚，同样不容忽视。中国是一个受传统思想影响很深的国家。对于改革来说，这是一副无形的沉重枷锁，严重阻碍改革的进行。当魏源提出学习西方长技时，上层表示支持者不超过10人。不但顽固派坚决反对，即使较开明的人士也认为“失体孰甚”（梁廷枬：《夷氛闻记》卷5）！维新派倡导民权学说， 守旧派立刻群起攻击，竟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张之洞：《劝学篇·正权》）。孙中山初倡革命，被人视为乱臣贼子，“咒骂之声，不绝于耳”（《孙中山选集》合订本，第179页）。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改革当然步履维艰，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人民群众没有积极参加，也是导致改革失败的一个不可小视的重要因素。近代历届当权者都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从未采取得力措施，鼓励人民群众参与各项改革，从而使改革失去了力量的源泉，缺乏社会的基础。他们之未能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是因为他们与人民群众处于对立地位，不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悲剧的根源。
回顾近代历史，我们看到西方列强依靠优于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以科技发达为基础的经济优势，迭次向我们挑战，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中华民族要摆脱受人奴役的命运，唯一的办法是奋发图强，积极应战，赶上并超过它们。经过110年的艰苦奋斗，在社会制度方面，我们已经超过了西方各国。而以科技发达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我们虽已有很大进步，但相对来说还比较落后。我们必须继续奋发图强，充
2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加快改革步伐，扩大对外开放，努力吸收当今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和科学技术，为我所用，加快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科学技术方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列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后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也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战胜资本主义的挑战，最终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近代110年，如前所述，曾经出现过好几次赶上西方的良好机遇，如能抓住这些机遇，及时进行改革，我们国家很可能早已走上了富强的道路。事实上，今天的日本、德国、意大利以至美国，都是利用19世纪60—90年代这次机遇，先在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和完善，同时改革经济制度，大力发展生产，才得以变成世界强国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今天，我们必须认真总结近代多次失误的教训，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否则将重蹈历史性的错误，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的各项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发展，呈现一片繁荣兴旺景象。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已有很大提高，除少数贫困地区外，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并且有一部分已进入小康。在科技领域，不仅“两弹一星”为世瞩目，而且有不少项目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已经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不仅在世界的东方重新站起来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强大。近代爱国志士渴望的富强，正在变为现实。完全可以相信，只要全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团结一心，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一定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回答西方科技挑战方面再交一份出色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