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科学与文学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艺术论文,基因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1）04－0015－11
早在19世纪60年代，奥地利植物学家格里戈尔·孟德尔就已发现了生命遗传现象，创建了“遗传因子”理论。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维尔赫姆·路德维希·约翰逊进而正式提出了“基因”概念。此后，生命遗传科学一直在深入发展。2000年6月26日，美、英、日、德、法、中6国政府同时宣布：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基因组草图完成。这个被誉为生命科学“登月计划”的研究项目取得的重大进展，以及多年来取得的其他相关研究成果，不仅促进了人类在生命构造、医学治疗、生物工程等领域的探索，在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人文学科领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学艺术，是人的生命创造，基因科学对人体自身奥秘的揭示，自然也会有助于我们对文艺学问题更为深入的思考；基因技术日渐广泛的使用，亦必会影响人类文学艺术的变革。
一、基因信息与创作源泉
关于人类的意识生成，中外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侧重从客观外物出发，或侧重从主观心灵出发这样两条思路。前者强调物质是第一性的，认为人的观念是对外在客观事物的反映；后者则认为，人类存在着与后天经验无关的先天心理结构，这类先天心理结构，也在决定着人类知识与观念的形成。前者通常被称之为唯物主义，后者则被视为唯心主义。在唯物主义看来，唯心主义是荒谬的、不科学的。尤其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唯心主义常常是与落后、愚昧乃至反动相提并论的。波及文学艺术，这就是：“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曾一度成为绝对不容置疑的信条。而依据基因科学的已有研究成果，对唯物、唯心以及与之相关的文艺创作源泉之类命题，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基因科学的重要发现是：除一部分病毒之外，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生物都是以脱氧核糖核酸（即DNA）作为遗传物质，从而保证了其物种繁衍不绝的。而在构成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链条中，有一由4种碱基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而成，载有遗传信息与遗传功能的片断，此即为“基因”。构成与维持一个生命个体的全部基因信息，即被称之为基因组。基因组是由大约分布在细胞核的23对（46条）染色体中的5—10万个基因以及与之相对应的30亿个碱基组成的。随着遗传密码的不断破译，科学家们已越来越确信，人类生命中所含有的遗传基因信息，不仅能够决定某一生命个体的形态体貌，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体验、认知、追求及行为。在这方面，有充分说服力的证据是国外科学界关于同卵双生子的研究。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保查德（Thoms Bouchard）等有关人员，在研究了8000多对同卵双生子与异卵双生子之后发现：“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儿同在一起抚养的同卵双生儿的相似之处几乎一样多。”“一起长大的同卵双生子的相似程度平均是0.46，自小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儿的相似程度平均是0.45。”[1](引言P19)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生物化学实验室基因结构与调节部主任迪安·哈默（Dean Hamer）博士，正是依据这样一些类似个案及相关研究得出结论：“基因不但决定了我们的长相，也参与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感情和经历。”[1](引言P19)关于基因与人的行为、感情及经历等方面的关联度，自然还有待于进一步坐实，但据已有研究成果，有一点已无庸置疑，这就是：人类的某些意识，明显是与基因有关的，最为明显的是性别意识、同性恋意识、躁狂抑郁意识等等。
法国著名女权主义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曾在《第二性——女人》一书中断言，女人之所以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产物[2](P23)。另一位美国当代女性主义学者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一书中也宣称，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其心理人格都是“后天学成的”[3](P46－470)。这类见解中所体现的男女平等的政治追求是可以理解的，但抹灭男女先天命理差异的论断则是不可轻信的。基因科学已有的发现是：基因，已在决定着男性与女性的差别。如男性有着女性所没有的两种被命名为SRY与TDF的独特基因，科学界对这两种基因的描述是：“SRY基因比较特别。它的序列在不同的男体内惊人地相似：在人体内，它的序列中几乎没有点突变（也就是一个字母的区别）。从这种意义上说，SRY基因是一个没有变化的基因，从大约20万年前人类的最后一个共同祖先到现在，它就没有改变过”，“是SRY基因启动的一系列事件导致了大脑与身体的男性化”[4](P115)，“SRY是名副其实的性别基因。”[5]“如果胎儿是男性，大约受孕8周后，TDF基因就启动了，于是男女之间的区别就开始显现。”[1](P120)正是据此可以推知，由于基因差异，无论怎样的“文化”，怎样的“后天学习”，男人与女人之间，还是会存在某些不可通约性意识的。有关人类社会学的调查材料，亦为此提供了佐证，如国外有科学家曾在六大洲、五个岛屿的37个不同文化环境中做过广泛调查，发现不论在一夫一妻制还是一夫多妻制社会中，也不论在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在最富裕的国家中，某些择偶标准几乎都是一样的：男性更看重的是女性的外貌，如小巧的鼻子，性感的嘴唇，大大的眼睛，丰满的乳房等等；而女性对经济状况的关心程度要比男性高出两倍[1](P126－127)。这一发现，也大致上合乎中国人所注重的“郎才女貌”之类。上述两性的意识差异，如果仅从社会文化角度，是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
长期以来，人类的同性恋意识与行为，是被视为道德败坏、病态，乃至罪恶的。《圣经》中即有这样明确的戒律：“如果某人像同女人交合那样地同一个男人交合，他们两人就都是邪恶的，他们应当被处死。”（《旧约·利未记13》）从西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法国，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都曾有过按此戒律活活烧死同性恋者的记录。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世界上的某些国家，迫害同性恋的行为仍时有所闻。据《中国新闻网》2004年3月2日报道，自2001年以来，埃及政府以“游荡”专项罪逮捕的同性恋者有179人，国际人权组织为此发表了长达144页的专项报告予以谴责[6]。对于同性恋的成因，美国性学专家雪儿·海蒂在《性学报告》中曾提供过一些同性恋者的自述：“我并非想要变成这样，而是我们刚好如此。我们并没有选择要成为同性恋，就像异性恋者也没有刻意要成为‘正常’，我们天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之中有很多人渴望着、祈祷着能够有所改变，但是就我所知，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即使借助于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或是宗教都一样。”[7](P659－660)这类个案足以证明，有许多同性恋者，其性取向并非源于自己的主观意愿，而是有着难以抗拒的生理原因的。对此，基因科学也已提供了更为确切的证据：1993年，迪安·哈默已向全世界宣布，在X染色体长臂端发现了被命名为Xq28的男性同性恋基因链接，并以可靠数据证明：“在男同性恋者中，有75％的人带有这个基因的一种形式，而‘正常’的男性中，有75％的人都带有这个基因的另一种形式。”[4](P120－121)
作为一种精神异常现象的躁狂抑郁意识，其家族遗传性也早已为医学研究所证实，获得的相关数据是：“如果父母中只有一人患躁狂抑郁症，那么子女患情感性疾病（抑郁症或躁狂抑郁症）的几率是28％。如果父母都患有情感性疾病且其中一人为双极病症，那么子女患有重度抑郁症或躁狂抑郁症的比率会大幅增加，大约达到75％。”[8](P181)导致这样一种病态遗传的基因目前虽尚不明确，但已有多位科学家依据相关研究认为，可能与第11对染色体与X染色体有关，且“此领域的科学家大多相信迟早会发现引发躁狂抑郁症的那个基因——或者更为可能的是，基因群”[8](P181)。
此外，人类诸如冒险、害羞、恐惧、抑制、避险，乃至宗教意识，也已被认为均有着明显的基因遗传性。如一个人是否喜欢冒险，与第11号染色体上的一种被称为D4DR的遗传基因有关，“冒险意识强的人的D4DR基因相对于沉默稳重者来说，在结构上更长一些，可能表现为烦躁善变，狂放不羁，后者则忠实可靠，稳重沉着”[9](P222)。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对350对7岁的双胞胎进行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害羞、恐惧和抑制行为大约有50％是遗传的”；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行为基因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也已宣布：“双胞胎婴儿50％到60％的羞涩特征是遗传的”；由于恐惧，人类会产生一种避险性意识，而成年人的避险性差异，有“40％是由基因决定的”[1](P35、36)。
在诗人、作家、艺术家那儿，上述诸多与基因信息有着一定关联的生命意识，自然也会成为深隐的创作源泉，也必会不自觉地渗透进其作品的内容之中。故而古往今来，不论有着怎样相同的社会经历与文化影响，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总会体现出诸如母爱意识与攻击欲望、喜欢柔弱与向往壮阔之类的区别。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在其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曾经批评男性作家笔下出现的女性形象，常常是对女性的歪曲，不是天使就是妖妇。男性作家的这一创作缺陷，也许正是与基因所影响的不自觉的征服欲、宣泄欲、注重女性美貌之类意识有关的。另如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下出现的某些有着躁狂抑郁特征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其作品中，会流露出相同或相似的焦虑、孤独、沮丧之类意识。显然，将这类超时代、超国度、超文化背景的共通意识，完全归之于社会生活，是牵强的。而由基因角度予以分析，或许才更具可信性。
在某些诗人、作家、艺术家那儿，这类不自觉的源之于生命机理的意识，有时甚至会成为其作品的内容要素，直接影响其作品风格的形成。如已为世人所熟知的同性恋作家英国的王尔德、美国的田纳西·威廉斯、中国台湾的白先勇等，其作品中即均涌动着突出的同性恋意绪：王尔德在其代表作《道林·格雷的画像》中，正是以同性恋者的情怀，刻划了超级美男道林·格雷的形象，并描述了几位男性主人公之间隐秘而又复杂的关系；田纳西在《欲望街车》、《奥非亚斯下凡》、《牛奶车不再靠站》等作品中，则径直对主流人群所奉行的道德信条进行了批判，深切表达了被视为“背德”的同性恋者在面对社会压迫时所感受到的人生痛苦；在白先勇的作品中，主人公也往往是有着同性恋趋向的男性，而少见对女性的赞美与爱慕。我们当然无法确证这些作家是否拥有同性恋基因，但在相关资料中，会看到这样的信息：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期间的王尔德，除了注重穿戴、有过与一名男生的密切交往之外，一直是勤奋学习、性情温和的好学生；田纳西·威廉斯自幼即表现出敏感内向、羞怯、性压抑、娘娘腔之类特征，连父亲都称他为“南茜小姐”；白先勇则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断定“同性恋不是一个‘突变’，而是一种超文化、超种族、超宗教、超阶级、超任何人为界限、自古至今都一直存在的现象”，并明确宣称自己的同性恋取向即属此类情况，“是天生的”[10](P555、553)。由此类信息可知，这些作家及作品中的同性恋意识，至少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大，应当正是来自于基因之类深层生命意识召唤的结果。
与“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见解不同，弗洛伊德是将“性本能”，荣格是将“集体无意识”，弗莱是将“神话原型”视之为文艺创作源泉的。但因上述见解的玄秘莫测，难以实证，一直是遭人质疑的。而当今基因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些见解提供了科学支持的。实际上，弗洛伊德所说的“性本能”、恋母恋父“情结”；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原始意象”；弗莱所说的“原型”等等，与基因科学所指称的遗传信息，很像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说法。如荣格所说的阿尼玛与阿尼姆斯原型（指男性身上隐含的女性的一面与女性身上的男性特征），改用基因理论的说法就是：男性身上有着来自母亲的女性基因信息，女性身上亦有着来自父亲的基因信息。荣格还进而认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面对同一作品，之所以会有某些共同的情感共鸣，亦正是基于“集体无意识的”这一创作源泉的共通性。荣格的这类见解，也是合于基因科学的。基因科学发现，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基因的相似度为90％（此系最新研究成果，据200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公布的结论则为99.9％）。正是相同基因密码所包含的相同遗传信息，不仅构成了作家、艺术家创作的内在源泉，当然也是共同心理存在的内在根据。对于人们的质疑，荣格曾经辩白说：“绝不能设想有所谓‘天赋观念’这类东西。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却有观念的天赋可能性，即一些产生幻想的先决条件。它们有些类似康德所说的范畴。尽管这些天赋条件本身并不产生任何内容，它们却给那业已获得的内容以确定的形式。”[11](P21)荣格这儿所说的“观念的天赋可能性”、“产生幻想的先决条件”等，几乎可以被视为基因信息了。
人的生命构成是复杂的，像弗洛伊德、荣格、弗莱等人那样，将文艺创作的源泉完全归之于“性本能”、“集体无意识”、“原型”等等，自然也是片面的。但有一点应当是可信的：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中，除了社会生活的影响之外，人的内在的基因信息亦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我们只有从社会生活与内在生命信息两个方面分析，才能更为全面、更为科学地认识人类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以及相关规律。
二、基因性能与艺术形式
基因科学的成果启示我们：基因，不仅影响了人类文学创作的源泉，某些基因的性能，也决定了人类的艺术形式或某些形式要素的生成，影响了艺术家的形式创造，维系了某些形式规则的稳定性。
人类的文学艺术，无论怎样地发展变化，无论怎样的千姿百态，都不可能脱离空间形式而存在。康德早就指出，与“时间”相同，作为人类认知模态的“空间”，不是社会实践经验的产物，而应归之于“先验范畴”。现有基因科学的成果，也已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康德当年尚属“假想”性质的论断。如基因科学已发现，由于男女两性X染色体中所隐含的基因不同，在空间视觉能力、在匹配旋转成不同角度的图形的空间能力等方面，男性通常要强于女性[12](P32)。据此，或许正可以从更深层次上解释：与男性相比，在女性中何以少见更富于深阔空间感的山水画大师、建筑大师、雕塑大师以及能够描写波澜壮阔场景的诗人、小说家。
就文学艺术中的许多具体形式要素来看，有些是具有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如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对仗、小说中的章回结构、绘画中的散点透视；西方诗歌中的“商籁体”（十四行），小说中的框架结构、戏剧中的“三一律”、绘画中的焦点透视等等。这些形式要素，是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思想观念和社会环境有关的。但另有一些形式要素则不同，是全人类共通的、恒定不变的，如世界文学的史料证明，在缺少族群交流的古代，不同民族的音乐、诗歌都讲究节奏。而且，这一形式要素，不只突出地见之于音乐与诗歌，也体现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所有其他艺术门类。如在小说中，情节的跌宕起伏、叙述的轻重缓急，描写的疏密相间；在绘画中，线条的抑扬顿挫、色彩的冷暖相间、景物的虚实配置；在雕塑中，块面之间的连接转折、空间的比例分割、动态与静态的组合等等，亦均体现为节奏性。
人类为什么会有对于节奏美的共同追求呢？这样一种超民族超时代的形式要素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对此，古希腊时代的亚里斯多德曾在《诗学》中作出过回答，认为“是出于我们的天性”，最初，是那些“最富于这种资质的人，使他一步步发展，后来就由临时口占而作出了诗歌”[13](P12)。亚里斯多德当时的见解，尚不过是一种经验性直觉，而当今的基因科学已证实，诸如昼夜节律之类的周期性变化“几乎是所有真核生物和部分原核生物的基本特征”，“它的分子机制是一组呈节律表达的生物钟基因及其蛋白产物构成的自主调节的转录”[14]。更为确凿的是，基因科学家已在人类以及真菌、细菌、青蛙、果蝇、蟾蜍和其它许多生物中发现了6种分别被命名为frq、clock、period、bmall、timeless、crys的“时钟基因”[15](P24－28)，并判定，正是这些经由长期生命进化而形成的遗传性“时钟基因”，在有规律地发送着节律性信号，在决定着人体激素的周期性变化，在调节着人体温度的昼高夜低，在控制着生命机体的睡眠、盛衰及其它节律性行为[16](P85)。可见，由于“时钟基因”，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节奏性存在。而这样一种节奏性的生命机理，自然要求一种与之相应的节奏性生活环境，因而也就必然性地决定了人类在艺术活动中对节奏感的向往与追求。事实证明，只有在有节律的生活环境中，人类肌体才能更好地生存发展；与之相关，也只有合于生命节奏，艺术作品才能令人身心愉悦。而这样一种由“时钟基因”决定的对文艺作品节奏感的命理需求，不就正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天性”吗？
在基因影响艺术家的形式创造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某些与基因有关的疾病，特别是精神分裂、躁狂抑郁、癫痫等等，虽然给患者造成了不幸与痛苦，却也易使某些患有此类疾病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在艺术形式方面更具创造性。这种情况，正如美国医学家奥布里·米伦斯基指出的：“许多艺术家正是在躁狂期产生了最富创意的作品，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他们中一些人不愿意接受治疗。”[16](P324)自己曾经患有躁狂性疾病的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心理学教授凯·贾米森（Kay Jamison）亦曾这样认为：“对有些人来说此症的一个积极结果就是他们因此具有了伟大的创造性。”[1](P51)这儿，我们仅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凡高为例，即可看出所患基因遗传性病症与他们的艺术形式创造之间的关联。据有关传记可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凡高所患的均属基因遗传性精神疾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即患有躁狂病症，其姐姐、外甥及自己的孩子，均患有癫痫。凡高的祖父曾长期精神失常，生活要靠妻子照料；父亲有过精神崩溃的病史，弟弟提奥也终因精神病发作去世；在母亲的家族中，一位姨妈也曾患有癫痫症。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为巴赫金高度赞赏的真正的“复调小说”。其突出特征是：与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不同，作品内容不再是作家的个人独白，而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其具体表现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中，相互冲突和争论的，不是两个完整的独白声音，而是两个分裂的声音（至少有一个是分裂的）。一个声音的公开对语回答另一个声音的隐蔽对语。两个主人公与一个主人公对立，后两个主人公的每一个人又关联着前一个主人公内心对话中的相反的对语。”[17](P29、349)值得注意的是，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成因时，除了论及作家所处时代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声部性之外，还特别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一种天赋的才能，可以听到自己时代的对话”，能够听到“潜藏的、除他之外谁也未听见的思想”，“在每一种声音里，他能听出两个相互争论的声音”[17](P135、62)。遗憾的是，巴赫金未能进一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何以会具有这样一种“天赋才能”。实际上，联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身体状况，不难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赋才能”与自身的精神病状是有关联的。据医学结论，精神疾病常常呈现出下列特征：“幻觉、幻想，行为古怪、情感淡漠、思维不连贯（及其他表现）。幻觉可以有各种表现，有的人认为他们‘听到声音’；有的人听到的是连续不断的评论；也有的人与他们听到的声音交谈。”[16](P310)比较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听到“隐藏的”声音，能够听到不存在的“争论”之类的“天赋才能”，与精神病状是明显对应的。据此也就不难联想到：精神病状，至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成因之一。同理，亦正是与病态的幻觉、恐惧、躁狂之类相关，凡高对死神、墓地、教堂之类神秘阴森物象特别敏感，使其作品的构图、造型与色彩中，均弥漫着一种阴郁压抑之气。如血红而泛黄的月亮，火焰般燃烧、盘旋而上升的丝柏和树木，昏暗而沉重的天空，扭腾旋转、有着长长阴影的教堂等等。在一般人的视野中，诸如“盛开的桃花”、“春天的葡萄园”等等，本应是明媚可喜之景象，而在凡高笔下出现的，也是深重的蓝色的天空背景、黄褐色的地面、凝固成血块状的花朵之类。在《死去的飞蛾》中，飞蛾翅膀上的那四个凸现的斑点，看上去径直就是神经病人的两双惊恐不安的眼睛。在他那被称之为“点彩”的笔法中，神经质的色彩流动特征，亦恰合于“在精神分裂症、神经衰弱、精神衰弱及焦虑症病人那儿，光点自动反应明显大于常人”[18](P276)的病理症状。
人类的正常基因，基本上是稳定不变的，与之相关的某些艺术形式或形式要素，当然也就具有了稳定性。一位中国当代学者在论及美国好莱坞电影时指出，为了保持观众的兴奋度，“好莱坞电影的规矩是：给漂亮女士以更多的镜头”。并批评“这种尊重女士的做法，并非女权。相反，它是男性中心的结果。女人的物化和自我对象化，使女人丧失了和男人同等的观看权。事实上，这样的男女概念来自‘父系—理性’社会结构，来自相应的传统与教育”[19]。这位学者对好莱坞电影镜头模式化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将这一模式化仅仅归咎于男权意识与“父系—理性”之类社会结构，就值得进一步探究了。事实上，这位学者所说的镜头“规矩”，并非仅见之于好莱坞电影，在其他各类影视作品中，也频频可见。这样的镜头“规矩”，之所以会成为一种颇具普遍性的稳定模式，除了社会文化原因之外，在更深层次上，恐亦与决定了“男性更看重女性的外貌”、“征服欲”、“攻击欲”之类不同性别意识的SRY基因与TDF基因有关。可以相信，正是由于性别基因的恒定性，即使消除了社会文化性的“男权意识”，在男性主导的电影作品中，亦仍会“给漂亮女士以更多的镜头”。
正是缘之于基因的稳定性，文学艺术中的某些形式要素，是不可随意改变的。比如人类的听觉阈限大约为零分贝至30分贝，音乐艺术中的音低音高也就只能在此限度之内设计，过高过低都会给人以不适感，这自然也就谈不上音乐美了。另如节律，本是由时钟基因决定的人的生理欲求，因此，如果排斥节律，像某些极端反传统的后现代主义之作那样，故意在乐曲中随意插进由诸如铁丝、瓦罐、器皿所造成的噪音之类，自然只能导致听众的生理痛苦，而难以为听众所接受。同理，在诗歌乃至散文作品中，如果不顾节律，也会因有悖于人的生理时钟而失去阅读美感。中国现代新诗之所以缺乏古代诗歌那样的阅读快感，中国现代散文总体上也还不如古代散文更具魅力，仅从形式而言，节律美的不足，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基因角度看问题，我们或许还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文学艺术的发展，形式创新是必须的，但这创新，又是应有一定限度的。这限度就是：不能打破基因所决定的人类的生理接受能力，否则，就会损伤艺术应有的美感，乃至毁灭艺术本身。
三、基因形态与艺术才能
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冥冥中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主宰着人的命运，在决定着人的某一方面的才能。如汉代思想家王充有言：“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论衡·自纪》）在我国，这类见解，也一直是被视为“先验论”、“唯心主义”予以批判的。在现代教育理论中，关于人的某一方面才能的形成，亦往往更强调学习训练、环境影响等后天因素，而对天赋遗传的作用重视不够，有不少学者甚至否定天赋遗传的作用。但从现代基因科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对于人的某一方面的成就而言，学习训练、环境影响之类固然重要，而某些相关的先天命理因素，亦往往起着关键作用。
现代基因科学提供的证据正是：不仅人的智力水平与基因遗传有关，人的某类才能，也往往受制于基因遗传这一先天命理因素。如由于X染色体的部分或全部缺失而患有特纳综合症的女孩，虽然具有正常的智力与外表，“但是，她们常常在‘社交适应’方面有问题”[4](P222)；由于研究状况的制约，目前当然还不清楚究竟有哪些方面的基因在直接影响着人类的文学艺术才能，但某些研究成果已表明，基因与文学艺术才能之间，是存在重要关联的。国外医学界早已发现，因7号染色体少了20个基因而出生就有“威廉斯综合症”的孩子，虽然天生就有学习障碍，心脏、血液和肾脏功能也不正常，但“与常人不同的是，他们往往表现出对音乐的非凡的敏感”[20]，“许多患者在倾听音乐、歌唱和演奏乐器方面都具有惊人的持久性。尽管大多数威廉斯综合症患者都不会识音符，但其中一些人却有着完美的或近乎完美的音调和极强的节奏感。一位患有威廉斯综合症的男孩很快便学会了用一只手以非常复杂的7/4的节拍击鼓，同时用另一只手以4/4节拍击鼓。一些患者多年之后仍然记得复杂的乐曲，同时还记得一些歌曲和长叙事曲的诗句，有一位患者甚至能用25种语言演唱歌曲（指患有‘威廉斯综合症’，智商大约只有55的美国女高音歌手Gloria Lenhoff——引者注）。”[21](P236)1998年9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专题片《舟舟的世界》中所介绍的湖北“智障音乐指挥家”胡一舟，不识字，不识简谱，更不识五线谱，智商基本停留在4岁的幼儿水平上，但却表现出超人的音乐指挥才能，曾多次指挥过海内外乐团的演奏。像这样一位一出生即被医学上判定为是不可逆转的重型先天愚型患者，在其走上音乐指挥台的历程中，实在是看不出培养与训练起了多大的作用，之所以表现出了正常人也难以企及的音乐才能，或许亦正是得益于某一类型的基因病患。
基因科学还发现，人类的语言能力，与7号染色体上的SPCH1基因的正常还是变异有关；西方白人中，大约有10％的男性缺少辨识红、绿色彩的能力，亦与色盲基因有关[9](P94)。显然，存在SPCH1基因变异的人，要从事作为“语言的艺术”的文学创造，恐是不可能的；存在色盲基因的人，也是不可能成为油画家的。在基因科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美国塞莱拉基因组公司总裁与首席科技官克雷格·文特尔曾披露：“我没有视觉记忆，别人让我看张照片，再把照片藏起来让我回忆照片的样子，我死活记不起来，这对生活，特别是学习知识非常不利。”[9](P108)显然，这样一种生理机制的人，就不具备从事艺术活动的先天条件。所以，文特尔选择的是以概念思维为特征的基因科学研究，并终于在此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也许正是基于上述现象以及有关研究成果，有基因科学家甚至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人是否具有音乐、诗歌之类的才能，在胎儿时即可通过基因检测得知。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人类遗传学教授奥布里·米伦斯基即认为，人类所向往的“好基因”可能确确实实存在，而“好基因”可以“在体格、艺术、音乐和智力诸方面表现出优越的才能”[16](P12)。
将人类的才能，完全归之于基因，当然也是荒唐的。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外界事件——或者说，由自由意志控制的行为——可以激活基因。我们可远不是缩在我们那无所不能的基因脚下，受它们的恩赐，我们的基因经常是受我们的恩赐。如果你去玩‘蹦极’，或者找一份压力很大的工作，或者持续地想象一个可怕的事情，你会提升你体内的皮质醇水平，而皮质醇就会在你的身体内跑来跑去地激活各种基因。”[4](P157)文学艺术才能与基因的关系同样如此，除了某些病患型的特例，基因尚只是构成某种才能的潜在条件，要想形成某方面的现实才能，当然还需通过“培训”等其它方式予以激发。基因科学的启示仅在于：对于正常人而言，与某些基因相关的先天质素，是“培训”得以成功的前提。
四、基因差异与创作个性
美国维斯康星大学的心理学家Terrie Moffitt等人，通过长达26年的跟踪研究发现，受过严重虐待且有导致低下monoamine oxidase A（MAO A）基因的孩子，至成年，85％走上了暴力犯罪之类的反社会道路，而在同样受过严惩虐待但有较高MAO A水平的孩子中则极为罕见。他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与MAO A相关的基因变异，与人的攻击性行为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22]。2001年，美国国家心理健康学会公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人的孤独情绪，主要是由3—15个或更多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且已证明，人体内7号染色体上存在的一个名为WNT2的基因变异，是导致孤独的重要原因之一。该基因的变异，会“很大程度地增加人的孤独感”，“会在人的幼年时代，开始损伤其思想、感情、语言以及与别人交流的能力”[23]。澳大利亚基因学家尼克·马丁在2002年国际人类基因组大会上宣布，他在实验中已取得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人体有特定的基因控制着像焦虑和抑郁这些“情绪”[24]。正是借助基因科学的这类发现，我们也许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作家、艺术家不同创作个性形成的根源。
在人类的文学艺术领域，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忧郁型的诗人、作家、艺术家，总是生活在阴影之中。即使处于生活的顺境，也总会陷入苦闷与孤独，作品中亦会弥漫着悲怆压抑的情调。如俄罗斯著名音乐家柴科夫斯基，其人生本应是幸福的：在经济方面，得到了梅克夫人的大力资助；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众多女人的追捧与亲人的关爱。但他的作品中，涌动着的则是孤独与压抑意识，流露出的是悲怆情调。从人生历程来看，英国作家伍尔夫是幸运的：她的美貌与聪慧得到过许多有才华的男性的追求；她在文学艺术界有许多知心的朋友；她有一位志同道合，一直深爱着她，亦为她深爱的丈夫；她与丈夫创办的出版社曾经大获成功。但在伍尔夫的文学作品中，最为突出的主题则是人生的失意与死亡。她曾几度自杀而最终还是投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中国当代诗人顾城，早期那些充满幻灭与黑色意象的诗作，当然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灾难与其所处的生活苦境方面寻找原因。但后来，当时代与个人境遇大为改观之后，顾城诗中的悲怆之气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为加剧，且最后亦终于走上了自杀之路。从这类个案中可以看出，某些诗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个性，除受制于社会环境与个人生活经验之外，亦与某些超社会、超文化因素的影响有关。柴科夫斯基、伍尔夫、顾城作品中的悲凉情绪，便显然是由于某类忧郁型基因所导致的精神病态在起着不可抗拒的作用。
在中外文学艺术史上，我们还会看到，另有一些诗人、作家、艺术家，无论面对怎样的人生苦难，总是昂然不屈，狂放不羁，高歌猛进。其作品中往往涌动着匡世救世的雄心，喧腾着积极乐观的情调，呈现出波澜壮阔的气势，如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雨果、普希金、巴尔扎克、米开朗琪罗、罗丹等等。这些诗人、作家、艺术家的共同特点是：往往有着强健的身体素质，旺盛的生命活力。而从基因科学的角度来看，强健的体魄与生命，正是生命基因优化组合的结果。
通过对作家、艺术家人格与创作特征之间关系的深究细察，我们还会发现：某一作家的生理人格特征，与其作品的某一精神趋向之间，往往存在着明显的契合性。如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作品，虽有极高的世界声誉，但因缺乏情感感染力，常为许多读者所厌读，甚至令人怀疑萨特的文学才华。纳博科夫就认为他的《恶心》是由许多二流作家吹起来的，认为“当罗昆丁确认世界存在时，人们并无特别异议。然而，使世界作为一件艺术品而存在的工作就不是萨特能力所及的了”[25](P232－233)。那么，造成萨特作品这一缺陷的原因是什么呢？美国美学家桑塔耶纳在《美感》中曾经指出：“由于性欲的放射，美才取得它的热力”，“恋爱的能力，给予我们的观照一种光辉，没有这光辉，观照往往不能显示美；我们审美敏感的全部感情方面没有这方面便是知觉的和数理的敏感而不是审美的敏感了。”[26](P40)桑塔耶纳的见解是有道理的，日常生活经验证明，一个缺乏性活力的人，在其它方面的情感亦往往弱于常人。如果是这样的一位作家，自然也就必会影响其作品的情感程度了。而萨特正是这样一位性冷淡者，有他自己的谈话为证：“我更多地是一个对女人的手淫者而不是性关系者”，“对我来说，根本的充满感情的关系应该包括我的拥抱、抚摸和吻遍全身。但性交活动——它也有，而我也完成它，我确实往往完成它，但带着某种冷淡。”“回想起我接触过的女人，我记得的总是她们穿衣服的形象，而从不是裸体。”[27](P350、351、352)据哈默等人的研究，男性的性冷淡往往是由于“焦虑基因”的贫弱所致。统计数据表明：“那些性欲强烈的人拥有高焦虑基因型的几率是性生活次数很少的人的1.9倍。”[1](P136)据此似乎亦可推知，萨特小说的枯燥乏味，除了受制于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理念之外，基因所影响的情感度的低下恐怕也是重要原因。
正是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位诗人、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除了与人生经历、生活环境、文化影响等多方面的客观因素之外，潜在的遗传影响，也是值得重视的。通过这一研究维度，无疑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看清作家创作个性形成的奥秘。
五、基因时代与文艺变革
由于基因科学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所处的时代已有基因时代之称。对于文学艺术而言，这个时代所兴盛的基因科学的相关理论，以及基因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会有助于我们更为科学地探析诸如创作源泉、艺术形式、艺术才能、创作个性之类重要理论问题，也必会引发文艺观念、创作追求、作品内容乃至创作主体自身某些方面的相应变革，这类变革，既有促进文学艺术发展的可能，也潜藏着令人不安的危机。
有史以来，人性，一直是文艺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何谓“人性”？学术界尚无统一的看法。在我们以往的理论中，主要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从世界观、政治性、阶级性等视点着眼，将人性判定为不同于动物的社会性，并据此否认了共同人性的存在。这类见解，虽然富有理论自身的雄辩性，但对共同人性的否定，则是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事实的。基因科学提供的启示则是：由于人类基因的相似度高达90％（或据“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结论99.9％），由于基因不仅决定了人类“食色”之类的自然本能，也在影响着人的心理结构、情感意识、行为特征等等，故而可以相信：不论什么时代、什么民族、什么阶级、什么信仰、什么政治党派的人，都会不自觉地受到许多相同基因的支配，从而表现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这样一种对于人性更为冷静也更为科学的认识，无疑可以启发诗人、作家、艺术家，以更为超越性的视野把握人性，表现人性，从而使文艺作品更具人性深度。
在中外历史上，有许多诗人、作家、艺术家、理论家一直坚信，文艺作品具有重要的美育功能，能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纯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品性。对此，基因科学也可引发我们新的思考，即：由于基因对于人性的本源性影响，文艺作品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有限度的，是不应过分夸大的。如果予以过分强调，我们也就难以解释如下现象：随着文学艺术的不断发展，不断积累，人类的品行应当越来越善良，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我们仅由诸如奥茨维新集中营、南京大屠杀之类的现代人间惨剧，就不难得出结论：虽已经由数千年的文艺化育，人类野蛮与残忍的程度，似乎并没有实质性的降低。如果文艺作品能够真正纯化人心，提升人性，那么，世间的诗人、作家、艺术家，以及从事艺术专业者，受到的文艺化育无疑更为充分，其人性也理应更为善良，而事实则是：在中外文学艺术史上，像李白那样以“杀人红尘中”为自豪，像托尔斯泰、毕加索那样以勾引女性为乐的诗人、作家、艺术家是大有人在的；在中国1949年以来的“反胡风”、“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又有多少诗人、作家、艺术家，出于自保，曾经干过落井下石、出卖朋友的勾当？如果不是那些不无美感价值的作品传世，人们恐实在难以相信：曾经制造了民族灭绝惨剧的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曾是一位钟情于绘画艺术的文艺青年；如果不是确切的媒体报道，人们恐也难以想到：近日已被执行死刑，灭绝人性地连捅八刀杀人的药家鑫，竟是西安音乐学院钢琴艺术专业的大学生。这些事实或许可进一步证明：在化育人性方面，文学艺术虽有一定作用，但与某些自私、攻击之类基因的强势潜能相比，又是多么苍白无力。这类思考，亦会促使人们以更为复杂的眼光审视文学艺术的功能。
基因科学证实，不仅所有正常人的基因差别很小，且人与宇宙间的所有生命，都存在着同源关系。如人类与猪的基因同源率为90％至95％，与老鼠之间的基因同源率为90％，甚至生活在大海深处的珊瑚，亦有11％的基因与人类相同。由于相同基因的存在，也许终有一天，果真会证实荣格猜测性的论断：人类与动物乃至更为低级的生命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集体无意识”。基因科学方面的这类成果，也许会进一步启悟诗人、作家、艺术家，以更为宏阔的“生态伦理”视野，代替传统的“人道主义”视野，从而提升文学艺术的境界。
科学历来是双刃剑，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学的进步，也往往会引发新的问题，基因科学同样如此。人类对基因的研究、开发与利用，在提升其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是隐含着巨大危险的，有些甚至是可怕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因改良、基因预测之类技术，将有可能导致“基因种族”、“基因奴隶”之类新的社会不公，以及“基因歧视”之类的基因伦理问题。2.转基因技术的使用，存在着损害物种正常基因，加剧生态破坏的危险。3.利欲熏心的基因技术垄断与基因掠夺将有可能愈演愈烈。目前，发达国家，出于各种利益考虑，正在利用自己的科研与经济优势，抢先占有发展中国家的基因资源。为此，我国有学者已提出，要警惕“基因殖民主义”，要设法保护自己的人类与非人类遗传资源。4.某些致病基因，将有可能被利用而制成“生物炸弹”（生物战剂）。如在20世纪70年代，有军事机构已在研制将眼镜蛇基因植入流行感冒的病毒基因。由于基因武器的巨大杀伤力（据推算，只需20克超级热毒，就足以毁灭全球55亿人口），一旦研制成功，用于战争，或为恐怖分子所掌握，人类的灾难可想而知。正是基于上述问题，随着基因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中的反科学情绪，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反基因歧视、反基因殖民主义等，将成为基因时代文学艺术的重要主题。如同美国作家罗宾·库克的小说《基因突变》、迈克尔·克莱顿的小说《危机当前》、希腊作家尼科斯·帕纳约托普洛斯的小说《基因的秘密》、好莱坞电影《基因时代》（中译名《悲天悯人》，皮尔瑞·雷金纳德·迪奥导演）之类表现基因主题的文艺作品，有可能进一步兴盛。
就对文学艺术的整体性危害而言，基因科学的隐患也已可见端倪，如西方已有学者担心：“如果我们将躁狂抑郁症患者从世界上消灭，那我们同时也剥夺了自己不可计数的成就与美好、色彩与温暖、活力与创新。最后只剩下干巴巴的官僚和精神分裂症患者。”[8](P236)某些自身患有某种精神疾病的作家、艺术家也认为：“混乱、痛苦和极端的情感体验不仅是人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他们艺术能力的重要部分。他们担心精神医学的治疗会将他们变成正常、自制、消沉和冷血的灵魂——不能或不愿写作、绘画或作曲。”[8](P224)在如此的基因时代，是选择枯燥乏味的健康，还是选择与痛苦相关的艺术，便有可能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两难局面。
更为令人忧思的是，文学艺术的本原魅力之一在于：面对玄秘莫测的生命世界，面对难以索解的人生之谜，人类可以通过想象智慧，去建造灵魂得以安顿的精神家园，以获得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栖居之幸福。而当人类彻底破译了生命存在的基因之谜，一切都在明明白白的预期之中，一切都被置于基因手段的操控之下时，人类的艺术想象力也必会因此而窒息，人生的诗意大概也就不多了。而这，究竟是人类的幸福，抑或是灾难？目前，至少也还是一个难以预测的令人不安的问题。
收稿日期：2011－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