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独立性、金融稳定与金融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论文,独立性论文,效率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频发的金融危机，“政治干预”和“行业俘获”导致的监管独立性问题及其后果日益受到重视。①Kane(1990)等认为，监管不独立性导致的“监管失灵”问题(如监管失败、监管寻租、监管宽容等)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储贷危机、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
监管主体缺乏必要的独立将导致很多后果，其中最核心的是：既定的监管目标可能受到某些“非独立因素”的干扰而偏离金融稳定轨道。这里，“非独立因素”可能来自对监管当局具有制约作用的因素(如财务上的制约以及人事上的任免等)干预或者是来自行政官僚机制的基于各种特定目的(私人的、特定利益群体的或公共的)的干预。这些干预导致监管当局无法在一个连续的时间内或事件中保持独立和一贯的态度、准则和行为。
从现有文献看，正式提出并最早对银行监管独立性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是Quintyn & Taylor(2002)，在Quintyn & Taylor的研究中，监管独立性分为管制独立性(regulatory independence)、监督独立性(supervisory independence)、机构独立性(institutional independence)和预算独立性(budgetary independence)4个基本方面。其中，前两个方面是监管独立性的核心内容，而后两个方面则是监管独立性得以实现的法律和资源保障。
总体而言，目前关于金融监管独立性的研究，定性研究较多，而定量研究却非常缺乏，这使得对该问题的判断尚停留在逻辑推理层面，缺乏令人信服的实证支持，也使得要对监管独立性对金融发展的具体影响进行评估变得十分困难。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尝试从金融稳定和金融效率两个基本方面对监管独立性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作一初步的实证评价。②
一、监管独立性的衡量：初步的指标编制
就金融监管而言，一开始就对“目标独立性”和“手段独立性”加以区分是重要的，前者主要是指法定目标或者监管机构所要达到的目标，而后者主要是指交付职业官员的监管政策的实际制定和实施(Fisher，1995)。在上述区分中，“政治家们在制定和定义监管目标方面扮演着适当的角色，而监管者则需要在决定达到这些目标方面享有自主权——以及在他们未能实现这些目标的情况下所需要承担的责任。”(Quintyn & Taylor，2002)
为了更加真实地反映各国/地区实际的监管独立性的程度，本研究采用“手段独立性”的标准对监管独立性进行衡量。在指标的编制上，我们仍然根据Quintyn & Taylor(2002)提出的4个基本方面来进行量化处理，即：管制独立性、监督独立性、机构独立性和预算独立性。根据前面的界定，我们首先对每一个基本方面分别进行度量，具体标准为：(1)管制独立性：如果监管机构有权在其管辖的所有监管领域颁布条例或对银行法进行修改，则赋值2；如果监管机构有权在有限范围内(特定监管领域，如审慎性监管相关条例)制定颁布监管条例或规定，则赋值1；如果监管机构可以向有关部门提交议案，关键性监管操作需经有关部门同意或者仅具有非常有限的约束力，则赋值0。(2)监督独立性：如果监管机构有权直接授予或吊销营业执照，则赋值2；如果监管机构在经有关部门(如财政部)经批准后才有权授予或吊销营业执照，则赋值1；如果监管机构无权直接授予或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这一职能由其他部门行使，则赋值0。(3)机构独立性：如果监管机构领导层由财政部或其他政府部门任命则赋值0；由总统、总理、公众任命则赋值1，由立法组织任命则赋值2；监管主体对财政部或其他内阁组织负责则赋值0，对总统、总理、公众负责则赋值1，对立法组织负责则赋值2；最终的评分取上述两项的平均值。(4)预算独立性：如果监管机构拥有完全的预算自主权，则赋值2；如果监管机构的预算来自对被监管者征收的费用，则赋值1；如果监管机构设在中央银行内，其预算由中央银行决定，但无需财政部或政府部门批准，则赋值0；如果监管机构的预算需经财政部批准或由政府预算进行分配，则赋值-1。
在对每一个基本方面分别进行度量后，我们需要进行适当的加总以反映每个国家/地区总体的监管独立性的程度。前面已经提到，在监管独立性的四个基本方面中，管制独立性和监督独立性是监管独立性的核心内容，而机构独立性和预算独立性是管制独立性和监督独立性实现的法律和资源保障。因此，根据重要性原则，在对总的监管独立性进行评分时，我们将对管制独立性和监督独立性赋相对更大的权重，具体方法：管制独立性和监督独立性赋权重2，而机构独立性和预算独立性赋权重1。
表1中，我们对上述指标编制方法及编制所依据的信息来源作一小结。
基于样本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共获取43个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数据，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荷兰、奥地利、新加坡、瑞士、比利时、智利、丹麦、埃及、加纳、希腊、中国香港、印度、爱尔兰、新西兰、菲律宾、葡萄牙、赞比亚、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芬兰、以色列、意大利、墨西哥、尼日利亚、挪威、南非、西班牙、泰国、土耳其、捷克、马来西亚、瑞典、波兰、匈牙利。根据上述指标编制方法(指标编制依据的信息主要来自世界银行的“银行监管数据库”和“监管与市场报告”)及信息来源，我们得到了各个国家/地区金融监管独立性的量化指标，如图1所示。
二、监管独立性与金融稳定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建立与数据的来源
为了对金融监管独立性和金融稳定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我们首先对“金融稳定”进行界定。在本研究中，我们直接选取“银行危机”作为金融稳定的一个替代变量(逆向指标)，因为显而易见的是，不稳定的金融体系更容易发生银行危机。据Barth，Caprio & Levine(2000)提供的相关危机指标，在下面的分析中，作为金融稳定替代变量的被解释变量主要有“系统性银行危机”(Systemic Crisis)和“较大的银行危机”(Major Crisis)。
在回归分析的解释变量方面，除重点考察的金融监管独立性的各项指标外，为提高模型的稳定性和解释力，我们还纳入了在过去一些研究中被广泛提及的某些经济或非经济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主要有：人均GDP、通货膨胀率、制度发展、法律传统以及混业经营程度。其中，人均GDP数据取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通货膨胀率指标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世界经济宏观数据；制度发展指标来自Beck，Demirguc-Kunt & Maksimovic(2004)编制的综合指数；各国/地区的法律传统主要参考了LLSV(1997，1998)的分类体系；各国/地区的混业经营程度指标则来自Demirguc-Kunt & Levine(1999)提供的信息。部分参考以往文献，同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本文全部样本数据的时间区间定位在1980-1999年。③
回归分析的基本模型如下：
建立以上模型旨在说明以下问题：(1)一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独立性是否会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2)如果金融监管独立性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存在相关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怎样的？(3)通过对金融监管独立性进行内部分解(即分别考察管制独立性、监督独立性、机构独立性和预算独立性)是否有助于解释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2.实证分析结果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0-1二元变量，我们采用ML-Binary Probit方法，对金融监管独立性和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当被解释变量为“系统性银行危机”时，具体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显而易见，上述回归结果与前一个回归分析的基本结论是一致的，即金融监管独立性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一个国家/地区的金融监管独立性程度越高，那么该国/地区的金融体系越稳定。在对监管独立性四个基本要素的分解分析中，当被解释变量从“系统性银行危机”转变为“较大的银行危机”时，监管独立性的显著性水平从1％降到了10％，而机构独立性则从10％上升到了5％。根据前文设定，由于“较大的银行危机”相对于“系统性银行危机”而言是一个更广泛的危机定义指标。这意味着监督独立性对于有效防止银行危机的蔓延和扩散是特别重要的；而监管独立性辅之以机构独立性，可更好地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监管独立性与金融效率的实证分析
1.模型与数据来源
如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一样，金融体系效率性的衡量同样可以有多个角度和多个层面。为了不使问题复杂化，我们依然把考查对象集中在银行层面，即以银行体系的效率性作为金融体系效率性的一个代表。④
以近年国际学术界关于银行体系效率性的研究为标准，本文选取的银行体系效率性指标主要：一是银行净利差(net interest margin，记为1)，等于(贷款利息收入-存款利息支出)/总资产，一般认为，较小的利差代表较强的竞争力和较高的效率；二是管理成本(记为2)，它等于银行管理成本(overhead cost)/银行总资产。在通常情况下，较低的管理成本意味着更高的金融效率。上述两组数据主要来源于IMF发布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IFS)。
在回归分析的解释变量方面，除我们重点考察的金融监管独立性的各项指标外，还纳入了在过去研究中广泛提及或采用的某些经济或非经济变量(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作为模型检验的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主要有：人均GDP、混业经营程度、银行集中度和显性存款保险。⑤在数据来源方面，银行集中度指标取自Barth，Caprio & Levine(2000)，显性存款保险指标来自Demirguc-Kunt，Karacaovali & Laeven(2005)，其余数据的来源如前文所述。
回归分析的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上述模型设定旨在分析一个国家/地区的金融监管独立性程度及其内部分解(即分别考察管制独立性、监督独立性、机构独立性和预算独立性)与金融体系的效率性究竟存在何种关系。
2.实证分析结果
由于样本数据为截面数据，因此，我们可直接运用OLS方法对金融监管独立性和金融体系效率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当被解释变量为“管理成本”时，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通过对人均GDP、混业经营程度、银行集中度和存款保险制度这些变量进行控制，总的监管独立性程度(
)仍然与“管理成本”保持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5％)。这说明，监管独立性程度越高的国家/地区，银行业经营的总体管理成本越低。通过对监管独立性的构成要素进行分解，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管制独立性、监督独立性、机构独立性和预算独立性这4个要素中，机构独立性程度
)对“管理成本”的影响最为显著(显著性水平为5％)。由于“管理成本”通常情况下是金融体系效率性的一个负面指标，因此，上述结果表明：(1)金融监管独立性程度对金融体系的效率明有统计上明显的正面影响，即一个国家/地区的金融监管独立性程度越高，那么该国/地区金融体系的效率性相应地也越高；(2)在金融监管独立性的4个基本要素中，机构独立性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格外重要；(3)监管独立性的其他3个要素(管制独立性、监督独立性和预算独立性)对金融体系的效率性虽然并未呈现统计上的显著性，但是实证结果表明其回归系数符号保持为负，这说明监管独立性的各个要素和金融体系的效率性依然具有较为一致的同向变化趋势。
当被解释变量为金融体系效率性的另一个替代变量“银行净利差”时，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通过对人均GDP、混业经营程度、银行集中度和存款保险制度这些变量进行控制，总的监管独立性程度()仍然与“银行净利差”保持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5％)。这说明，监管独立程度越高的国家/地区，银行业经营的净利差越小。通过对监管独立性的构成要素进行分解，回归结果显示，在管制独立性、监督独立性、机构独立性和预算独立性这4个要素中，机构独立性程度
()对“银行净利差”的影响最为显著(显著性水平均为1％)。显而易见，上述回归分析结果与以“一般管理成本”为解释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高度一致，即金融监管独立性程度对金融体系的效率性有着统计上明显的正向影响：一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独立性程度越大，那么该国/地区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越高。在监管独立性的4个要素中，机构独立性对金融体系的效率性影响尤为明显。
四、结论
本文通过跨国/地区实证分析，从宏观层面系统考察了金融监管独立性对金融体系稳定性和效率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监管独立性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效率性有统计上显著的正面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得出了四个基本结论：(1)金融监管独立性程度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有着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一个国家/地区的金融监管独立性程度越高，那么该国/地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相应也越高；(2)无论以“管理成本”为考察对象，还是以“银行净利差”为考察对象，金融监管独立性程度均对金融体系的效率性有着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一个国家/地区的金融监管独立性程度越高，那么该国/地区金融体系的效率性相应的也越高；(3)在金融监管独立性四个基本要素中，监督独立性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最突出，而机构独立性则对金融体系效率性的影响最为突出；(4)监督独立性和机构独立性相结合，能更为有效地防止银行危机的蔓延和扩散，从而更好地促进金融稳定。
注释：
①“行业俘获”这一概念在Stigler(1971)的开创性分析中得到广泛关注。如同政治压力一样，行业俘获对监管的有效性具有负面影响，尤其是当银行利益关联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政治纽带联系在一起时，行业俘获(industry capture)有可能成为政治俘获(political capture)的化身而彼此强化。
②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稳定的金融体系通过把资金导向更加有效率的部门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确保高效而稳定的金融体系一直是金融界长期关注的核心之一。
③根据马勇、杨栋和陈雨露(2009)，就金融研究而言，1980-1999年是一个极佳的研究样本区间。因为在此期间，不仅大部分国家/地区完成了向现代金融体系的过渡，而且各国/地区基本上都经历了不同形式的金融变迁，使得该区间的跨国/地区实证分析极具代表性。
④实际上，我们前面编制的金融监管独立性指标，其内容也是主要依据不同国家和地区对银行实行监管的规定。因此，以银行体系的效率性作为金融体系效率性的代表，进而考察其与监管独立性的关系，不仅在逻辑上是可行的，而且在所指的对象上也是完全契合的。
⑤其中，人均GDP作为宏观经济发展的控制变量，银行集中度作为银行产业结构特征的控制变量，混业经营程度作为银行产业业务范围构成特征的控制变量，而显性存款保险则作为金融体系“安全网”制度特征的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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