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危机的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训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这段历史时期的确在走向终结。自由市场和野蛮的剥削以及人对资本的经济依附都在一系列新的社会关系的冲击下逐步地退却（有时也会重新兴起，最终却是数十年，或数百年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些新兴的社会关系是指人对社会生活以及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自觉调整，是指个人所有制的广泛重建和劳动的人道化。所有这些过渡形式都表明，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正在悄然出现。
20世纪历史的一条最重要的线索就是探索通向人类历史新阶段的途径，这种新阶段是对“近代”的扬弃。这种探索在今天以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全球危机而结束。当年，新兴资产阶级在其最初阶段，曾为近代经济、科学和艺术带来无限生机，同时也滋生了血腥的内战和内讧，无休止的卑鄙的政治倾轧、宗教裁判所式的迫害，宗教（例如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与世俗掌权者的腐化堕落，最后以封建的复辟而告一段落。
然而，当年资产阶级为建立市场经济而斗争的最初二百多年所做出的牺牲，所犯下的罪行及其他作为是否付之东流、毫无意义呢？20世纪试图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所付出的牺牲，所建立的功勋，所产生的腐化堕落，是否也如过眼烟云呢？
在这里，仅仅说“不”是不够的。新生活的探索者们不应白白牺牲，要想使那些蒙他们之的惠人所犯下的罪行不再重演，就必须从以往的悲剧中吸取教训。
教训之一：世界正经历着“社会主义”的全球危机。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表明，曾经存在过的和一直存在到今天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正处在全球性的危机之中。
这个观点的依据简述如下：
第一，“现实社会主义”也和社会主义运动一样，在当代的规模急剧缩小，从而导致了质的变化：“现实社会主义”已不再是当今世界的基本力量之一。
第二，这种表现上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内部原因，这就是“现实社会主义”发生了全球性的自我崩溃。外部因素在这里只是一种催化剂，而不是变化的根源。因为在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繁荣时期，这种外部因素也不弱，甚至可能更强。
第三，这场危机具有普遍性，它在全世界范围内一再发生，这就表明危机是整体性的，危机乃是新生的社会主义的那种突变型模式（在整个历史范围内）大力推广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这一观点下面还要详细说明）。
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经受了全球性危机，由这一命题可以得出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结果：
（1）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一种运动和文化价值，其进化的条件乃是对以往经验的辩证批判。“回到”和维护过去的东西，只能是死路一条。怀旧是可以理解的，但毫无道理。
（2）必须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批判性革新。卡尔·马克思的传统理论今天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左翼思潮：毛泽东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二十世纪初的列宁主义和本世纪中期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直到民主社会主义。如果前后两个极端都无法取得社会主义流派的地位的话（前一种是反人道的，后一种实际上拒绝对现存世界进行质的变革，变成了诸如“瑞典模式”的辩护士），那么，对马克思主义自身，对它另外两个模式（列宁主义和欧洲马克思主义）以及现存的其他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等等）进行评议和发展就成了最迫切的理论问题。
采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彻底评论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同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戈拉姆什等人展开真正辩证的假想对话，不能把他们的理论思想一棍子打死。
这种批判的条件是社会主义思想应当对新人道理论开放，这些理论虽然没挂社会主义招牌，但内涵上却和产生新型社会的思想（存在主义、智力圈、“人类革命”等理论）十分接近。
（3）我们正处在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初始阶段。
实际上，这个结论是必须对我们事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重大更新这一结论的直接引伸。
这种观点便决定应有长期作战的心理，而不是强行“冲刺”、“决定性攻击”地消灭敌人和叛徒以“恢复”社会主义。问题在另一方面：一旦懂得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和叛徒的出现并迅速取胜乃是社会主义自身的内部危机造成的，便会转向从事长期的建设性的活动以“培育”全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文化。
为此，自然就必须进行规模宏大的、相当长时期的、超越民族和历史的（即走出现有的民族和历史的思维与研究类型的）理论工作。
（4）摒弃诸如“背叛理想”和“急于求成”的模式。
如果不摆脱在“上层”搜寻罪犯和英雄的刻板公式，就不可能脱离极权主义下的“普通的”奉命而行者和无名小卒的意识模式和做法。
但是，这种模式还有另一个方面：在共产主义劳动者看来，新运动能够而且应该学会纪律严明和忘我从事基础性的工作。
“初始阶段模式”在实际施行时便遇到一种障碍，即特殊的“急于求成”心理。“现实社会主义”的飞跃式崩溃和因“上层”政治权术而使这种崩溃得以实现（至少表面看来是如此）便产生了一种幻觉（这是客观决定的，也和所有的社会幻觉一样，例如宗教拜物教），仿佛很快就能以同样的方式“恢复”社会主义。
“急于求成”模式也和“背叛”想法一样，作为（压制积极的自我组织的）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模式的产物，已具有反动性，它会导致不合时宜的冒险主义行为，而且往往是暴力行为，会诱发执政当局反社会主义、反民主行径的猖獗。
所以“迦太基应该毁灭”，但我们到底想克服什么？又如何克服呢？
教训之二：20世纪是突变式社会主义的时代
社会主义（包括各种形式的）作为20世纪历史中的一种体制构成特点，是全世界的社会化（对后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大趋势中的突变。由于“野蛮的”（产生了世界大战和殖民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矛盾极度尖锐，而积极协作的社会创造潜能客观上发展不足，而造就了这种突变。
这一论断可以用下列情况作简单论证：
第一，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实际社会关系作一非先入为主的评价，就可毫不费力地断定，这种社会主义不是人们作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主人自由而自愿联合起来，而不过是以突变式的、以官僚集权的形式存在的。
第二，这种突变正是发生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矛盾极端尖锐和社会反抗能量又最为强大的国家。但从事积极的创造活动和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的能力却相当欠缺。
第三，这种假设便可解释社会主义为何会有全球危机：官僚制度（犹如癌细胞）寄生在社会创造的幼芽上，从而将其扼杀，在枯萎的社会创造嫩芽上（集体主义，“热情”，按劳分配和互相帮助）生成了它们的“替代物”——国家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公民的剥削，半地下市场，超经济的奴役（例如户口制度）。最后，这个只是靠极权主义混凝土加固起来的混合物不能不倒塌，也果然倒塌了。
第四，在20世纪，不仅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的社会关系，而且争取民族独立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趋势，以及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左翼运动中居统治地位的模式，都具有突变性。基于这些情况，便形成了各种社会形式的却又是单一类型的即官僚极权式的突变。民主社会主义趋势和工联主义趋势略有不同，其社会创造的幼芽在更大程度上处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生活模式影响之下，而没有被官僚极权式的社会主义突变所扭曲。
第五，这种制度被认为具有“突变”性，即它是某些偶然条件促成的，这并非和理想（理论）相比，而是和实践相比，即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社会化，群众的社会创造和自我组织的增强，这都是全世界的趋势、是当代世界中市场资本主义式异化和官僚极权主义式异化的对照物。
把社会主义倾向的官僚极权主义突变作为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质，这一命题可以产生一系列重要结论。
（1）坚持不懈地捍卫普遍的民主原则乃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条件
如果社会主义全球危机的起始点是社会主义趋势的官僚极权式突变的话，那么，社会主义者早就知道的（但同样也早就为“社会主义者”所压制的）一个命题就是相当符合逻辑的，该命题就是：发扬民主乃是经济和政治生活社会化的任何步骤的必要条件和最重要的绝对前提，对社会主义本身而言，更是如此。
必须最大限度地充分发展实际上的而不是形式的民主，即随着日益彻底的实现普遍的民主权利和自由、随着“平民百姓”日益全面地参与各级社会组织的经济、政治生活等领域的管理，把形式上的民主彻底转化为自治。这个过程也是国家随着自治的产生而消亡的过程。
协同一致的，在自治和自我组织基础上的自愿联合起来的社会化（社会主义）拥护者的政权，应该对抗反民主的、集团专制的倾向，这类倾向正是当今后古典（摆脱了十九世纪自由竞争模式的）资本主义世界现实的经济政治权力运作所特有的。
或许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能够在亲身进行社会创造的基础上结成联盟，这类联盟应有能力用民主的方法“赢得”权力的角逐；或许这些人不应当去夺取政权，因为他们还不能用民主的方法把权掌牢。左翼政党的任务首先不是依靠民众或通过其他努力去获得议会席位，而是要促进建立劳动者和公民强大的组织，这样的组织才能用社会创造的巨大能量来对抗资本的势力。对于左派而言，议会活动与基层工作（支持群众的自我组织）相比是次要的。
（2）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克服国家和集团的专制趋势。
官僚专制政权把过去的社会——经济“拚盘”（突变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混合在一起的同时，不仅决定了世界左翼运动中的相似趋势，而且也决定了这一路线的未来走向。
对于他们来说，强化国家机器比支持劳动者自我组织更为重要。左翼运动中的现代原教旨主义者的根本错误在于在他们看来，强化国家机器和自己参与到国家活动中去，比争取劳动者自我组织的支持更为重要。
（3）我们应该保护社会主义的幼芽。
20世纪的社会主义，无论我们怎样对它下定义，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相比，总还包括（事实大家都承认）某些全新的关系和趋势，这在社会主义理论（以及意识形态）中已反映出来。实际上，所有这些新的社会主义关系都呈欠发达和突变性（刚刚产生就因上述原因而被扭曲了）的形态，和其他的社会关系因素共处杂居，但这些新社会主义关系是存在的。
具体说来，这类现象应当包括许多萌芽，如对经济和其他社会领域进行自觉调节，集体主义，互相帮助以及消除市场异化（特别是拜金主义）的其他形式，社会公正、平等、无私和社会创造（在十分实际的形式中体现的“激情”——为了未来而共同地、往往是充满热情地工作）。要保护、净化和培育从往昔珍藏至今的社会主义幼芽，就必须将其“移植”到适宜的“环境”中去：只有在自由进行公众创造的社会氛围中（自治、集体主义、平等、“激情”）这些幼芽才能重新返青。所以，既然“取消”突变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也不会是“一蹴而就”和“完全彻底”，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然而，这一工作需要立即开展，并且尽最大可能大力进行，从而为革命地和渐进地过渡到新社会，即21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
这种新型社会的本质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能将其确定到什么程度？
教训之三：取代突变式“社会主义”的唯一选择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从良好的愿望或原教旨共产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教条来看，这一论题看上去极其抽象和缺少论证，然而，在它后面隐藏着在世界社会思想领域经过相当缜密论证的内容。
促使我们舍弃“突变社会主义”的原因，既不是某种理想（幻想），也不是某种建立在虚幻基础上的理论，而是现实的、客观的、全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产生过程，这一新形态是对已往全部历史（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否定（否定其异化关系）和继承（继承其物质和精神文明）。这种形态与其说是摆脱了剥削和异化的自由，不如说是联合进行社会创造的自由，在物质和精神活动过程中，在社会创造过程中人类共同创造自己历史的自由（在马克思的概念中称为“自由王国”）。
因而，自由和互助合作的社会创造是了解历史新型态的关键范畴，它的进程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和克服其变异形式的基础。
用以论证新社会形成进程这一观点的论据，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的人道社会主义理论中已进行了相当深刻的研究。
论据一：社会经济生活的市场模式和官僚主义模式作为20世纪两个相互矛盾的组成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复杂、全球问题日趋尖锐的条件下，变得日益缺乏效能，虽然信息技术也在同步发展。
论据二：现代社会向后工业文明进化的基础，就是创造性的劳动。消除劳动主体异化的努力越有进展，人们越能在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真正当家作主，这种创造性劳动的效率就越高。至于究竟如何去做，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我只是强调一点：创造性劳动是指可以发挥人的创造潜能的各种活动，其中包括：工人革新能手和艺术家、儿童俱乐部的创办人和科学家，善于和人们公开交往的“普通”公民和教育家等等的活动。
论据三：向智力圈时代，即人与自然界对话和合作的时代过渡，要求必须改变对自然界采取狭隘实用主义的消费至上的态度。要克服人对自然界的疏远，就必须克服人对社会疏远，就必须摒弃狭隘实用主义的社会价值观，使发展服从于人的自由全面进步这一任务，而这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
论据四：在自然资源被粗放式再生产耗尽的条件下，社会和经济的进步直接取决于各种社会体制是否有能力发掘并有效利用最大多数公民的革新和社会创造潜能。简言之，公民的创新才干能否在劳动中、在经济与社会关系领域中，在文化领域中得以切实发挥，这一点决定了当代社会能否摆脱全球性的经济有限增长。因为人的创新能力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源泉，从长远看则是唯一的源泉。
总之，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协同民主调节，劳动的解放和它的创造潜能的开发、对自然只图索取态度的消除、人的创新潜力最大限度的释放、社会经济新关系的建立，所有这些才是共产主义社会，既是共产主义的人和文化产生的基础，同时又是形成过程的组成部分。
左派运动的进展程度取决于自由的、互助的社会创造原则的实现程度。
新的运动将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以解放人类、解放劳动、解放社会为己任的人们纯粹自愿的自由的联盟，成为身体力行的（而不是只交会费的）并且有共同创建新型社会关系能力的人的联盟，成为开放的、有活力的、自治的联合体，那么这种新的社会运动便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而不是名义上的共产主义运动。
这种运动（因客观条件或主观原因）一旦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变异，它就会变成社会主义的（追求建立有限的目的和组织原则的组织和政党，例如混合经济、民主制国家之类），或者是社会改良主义的（向异化世界注入自治组织和自我管理原则的诸如工会、消费者和生态派的联盟等），甚至还可能是新斯大林主义的（如果以怀旧情绪为基础）。
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任务是发掘人的创造潜力。
培养有创造力的人——这不仅是未来的首要任务，而且也是将来的基础。创造条件，使全社会的每个成员的潜能尽可能得以发挥，这是社会主义者最重要的任务。那么，怎样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呢？
第一，全力支持各种形式的群众性民主运动。这种支持不应当是谋求领导地位。左翼积极分子的任务并不是谋求政治代表权，而是务实的工作；他们应当比其他人更了解情况，能调动其他人的积极性，比其他人更有远见，认清运动参加者们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第二，应当“引导”各种社会运动和其他各种形式和范围的社会创造（如集体企业之类）参与克服异化和解放人类的战略任务，直到争取改变整个社会结构。
第三，应当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将成为最广大群众的需求。这项任务特别具有现实意义。这种文化创造活动的最重要的方向就是：扶持（用对待工会的办法）教育领域，支持革新派教育家以及“基层文化人”——有敬业精神的中小学教师或提合理化建议的工人、图书馆工作者或俱乐部工作人员；确保“高层”文化和“底层”文化与社会创造运动的对话；提高这类运动的参加者、社会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者的文明素质（而不仅仅是受教育程度）。
为消除各种形式的异化而斗争。
这是“共产主义就是异化的克服”这一命题所要求的，它有一系列具有实践意义的内容。在左派的战略和策略中，这意味着必须阻止新老异化形式在生活各领域中扩大。
在经济领域，应当创造条件以克服人对生产资料、对劳动、对劳动成果、对管理的脱离。既反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又反对生产资料的官僚主义国有化；发展多种多样的人道化劳动形式，遏制剥削，推动在各个经济环节（从班组起）上的自治进程，促进对经济实行的民主调节和计划管理。
在社会政治领域，促进各种形式的居民自治组织，促使居民自愿的联合成团体，实行自治，坚决彻底地为社会自治民主而斗争。
在社会文化领域，应阻止形形色色混天聊日以及庸俗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滋长，这类生活方式既是“社会主义”的官僚体制所固有的，也是市场式的“消费社会”所固有的。
第四，加强对人的社会创造能量的开发和建设性利用。
从事社会创造活动，人及其联合体不仅应有创造力，而且还要拥有足够的能量以完成社会必需的变革。换言之，左派运动发展的条件，首先是丰富运动的经验，增强势力，更广泛地吸引群众；其次是提高对社会生活规律的理论理解能力。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社会主义者应该在人们面前确立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简单明了的目标，并帮助实现这些目标。如防止经理们和商业机构对生产性企业的盘剥，禁止开除工人，按时发工资，在居民小区和居民点组织人员维护治安等等。如果没有解决这些日常问题的经验，就谈不上群众性的脚踏实地的左派运动。至于说不应仅仅局限于日常琐事，则另当别论。但人们会理解这一点，他们在实践中会很快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并不是哪个经理或房管局长的恶劣，而是反人民的社会制度。
教训之四：发展左派运动新的社会基础是消除社会主义危机的条件
深受异化之苦的社会阶层（阶级）过去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在19世纪这一基础是工业无产阶级。在21世纪前夕，成为左翼运动的社会基础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协作从事创造性劳动的能力，他们在极大程度上被剥夺了在直接的生产劳动中和社会生活中进行创造事业的机会。这一阶层最主要的物质利益和长远斗争目标与其说是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剩余产品的再分配，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不如说是使劳动在实际上得以解放。这一社会阶层暂时尚未成型，特别是在后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社会力量的代表主要在“下层”知识分子（工程师、技术员、医生、教师等）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熟练技术工人中。
关于左派运动新的社会基础需要认真的论证，其要点简述如下：
第一，突变型“社会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实践经验表明，工业无产阶级（附属于机器的雇佣劳动者）总的来说充分具备从事大规模积极的社会革命的能力。在一定具体条件下，它可能成为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从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到右翼自由主义分子和法西斯）的社会基础。因此，在20世纪和21世纪交接之际把工业无产阶级确定为左翼运动的社会基础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后工业的创造性的劳动（从事合理化生产的工人和工程师、幼儿园工作者和教师、医生和学者、工会积极分子和演员的劳动）成为决定当今世界面貌的活动。作为机器体系的附庸，雇佣工人的劳动在今天就像19世纪的农奴劳动一样成为过去。
（1）新的运动需要新人
社会基础的改变以及新型社会主义运动的“初始阶段模式”意味着必须寻找和“培养”另一种“成员”基础，即从事这种运动的另一种类型的人。这并不是后人们不肖，也不是对理想的背叛。所有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退出的人（包括本文作者）都应该在自身寻找力量，不“忏悔”，不“放弃理想”，并开始全新的工作。
怎样才能造就出左翼运动的新生一代（问题不在于年龄）呢？首先，应当团结那些群众性民主运动（工会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的代表人物，使这些人认识到仅仅为提高工资或反对河流污染而作局部斗争是极为有限的，要有战略眼光，要从根本上消除造成各种“异化”关系的基础。
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会通过改造旧组织，采用新纲领和新章程来“自上而下”地形成。必须进行长期的工作，去寻找、团结、培育新人。
（2）那些贫困的但无明确立场的阶层不能成为依靠力量。
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变种依靠的是受国家雇用的随隅而安的职员，把在经济和社会上受压迫的但缺乏历史主动精神的社会阶层看作依靠力量是已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特色。然而，现在和将来这个社会基础都是毫无前途的，甚至对左派运动是危险的。但是，应与这些阶层打交道，在唤醒其觉悟的同时，用他们自己的经历证明，他们的利益只有通过他们自己积极的参与，才能得到维护。
（3）左翼运动面临着完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工党运动的工作。
应当看到，要更加公正地分配剩余产品，争取社会公平，反对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剥削，反对非经济性的强制劳动（从工长的粗暴到国家机关中的贪赃受贿，从维持登记制度到新的专制），这些任务在当今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远未完成。在这一方面，左翼运动（特别是在俄罗斯）首先应当“做完”劳工至上的传统工作，而且比美国或澳大利亚30年代争取工人权利的斗争要困难得多，当时，工人罢工时承受了极大的贫困，工人领袖在保护劳动者利益时，曾拿生命去冒险。
综上所述，我想强调的是，最初阶段，左翼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把“知识分子”争取普遍民主和反对专制主义、行会主义、官僚主义趋势而进行的斗争同雇佣工人为社会公平而进行的劳工至上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是所有未完成人民民主改革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第二阶段的任务并不是在第一阶段之后开始，而是与第一阶段的任务交叉进行，需要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即推动熟练技术工人和“下层”知识分子（21世纪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从“经济主义”转到使人类及人类劳动、社会、文化摆脱异化这一问题的解决上来，转到联合的社会创造上来。
教训之五：社会主义是从异化阶段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曲折过程
乍一看来，这一论题好象是对众所周知的关于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过渡时期这一旧理论的抽象套用。但这只是最初印象，实质上要对以往的理论进行修正。
古典资本主义和真正共产主义之间的整个时代被看成统一的完整的历史过程。资本关系的社会化和克服在形成中的共产主义关系中的异化（克服过去的后遗症），这两种过程在这个历史时期共存共居，相互渗透。
这种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并且也不是平衡发展的。它既包括进步的运动，也包括倒退（“复辟”）的运动，甚至还包括陷入困境的运动，无论对处于某种阶段的某些国家和民族，还是对全人类来说，都是如此。
换言之，我们应拒绝这一简单的公式：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们应该清楚，当今世界是统一的，同样又是矛盾的。人类会从异化世界（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到共产主义，但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性过程，其中会有多次反复：革命或反革命，走向未来或退到过去，陷入绝境或向前飞跃数百年。
有几个论据可以支持这一命题。
论据一 我想强调历史类比法：从超经济强制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转变是迂回曲折的、相互联系的，通过革命与反革命、在农奴制、封建等级制和市场的相互渗透中进行的（法国或俄国史便足以说明）。
论据二 上述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绝不是新发明，事实上，我只不过试图对众所周知的左派理论进行总结：从托洛茨基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从存在主义到罗马俱乐部和智力圈理论家的研究成果。
论据三 这一论题符合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期的分析方法。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曲折成长经历若干阶段的历史过程。有理由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成也应该经过劳动的社会化和劳动形式上解放的“原始”形式。
把社会主义理解成一个过渡性的世界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将至少包括下列步骤：
第一，随着更有效的（在经济和社会——人道主义意义上）后市场关系（全民核算和监督、对经济的民主调节和规划、自治）的发展，逐步“取消”市场的和官僚行政命令式计划下的社会经济关系。在整个社会主义时代，市场的和官僚主义的机制将依然存在，但会逐步消亡。
第二，社会主义这个时代将通过革命和改良曲折地实现所有权关系的社会化、形式上的劳动解放（克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状态），以按劳分配和民主自治代替人对人的剥削。
第三，社会主义时代将是国家随着民主化向自治的发展而消亡的时代。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作为过渡时期，仍然存在着向旧时代倒退或新社会变异的可能性。要避免这一可能的危险，就应当做到：
——发展公民自由的自治组织，实行全民核算和监督，发展自治和经济民主；
——确保社会成员具有获得生产资料（联合协作的社会所有制）、劳动成果和社会文化价值的均等机会（社会公平）；
——生产向建立在创造性劳动基础上的集约化后工业产业类型转变；
——把发展文化事业放在优先地位；
——发展通向自治和国家消亡的政治民主。
这些目标无论显得多么“高”，离我们多么远，但这都是社会主义目标，也就是说它们能成为创造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起点。当前这个时代对社会主义运动所抱有的正是这种崇高的期待。所有那些较简单的任务只能是这些真正社会主义改革任务的前提。当然，这并不否定这些前提本身所具有意义（在一定条件下是头等的意义）。例如：对于1993年10月政变后的俄国来说，这些前提就是争取完全彻底地维护人权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由，实现社会保障及其他工团主义目标等。
教训之六：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相结合的世界性过程。
在当今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根本变革异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这些变革应该得到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明确的民主支持；得到足够的力量去摧毁旧的制度化的对人的强制；足够的社会创造潜能以保护人类积累的文化成果、自然、经济、人文资源，并积极创建新社会。
这样提出问题意味着什么呢？
（1）只有作为人民民主革命的继续，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为任何人开创真正平等的机会去拥有生产资料，即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并将其以各种形式转交给劳动者；享受社会文化财富，即社会财富应平等享用，包括劳动、居住、教育、文化、保健等方面；进行社会创造，即要求国家随着自治的发展而消亡。
在这里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要看它的主体能在何种程度上积极越过异化的界限，实现联合的社会创造，例如，在企业国有化之后建立自治的国营或集体企业，而不是由脱离工人的国家去代替原来的资本家。
（2）改革者们坚持不懈的社会民主化和经济社会化的努力是革命的先决条件。
因此，只有在下列条件下革命才能顺利进行：它的主体（“革命群众”）拥有进行正面社会创造的能力和自我组织的经验。改革者的活动便提供这种能力和经验，但是，这要看这种活动在何种程度上是作为群众民主运动的过程和结果，自下而上地进行的。
因此，以进行“自下而上”的真正的改革为目的，而不是以进行乔装打扮的官僚主义改革为目的的自我组织活动，乃是革命创举的条件和前提。
在社会创造的能量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任何进行革命的企图只会导致明显的失败和无谓的牺牲，或者导致破坏、导致毫无意义的、残忍的暴乱。
人为地制造或者阻挠社会革命，同样会导致暴力和社会的反动。
（3）如果说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使用暴力，这也只是对制度而不是对人。
然而，如果人们不愿自觉割断与某些异化制度的（例如官僚主义政权和特权）联系，这也会成为对人的暴力。
这种暴力只在一种条件下是正当的和成功的，这就是多数人反对垄断社会财富的少数的斗争，反对少数人的垄断权，但又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标准很简单，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大多数人民支持的基础上通过民主方式才能实现。如果国内民主的基础不发达，那么，我再重复一遍，第一步应当是人民民主革命，人民民主革命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绝对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认为，1917年革命的灾难不在于二月革命以暴力推翻沙皇制度，而在于临时政府没有、后来布尔什维克政府也没有将人民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注定要使社会主义萌芽突变型发展和遭受全球危机。
（4）社会主义的成长是一个全世界的过程。
从异化时代（和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转变是全世界的过程，因为转变的结果是世界共产主义共同体，而转变的起点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同时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极端错综复杂，这便决定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将是极其曲折极不平衡的。
可见，社会主义进程的世界性并不是指社会主义在所有发达国家必然同时取得胜利，而是指在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在以各种形态——以社会制度、社会运动、政治运动、文化理论等等形态存在和发展着。
因此，面对社会主义在21世纪来临之时出现的世界性危机，必须进行统一的、全球协同行动，从各个方面更新社会主义。
最后，我们需要全新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复兴的条件，而新的理论也只有作为社会主义世界进程的反映才有可能。
作者注：本文的几个核心概念：
异化——使人屈从于外在的、异己的、而又不能自觉改变的那些社会力量的关系（同时也指这种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空间和社会时间世界，即“异化社会”、“异化时代”）。异化关系产生了人与其活动的自行分离。例如：劳动分工，以经济之外的强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前的关系体系，商品关系（特别是商品和货币拜物教及其表现形式，商品关系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关系、官僚极权关系、集团等级关系）。在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异化，异化的程度取决于它和社会创造程度的质量和数量比例。
社会创造——异化的对立面，克服异化的过程，联合起来的个人所从事的创建（改造）社会关系的活动，这种活动仅仅受制于非社会的（自然界的）客观约束和人的社会创造潜能的约束——历史发展阶段的约束，创造主体（指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才能和组织情况的约束，创造主体的社会能量大小的约束，还受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程度及文化进步程度的约束。
自由联合的基本原则是个人、个体在利益一致基础上，而不是在外部特征上的自愿结合，是实际参与社会创造活动（参加联合体并利用联合资源的唯一条件就是工作、例如工会工作），是自治、联合体的开放性，联合体组织形式的可变化性。
联合的社会创造的发展会导致劳动的形式（名义）解放。劳动的形式解放可理解为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劳动和人只是在社会经济形式上（在社会经济关系的体系中）是自由的，而不是在劳动内容方面的自由（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具有创造性内容的活动，而是不断重复式的，例如工业活动）。这会自动导致社会关系体系中的过渡性（解放和异化并存）。随着劳动本身在社会生产中日益具有了创造性内容，劳动的形式解放也会变成实际解放。
前历史——或以前的历史，指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异化关系居统治地位，而社会创造大多在社会革命时期才能作为例外情况而得到实现。
“共产主义”（“自由王国”）——劳动解放的社会和时代，这个时代将随着联合的自由的社会创造的发展而消除异化关系的统治。
（原文载俄罗斯《选择》杂志1994年第2期
李世骏 陈慧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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