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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022X （2000）01－0036－05
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内地之墨学研究较为沉寂，乏善可陈。30年间，关于墨子的新书不到10本，而且均属一般知识介绍。除有关《墨经》的几本之外，学术性皆不太强。《墨子》校注只有1种。 报刊上的单篇文章也不多。那个时期对墨子的评价，主要反映在几本哲学史中。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5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1962）、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1964）等是。
从80年代初开始，墨学研究逐渐恢复正常，90年代进入高潮。20年间出版著作70余种，发表文章480余篇。依时间顺序看， 首先受注意的是《墨经》研究，然后是《墨子》的今译，接着是墨学综论性研究和介绍。所讨论的问题逐渐由浅而深，不断拓展。从学术活动看，80年代主要是个人分散进行；90年代相继召开了多次学术讨论会，成立了墨子学会，联络了一批墨学爱好者。总之，近20年比前30年研究成果丰富得多，讨论气氛热烈得多，但也还存在美中不足，还比不上其他先秦诸子的研究。
下面分别从三方面介绍有关情况。
一、关于墨学综合性研究
30年代墨学综论性著作，最有成就的应当数方授楚的《墨学源流》（1936），此书虽名为“源流”，实际论述全面而详细，见解精到，资料丰富，至今仍有参考价值。40年代到70年代，未见同样水平的专著出版。80年代初，詹剑峰出版《墨子的哲学和科学》，对墨学作简明的介绍，约10余万字。1992年迄今7年间，大陆出版了40 来本墨学综论性质的书。其中，20万字以上的有9部，应当说， 这是近年来墨学研究的新收获。
代表性的著作有（依出版先后为序）：
杨俊光《墨子新论》（1992）30万字，共十三章。此书主要特点是细，作者于其所不同意的二三十年代的某些观点及其证据，详加驳辩，认真执着，立论充实有据，颇具说服力。但对四五十年代以来的不同意见置而未论，对当代国内外研究现状注意不够。
孙中原《墨学通论》（1993）29万字，共七章。本书于墨家逻辑论述尤详，占全书1／4，而且首次设专章介绍《备城门》以下各篇在军事学上的意义。作者还有《墨子及其后学》（1991）、《墨者的智慧》（1995）、《墨学与现代文化》（1998）等书，是目前在墨学研究方面著述最多的学者。
邢兆良《墨子评传》（1993）30万字，共八章。此书的特色是注意宏观审视与理论概括，发掘较深，哲学味较浓，但不太着力于具体观点的评介，与“评传”体例不相符。
秦彦士《墨子新论——一个独特的文化学派》（1994）20万字。此书很像论文集，其中关于墨子与军事工程技术、墨子与道家、《墨子》版本与中国文化氛围等文较为精采，作者对墨学的有关资料相当熟悉。
谭家健《墨子研究》（1995）40万字，是目前篇幅最大的墨学专著，共十六章，分论墨子生平著作和学派，墨家十论及认识论、逻辑学、自然科学、军事技术、文学地位和历代墨学研究，涉及面颇广。其特点，一是采取历史比较法，许多章设专节将墨子与先秦诸子比较异同，二是资料丰富，所附录的论文起1904止1994年，包括海峡两岸墨学文章目录1400余篇，日本有关论文200余篇。 书中广泛征引古代和现当代学者对墨学的各种评论。此书撰写于作者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期间，故能充分利用海内外研究成果，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美国学者的不同见解。这是其他大陆学者所不及的。
李亚彬《中国墨家》（1996）28万字，分十四章。作者对墨子资料是比较熟悉的，态度是客观的，基本上以转述介绍为主，但评析不够充分，许多重要观点语焉而不详。
张永义《墨：苦行救世》（1996）20万字，共三编。第一编讨论墨子思想学说；第二编论墨家学派，认为前期偏重行动与实践，后期偏重理论与辩说，因而建立了一个初步的逻辑系统，获得了许多科学发现；第三编讨论墨学衰微、影响以及近代复兴的原因——此编颇多新见。
陈伟《墨子：兼爱人生》（1997）。此书写法与众不同，不是介绍墨子，而是通过墨子生发作者的感想，表现作者对为人处世的看法，古今中外，议论纵横，颇接近台湾学者南怀瑾的风格。台湾学者薛保纶也有一本《墨子的人生哲学》（1986），实际上是全面论述墨子的专著，两书名近而实异。
有些墨学著作虽然只有十几万字，却独具特色。如：黄世瑞《墨学思想新探》（1993年台北水牛出版社出版）12万字。本书共五章：一墨子生平诸说辩；二墨学渊源，认为源于殷商文化，与母权社会遗留有关；三墨家派别与流变及其衰落的原因，主张后期墨家不是三派而是谈辩与任侠两派；四墨家的社会思想与科学思想；五墨家科学思想时代高度的代表。对科学思想分析较深入，对社会思想则语焉而未详。此书语言犀利，解剖细致，多有创获。崔清田《墨学重光——近现代的先秦墨学研究》（1997）14万字。包括《墨经》校注，墨学述学，墨辩研究，弘扬墨子精华振兴民族精神等章。熊礼汇、熊江华《墨子与经营管理》（1999）。共十章，四章以下分别论领导者的人格魅力的形成，中层管理干部队伍建设，注重人才培养与教育，领导者治理天下的方略，注重务实的经营策略，从防守走向胜利的经营之道，谈判人员的论辩艺术。
此外，还有一些知识读物（或称普及读本），如江宁《墨子：忍者之祖）（1992）；宗德生《墨子》（1993）；莫其《说话墨子》（1993）；王思义等《兼爱非攻的墨子》（1995）；王易等《救世才士：墨子》（1996）；樊美筠《墨子》（1996）；舒大刚《苦行救世——墨子》（1996）；陈克守、娄立志《平民圣人——墨子的故事》（1997）；陈雪良《墨子答客问》（1997）；史向前、陆建华《墨子外传，墨子百问》（1997）；张晓虎《墨子素描：墨绳的思考》（1997）；杨一民《墨子谋略纵横谈》（1997），此书专论军事谋略。
总的看来，近期出版的墨学综论性著作，评论较为平实，介绍较为全面，态度较为客观，克服了六七十年代以阶级斗争和唯物唯心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的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坚持从实际出发，给墨子以应有地位。应当说，基本上恢复了墨子的历史面貌。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些著作的理论体系还是二三十年代奠定的，五六十年代被强化，叙述框架往往差别不太大，多数带有教材性质，侧重于某个问题的专题研究的著作很少。大致上可以看出，晚出版的书与早出的书相比，面孔有些相近，给读者似曾相识之感。究其原因，从出版方面看，雷同选题太多。从作者来看，有的书显然属于急就章，理论准备和资料积累不够充分，观点方法有待更新。今后，应提倡从新的视角入手或从事专题研究，避免不必要的低水平的重复。从近几年台湾出版的墨学著作看，专题性比较多，即使书名是综合性的，内容也往往有所侧重，不乏新创之见，值得内地学者参考借鉴。
二、《墨经》研究和《墨子》注译
关于《墨经》的研究，多集中于逻辑学。50年代出版过3本， 六七十年代未见新作。70年代末迄今，已出版11本。这11本书水平比以往大有提高，内容也各具特色。
詹剑峰《墨家的形式逻辑》（1979）。通过对《墨子》全书深入的分析论证，整理成一套初具规模的形式逻辑体系。包括：一明辩，二言法，三立名，四立辞，五立说，六辞过。以现代语表述，一是逻辑的对象与意义，二是思维规律，三是概念，四是判断，五是推理，六是谬论与诡辩。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1980）1954～1955年曾以单篇形式发表于《光明日报》。此书着重诂解《墨经》中有关逻辑的文字，纠正以往注释家的不少错误，使这些文字可以确解，从《墨经》中揭示出一个相当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逻辑体系。篇幅不多，但论述精当，被认为粗具奠基性质，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谭戒甫《墨经分类译注》（1981）把《墨经》按内容分为12类，每类含若干相关文字，并逐条校勘、今译、注释，使《墨经》头绪清楚，文义明畅。该书以校释为主，重点不在评论。
方孝博《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1983），专门探讨有关这两方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力学和光学部分内容尤为丰富。关于“测臬影定南北方位”的附录，提供了学术价值甚高的资料。
陈孟麟《墨辩逻辑学》（1979年初版，1983年修订），正文七章，附录《墨辩》今译6篇。
朱世凯《墨经中的逻辑学说》（1988）分别论及认识论、论辩术、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等5章。 把《墨经》与现代逻辑作初步的比较。附录《墨经逻辑学说的特征》。周云之《墨经校勘、注释、今译及研究——墨经逻辑学》（1992）30万字。此书吸收前人成果而又加以充实、提高、完善，是近年出版的这方面比较深入细致的专著。姜宝昌《墨经训释》（1993）28万字。不包括《大取》《小取》。将《墨经》定为179条，每条先列原文，然后校勘、注释， 以浅白文字译解（书中称为“纂义”），而以校释为重点。作者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修养，故所论颇为允当。
杨向奎《墨经数理研究》（1993）包括10篇文章，除研究墨家时空观和宇宙观之外，还运用现代物理学、数学和力学来印证《墨经》的若干条文。其他还有周山《墨经新论》（1993），梁周敏《墨家逻辑论》（1995）。
此外，温公颐《先秦逻辑史》（1983）、周云之《先秦逻辑史》（1984）、孙中原《中国逻辑史（先秦）》（1987）、李匡武主编的《中国逻辑史（先秦）》（1989），都用较多篇幅论述墨家逻辑，值得重视。
关于《墨经》逻辑学的研究，目前大陆学者之间有些看法尚不一致。大致可以分为三派，一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某些学者为代表，主张《墨经》逻辑学的研究范围应以形式逻辑为主；第二派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某些学者为代表，主张再加上辩证逻辑和语言逻辑；第三派以南开大学哲学系某些学者为代表，主张结合文化史，广泛联系哲学、语言学及政治、经济来研究。对于《墨经》逻辑学的成就，有的评价很高，认为可与亚里士多德相比，有的评价则比较低。关于《墨经》中的自然科学，近年似乎发现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高；也有人不赞成用现代科学来比附，认为不可同日而语。关于《墨经》校释，歧见更多。关于《墨经》的作者，本世纪初以来一直存在两种意见，一派认为是墨家后学所作，一派认为是墨子本人所作。学者们认为，从总体上看，既要肯定近20年《墨经》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愈益趋向系统化，科学化了；也要看到，少数论断仍嫌证据不够充分，某些分析还缺乏深度，个别研究者的现代逻辑学理论修养还有待提高。
关于《墨经》的注释与今译：通注《墨子》者，1964年出版过王焕镳教授《墨子校释》（未校《墨经》和《备城门》以下）此书显著特点是大段移动原文，将不同章节文字互相调动，重加拼合。将《辞过》篇改为《节用下》。1986年王氏又出版《墨子校释商兑》，从文字、音韵、义理三方面考察订正前书某些讹误字句，依《墨子》体例订补若干脱文，纠正数处错简。1984年齐鲁书社出版马宗霍遗著《墨子间诂参正》，共298条。除以上3种外，目前尚无全书新注新校，尤其《备城门》以下11篇，自1948年岑仲勉出版《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以后，迄今无人问津。所以，加强《墨子》校注工作，应该有人投入更多的精力。
关于《墨子》的全译有四种：梅秀、林金保《白话墨子》（1991）无注；吴龙辉等《墨子白话今译》（1992）有简注，其中《墨经》六篇只录原文未加注译；周才珠、齐瑞瑞《墨子全译》（1995）有较多的注；张清华《文白对照墨子》（1996），在《二十二子今译》中。其中，有的译文较为准确、流畅，有的过于直译，稍嫌罗嗦。《墨子》原文本来就爱重复，如果每个词语都对译出来，读起来是很别扭的。所以，译文仍当坚持信（准确）、达（通畅）、雅（雅洁），而真正做到三者兼备并非易事。
《墨子》选译有9种，分别是：刘继华《墨子选译》（1988）， 夏爱森《墨子菁华》（1989），谭家健、郑君华《墨子选译》（1990），水渭松《墨子导读》（1990），鲁在岭《墨子名言》（1992，英汉日对译），刘建《墨子箴言录》（1992），徐洪兴《墨子语录》（1994），李赓扬《墨子妙语选》（1997），杨勇《墨子传世作品精选》（1995）。注释多为简注，但详略不一，选目多少不等，译文大同小异。大致情况是，出版较早的独创性多一些，出版较晚的则难免陈陈相因。
与众不同的是，邓英树、向宝云《墨子与现代社会透视》（1995），实际上是《墨子选讲》。前有简单导言，然后依《墨子》原书顺序，每篇选若干条，冠以现代社会人生问题之题目，先引原句，再加简注和今译，而后详细评析其现代意义。每条评析文字少则数百字，多则千余。其方法可能受台湾南怀瑾讲解先秦诸子的启发。但南氏只解其意而不解其辞，发挥较多；此书则以该条文字为中心，然后联系现代社会实际。
三、墨学讨论之焦点与存在的问题
近20余年墨学之探讨，呈逐步深入、不断扩展的趋势。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集中于墨子学说代表哪个阶级，墨子哲学思想（尤其是三表法）是唯物还是唯心的争论，短短数年之内发表过十几篇文章。这本是文革以前内地哲学史界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当时讨论双方都认为是研究古代学说的前提，大有非分清不可之势。90年代以后，大家似乎兴趣转移了。虽然还是有人讲墨子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但这已不再是教条主义的硬套。有的人（如李泽厚）扣住小生产者的社会特征来解剖墨子的思想，颇能鞭辟入理，不少学人表示赞同。至于唯物唯心的分野，并不是处处都讲。有时讲，有时不讲，削足适履的情况大为减少。人们逐渐摆脱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影响，愈来愈倾向于从客观材料出发，实事求是的学风逐步形成。
关于墨子里籍问题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从清末以来，不少学者倾向于墨子是鲁国人。30年代以后，童书业、杨向奎等进一步提出可能是今山东滕州人。80年代以后，张知寒等发表一系列文章，论证滕州说，言之成理，立论有据，从之者较多。于是，90年代初便在滕州建立了墨子纪念馆，树起墨子塑像，由滕州市赞助召开了几次墨学讨论会。但也有人主张宋人说（如黄世瑞）、齐人说（如宋正方）和楚人说。有人认为其故里在河南鲁阳，刘蔚华、郭成智是此说的代表。1997年10月，持楚人说的人在河南召开了墨子讨论会，显然与滕州说争鸣，并且火药味颇浓。（有关报道见《中州学刊》1998年第1 期）我个人倾向于滕州说，但又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平心静气地交换意见，真理是愈辩愈明的，不必意气用事。
关于墨学的现代价值，是学者们普遍关心的议题，甚至可以说是大多数人研究的目的所在。最新的成果应数张知寒主编的《墨学与当今世界丛书》（1997），已出版10本，每本8—10万字， 分别是：姜宝昌《墨学与现代科技》，李殿仁《墨学与当代军事》，杨爱国《墨学与当代经济》，李广星《墨学与当代教育》，吴晋生等《墨学与当代政治》，郑杰文、黑琨《墨学与新伦理道德》，颜炳罡《墨学与新文化建设》，秦彦士《墨学的当代价值》，张斌峰《墨子与世界和平》，庄春波《墨学与思维方式的发展》。这套丛书把墨学与现代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与上述丛书性质相近的专著有孙中原主编的《墨学与现代文化》（1998）。
关于墨学的地位，十几年来，评价越来越高，但仍存在岐见。对于非攻、尚贤、节用、节葬、非命，基本上都是肯定的。关于兼爱，有人肯定其动机是好的，但认为不能实现。也有人认为不能苛求。关于尚同，多数人肯定，甚至认为有民主法制因素（如谷兴荣《中国古代四大治世精典》之二《墨子》，1997），也有人认为尚同若发展下去，可能导致专制集权。关于非乐不少人持批评态度（代表作如李泽厚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也有一些人为之辨护。关于尊天明鬼，其评价分歧较大，尤其与非命是否矛盾；见解不一。关于非儒，不少人认为儒墨不是对立而是互补，也有人不承认这种判断。总的看来，对墨学予以充分肯定，改变以往长期贬抑的局面，是必要的。但是，目前有些文章未免走向新的片面性，多讲墨家的积极因素，少讲甚至不谈其中的消极因素，似乎墨家提倡的一切都可以适用现代社会，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对墨子的人格精神，应该充分发扬，但也不能过分，更不宜与现代英雄模范相提并论。
关于墨学衰微的原因，也是近年学者们最关切的。 仅从1988 年到1997年，10年间已发表专题文章10多篇，专书中的附论尚未计算在内。总的看来，分析多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入手，虽然各有侧重，但皆言之成理。类似40年代李季、郭沫若那样片面性的分析，如今已鲜有信从。最近见解较为新颖的有黄世瑞，他认为墨家的反宗法思想不适合于以宗法制为特点的中国古代社会，因此也就敌不过以宣扬宗法制为中心的儒家（见其《墨家思想新论》第三章第四节）。张永义认为，前人没有把墨家不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和不能作为一种知识系统存在这两个问题分开。实际上，前期墨家的政治主张已被消解，后期墨家的学说无法承担意识形态功能，乃是墨学不受秦汉统治者青睐的主要原因。而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有较大的偏差，以及遭遇儒家长期刻意压制则是墨学甚至不能作为一种知识系统存在的主要理由。秦汉之际并没有“儒墨合流”运动，游侠并不是墨者。近代墨学的复兴也不是墨家思想的真正复活，而是近代知识分子面对两种文明冲突时进退失据的一种表现（见其《墨：苦行救世》第三编）。这些意见是值得思考的。
当前墨学研究的薄弱之处尚多，如关于墨学的管理思想，内地学者虽曾涉及，但比不上台湾学者（如王赞源教授）之结合实际。关于墨子与宗教的关系，内地学者论述较浅，不及美籍学者李绍昆教授之深入细致。关于墨家与西方某些学说之比较，更不如李绍昆教授以及台湾谭宇权先生之抓住要害，见其精髓。其原因，主要是内地学者本身往往缺乏工商管理方面的实践，而对宗教和西方哲学之了解亦有逊于海外学者。所以，拓宽视野，更新知识应是当务之急。
关于墨子学会的活动。1991年6月， 在山东滕州召开了首届墨子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墨子学会成立大会。1992年10月，在滕州召开首届墨学国际研讨会，除内地学者外，有中国台湾、美国、韩国、瑞士、南斯拉夫学者参加。1994年8月和1997年8月，先后在济南召开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墨学国际研讨会，境外学者与会人数大增。这四次会议的论文由张知寒主编分别汇集成《墨学研究论丛》（一）（二）（三）（四）集，先后于1991、1993、1995、1999年出版。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山东大学历史系张知寒教授，为墨子学会的成立和四次墨子学会的召开付出了几乎全部心血。他身患绝症多年，以墨子精神刻苦奋励，不遗余力推动墨学研究。不幸的是，张先生已于1998年7月逝世， 相信当代许多墨学研究者都不会忘记他的名字。
据悉，海内外已有好多位学者在蕴酿成立国际墨学会，本人对此热烈支持。如果能够成功，一定会使墨学研究朝着现代化和国际化方向大大前进一步。
收稿日期：1999－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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