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动态评价：1997-2007——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分析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收征管论文,效率论文,指数论文,评价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8-0020-06
一、引言
自1997年以来，我国税收一直呈现高速增长态势，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往往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税收超GDP增长也成为学术界近年来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其中，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是否伴随着税收征管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如何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进行定量测量？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是主要源于征管技术的变化，还是源于管理水平的变化？这些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研究者围绕征管效率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杨得前(2008)[1]利用1994-2005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定量测算。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效率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为28.11％。税收征管效率的提升是税收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德祥、李建军(2009)[2]以随机前沿函数为基础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参数方法主要是通过数据拟合求得模型中各参数，从而计算效率值。其主要局限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如果设定的税收产出函数与实际相差甚远，则必然导致最终测算结果出现较大误差。二是设定的模型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从而使参数方法无法使用。
与参数方法相比，非参数方法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无需对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进行设定。它主要包括DEA和自由处置壳(FDH)等方法，其中又以DEA应用最为广泛。如孙静(2008)[3]基于传统DEA方法对湖北省若干市的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测算。传统的DEA方法的局限在于：一是无法对DEA有效点与弱有效点进行准确区分；二是无法对效率提高的程度进行准确计量。
此外，一些研究者对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4-6]这类研究虽针对性较强，但在理论上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为更进一步揭示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及其成因，本文以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生产效率指数法对我国税收征管动态效率进行定量测算与分析，并尝试对实证结果作进一步的解释。
二、Malmquist生产效率指数与指标选择
(一)Malmquist生产效率指数及其分解
无论是基于规模收益不变(CRS)的DEA模型，还是基于规模收益可变(VRS)的DEA模型，传统的DEA分析都只能适用于同一时期不同决策单元相对效率的评价。而Malmquist指数则可以对同一决策单元在不同时点上的效率提高程度进行定量测量。该方法由F
re等人于1994年提出，它是用Shephard(1970)提出的距离函数来定义的。[7]Malmquist指数可以表示为下面形式：
从上式可以看出，Malmquist指数实质上就是一个效率指数，反映了阶段效率变化。在经济分析中，常用该指数来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Malmquist指数可以进行如下分解：
由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技术变化与技术效率变化两种不同的途径来获得。[8]更具体地说，技术变化指数反映了生产前沿面的移动对生产率变化的贡献程度，即反映了生产中技术进步的情况。技术效率变化则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组织管理水平的变化，即该决策单元从给定的一组投入中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可以设想，在技术不发生变化时，一个决策单元也可以通过更有效地利用投入，从而运营在更接近技术前沿的位置上来提高它的生产率。[9]
类似地，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PECH)和规模效率指数(SECH)。其中，纯效率变化测量的是在变动规模报酬假定下的技术效率变化程度，规模效率指数表明其是否在一个合适的规模下运营。这种分解可以进一步揭示技术效率变化的成因。如果Malmquist指数大于1，则表明综合生产率水平提高；如果小于1，则表明生产率水平下降。构成该指数的某一变化率如果大于1，则表明它是生产率提高的根源；如果小于1，则表明它是生产率下降的根源。
(二)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
征税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2][10]征税过程中的投入主要包括税源数量、税源质量、税务机关投入的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物力及财力，其产出主要是税收收入、纳税服务等。合理地定义投入与产出，是正确利用Malmquist指数计量征管效率的一个关键问题。借鉴杨得前(2008)、王德祥和李建军(2009)选择的指标，[1-2]在本文中选取的投入指标有：
1.税源数量。税源可以从宏观、微观等不同的层面来理解。从宏观层面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只能来源于对GDP的分割。所以，GDP是能够较好地代表宏观层面的一个税源指标。但由于我国目前第一产业提供的税收较少，因此，采用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来反映税源数量更为合适。
2.税源质量。税收不仅受税源数量的影响，而且也受税源质量的影响。在税源数量相同的情况下，税源质量越好，最终的税收产出越多。营业盈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因此，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能够近似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效益水平。本研究用其表示税源质量的高低，其比重越大，说明税源质量越好。
3.人力资本数量。任何税法在实施过程中都会产生管理费用。它主要是税务机关为保证税法的顺利实施而付出的各种费用。如税官的薪酬、津贴、办公经费、差旅费等。征税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活动，税务人员数量的多少会对最终的税收产出及管理成本产生重要影响。[11]本文将税务人员数量作为一个投入指标。
4.人力资本质量。在税收征管过程中，人员素质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税收征管的质量与效率，而受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本研究用各地税务人员中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所占比重作为人员素质高低的替代变量。
由于各省税务机关的办公经费没有较准确的统计数据，因此，本文没有将其列为投入指标。税务机关的产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税收收入，二是纳税服务。但是，由于在对纳税服务的定量测量上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因此，本文没有将纳税服务作为一个产出指标，而是仅将税收收入作为税务机关的产出指标。
三、数据与实证
本文使用1997-2007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其税收征管效率及其提高进行测算，在研究中没有将西藏作为样本，其原因在于税务统计年鉴中没有西藏地方税务机关人员构成的相关数据。其中，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收收入、税务机构人员数、教育程度数据取自于1998-2008年《中国税务年鉴》；各地区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取自于1998-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1997-2007年各地税务机关的投入产出数据，而仅列出了分析结果。采用DEAP 2.1软件对1997-2007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情况进行计算，并将Malmquist指数分解为技术变化指数(TECH)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FF)，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PECH)和规模效率指数(SECH)。结果报告在表1、表2和图1中，从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判断。
1.从总体来看，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其具体表现是，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年平均提高3.6％，技术变化指数平均提高8.4％(此为所有指数中变动最为显著的一个指数)，综合效率指数平均下降4.4％，纯技术效率指数下降3.6％，规模效率指数下降0.9％。在分地区方面，从税收征管效率指数来看，1997-2007年，除河北、安徽、湖北和湖南外，其他地区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来看，除上海外，其他地区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从技术变化指数来看，所有省(市、自治区)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
2.经济发展水平对征管效率有显著影响。从表1可以看出，1997-2007年，税收征管效率提高幅度排名前6位的依次为：江苏、上海、北京、山东、天津、广东。征管效率提高较快的多为经济发达省份，这表明征管效率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发达省份的税务机关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税收信息化建设中，从而有效提高税源管理与监控能力；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税源数量较充足，税源质量较好，纳税大户多，这些都有利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
3.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税收征管中新技术的采用。从表2和图1中可以看出，1997-2007年，在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下降和技术变化指数上升的同时，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所以，技术变化指数的上升是引起征管效率提高的最重要原因。另外，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下降表明了组织管理水平在1997-2007年间呈下降趋势，技术变化指数的上升则表明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至此，可以得出结论，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税收征管中新技术的采用，而不是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
图1 1997-2007年税收征管效率平均变动及其分解
4.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的下降。从表2可以看出，1997-2007年纯技术效率指数平均下降3.6％，而规模效率指数变化不大，平均下降0.9％。由于纯技术效率指数反映了生产中现有技术利用的有效程度，因此，纯技术效率指数的下降说明新技术在税收征管中的有效利用程度在下降。另外，组织管理水平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税收管理中现有技术利用有效程度的下降，而不是规模效率的下降。
四、对征管效率提升原因的进一步讨论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平均每年提高3.5％，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是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税收征管中新技术的采用，而不是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税务机关开始把计算机技术引入税收管理的各个环节，使税收管理实现了由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向现代化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1998年后，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了“科技加管理”、“信息化加专业化”的总体改革思路。1998年初启动的“金税工程”二期、2003年10月开始的“金税工程”三期都显著地提高了税收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化水平，有效提高了税务机关监控税源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税务机关税源管理的效率，降低了税源管理的成本。从表2可以看出，2003年也是征管效率指数和技术变化指数最高的一个年份。另外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增值税的征收率由1997年的44.6％上升至2006年的86.26％。[12-13]
1997-2007年我国税务机关组织管理水平呈现出下降趋势，其根本原因是在税收征管中，我国在引进新技术的同时，忽视了对新技术的充分利用，忽视了合理处理好人与先进技术、设备的关系，强调了科技兴税，淡化了人的能动性的发挥，进而导致相应的管理没有同步跟进。其具体表现是一些税务部门对税收信息化的应用仅仅停留在对手工劳动的替代上，现代征管信息系统的强大信息处理能力还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税收征管效率的定量测算与分析是税收理论研究中的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本文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效率指数对我国1997-2007年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进行了定量测算。结果显示，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年平均提高3.6％，技术变化指数平均提高8.4％，综合效率指数平均下降4.4％。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征管中新技术的采用，而不是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税务机关开始把计算机技术引入税收管理的各个环节，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税务机关税源监控的能力。但在引进新的技术时，未能处理好人与先进技术关系，强调了科技兴税，却淡化了人的能动性发挥，进而导致税务部门组织管理水平出现下降趋势。
必须注意到，征管效率的提升一方面源于税收征管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源于税收管理水平的提高。在未来的税收征管工作中，一方面应坚定不移地坚持科技兴税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也应高度重视税收管理创新，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切实提高各项税收工作的管理水平，使现代征管技术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真正实现先进的征管技术与高效的管理手段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才能推动税收征管效率的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