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文化探索与毛泽东思想的确立_先进文化论文

先进文化探索与毛泽东思想的确立_先进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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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2)02-0020-03

中国近现代史上,根本的问题是解决民族危机的问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以什么理论作指导,使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先进中国人陷入了迷惘。先进文化决定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虽然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先进分子的探索相继宣告失败,但是,他们的探索都或多或少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使中国最终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并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铺垫。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把先进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先进的传统中华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线索之一就是一部现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史。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成功的解决了中华民族的危机问题,把中国引向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坚持和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中国得以继续胜利发展的条件之一。

闭关自守是清王朝的基本国策。这种政策严重阻碍了西方先进文化的进入。鸦片战争期间,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搏杀中,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中国军事失败的原因,探索用什么方法摆脱这种状况。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是中国探索先进文化的先驱。他们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历史、地理、生产状况。主张“翻夷书、筹夷事、知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的主张包含一些先进文化的合理成分,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变法图强有积极影响。

洪秀全将外来宗教与农民起义相结合,主张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反映了农民要求平等的思想。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摸索尝试,他特别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但是,他们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是空想的,其发展资本主义先进科技的主张又是脱离实际的,特别是看不清外国资本主义与清王朝的关系,宗教的外衣帮不上任何忙,相反成为他们失败的诱因。

洋务派的“自强”、“求富”活动进行了30多年。1861年以后,“自强”这个词经常出现于奏折、诏书及达官贵人的书信往来之中。他们提倡学习西方技术,觅“制器之器”、“制器之人”。但他们坚持维护封建专制,认为这是中国文化高出于西方的地方。他们不明白这恰恰是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关键所在。他们将先进生产技术嫁接到了封建肢体上,显然不能成活。固守落后文化,排斥先进文化,是洋务运动最终没有成效的重要原因。

几乎与洋务运动同期的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也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设想,他们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情况,主张从振兴商务着眼,发展资本主义。与洋务派不同的是,他们也介绍西方议会制度,要求实行君民共主的政治体制,他们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表示愤慨。他们提出培养人才是“自强”的第一要务。冯桂芬提出:科技发明上有贡献的人可授以举人、进士,甚至可以参加殿试。但是由于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找到实现发展资本主义的正确途径,他们的主张仅仅停留在“清议”上。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三大政治力量各自探索救亡图存的真理。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上层企图用改良主义办法来进行政治改革,挽救民族危亡的一场运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幻想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办法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心中忧虑的是国家的存亡问题,而这个国家是皇帝的国家。康有为的“大同书”提出了达到大同世界的九种途径,全书贯穿的是一个“变”字。这种大同世界就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另一个代表人物严复涉及到了要以一种先进理论指导的问题,但他找到的却是“进化论”。变法运动有了一些先进文化的合理内核。但是离科学的先进文化还有很大距离,致命的弱点是脱离人民群众的支持。毛泽东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最终陷入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境地。义和团高昂的爱国主义和不屈的斗争精神可歌可泣,然而它笼统地排斥西方先进文化,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它有“灭洋”的虎虎生气,但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活动中,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探寻中国先进文化的活动,并且开始了有意识地将外来先进文化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尝试。在辛亥革命前期舆论准备阶段,涌现了一大批宣传革命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从理论上探讨帝国主义的性质,指出了清朝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为了革命,孙中山创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文化。孙中山最可贵之处就是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信心,始终不倦地探索真理。但当时中国与世界现实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他,因为西方走入末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幻想毕其功于一役,避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幻想代替无产阶级搞社会主义。这恰恰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不但自己完不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相反它要依赖无产阶级替它完成自己应该承担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因而他设想的民生主义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想代表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一个过渡。毛泽东说:“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失望而归,转而以俄为师。”[1]但他的以俄为师是有条件的,他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三民主义才适合于中国。尽管孙中山晚年有一段国共合作的佳话,但中国人探索先进文化、先进理论指导的任务,最终还是留给了中国共产党。

从龚自珍到孙中山,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不屈不挠地坚持探索中国先进文化、先进理论对拯救中华民族危机的指导。他们探索的道路是如此艰难、曲折、漫长。毛泽东不无遗憾地说:“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阵下来,宣告破产了。”[1]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当然无从找到先进文化的理论指导。因而他们的努力相继以流血或不流血的方式宣告失败。然而他们的探索不是毫无意义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探索先进文化中经历无数次失败的中国人面前陡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路,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人最终从西方武器库中得到了一件最精良的武器,宣告了中国革命新纪元的开始。

中国人民找到并确立先进文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从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是用资产阶级民主、科学思潮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旧思想的一次思想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继之,陈独秀、李大钊在1918年创办《每周评论》,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伦理民主,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唤起了人们追求先进文化的热情。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元培提倡学术研究自由,允许各种主义登台表演,造成了自由讲学、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方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时又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种主义蜂拥而入,瓜分中国的文化阵地。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主张在中国思想理论界乱云飞渡,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想界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奇观,堪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共争鸣相媲美。置身于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要作出正确的选择是很困难的。甚至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思想,也成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物”。但是,十月革命后,全世界特别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另眼相看了,中国知识界开台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兴趣。一时间,讲马克思主义成为很时髦的东西。“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很注意先进文化的传播工作,首先起来欢呼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他兴奋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开始,李大钊在《新青年》上用中国语言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1920年下半年形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宣传新文化的刊物达到400多种,其中大多数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中国先进分子开始理智地倾向于科学社会主义,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其途径就是到工人中去、到民间去、到法国去、到俄国去。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这种变化扎根于中国社会现实,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方向。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毛泽东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相继打败了北洋军阀,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派。“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中国人民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与大革命失败后的实践相结合,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一句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指导中国革命的先进理论。

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思想理论条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革命实际,不断总结革命经验,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毛泽东思想从萌芽、形成到成熟,集中了古今中外的先进文化,集中了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智慧。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先进文化与时俱进的典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求先进理论的指导中产生,并在实践中不断汲取丰富的先进文化的养料而发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及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全面深入地研究中西文化,对近代以来古今中西文化之争加以科学总结,深化和系统化了中国先进的文化观,“把对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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