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霍尔表征理论中的“位置”
王 豪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霍尔的文化研究中，关键词“位置”是出现频率高，且被忽略的理论视点。它如表征理论谱系一样复杂，始终和各种理论相伴而生。因此，有必要厘清“位置”与表征、语言中的“位置”及话语中的“位置”具体表现，并进而揭示霍尔表征理论中“位置”的同位、弥散性、双重建构等的理论特点。
关键词 ：位置；同位；弥散性；双重建构；去中心化
在人们日益依赖技术媒介的今天，很多人文科学的研究者是有着担忧的，即技术进步使我们自身机能退化。技术把生活超清晰、超逼真呈现在我们面前，为技术下媒介震撼的同时，却在进行着反思。什么才是真实，人们在这个人所创造的世界中处于什么地方等等，都显示着我们在赋予世界意义同时，对位置的思考。霍尔构成主义的表征理论，以索绪尔语言学作为开端，进一步吸取了罗兰巴特、福柯等的理论资源。它们都在深化与丰富着表征理论。然而，表征中的“位置”如其表征理论谱系一样复杂，“位置”的问题始终和各种理论相伴而生，因此厘清这个概念的具体表现，以及在各种理论中的异同之处，才能够准确地把握这个范畴。
本文将从晚唐时期镜湖周边地区外在的文学环境和隐士方干特殊的创作心态入手，阐释此时镜湖地区特有的文学生态以及诗人方干“清丽”诗风的形成原因。
一 、“位置 ”与表征
在对霍尔及其表征理论的研究中，关键词“位置”一直是被忽略的研究视点。表征理论研究中“位置”被忽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表征”“接合”“身份”等都是霍尔重点关注的对象，并且都直接进行过理论阐述，因此，后来的理论家关注得相对较多。其次，“位置”，有很多理论同位关系词汇，而这些同位理论关键词，分散了对其理论聚焦。因此，需要研究者去提炼和阐发。第三，霍尔的表征理论是在吸收索绪尔、福柯理论资源基础上阐发和形成的。因此，对“位置”的研究必须回到这些理论本身，在还原意义上深化对其系统化的认识。事实上，在其吸收的理论资源中，“位置”在很多地方以意义相关或相近的词汇或者意义表达过，尤其在其表征理论体系中，霍尔把索绪尔言语与语言，能指与所指与罗兰巴特的直接意指层、含蓄意指层等理论资源作为构成主义的表征先导。在福柯理论资源中，他在著作中更是用“主体何在”作为一节的标题，并进而引出了“主体—位置”在构成主义表征中的重要意义。因此，“位置”，在对霍尔理论研究中是不能被忽略的。
无论纯粹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社会文化阶段，还是图像影像的电子媒介阶段，都离不开一个根本的美学问题，即人在什么地方，怎样生活在由媒介构成的世界之中？这自然而然涉及位置的问题。人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的主体性，也正是位置决定了在社会文化理解与交流中的程度问题。主体、身份、主体性等词汇事实上都和位置这个词汇关系密切，一定意义上是同位的。这是其未能突出被强调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太普遍了，而且相关的关键词都比它看起来显眼和容易识别。因此，“位置”是更加抽象的意涵，只有赋予它一定的事物或者主体才能被表征出来。在福柯看来，自我身份的确立，需要自我叙述化，也就是确定我这个主体，首先需要把自我组织进话语之中，才能被理解，才能确立自我主体。
首先，我们根据他电话中提供的个人信息，核实了他是本单位在册在岗员工，查询到了他所在的作业单元。紧接着，我们联系了具体负责该项事务的劳资员，说明了有关情况。负责他所在作业单元劳资工作的员工虽显紧张，但积极且迅速地配合了我们的工作。她先查询了她负责的工资表情况，核实无误，又致电了对接其工作的财务人员，确认工资已上账，便立马将情况反馈给我们。
个人化的言语，自身虽有着显在的主体“位置”，但是这类话语实践却不是使得话语被人理解的根本特性。属于个人言语，是对属于整个社会系统语言的一种运用，正是在对语言运用过程中，语言所具有的系列规定使得个人的言语能够被理解，进而达成自我“位置”的确认。霍尔在语言与表征关系中，运用索绪尔语言符号途径方法论述指出：“我脸上的表情‘说出’了有关我的一些情况：我是谁(认同)，我感受到什么(情感)，以及我感到我属于什么群体(归属感)，这些能被别人‘读出’和理解，尽管我没有故意像传递‘一条信息’那样正式地传递任何事，尽管另一个人不能很合逻辑地描述他(她)是如何达到对我正在‘说出’的东西的理解。首要的是，文化意义不只‘在脑袋中’。它们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影响我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真实的、实际的后果。”[1]3-4霍尔在这里想要表明的是，索绪尔语言是社会性的，并不为一个人独特地占有，而且个体主体所带有的社会信息，能够被他人理解的根本原因是语言的社会性，它组织和规范着社会实践，同时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实际的影响。这里，他也谈到了自我身份确立的问题，即自我叙述化，但在福柯那里才被清晰地阐述。一个人很有逻辑地说出自己对别人所说的东西的理解时，就已经确认了讲话的主体与听话主体，并且他们在位置上是重合的，而这种重合在霍尔看来，它是语言的社会部分，正是这种社会部分承载了被各成员理解的意义。
二 、“位置 ”的弥散性
在论述图像语言与表征中，霍尔利用语言符号学方法这样说，“各种视觉符号与形象，甚至在它们与其指称的事物有着严格相似性时，也仍然是符号：它们含有意义并因而必须被解释。为了解释它们，我们得拥有进入先前讨论过的两个表征系统的途径：即进入一个将田野中的‘羊’的概念联系起来的概念图的途径，以及一个在视觉语言中以某种方式含有与真的事物或‘看起来像它’的事物的某些相似性的语言系统途径。”[1]26在这里，主体有三个“位置”，而且其中的两个“位置”都是被规定好的。田野之羊，主体对它进行关照，主体立在与形象相对应的可见之位置；概念之羊，也即羊的具体的所指，主体在这一形象可思之位置，不可思则说明，田野中的羊没有进入主体的语言系统；视觉之羊，是联系田野之羊与概念之羊的语言表征，主体处于可感的位置。视觉之羊，它含有田野之羊看起来像羊的某些相似性的语言特征，并且是成体系的。它是语言中的信码部分，主体不能超出它，或者偏离它达到对事物的表征。在索绪尔看来，意义通过语言被表达出来，词语、形象、相片等的能指通过语言信码为中介，进而引发出概念即所指。在能指产生意义过程中，能指是被划归的，分析得不那么精确，因为只有通过把它们“结合”到一个相应的范围内，才会指出各区别系统所承载的意义。然而，霍尔直截了当地指出，“索绪尔的理论框架，每一作者创造的表述仅仅因为‘作者’与其他语言使用者共享语言系统的一般规则与信码(即语言)，才是可能的，后者使他们互相之间能作有意义的交流。作者决定她想说的，但若想被理解，就不能‘决定’是否使用或不使用语言规则。我们生于一种语言，及其各种信码和意义之中。”[1]49因此，主体只有在可见位置去观看田野中的羊时是不直接受到语言系统规定和限制的，而在可思之位置与可感之位置上都是受到语言系统限定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被人理解。
2.2.3 治疗反应的分析和评估：临床上最初的诊断是拟诊，通常是通过病情的演变和观察治疗反应来明确诊断的。也就是说，如果治疗有效，那么拟诊就可以确立诊断了。例如浆液性结核性胸膜炎胸水中往往找不到结核杆菌，如果临床表现和胸水化验符合结核性胸膜炎，抗结核治疗有效，就可以做出临床诊断了。可见治疗反应的评估与诊断的关系极大。为了鉴别诊断，还需要决定治疗的先后顺序，如1例右上肺炎性阴影合并空洞的患者，肺结核或肺脓肿的可能性都有，先按肺脓肿给予抗生素治疗，结果炎症很快吸收，空洞也关闭。如果先按肺结核治疗，观察的时间就要长得多。诊断就会延迟。
在霍尔看来，表征是生产文化的主要实践活动之一，而文化所涉及的是“共享的意义”。所以，表征是在共享意义的基础上进行的。语言，是作为理解事物的一种媒介在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我们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达到对事物的理解，这种理解当然是共享意义基础上的理解。因此，语言对于我们的表征就显得很重要。而在人们通过语言达到理解的过程中，我们的“位置”决定了意义共享的程度，或者“位置”因素在交流中是必须引起重视的。
三 、“位置 ”建构与确认的双重性
霍尔认为，索绪尔语言学与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都在建立对表象的理解，而语言符号学是把语词放置在语言体系内作为符号起作用的，也即“语言言说我们”。霍尔指出，福柯把表征作为一种知识生产，获得了比索绪尔更加开放、内在的方法，并且与社会实践及其权力关系发生关联。与索绪尔不同，福柯在阐明主体如何被建构的同时，似也在建构了相对应言说主体的观看客体的“位置”。那么，霍尔的表征理论和福柯理论有何种程度的关系，以及福柯“主体—位置”如何建构需要进一步去说明。
霍尔把语言进行有意义表征世界的模式区分为三种。它们分别是，语言单纯反映存在事物意义的反映论的表征；语言仅表达言说者个人意向的意向性的表征；意义在语言中或通过语言被建构的构成主义表征。索绪尔语言理论，被认为是第三种表征，也即构成主义表征的滥觞。在他看来，意义是语言或者符号系统内部建构出来的，与现实世界中的具体指涉无关。这样，他就完成了以往所认为意义固定在事物中，与意义通过语言符号进行建构的转变。任何事物都没有内在的、固有的、需要进行简单反映进而得到的意义；相反，意义是由语言符号系统赋予和建构的。他把注重主体对客观事物反映的“主体位置”废除了，因为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中，意义的产生经由语言符号本身，但是依旧有着对“位置”的潜在的要求。如果，反映论的表征中，主体居于意义生成过程的中心，那么，语言符号学的构成主义表征是去中心化的。在这一点上，不管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还是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都是一致的，都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理论表征。这在霍尔关于身份认同问题中有所论及，他指出：“我同意福柯的下述观点，这里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关于需要的认知主体的理论、需要发散性实践的理论’。然而，我相信这个非中心化所要求的不是对‘主体’的放弃或废除——正如福柯研究的演变所清晰地表示的——而是重新使其概念化，即换位到这个范式里的新的或非中心化的位置上来思考它。”[2]为了达到对主体的重新定义，使其概念化，便以主体的非中心化的策略去表征。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以往在中心位置上的主体，没有被很清晰地表征，而为清楚地达到主体的表征，必须通过发散性实践的理论，把主体放在非中心化的位置上来考察，进而达到对主体的全面考察。作为构成主义表征理论开端，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也具有这样一种特点，但是因其处于理论最先适用阶段，“位置”的论述有着生成性特点。
“位置”是被双重建构的。这与霍尔指出的，福柯的主体通过两种不同的“位置”生产出来有关。首先，话语内产生知识化的个人主体。被称说的主体第一次有了他的“位置”，被初始化建构。各种知识个人化的人，成了话语本身所包含的主体。疯癫者、同性恋、 歇斯底里女子等词语是话语内被界定的。其次，话语外产生知识化个人主体的“位置”，被言说主体有了实质内涵，被再次建构。话语外的讲话主体，在对话语内的主体进行言说时，就带有被界定的内涵性的东西，在选用该类词语时，往往是经过选择的，选择中附着他们对语词将被适用对象或情境的一种期待。霍尔就此论证指出，“只有在一个确定的话语构成体内，‘疯癫’这一对象才能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和可理解的观念完全地出现。它‘是由所有的说法、在各种陈述中被构成的，这些说法和陈述命名它、划分它、描绘它、解释它、追踪它的发展、指出它的各种联系、制造它，并有可能在它的名义下，通过确切表述被当作是它自身的各种话语，给它一个说法。’”[1]68因此，在这话语里被固化的知识个人化主体，是作为“他者”的。这些固定话语主体，因其“位置”已被相对地固定下来，其作为他者，产生的必然是他者话语。这样的中心与他者的简略区分，弥合了或者说划归了各话语内的知识个人化主体间的微小差别。在这一点上，理论发展显示出了它的传承与延续性，因为索绪尔在无论对于语言/言语，还是能指/所指的分类和意义的阐明上可以说都是简化的。霍尔认为，“索绪尔对二元对立的关注导致他革命性地提出，尽管一种语言由各种能指组成，但为了产生意义，各种能指必须被结合到一个‘区别系统’中，正是能指间的各种区别承载着意义。”[1]45这也带来一个问题，话语在建构主体时，话语对事物的表征存在着不相匹配的问题。事物在性征上往往是部分地、或是不完全具有被界定知识个人化主体性质的。因此，在称说一个具体的事物时，被界定的知识个人化的主体，带着给事物预设的“位置”，并进而把被称说主体真正地位与性质或多或少地给遮蔽了。例如，在美国的霸权主义语境中，人权高于一切，这被界定的人权，是在与他者人权比对中实现的，它更深的意指或表征是，美国人权是最完备的人权，而且美国有权利把最好的人权带给世界。这其实在它的霸权话语体系中，已经产生了话语主体，以及被言说的主体，前一“位置”是话语外的，而被言说主体的“位置”，已是被界定好的、预留的。武桂杰研究霍尔理论中，就对霸权主义语境中“位置”预先被设定，被表征作了透彻的分析。她认为，“预设‘毋庸置疑’的敌人，预设‘毫无意义’的灾难，用‘错误的军事报告’发动了战争，创建冷战后的‘公共话语空间’。用和平、人民、民主、宪法、公民权利的编码语言制造谎言、权利和欲望，这恐怖背后的政治目的，难道不比恐怖本省身更可怕吗？”[3]145这样，可以充分看出话语内产生的主体，受话语意义的“宰制”，没有自己的话语空间位置，完全受话语外的讲话主体述说。因此，它是建构的建构，完成了两重建构。话语内被建构为知识化的个人主体，同时被话语外的讲话主体引入预先为讲话的话语主体而设的“主体—位置”中，即这个被预设的“位置”之上，在这双重建构的“位置”上，被言说主体没有主体性可谈，言说主体实现了其话语的霸权。主体—位置是被建构的，且话语指向的是话语的言说主体。因此，话语建构主体的背后，是话语外的讲话主体的自我表征的实现。话语生产了知识，话语内的被言说主体，看似有自主权力，但依旧在话语的约束与规范之内，受话语意义、权力、规则的“主宰”。同时，言说主体即话语外主体，以及被言说的主体即话语内主体，同时被话语生产但有着先后次序。话语外的言说主体完成了自我表征，而话语内的知识化个人主体被表征。位置双重建构，是从话语内被言说主体层面上赋予内涵的。
言说主体的确认与实现是双重的。这和“位置”的被双重建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言说主体的“位置”实现，首先是被言说主体的界定，即通过话语产生知识化的个人主体。被言说主体生成了，作为它的二元对立的言说主体，就相对地确定了。其次，在对话语内的知识化个人主体言说时，言说主体即讲话主体实现了其话语权力，完成了再次的“主体—位置”中“位置”的确认。这些专门为主体而设置的“位置”，即观众和读者，他们使得话语所生产的知识与意义容易被理解。这就意味着，话语内为主体而设的“位置”上的话语外的主体，即读者、观众为了达到对话语的完备理解，必须站在这个固定的“位置”，而且被话语意义所限定。只有进入话语内的这个“位置”，才能成为其主体，进而理解话语。这在霍尔的视觉文化研究中，分别为编码和解码的两个过程，并认为“编码和解码的符码也许并不是完全对称的。对称的程度——依赖于‘人格化’、编码者—生产者和解码者—接收者所处的‘位置’之间建立的对称/不对称(对等关系)的程度。”[4]可见，“位置”在话语表征过程中是很重要的，而且话语主体比预设“位置”上的话语解译主体拥有更多权力，因为前一个主体是话语内产生，拥有确定的合法地位，后一个主体在话语外被预设的“位置”包含。其合法性往往取决于能否站在讲话的话语主体“位置”。
综上，“位置”这一表征理论的关键词与主体等的词语理论同位，但有着原生理论特性。在索绪尔理论资源中，“位置”是弥散性的存在；而在福柯理论资源中，“位置”都是被双重建构，讲话主体双重确认与实现的。它们均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出现，是表征理论从语言符号到话语实践共同性的东西。也正是这样一种共同性促使理论体系得以完备。至于“位置”因素在表征理论发展中的地位、演变与新的生长点，则需要进一步去探究。
〔参考文献 〕
[1]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斯图亚特·霍尔.导言：是谁需要“身份”？[M]//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编著.文化身份问题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2.
[3]武桂杰.霍尔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4]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M]//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54.
On the “Status ”in Hall ’s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
WANG Hao
(College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Abstract :In the cultural study of Hall, the key word “position” is a theoretical viewpoint which has high frequency and is neglected. It is as complex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oretical genealogy, and always accompanies with various theori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positio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the “position” in the language and the “position” in the discourse, and then reveal the theoretical features of the “position” in Hall’s representation theory, such as the similarity, dispersion and doubl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 status; similarity; dispersion; double construction; decentr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 ：J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869(2019)02-0070-04
收稿日期 ：2018-05-21
作者简介 ：王豪(1990-),男，甘肃成县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文艺学与影视美学研究。
〔责任编辑 常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