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汲取与名校活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校论文,活力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起源于中世纪，生成于近代，繁盛于当代的东西方名校，虽历经数百年岁月沧桑与由传统至现代转型的剧烈阵痛，但至今仍充满活力，在世界大学总体格局中居于中心位置。由此，探寻其久盛不衰的活力之谜，便成为学界热议的重要话题。如若我们从资源汲取的视角，将名校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来予以认识，即会发现名校活力维持已不再是简单纯粹的形而上的理念或一般性的制度建构问题。现实中，无论是享誉全球的一流名校，还是鲜见经传的普通大学，其发展均无法脱离社会体系而独立存在，均要从外部世界摄取资源，与外部社会保持密切的物质及信息资源交换。
一、资源及其存在形态
资源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可被开发与利用并用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客观存在，是社会及生活于其中的各主体为实现自身目的所需具备或可资利用的物质、能量、信息，包括人自身等一切要素的总称。资源汲取能力是指社会组织对资源摄取、吸纳及转化的能力。大学资源汲取能力既包括大学动员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亦包括大学文化资源的再生能力，以及将社会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并不断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的能力。相对大学而言，其生存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形态具有多样性，概括起来，主要包括有形的经济资源、无形的文化资源以及复杂的社会资源。
（一）有形的经济资源
经济资源属于经济学概念，指存在于自然界与社会环境中用以投入经济活动、具有经济意义、创造并积累财富的存在物，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等。大学作为学术组织与企业等生产性机构以及非生产性事业机构存在根本性差异，然而就有形资源的占有及对资源汲取的能力而言，与其他机构同等重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尤为重要。实践证明，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为大学发展与繁盛提供稳定的物质基础，能够吸引全球一流的师资，获得更多的优秀生源等。大学通过对有形资源的积极汲取，将固化的、静止的、自然状态的经济资源转为活化的、能动的、带来更大收益的经济资本，以提升大学的社会声誉，保障大学具有持久发展的活力。
（二）无形的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主要指历经时间考验，在历史中得以传承的文化积淀，包括文化传统、文化制度、文化品格等。文化资源具有稳定性、传承性及再生性。尽管无形的文化资源较有形的经济资源稳定、持久，但“某些文化资源，不论是文化实践还是文化产品，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可以成为稀有资源，成为不同社会主体和社会阶级的争夺对象，占有这类资源可以获取一定的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利润”[1]。当无形的文化资源获取一定的物质性和象征性利润时，文化资源就转为文化资本，显现增值作用。无形的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的发展及其活力保持至关重要，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后者居上的大学虽然不乏其例，但就总体而言，那些拥有悠久历史的西方古老名校一直保持了大学“雁阵”中的领先地位，其发展绝非仅凭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资源，作为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学术重镇，名校无形的文化资源在其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三）复杂的社会资源
社会资源指因生存与发展所需，能够提供足以转化为经济意义与社会意义的一切社会关系要素，是该社会结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源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2]。社会资源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并在社会实践中发挥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社会资源既是社会资本的必要前提，亦为获取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重要工具。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即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深深嵌入社会体系内部，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各个场域、各个层面纠缠交错相互作用。
分析研究资源概念及其存在形态，可为我们深入探讨如下问题奠定基础：第一，名校资源汲取与其活力生成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及社会资源通过何种形式、凭借何种路径作用于名校，其间的复杂互动如何使名校得到绵延传递，并不断实现增值效应以使其保持活力；第二，名校如何超越民族国家空间，在全球范围内完成资源汲取；第三，在现代大学发展进程中，名校内外资源汲取的不平等结构如何形成并塑造出大学体系“中心—边缘”的总体格局；第四，作为名校组织内部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行动者”如何作为能动性因素加入到名校发展的进程之中，使其活力不断得以增强。
二、资源汲取与名校活力的生成
大学拥有丰富、多元的资源储备及汲取路径，对于东西方名校活力的生成、保持形成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纵观名校起源及其持续发展的基本进程，我们发现，资源汲取及其转化、延续、增值能力是名校活力保持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名校资源汲取的体系中，有形的经济资源、无形的文化资源以及复杂的社会资源，通过多元的汲取路径，对名校活力的生成及维持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一）经济资源汲取的多元路径与名校的外向性伸展
名校经济资源的汲取过程不是简单的“物”的积累过程，而是在“物”的积累的基础上，通过大学组织系统内部的“总体动员”进而实现向外伸展的过程。从西方名校经济资源状况和汲取的方式看，经历了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化发展过程。西方中世纪大学早期经济资源十分匮乏，汲取方式单一，始终面临诸多困难。“大学现在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是自我支持的机构。”[3]由于缺少资金，“许多教育机构很难像样地运行，常常生活在温饱线之下”[4]。当时，由于大学的封闭性，大学获取经济资源的主要路径为个人捐赠。二战后，受诸多因素制约，在民族国家富国强兵的战略背景下，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都陆续被纳入国家财政拨款或资助体系之内，获得了相对稳定的财源。名校作为国家强盛的标志，获得了其他大学无法企及的众多资助。以日本京都大学为例：2002年，日本政府为加强本国大学核心竞争力，决定实施资助计划，即“卓越支持计划”，亦称“21世纪COE计划”，京都大学自2002年至2007年共获国家资助166.45亿日元。以上述资助项目为契机，京都大学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更多的进步，2008年，京都大学共有11个学科进入ESI学科排名前百分之一，化学学科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社会捐赠或资助是大学经费的又一来源，特别项目研究和基金会捐助是大学汲取资源的重要渠道，学生及家长所缴纳的学费，亦成为大学主要经济资源。大学不仅有国家的强力资助，而且伴随新经济主义的诞生与大学市场化的加强，“公立高等教育的费用由一般性的税收支撑，过渡到由学生所缴纳的学费支撑”[5]。由此，学生求学行为变成了具有特殊涵义的市场选择。在由传统向现代的演进过程中，名校经济资源的汲取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渐由“一元”走向“多元”。
大学经济资源汲取由“一元”走向“多元”的过程，实际上亦是大学不断摆脱封闭自足状况向外部空间拓展的过程。伴随汲取资源方式的不断拓展，大学的社会支持体系得到空前加强，从而为其经济资源的汲取活动赋予了特殊重要的意义。正是在对经济资源汲取的过程中，大学组织内部实现了总体动员，呈现出特有的生存活力。
（二）文化资源汲取的增量效应与名校活力的增值
作为世界大学体系中的佼佼者，名校多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而且这些传统是流动的，“传统的概念中有某种东西包含着耐久性；传统的信念或习俗具有抵制变化的完整性和延续性”[6]。传统在其绵延不绝的承继过程中往往产生超强的增量效应。文化资源积淀的时间越久，其资本的含量和影响力越大。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上，布尔迪厄运用隐秘的“中心—边缘”二元结构理论，系统地揭示了文化资源在大学发展中的增量效应。在《国家精英》等一系列旨在揭示教育不平等格局的著作中，布尔迪厄率先提出：“高等教育中的二元结构所产生的效应，就是它扩大了学生群体的原始差异……这种教学最适合履行对社会结构进行再生产的社会职能”[7]。从资源占有角度展开分析，这种“中心—边缘”的二元格局使得名校在其发展进程中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在占据了较为丰厚的经济资源的同时，还通过垄断性地、排他性地占有文化资源，形成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进而获得较大的增量效应。文化资源的影响力集中体现在超强的传递特性上，“资源的排他性占有，总是凝结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意味着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资本占有者在社会空间的等级制中可以占据有利的位置和支配他人及其劳动的权力，不同类型的资本的分配结构体现着一定社会的权力结构”[8]。文化传统是动态的传递和演化进程。与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和易变性不同，文化资源的外向拓展空间似乎无远弗届，并在其发展进程中屡被圣化，置于超现实的境地。无论是前往求学的学子抑或一般的旅行者，当其流连于充满中世纪风格的古朴的大学建筑或驻足于缔造者、开拓者的雕塑像前时，庄重、神圣、敬仰、崇拜之情就会油然而生。据德国学者彼得·扎格尔统计，除了其在英伦的发源地外，“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在国外分别约有30座和25座分校”[9]，形成了较为密集的网状分布，表现出较强的辐射力。另外，名校的早发优势使得其在面对后发国家大学时，往往保有绝对的优势。历史上，后发国家大学的自我定位和认同，往往以早发国家大学名校为参照系从而确立发展战略。同时，作为教育神话，那些来自早发国家以外的“哈佛女孩”、“耶鲁男孩”等后发国家留学生的学习业绩，已成神秘符号，弥漫浸染于民间，在演绎着现代教育神话的同时，亦使得早发名校的文化资本悄然升值。
（三）个体行动者自豪感的萌生与名校活力的传承
名校活力生成除利用大学体系中“中心—边缘”这种结构性力量外，个体行动者在维持、巩固及延续名校优势地位的过程中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一些名校统治力长盛不衰的延续，并非“中心—边缘”统治格局简单作用的产物，而是在具体的、活跃的行动者的影响下的能量释放。如若脱离活动在名校体系内鲜活具体的行动者而泛谈名校活力，那么，关于名校地位确立、维持及发展的诸多解释，便会带有一定的宿命性。从表面上看，较高的经济待遇似乎是名校大师云集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这只说对了一半，相比之下，荣誉和声望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如何从现有体制中获取资源，提高声望，成为每位个体的首要选择。另外，个体行动者对集体、组织的高度认同与积极行动，进一步推动了组织的发展和活力的维持，杰出学者、权威教授、思想大师作为名校旗帜，已然成为名校的标志与象征。
名校活力得以长时间延续的关键在于，其通过文化、传统的非显性影响，将个体行动者的荣誉感和自豪感统一于名校历史的一致性认同，并通过这种认同使每一位个体行动者的主体意识得以空前激发与释放，成为名校活力最重要、最突出的表现形式。
三、名校活力与资源汲取的内在矛盾
活力往往与衰退、衰落、衰败、僵化相对。活力一方面体现为有机体的朝气、生命力，另一方面亦体现为绵长、历久弥新等特征。对于初创的社会组织而言，拥有活力似是顺乎自然，而对于历尽沧桑的名校来说，则充满了严峻的挑战。名校在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其资源汲取模式的重大变化，使得大学的身份角色与社会影响力不断加强。值得注意的又一问题是：就资源汲取的后果而言，其作用并非呈完全的单向度的正增长，并非所有的资源汲取活动均能转化为名校发展的不竭动力，而是潜藏着不可回避的内在矛盾。当经济动机成为大学汲取资源的主旋律时，大学势必脱离自身应然行驶的轨道，对物质金钱顶礼膜拜，使大学发展陷入严重的矛盾迷失状态，甚至与大学追求的目标相背离。
（一）经济资源依赖与名校学科倾斜
迄今为止，在谈及名校活力时，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均盛赞学科在大学活力维持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体系协调、特色强势的学科结构的确是名校活力维持的基本条件与根本前提。然而，如若我们从资源汲取的视角审视，即会发现：在资源汲取的过程中，一些与财富邻近的学科日渐膨胀壮大；而那些与社会互动较弱、不易汲取经济资源的基础学科则渐趋萎缩，个别学科甚至走向灭绝。那些“资源依赖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组织行为的变化”[10]。“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拥有很强的资源优势，通常会成为胜利者，而其他像艺术和人文科学，则很少有机会争取到外部的支持，通常会成为枯竭的一潭死水。”[11]“把科学提到人文与社会科学之上，在学术生活的‘硬’方与‘软’方之间以及‘富裕’与‘不太富裕’的参加者之间造成日益加大的差距。”[12]学术资本主义已把学术专业分裂为“富有和匮乏两个群体”，不同领域的教师因资源获取数量悬殊而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名校若将自身作为经济资源汲取的机器，学科势必伴随市场的需求而枯荣，那么学科结构必将发生严重倾斜，满足了市场的需求，却潜在失去其安身立命之地的危险。
（二）经济资源依赖与名校社会批判力弱化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即指出大学批判力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大学以其实力和声望必须对采取明智的行动施加影响。如果大学不能接受这一挑战，还有什么其他机构能够接受这一挑战？”[13]的确，大学作为养育新人的学术机构，应有所坚守，有所执著，以批判性烛光照社会之方向。“摆脱实际责任压力的创造性活动和富有成效的批判性研究，必须在大学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4]名校作为社会的批评者，当其被深度纳入社会资源汲取和复杂的利益交换系统后，便失去了社会批评者的资格。“与外部世界的结合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学内部的解体。被一些人视为外部劳工市场的不公正的东西渗透进了校园里的经济报酬制度，取代了内部的公正政策。”[15]由此，对利益的追求替代了对正义的守候。知识资本化过程中的“企业主义”亦使学术自由、学术至上等大学理念受到严峻的挑战，“对外部利益的承诺导致大学内部在不偏不倚地追求真理方面有了冲突”[16]。
（三）经济资源依赖与名校本科教学边缘化
现代大学教育的最大特点即教学与科研之间关系的建立，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良的教师，只有这样的研究者才能带领人们接触真正的求知过程”[17]。大学的教学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共同认识已知世界与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是传递过程与创新过程、学习过程与发现过程的统一，若没有来自“论坛”的研究成果，现代大学“讲坛”上的学术资源必将走向枯竭，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无论怎样强调大学体系内科研对教学的支撑作用均不为过。不过，大学与一般研究机构有别，大学是传递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知识的学术组织，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所以，教学工作始终是学校的中心工作。但由于对经济资源的高度依赖，导致大学及社会“重研轻教”倾向严重，教学与科研间冲突日激。“近年来在美国的大学中，科研和发明创新已经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18]故在多数研究型大学中，出现了本科教学边缘化现象。20世纪90年代公布的一份英国白皮书中亦曾披露：英美澳加“四国的中学后教育都被转向国家‘财富创造’而远离传统上对本科生通识教育的关心”[19]。本科教育边缘化的直接危害在于大学偏离了应遵循的中心工作，背离了应担当的历史使命。这在名校中也不乏存在。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所谓“教育危机”或“大学危机”。检视“大学危机”论的代表性观点，我们发现，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大学危机”，其实质在于社会对教育失去了信任，社会无法接受教育“全盘商业化”的趋势，并由此对科学及科学知识失去了信任。由于评估机构根据资源汲取的多寡进行排名，“很多当代大学像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其计划和活动只决定于可利用的资源而不是战略意图”[20]。大学越来越变为一个消费机构，而学生则成为单纯的消费者。大学作为生命体，资源占有及资源汲取是其须臾不可轻视的重要任务。然而，大学如若仅以经济资源汲取为其最高职志，亦会因资源依赖而使其所应具有的根本精神遭受严重损害。在这一意义上，深入理解资源汲取与大学盛衰的复杂关系，便显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