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地图的学科依据——“民俗地图”与“文化传承图”体系系列论文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俗论文,地图论文,学科论文,体系论文,系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2568(2010)01-0044-08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一、民俗地图的基本界定
日本民俗学界广泛使用一种把各种调查事项用特定符号标记于地图的单项式或多项式分布图式的资料表现方法，虽然在图表里亦使用少量文字，但基本属于非文字式的图表表述方法。这种方法形成于欧洲，而后被日本民俗学界引入民俗研究方面。在日本民俗学界，把这类绘有各种民俗事项符号的地图称为“民俗地图”。
这种地图不仅仅用于记录和标示民俗事项，欧洲和日本民俗学学术史证明，它可以为研究者们提供开拓研究视野、深化理论研究的可能性，成为一种构建民俗学理论、深化民俗研究的方法。这种读解标示在图上的各种民俗事项的符号，而后根据不同的读解展开民俗分析和理论构建的方法，叫做民俗地图式研究法，一般被简称为“民俗地图法”。
民俗地图虽然以标示民俗事项为特色，然而这个方法并非起源于民俗学科。民俗地图源于地理学科的一般性地图。受人文地理学导入自然地理学方法形成人文研究新领域作法的启发，欧洲民俗学界亦开始注视民俗和民间故事研究与地图的关联。运用地图标示分布与不同类型存在多寡的方法，在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的比较研究方面获得很大成功。于是，在民俗学科开始出现把民俗调查内容标志于地图的尝试，最终形成了一种民俗表述的新方式——地图表现法。
二、民俗地图的最初源起
据文献载，欧洲民俗学导入地理学方法的最初尝试产生在德国。19世纪中期，德国的W.曼哈尔特(W.Mannhardt)将15万份印有33项提问的农耕民俗问卷发往德国本土、匈牙利、奥地利等欧洲国家，计划把问卷得到的数据整理后标示于地图，用图示的方法把握区域农耕民俗分布变迁的规律。虽然问卷结果最终停留于研究资料阶段，并未用于绘制农耕民俗分布图，但是，W.曼哈尔特这个设想和实践开拓了民俗学科的视野，启示了欧洲民俗学界。人们开始认识到，可以参照自然地理学科的地图标示方法为民俗学科研究民俗文化提供来自新视角的资料。
于是，1907年佩斯勒(W.Pessler)提出“大德意志民俗地理学”设想，1927年德国民俗学会开始组织编绘《德国民俗地图》，并于次年在德国科学资助机构的财政支持下，成立编绘德国民俗地图的专门性机构，于1937年出版了第一集《德国民俗地图·Atlas der Deutschen Volkskunde》，而后几十年里陆续地编绘和出版民俗地图。俄国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民族研究所为主导开始制作各民族分布地图。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瑞士、挪威等国家也受德国制作民俗地图的影响，仿照德国民俗地图的方式，着手制作本国的民俗地图①。
“民俗地图”的产生，是地理学与民俗学相关联的发端。地理学的意识和地图绘制法导入民俗学领域后，并没有像人文地理学的各个分支那样拓展为民俗地理学之类的新领域，而是形成了民俗地图的绘制使用技术以及民俗地图研究法这一具体的民俗资料整理方法和认识方法。这种对民俗资料处理方法的转型，活化了民俗学记述和再现民俗事项的手段，并且于日后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诠释民俗现象、阐述民俗理论的方法，是民俗学科在方法论方面的一大进展。
欧洲民俗学界于19世纪将地理学的地图标志方法导入民俗学科并收到显著效果，民俗学科理所当然地设置了民俗地图的一席位置。而后，日本民俗学仿效欧洲，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配有民俗地图的民俗学论文。由于日本民俗学科早期的绘制民俗地图与日本民俗学史上著名理论的建树紧密相关，因而民俗地图在进入日本民俗学界的初期阶段即获得较高的评价和注目。20世纪50年代以后，民俗地图已经被普遍用于日本民俗学界一般性的民俗调查记录和论文里，成为司空见惯的民俗记述手法之一。
日本民俗学界几十年的学术实践证实，民俗地图已不再是单一的地图，它成为一种记述和分析、论述民俗的方法。它不仅是帮助读者清晰地理解作者理论论述或易于形象地再现民俗事项的手段，更重要的是，民俗图表和民俗地图首先是辅助研究者本人整理、分析民俗资料的有效方法，并且还是构建民俗学研究理论的一种重要方法。
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人们进行田野调查的手段和成果已经今非昔比。除问卷、照片之外，录音、录像已经成为日常性的采录手段。在有关的田野作业报告里，我们随时可以看到调查者们不再停留于单纯的文字表述，许多人运用表格、照片、示意图等对调查对象进行直接性、立体性的描述和展示。运用文字以外的辅助性叙述方法，可以使调查报告的记述内容视觉化，这种记述使被记述对象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无疑，这是田野工作技术手段进步的结果。
在文字资料之外，借助于图示储蓄的文化信息进行某地区或某个单项文化遗产的研究，会有助于使研究者既避免陷入狭隘的单纯关注某个“点”的文化现象的弊端，同时又避免视野只停留于泛泛地观看“面”的浅表性研究。
日本民俗学科成功引进欧洲民俗地图法的学术史实，首先说明适当引进他者成功经验，不失为促进自我前进的一种好方法。其次，具体说明使用特定符号将调查事项标记于图的单项式或多项式“分布图”手法，是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类遗产资料时一种相当有效的资料标示法。
三、民俗地图的学科史与方法论
（一）柳田国男与日本民俗学
日本的许多近代学科是明治维新之后仿照西方模式设立的。日本民俗学虽然不是百分之百（有一些问题设想和理论思维是借鉴西方的），但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是日本人按照日本国内的需要、以日本国内民俗为研究对象、由日本学者自己提出理论构架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一门学科，它不同于从西方引进的各门现代学科，是在日本国内、由日本人开创、形成的学科，拥有独立形成、独自发展并以集中研究阐述日本传统文化、积蓄了大量第一手调查资料和大批民俗标示图表为其学科显著特征。同时也应当指出，它因此也具有过于侧重关注国内研究，不注重引进相关国外理论的负面特征。
据2007年统计，日本民俗学会拥有包括海外会员在内的个人会员人数1900余人，各地民俗研究会以及地方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地方民俗博物馆、一般博物馆、出版部门等300多个团体会员②，俨然是日本国内较大的一个正式登录在册的学术组织。在大学讲堂里也设有民俗学本科和硕士、博士专业教程或民俗学课。
日本民俗学会从1949年学会正式改名为民俗学会起算，已经有整整60年历史。如果加算学会前史，即包括从柳田1930年辞去所有工作专注于民俗研究以及20世纪30年代展开的一系列有关民俗学的大型活动等开始计算，民俗学在日本则已有近80多年的历史。
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引起全球金融危机，日本也由此经济全面崩溃。人们用“昭和恐慌”通称1930-31年日本的大型经济危机。柳田国男大学毕业后曾经进入政府农业管理部门做过农政部门官员，他目睹了20世纪30年代当时农村社会的贫困生活。被奉为日本民俗学科创始人的柳田国男，于是提倡民俗学应当“经世济民”、“学问救世”。柳田国男本人为寻求“农民为什么贫困”这一命题的答案，行走于日本各地，并从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及对象、调查研究的组织结构等多方面着手，逐步构筑起一门研究日本乡土生活和民俗的学问，这门学问最终成为一门成果硕然、声名赫赫的学科——日本民俗学。“昭和恐慌”成为日本民俗学科诞生的契机。
柳田国男1875年7月31日出生于兵库县的医生家庭，本姓松冈，27岁时成为柳田家养子后改姓柳田，少年时代即初现文学才能，14岁时向森瓯外主办的文学刊物投短歌稿，16岁进短歌私塾学习，20岁在《文学界》发表新体诗等，22岁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专业，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农商务省农政局，35岁时与友人共同创立“乡土会”，38岁时共同发行《乡土研究》杂志。1919年44岁时，柳田辞掉政府官员职务，1920年应聘做朝日新闻社客座评论员，条件是3年可以在国内外自由旅游，之后柳田在《朝日新闻》陆续发表游记连载，其后3年柳田有机会数次到欧洲。1923年，柳田48岁，从欧洲回国后在自己家里开办了第一次与民俗学有关的谈话会，之后将自家书房提供为民俗研究所，并在自家书房定期举办民俗谈话会和民俗学讲座等。翌年在庆应大学文学部开讲民间传承课，民俗研究活动日益成为柳田生活的主要内容。
1930年柳田55岁时，他辞去一切正式工作，专注于民俗事项的收集和分析，同时致力于写作民俗调查和研究的方法论著述。此后柳田还不断撰文分析日本文化或日本人生活各个方面，构筑起柳田式的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日本民俗事象研究论。由于对日本社会普及民俗学知识、推进日本民俗学科建设的贡献极大，1941年柳田获第12届朝日文化奖，1951年获文化勋章。1962年8月8日柳田国男逝世，享年87岁。
20世纪30年代，柳田在先后撰写的两部论文《民间传承论》和《乡土生活研究》里，从学科结构、学科研究意义及学科特色、学科课题、研究对象类别、研究资料分类等多角度全面地层开自己的理论构思，论说了自己构想的民俗学科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柳田的民俗学论说对日本民俗学科产生极大影响。他所运用或提倡的方法和研究视角，构建了日本民俗学的学科基本理论框架，上述两部论著也被奉为日本民俗学重要理论著述。日本民俗学多数人员基本遵循柳田提倡的理论、运用柳田提出的基本分析手法、对柳田提出的一系列民俗研究对象展开研究，以至于数十年来日本民俗学的主流派一直被称作“柳田民俗学”。
一个人能够倾注后半生的精力，专注于一个学科的发展、建设与学术研究，已经是很少有的，而一个人居然影响一个学科的理论或研究的诸多方面，并且长达几十年，这是一个不多见的事例，它客观上构成日本民俗学的一个十分独特的特征，尽管这个特征给学科带来过正负两面的巨大影响。
（二）日本民俗学科特征
综观日本民俗学科的学术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指出日本民俗学科具有下述六大特征：
第一，研究范围广，其研究对象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英国、美国、俄国等国家的民俗学科，将主要研究范围限定在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信仰等项目上。而日本民俗学不追随欧美国家的分类，在研究范围划分方面，其设定的研究对象除民间的语言艺术传承之外，关注的视角还涉及日常生活诸多方面。与欧洲的民俗学[Folklore]相比，日本民俗学科的研究对象的范围十分宽泛。日本民俗学的研究范围，按照柳田在《乡土生活研究》中的论述，分为“有形文化”、“语言艺术”和“心意现象”三大部分，具体罗列了三十多个子项和研究对象：
有形文化——住宅·服装·食物·生活资料获取方法·交易·劳动·村庄·互助组织·家与亲戚·婚姻·出生·灾厄·丧礼·岁时·祭神·占卜·咒术·舞蹈·竞技·儿童游戏与玩具
语言艺术——创新语言·语句创新·谚语·谜语·祈祷语·童谣·歌谣·说书／口传／传说
心意现象——知识·生活技术·生活目的
这些子项涉及村落社会、家族、亲族、农耕仪礼、年节习俗、人生仪礼、信仰、祭祀、民间文艺、口承文学等诸多方面，既有现今口承文艺、民间文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又包括欧美式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从学科初期起，研究范围就设计得较广，这是日本民俗学的第一个特征。
第二，注重地域性民俗研究，换言之，重视民俗地域特性。日本民俗学理论系统，是建立在区域民俗研究基础之上的。日本虽然国土总面积不算大，但是由于国土呈狭长形，气候、风土的差异甚大。研究者们从三、四十年代起就从多方面论及日本民俗文化的地域特性。柳田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柳田的主张和其他学者们对强调认识和把握民俗地域性之着眼点不完全相同。柳田从日本的民俗乃出于同一本源的认识出发，强调民俗的地域性差异反映年代差异。
大力主张通过比较各个地域的民俗，以把握传统文化整体的历史变迁过程，这是柳田民俗学的主要目的。柳田提出的日本民俗研究的两大方法“周圈论”和“重出立证法”正是以把握各地区民俗特性的目标下形成的。其他学者如坪井洋文、千叶德尔等人强调在注重民俗的地域性地理因素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各个地域不同的社会环境和该地域集团的特性，这样才能真正认识该地域的民俗文化。遗憾的是坪井和千叶等人的主张，只是少数人意见，没有被当时的民俗学界普遍接受。这无疑使日本地域民俗的调查和研究带有局限性。
在记录或论述一种民俗事象时，首先要求须明确该民俗的存在和传承地区，要求具体到某市镇某村。在一个村落作民俗调查后，调查报告要标明是某某市某某镇某某村之民俗，而不是一下子就泛泛去论某某省某某县等大地域范围之民俗。民俗地图、民俗资料集亦皆为先村落再市镇，再逐步扩展，一步一步地从一村一市一地区着手，逐步扩大范围和视野。先认识个别、把握个例，进而去认识整体、归纳出整体特征。即在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论述日本民俗文化的整体特征，这是日本民俗学方法论形成的过程，这亦形成日本民俗学第二个特点。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民俗学者进一步明确提出“民俗的地域性”、“民俗地方性差异”的概念，千叶德尔还提出要把民俗的地方性差异进一步分为“质的民俗差异”和“量的民俗差异”③。正是由日本民俗学界较早时期注意和提倡关注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点，民俗学发展后的多数民俗调查和民俗研究也基本保持了一种重视地域民俗具体特征的倾向。无论是调查报告或是研究论述，所引用的民俗事例或资料都要求标明是哪个时代调查的某某村落或城镇的民俗事例。这种做法保证了民俗资料的正确性和民俗研究的科学性，也为后来日本国内的比较研究构筑了一个较坚实的基础。
第三，与历史学科关系密切。认识平民的过去，重新构筑日本史中非当权阶层的历史，研究现存的民俗现象重构民俗的历史，这是柳田国男提出的民俗学研究的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俗学科进行学术反思，围绕民俗学的研究目的展开过争论，但是这门学科依然史学色彩浓厚。为构筑庶民生活史而实施的民俗调查，十分注重其资料的周密性、科学性。长期以来积累下数量可观的民俗调查报告或记录，为日后编撰日本市县各级地方史志提供了庶民生活史方面的大量史料。从另一角度看，也许正因为史学色彩浓厚之原因，日本民俗学极为重视编撰各种类型的民俗史志，同时为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素材，这又构成下述该学科的第四个特征。
第四，注重积累民俗资料，注重编撰各类民俗史志。几十年里，日本民俗学科注意调查后及时整理、运用新鲜的资料，着手编撰各种民俗志。这是又一个可以指出的特征。日本的民俗学者们在积累科学性调查资料之后，及时运用调查资料编写村落或乡镇、县市的民俗志或某一单项民俗的民俗志。几十年期间，民俗学者参与的地方志民俗篇或单项民俗的民俗史志多不胜数，成为民俗学向日本社会提供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史资料。这个庞大的日本社会文化史资料库被各种研究日本社会的学科所看重，在学界受到极高评价。民俗调查报告书、民俗志以及民俗地图等形式的大量民俗资料被誉为是构成日后庞大的民俗研究资料之核心。这一系列调查民俗、编撰民俗志、绘制民俗地图的结果，为确立民俗学在日本人文学科中的地位以及为日本民俗学科研究的发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第五，形成于本国国土，研究的目光主要关注于国内。日本民俗学科不同于物理、化学或社会学、人类学等诸般从西洋引进的学科，虽然它最终使用了民俗学(Folklore)这一起始于欧洲的名称，但整个学科本身是在日本国内逐步成形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这本是日本民俗学的典型特点，然而它也构成了日本民俗学科的一个负面特征——视线集中于国内，很少直视国际性理论也很少进行跨国学术交流。
虽然柳田的理论有参考欧洲之痕迹，但在调查、研究日本民俗、日本文化时，民俗学界基本按照柳田制定的研究对象的分类、调查项目和柳田最早提出的周圈论理论去实践。相关的学术刊物或研究会上虽然介绍欧美一些国家的民俗学和人类学科之发展或研究状况，但是未有将欧美人类学理论引入研究日本民俗的动向。大学的民俗学专业课程也基本不教授外国相关理论或邻近学科的理论，这造成该学科研究视野狭窄、研究方法贫瘠的负面特征。
第六，以某个个人为开创学科之祖，并且其影响始终不衰，这可以说是日本民俗学的组织性特征之一。柳田国男提出了日本民俗学的研究目的、对象和范围，并且提出了“重出立证法”、“周圈论”等具体研究方法。柳田还就庶民的祖先观念、灵魂观、方言特征以及古老民俗的传播、分布等撰写论文提出见解。这些理论和见解被日本民俗界奉为圭臬，柳田本人因此被尊为民俗学开山鼻祖。
日本民俗学学会成立初期，该学会的最高责任者曾经是“会长”。而今日日本民俗学组织机构的最高责任者不是会长，而是“代表理事”。日本民俗学会的代表理事一职由选举产生，是一个由会员轮流担任的学术职位。这个学术组织的最高职位——会长——的最初担当者是柳田国男，而后这个职位一直留给柳田国男，尽管他已经逝去多年④。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柳田个人对日本民俗学科的影响以及日本民俗学科对某个个人的崇敬和接受其影响程度之深。
（三）民俗资料标示法与“民俗地图”
民俗学调查报告或民俗研究论文里使用的一览表、时间顺序表之类的表格与照片、形状示意图、地点示意图、位置示意图等等，总括起来称其为“民俗图表”。而以一般地图或空白地图为基本载体和操作基点，在图上标示出特定的代表某种民俗事项的符号的图形，如某项民俗现象的分布图、变迁图、异同图等与地图关联的图形则一般被归入“民俗地图”类。民俗图表或民俗地图都是民俗学论文经常使用的辅助性论述方法。然而它不仅仅是帮助读者清晰地理解作者论述或记述民俗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民俗地图首先是辅助研究者本身整理、分析民俗资料，构建民俗理论的重要工具和方法。
日本民俗学代表性理论，主要有涉及文化传播与变迁的“周圈论”，用于再现历史传承结构的“重出立证法”，重视民俗地域性特征的“地域研究法”。其中，柳田提出的方言周圈论就是运用了“民俗地图法”处理全国范围内的方言资料而后得出的一个结论。而后，这个用于解释古方言变迁的理论被广泛用于诠释各种民俗文化，从“方言周圈论”扩展为“文化周圈论”，成为日本民俗学科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⑤。
在积蓄诸多生活文化资料的同时，民俗学科也精炼出了民俗资料的记录方法、保存方法和研究分析方法。民俗地图法即是其中醒目的存在之一。在日本民俗学入门书《日本民俗学概论》⑥里，民俗地图在《民俗学研究法》一章里堂堂登场。虽然论述文字并不多，但举凡欲进民俗学之门的学生或人士，在学习民俗学基础时，都会接触到民俗地图。
日本民俗学科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关注到“民俗地图法”是一种民俗学科可以用来表述并且诠释民俗的方法。《民俗学评论》第13号⑦《民俗地图专集》是民俗学学会刊物上讨论研究方法的专集，也是日本民俗学学术史上重要的研究专集。以研究专集形式讨论民俗地图的学术意义以及具体内容，这说明民俗学科从整体上已经关注到民俗地图作为一种民俗表述方法的重要性。从那之后，学习民俗学的学生们要学习民俗地图的绘制和运用，民俗工作者们在民俗和文化遗产紧急调查和普查记录时，频繁使用民俗地图标示。
欧洲以及日本学界几十年的学术实践证实，民俗地图已不再是单一的地图，它成为一种记述和分析、论述民俗的方法。它不仅是帮助读者清晰地理解作者理论论述或易于形象地再现民俗事项的手段，更重要的是，民俗图表和民俗地图首先是辅助研究者本人整理、分析民俗资料，构建民俗理论的一种重要方法。民俗地图的制作可以分作个人规模和行政规模的两大类。
1)个人规模的民俗地图
通观日本民俗研究的个人著述或民俗调查报告，可以看到这些文章都不只单纯运用文字来记述。文章内几乎都附有一定数量的照片、某种形式的统计表格或数据一览表、民俗分布或民俗变迁的示意图或地图等等。“民俗地图”作为一种用于记述各种民俗与分析研究民俗的方式，今日已经成为日本民俗学常用的方法之一。这些标示民俗分布或变迁的图表作为文章叙述的辅助手段出现，但无疑它使文字记述具体化、形象化了。依靠这些辅助手段，读者对作者欲阐述的理论结构可以有直观化的理解。作者易于阐述清晰、读者易于理解接受。
柳田国男1927年在《人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民俗方言的著述《蜗牛考》一文里使用的方言周圈分布图，在日本民俗学学术史上一直被奉为是日本第一幅用地图标示并阐述民俗的“民俗地图”。该图是一幅在日本地图上标示各地民俗方言词汇分布规律的图。柳田通过日本一个方言词汇在各地的分布符号，指出古方言传播和演变的一条规律。
由于柳田论文里的附图是在细长形的日本国土空白地图上的标示同一方言不同的发音的分布，地图上绘满了分类符号，不易读解，于是著名语言研究家柴田武在解读、诠释柳田提出的民俗词汇分布理论时，绘制了一幅诠释柳田绘制的民俗地图的示意性民俗地图。柴田武用他自己绘制的示意图，简要地解说柳田提出的古方言在日本东西向狭长的国土上分布的规律性。
继柳田1927年第一幅民俗地图问世之后，20世纪30年代，民俗学者们开始逐步尝试绘制和运用民俗地图法。民俗记录和民俗研究的各种论著里开始星星点点地出现学者们制作的、用以辅助说明自己调查内容的民俗地图。但是，当时尚并未形成民俗学科对民俗地图的整体认识，人们并未把这些地图提升到方法论角度认识。
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民俗学者小野重朗采用了一种别致的“线条／圈式民俗地图”标示方式提出了一项与柳田国男的著名理论相悖的理论。他在一个县的范围内用3年半时间实施了周密的民俗田野调查之后，把获得的民俗数据用点式符号标在地图上，然后把相同类型的点式符号用线条连接起来。他根据图面呈现的多个圈式图形，提出了一项关于民俗分布、变迁规律的新见解。这种新见解向日本民俗学的权威柳田国男提出的周圈论理论挑战，反驳周圈论提出的文化传播方向，指出方向应当正相反。这是个人编制民俗地图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事例。
这些个人规模制作的民俗地图形成一种民俗学界以图记述或阐述民俗的惯习，构成大规模制作大范围民俗地图的良好基础。下一节要讲述的两套大范围的民俗地图《日本民俗地图》和《都道府县别日本民俗分布地图集成》的规划，就是在这样的日常性个人绘制民俗地图的学术氛围和技术基础上才得以产生的。
其后几十年在日本民俗学科的理论实践过程中，有一些学者根据各自调查研究的实例，指出柳田的理论虽然在研究方言的领域里获得成功，但它并非适用于诠释日本全部民俗事项。尽管如此，它并不影响民俗地图法作为一种记述和阐述民俗的有效方法被日本民俗研究界接受并且广为制作和运用。
民俗地图的使用，为记述和研究民俗提供了一个新的广阔的境地。与此同时，也应该指出：在日本民俗学界，个人层次的民俗地图虽然有柳田国男和小野重朗那样提取出重要研究理论之例，但大多数个人绘制的民俗地图，仍然停留在片段式地表述民俗事项某个侧面的阶段。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限于个人或者某个调查小组的人员的人手所限，同步开展调查的范围有限，获得的同时同步民俗的资料有限。
第二，个人或者调查小组往往是根据某个课题做调查。受课题范围所限，不可能对某一地区做普查式的全面调查。
第三，个人或调查小组的财力和时间持久性有限，无法做到对广域民俗或一些时间性较强的民俗事项，如年节、人生仪礼或每年一次甚至数年一次的地方性祭祀或游乐活动等做相对长时间的追踪调查或持续观察。
从这一角度看，民俗地图的绘制以及为绘制民俗地图展开的民俗调查规划，以具有相对大规模的、行政参与的、有财政支持的为好，其收效以及所制作的民俗地图的科学性高、持久性强，保存率（如图书馆收存率）和利用率均较高。下面讲述这类相对大规模的民俗地图制作的历史和事例。
2)行政规模的民俗地图
1950年，柳田国男监修的《民俗学辞典》里附录了3幅民俗事项分布图：海女分布图、头顶搬运分布图、两墓制分布图。这是日本民俗学类词典收录民俗地图的首创，也是词典类收人民俗图表的第一次尝试。紧接着，于1955年出版的5卷本的《日本民俗语汇》⑧也收载了五幅民俗地图。这五幅图分别是：围炉傍主妇座称呼、手巾的名称与用途、后宴名称、巫女称呼、河童称呼等五个标示民俗词汇在日本各地分布的民俗地图。这表明民俗地图不再仅仅是根据个人好恶随意制作或使用的简单的示意图表，整个民俗学科已经承认其存在及其在资料处理和研究分析方面的卓越功能，证明民俗地图法在日本民俗学科已经完全立足，正式成为民俗学方法论的一个成员。
20世纪50年代，随着日本社会经济进入急速发展阶段，传统生活结构发生急剧变化，日常生活中的民俗迅速变化和消失，记录尚存的民俗文化成为文化当局的当务之急。日本文化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策划绘制、发行全国性分类民俗地图的庞大工程。工程分两个大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首先在全国相当于中国行政区划的“省”级的47个“都道府县”各选定30个民俗调查点进行定点调查，然后计划用所得到的基础数据资料制定全国范围的民俗地图。1962年至1965年的3年时间里，在全国各个都道府县共1342个调查地点就20个调查项目做同样内容的定点式“民俗资料紧急调查”，记录下大量即将变化或消失的民俗资料。
第二阶段的工作内容，是分类处理调查数据和将各种数据用符号标于地图并编写民俗地图的文字讲解资料。日后陆续编制发行的《日本民俗地图》共10卷，由民俗地图和解说书构成。每一卷都有民俗专家学者及大批民俗学研究者和工作者参与。
1969年出版了《日本民俗地图》第1卷之后，至2004年才完成第10册最终卷的编写和出版工作。这样，从策划、调查实施开始计算，费时近四十年才终于完成了一套从1342个基本调查地点收集到的20类数据所代表的、基本覆盖日本全国各个地区的10卷本分类民俗、系列民俗地图集——《日本民俗地图》。
每卷民俗地图围绕大的分类题目，用几幅或十几幅大开张的民俗地图标示出全国各个“都、道、府、县”里30个调查地点的民俗数据或分类民俗事象等。这套10卷本的具体分类题目如下，后面方括号里是每册里按照不同题目制作的民俗地图的数量：
第1卷年节(1)［民俗地图30幅］
第2卷年节(2)［民俗地图30幅］
第3卷信仰与社会
生活［民俗地图15幅］
第4卷贸易与运输 ［民俗地图14幅］
第5卷生育与育儿 ［民俗地图10幅］
第6卷婚姻［民俗地图10幅］
第7卷葬制与墓制 ［民俗地图10幅］
第8卷衣着生活［民俗地图10幅］
第9卷饮食生活［民俗地图8幅］
第10卷居住生活 ［民俗地图10幅］
每卷民俗地图都是两册一套，除了民俗地图之外，都还分别附有一册厚达数5、6百页的民俗地图讲解和辅助说明资料。这被指称为是这套全国性民俗地图的最大特征和最有价值的特点所在。这10册讲解资料的写作难度，要远远高于标志民俗地图的工作。附录的与标示项目相关的调查数据等也是十分贵重的资料。正因为每卷十几幅民俗地图都附有民俗地图的讲解资料和附录资料，才使得民俗地图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也扩大了民俗地图的运用可能范围，甚至有学者评价作为民俗地图附录的讲解资料的学术价值远远高于民俗地图本身。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民俗地图的难度不在于绘制而在于对民俗地图的诠释。这里需要指出另一点，民俗地图的绘制和讲解说明的基本依据乃是周密的田野作业。来自自我的或他者的、周密科学的民俗调查数据，是制作民俗地图的必要前提条件。
除了在日本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式民俗类型数据调查之外，在政府财政资助下，47个都道府县的相关行政部门也在各自的行政管辖范围内选出150个调查点开展民俗调查，接着实施依调查数据和调查资料绘制各行政区域民俗地图的庞大工程。
这个覆盖全国范围的分头行动式的民俗地图制作工程实施的成果，是20世纪70年代实施，1999年开始陆续出版问世的各《都道府县别日本民俗分布地图集成》。这套集成按照日本国内的“地区”编排，有些地区单独成册，有些是数县集为一册，47个最高行政级别的都、道、府、县的民俗，共编辑为十三卷本民俗分布地图。这个浩大的工程，为有关学界日后认识、研究日本社会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当时和在此之前的民间民俗生活和文化，提供了一套系统性的记录和以图表标示的资料。
在进行民俗普查、获得精密民俗资料的基础上，陆续绘制出版的大型全国系列民俗地图集及各都道府县行政区规模的民俗地图集系列，从宏观角度概括记录下时代的民俗类型信息，为人们认识日本文化提供了一种工具，由此提高了日本人文科学界以及日本民俗界本身对民俗地图的认知度。虽然学术界对这类民俗地图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行政的参与和资助无疑促进了民俗地图的制作，也同时促进了民俗地图在民俗学科的普及，并保障及时记录下处于时代转折期的、稍纵即逝的民俗文化、民众生活各方面的许多珍贵数据。
日本社会于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各级行政部门继续组织人力制作、发行民俗地图，民俗学者亦根据个人调查或研究之需要，制作并在各自的论文里运用个人制作的民俗地图，这两种不同制作层次的民俗地图至今仍然在日本社会并行存在。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在认识、分析日本文化时，常常会根据各自的需要借助民俗地图资料提供的信息。甚至中小学生们在完成认识家乡的课题作业时，也会查阅、使用民俗地图，依据民俗地图和附属的民俗讲解资料来了解或记述本乡本土文化或开展与他乡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等。民俗地图已经走出神秘殿堂，成为向人们展示社会文化的日常方法或工具之一。
注释：
①《日本民俗地图解说书》，文化厅编辑，国土地理协会刊行，昭和44年（1969年）。
②笔者根据日本民俗学会颁布的截止至2007年的学会会员簿统计、整理。
③千叶德尔《民俗与地域形成》，风间书房，1966年8月。
④笔者留学期间，承日本民俗学会原代表理事（即民俗学会会长）福田亚细男教授教示。
⑤数十年之后，有学者根据大量的研究运用事例指出该方法并非解释日本文化的万能药，有些文化现象用周圈说无法说明或者结论恰恰相反。这些内容本文不做详述，仅在此做简单说明。
⑥《日本民俗学概论》，福田亚细男、宫田登编，吉川弘文馆，1983年11月。
⑦大冢民俗学会会刊，1975年10月刊行。
⑧《综合日本民俗语汇》改订版，柳田国男监修，民俗学研究所编，平凡社，昭和31年10月初版，昭和45年10月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