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业”问题研讨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研讨会论文,工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文化产业在我国获得了迅猛发展，影视文化、录音录像技术、大规模批量生产的VCD影碟、多媒体电脑、 信息高速公路等已广泛出现于人们的生活中，一种新型的文化观念正在形成。怎样从理论上认识这一现象，早已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话题。2月25日， 本报理论评论部邀请首都部分专家、学者以及从事文化产业的工作者举行了“文化工业”问题研讨会。会议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探讨了“文化工业”问题，气氛热烈，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
一、“文化工业”一词的缘起
章国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指出，“文化工业”一词起因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本亚明发表于三十年代的一篇文章——《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本亚明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提出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一个新的文化现象，就是收音机、留声机、电影的出现带来的文化方面的变化，提出复制技术使文学艺术作品出现质的变化，艺术品不再是一次性存在，而是可批量生产的。这就使艺术品由为少数人欣赏变为为多数人欣赏。本亚明认为这是文化的革命和解放，给无产阶级文化带来了新的广阔天地。文章招来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代表阿多尔诺的批评，阿多尔诺和凯勒在《启蒙的辨证法》一书中首先使用了“文化工业”一词，该书专门设有“文化工业”一章，这个词的英文即Culture Industry，翻译是没有错的，它指的是用工业生产方式来生产文化产品。阿多尔诺是反对“文化工业”的，他认为“文化工业”的出现就是资本垄断对文化的控制，使文化变成一个被资本所操纵的行业。资本侵入文化领域，造成了文化的质变，使文化从一个人类的创造性的审美活动所创造的成果变成一个工业机械生产的东西，这就取消了文化的内在本质——内在的一次性的不可替代的性质，文化艺术品的“光晕”（即一次性存在）被取消了。董学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则认为，最早涉及“文化工业”问题的是马克思，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里对这一问题谈得比较多，只是没有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
二、“文化工业”的概念
吴元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董学文认为，“文化工业”是和“大众文化”差不多相一致的，翻译成什么并不重要。章国锋则认为，“大众文化”更多的是民间文化，指民间歌曲、舞蹈、文学、戏剧等；而“文化工业”则是资本入侵或占领文化领域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文化工业”是高科技和资本结合产下的一个怪胎。王逢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也认为“大众文化”的对象是大量的人，大量的群体，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文化工业”。崔少元（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博士研究生）则将“文化工业”定义为：资本在文化领域的运作、渗透，包括资本的投入、分配和流通，是一种文化的商品化。
三、怎样理解与看待“文化工业”
吴元迈认为，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阿多尔诺的观点有许多片面性，如全面否定一切“大众文化”等，他是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来看待“大众文化”的。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批判和揭露是完全应该的，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启示，但“大众文化”的产生在西方在中国都有其合理性，客观上是服务于老百姓的，有许多可以吸收、借鉴的东西，不能说它完全是渗透了资本主义文化、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不能将其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更不能等同于西方文化。优秀的“大众文化”照样可以反映人民的心声。西方学者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是与其整个的社会批判学说相一致的，他们认为艺术不需要与社会统一，艺术对于社会来说是社会的反题，这一点对于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不可取的，中国的文化不可能站在与社会对立的角度提倡反社会的文化、无功利的文化。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还是毛泽东讲的，要阳春白雪又要下里巴人，要普及与提高的结合。另外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英国的威廉斯对“大众文化”的理解比较可取，他认为“大众文化”的消极东西可以批判，但“大众文化”同“精英文化”一样都可以创造我们共同的文化，这就比较辩证。
王逢振认为，当时阿多尔诺的批判是带着对未来的设想，那时他觉得文学艺术还是一块净土，人们还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摆脱商业文化影响的审美享受。现在文化的商业化、商业的文化化已成大势所趋，目前又一次革命的出现，电脑、超网络、文献宇宙等的发展，使得整个意识形态、生产方式都在变，尤其经济的一体化、区域化，必然对文化带来很大的冲击。不管在西方社会也好，在国内也好，目前这种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机制、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人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四、怎样评价中国出现的“文化工业”现象以及我们的对策
崔少元认为，“文化工业”在中国已出现是勿庸置疑的问题。董学文则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还不能说已进入“文化工业”的时期，比如从印刷量来看，日本是中国的3倍，人均36倍。 在我们的政策领域最好回避“文化工业”概念，采用“文化产业”的说法，因为“文化工业”特定性太强。我们应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工业”，即在文化内涵、价值取向和整个“文化工业”素质上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在“文化工业”的瓶中装我们自己的酒。
王逢振认为，今天谈文化，可以谈得大一些，今天人们乐于消费洋葡萄酒和麦当劳，其中也包含着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我们要看到这种现象，研究这种现象。
章国锋指出，资本打着文化的外衣进行渗透，不断影响、改变、侵蚀人们的思想，形成意识形态的倾销，这种文化暴力比武力更厉害。我们发展自己的文化事业要有应有的对策和基本立场，如果对西方的“文化工业”采取不抵制、不认识，只是麻木地接受的态度，其后果是可怕的。现在世界出现非领土化、非国界化的现象，不论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都打破了一切边界，这种打破一切边界的文化渗透是毫无阻挡的，这样下去，中国的文化传统会不会丧失，值得忧虑。刘润为（《求是》杂志社文教部副主任）认为，“文化工业”的普及面已深入到人的潜意识领域，对文化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技手段和操作手段。西方“文化工业”的主流还是服从资本的逻辑，二战后的“文化工业”，以美国为例就是垄断性。在反文化这个意义上，“文化工业”消解审美，追求的是同步反映、本能功能，绝对没有再思考和理性的升华。西方“文化工业”产品对第三世界具有明显的殖民文化功能。他们推行欧美中心论，必须引起第三世界的注意。但我们不能采取单纯回避的方式，我们现在采取的文化策略，应当是一方面不闭关自守，不采取隔绝的态度，另方面不丧失主体意识。排除有害因素、吸收有利的东西，发展壮大我们自己，使我们在复杂的文化格局中战而胜之，得到发展。对于第三世界来说，走欧美的“文化工业”模式不行，否则就会失去文化主权，第三世界主权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发展权问题。现在世界的发展正在向“文化霸权”阶段转化，将来谁在国际格局中、在文化上取得支配地位，谁在全世界就是赢家，有支配地位。
五、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关于“文化产业”，章国锋认为，“文化产业”与“工业”是一个词，马克思著作中出现很多“产业”工人就是用的“工业”工人。崔少元认为“文化产业”与“文化工业”不尽相同。钱光培（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指出，对于“文化产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我们是从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的角度、特别是北京市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到底该如何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我们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来源于日本的“新文化产业”，是指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产生的一种人类文明的现象。资本主义可以用“文化产业”，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文化产业”，关键是看在“文化产业”中贯彻什么思想。把我们的经济、整个社会发展跟整个世界发展的潮流接轨，只能把我们的国家推向进步。文化和经济的结合不是文化的堕落，而是文化的进步。面对这一问题，我们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起中国的“文化产业”论。对文化的经济价值的认识，国人是落后了。文化是财富，文化会产生很大的经济价值，没有这个认识，就没有观念的解放。发展“文化产业”，不能象过去那样单纯靠政府拨款，如果有产业机制，可以帮助促进文化，要依靠经济杠杆的作用，促使社会把文化搞成高水平、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国家可以集中力量来搞好基础研究、高雅艺术、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其余的产业化，用税收养公共文化事业。文化已成为今天经济进步的新形象，开发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未来的经济学不是单纯的“产业”，而是“产业”与文化与社会学的综合体。高起祥（北京社会科学院院长）认为，“文化产业”的提法比较好，不要涉及太多的概念问题，关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文化产业”角度来研究北京的问题，北京今后路怎样走，就要分析北京的优势、劣势。北京的优势有三：一是首都，有巨大的幅射力、吸引力，这给北京提供了广大的文化市场；二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三有充分的人才智力优势。须以此来确定北京的发展战略，“文化产业”必须是主要经济支柱之一。建国以来，北京走的是一条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道路，如何避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萧条之路，是值得研究的。北京最佳的选择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包括旅游业、体育业等）。“文化产业”是可以大力吸纳劳动力的产业，英美从事“文化产业”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从事制造业的人数。北京可以吃文化饭，文化可以吃市场饭。现在文化市场的消费需求很大，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文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文化只有走产业化的路才能发展。再把文化局限为事业单位，已不适合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态势。现在，一部分企业家已把注意力转向投资北京的“文化产业”。目前，不从经济角度研究文化，不从文化角度来认识经济结构调整，已说不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