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俭与萧子良集团的对峙对齐梁文学发展之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团论文,论王俭论文,萧子良论文,梁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旨在历史的语境中，就王俭和萧子良集团的政治角力，来探讨在此复杂的对峙关系中，对于文学所发生的影响。认为所谓“竟陵八友”属于政治得势者的虚构，实际上并不存在；而齐代儒学和佛学之消长与王俭及萧子良集团的政海沉浮有着直接关系，这对集文章学大成的《文心雕龙》的思想内容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 永明年间王俭权势之崛起
南齐永明年间，政坛上存在着两大“山头”，这两个“山头”一则以王俭为首，另则以文惠太子和竟陵王萧子良为首，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势力，对当时政治、学术乃至文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南朝宋、齐政权都依赖着姓高门支撑门面，学界已经指出萧齐取代刘宋，萧道成缺乏充足的理据。在篡夺过程中，不肯依附他的名士袁粲等被杀；而褚渊卖主求荣，则备遭鄙夷，如刘祥、谢超宗均曾当面指责褚渊，称赞袁粲，这会令萧道成深感尴尬。开国之初，齐太祖亟需高门士族的配合，借以在舆论上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梁书·谢胐传》说：“（齐）高帝方图禅代，思佐命之臣，以胐有重名，深所钦属。”而谢胐忠于宋朝，不为其所动；而褚渊辈又多有负面的影响，于是琅邪王氏之向背就具有了特殊的含义，萧道成获得了琅邪王氏中王僧虔与王俭叔侄的鼎力相助，这种帮助对于齐太祖而言，不啻如负翼之东风，因此二王在新朝之分量，可谓举足轻重。
在南朝宋末年，琅邪王氏部分成员也遭受厄运。王僧虔的兄长，即王俭之父王僧绰，宋世为刘劭所杀，当时株连甚广，王僧虔亦几乎罹难。故琅邪二王也是当时的受害者，他们弃宋投齐，一则有扭转家族厄运的考虑，另则亦隐含不满宋末暴政的心理因素。所以当他们为萧道成篡宋出力之时，所受责难就没有像褚渊那样不堪。
然而王氏叔侄介入新政的程度也有深浅之别，王僧虔主要以礼乐建设为新朝“辅政”；而王俭则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南齐开国的政治运作，《南齐书·王俭传》说：“时大典将行，俭为佐命，礼仪诏策，皆出于俭，褚渊唯为禅诏文，使俭参治之。”王俭成为南齐之开国元勋。从南齐建元元年直至永明七年王俭病逝，总共约十一年时间之内，王俭在政坛和学界都是极其重要的人物。《南齐书，王俭传》记载齐太祖叹曰：“《诗》云：‘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为我生俭也。”这说明在王俭与萧道成之间，保持着一种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关系。
自建元二年，王俭“转左仆射，领选如故”，虽间或有沉浮，但直至永明七年，王俭在政坛上掌握着遴选官员、教育太子等重要职责，并且在学术领域，他是官学的领袖。按《南史·宋文帝纪》记述，宋文帝尚儒雅，元嘉十六年诏命立学，“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言政化，称元嘉焉”。举凡个人的学术选择大都有仕途立身的考虑，这会影响到东晋以来玄学传家的琅邪王氏之学术，王俭出生于元嘉之末，较诸其叔父王僧虔，他更加转向儒家经学，时势的作用不可忽视。《南齐书·王逡之传》说：“升明末，右仆射王俭重儒术。”又《南齐书·陆澄传》有永明初陆澄和王俭论学的记录，可见王俭经学修养十分深湛。《南齐书·百官志》说：“永明三年，立学，尚书令王俭领祭酒。”既有学术造诣，又是朝廷功臣，王俭当之无愧地执学界之牛耳，他亦以江左风流宰相谢安自比。《南齐书》列传第二十：“史臣曰：……永明纂袭，克隆均校，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由于王俭的倡导，使得儒学在永明年间得以重振。
挟学术与政治的崇高地位，王俭非但左右风气，而且在朝廷用人和礼仪等方面，亦具关键性的影响力。王俭对于寒士心怀偏见，尤其竭力阻挠南士晋身仕途。《南齐书·张绪传》记载建元元年，张绪“素望甚重”，仆射王俭表面称赞其人，然一旦上欲用绪为右仆射，王俭就以张绪身为南士之理由，坚决反对。此导致张绪之子张充心怀愤恨，不禁上书王俭，为父发泄不平之气。“俭言之武帝，免充官，废处久之”。《梁书》本传说蔡撙是蔡兴宗之子，蔡兴宗有重名于前代，“齐左卫将军王俭高选府僚，以撙为主簿”。王俭用人，极其重视门第出身，对于维护门第秩序、压制南人，他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①。以致永明年间，南土深感压抑，他们不屈于其政治处境，《南齐书·丘灵鞠传》说：“永明二年，领骁骑将军。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死有余罪。’”丘氏此番言论，反映了南方士人乡邦情绪的反弹，他们长期受到压制，于是怪罪当年顾荣与北人的合作，痛恨从此之后，南士就沦于北人的压迫之下。
二 竟陵王文士集团与王俭势力之较量
萧氏“永嘉之乱”后，“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故在依然重门第的时代，从南齐太祖和世祖而言，作为南人政权，他们必须借重于王俭门第、才学的影响力，南齐初年所选择的政治道路，亦犹如过江之初“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之具体而微者。然而王俭不甘于王导“愦愦”之政，却好以谢安自许，作为政治人物，他希望将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诸多领域，当他权倾天下之时，势必会招致其他政治势力的不满甚至挑战，而文惠太子等正可以视作王俭之劲敌。
永明初，王俭非但主持制定新礼，而且朝廷贵族礼仪举止是否符合规矩，亦由王俭来判定，这会令世祖之外的萧氏人物深感不适。齐高祖崩于建元四年，是年萧长懋二十五岁，被立为太子，他立即培养文武亲信，掌握更多的权力。因此，当时王俭作为一大实权人物，太子势力必然会与之产生冲突。《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说：“五年冬，太子临国学，亲临策试诸生，于坐问少傅王俭曰：‘《曲礼》云“无不敬”。寻下之奉上，可以尽礼，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总同敬名，将不为昧？’……太子又以此义问诸学生，谢几卿等十一人，并以笔对。”此番关于经学的讨论，其实隐含着文惠太子要为君臣关系正名的企图，对于身为太傅的王俭，文惠太子暗讽其僭越本分，两者之间的矛盾已经显现。
竟陵王萧子良是文惠太子的同胞兄弟，他虽然比萧长懋行事更有所顾虑，然而对峙王俭势力，萧子良无疑是文惠太子最有力的支持者。竟陵王开西邸，是何种缘故、吸引哪一阶层的士人辐辏于萧子良身边，这就尤其值得深思。南齐永明年间，寒士往往归趋竟陵王，这是因王俭严拒寒士的用人制度使然。譬如贾渊、陆杲、高爽及钟嵘等虽蒙其赏识，也仅仅担任主簿、孝廉及秀才之类职务，离清显之位甚远，对这些才华出众的寒士以及失势的高门子弟，王俭仅仅以文士待之，在寒士谋求晋身的仕途上，王俭堪称一大障碍。寒士受阻于王俭，自然会另谋出路，于是竟陵王西邸令此辈人物心向往之。
自刘宋至南齐，门阀政治进一步式微，南渡的北方寒门与南方土著士人逐渐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但是在王俭把持之下，令他们永无出头之日。竟陵王于是利用这种社会心理，将共同拥有不平之气的此类人物吸引到身边，形成“西邸”济济多士的盛况②。
疏远王俭却倾心于萧子良者，大致有下列情形。首先一种人物属于政治上的狷介者，譬如《梁书·何点传》说：在齐初，何点讥讽褚渊、王俭，王俭、豫章王嶷想见何点均遭拒绝，“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见之，点时在法轮寺，子良乃往请，点角巾登席，子良欣悦无已”。何点以刘宋遗民的姿态，来表示对于出卖故主者的抗议，而他愿意与萧子良来往，这说明萧子良在此辈人物心目中，尚具某种人格魅力，与南齐政权则有所区别。
其次一种人物则可视作出身于寒门之才士，《梁书·范云传》说范云早在齐建元初从竟陵王子良游；《梁书·沈约传》说：“时竟陵王亦招士，约与兰陵萧琛、琅邪王融、陈郡谢朓、南乡范云、乐安任昉等皆游焉，当世号为得人。”有才学之寒士和高门失势者相结交。另据《梁书》记录，张充、王思远、陆慧晓、宗夬、陆倕、孔休源、范缜、江革及王僧孺等均曾为“西邸学士”。另有一种人物属名家子弟，因在新朝不得志，故也转投于竟陵王门下，如《梁书·谢征传》说：“谢征字玄度，陈郡阳夏人。……父璟……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璟亦预焉。”《梁书·王亮传》说：“王亮字奉叔，琅邪临沂人，晋丞相王导六世孙也……亮以名家子，宋末选尚公主……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才俊以为士林馆，使工图画其像，亮亦预焉。”
萧子良“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而以竟陵王的身份招徕宾客，相类似者，前代有西汉淮南王、河间献王等，他们广招门客，不仅出于学术或文学的爱好，更多的是由于政治的诉求，古来如此，萧子良似亦不例外。刘跃进先生《永明文学研究》已指出，竟陵王所亲近的西邸人物，兼有谋士和作家的双重身份③，这是十分准确的评价。虽然永明末年，萧子良与萧鸾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但此前寒士等“游集”于西邸，却主要是因遭以王俭为代表的政治势力排斥的缘故。
三 政治权益的争夺与儒释两家之分庭抗礼
佛教在南朝宋就已经十分盛行，琅邪王氏自东晋以来即以玄学名家。王俭似专治儒家经学，但是其叔父王僧虔却与僧人过从甚密，这在慧皎《高僧传》中有记载，而且从其名字，亦可窥见王氏与佛门早已结缘。琅邪王氏在南朝政坛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与其学以致用的策略颇有关系。从宋末至齐初，王僧虔和王俭就孜孜于新朝礼仪、礼乐的建设，俨然一代儒宗，而其玄释一面则不示世人，这样做的用意，显然是要借助礼仪来稳定社会秩序，从而确立自己家族的优越地位④。按《南齐书·陆澄传》记述，永明元年，王俭与陆澄纵论汉魏各家经学之得失，而且自永明初王俭推行崇儒的举措，这是作为新朝既得利益者的必然反应。
然而在王俭等所擘画的社会秩序之中，寒门被摒弃于主流阶层之外，而且令萧齐亦会感到自己出身卑微的窘迫。如此一手遮天，王俭等势必逆社会潮流而动，只能奏效于一时，却难以掌控局面于永久。《南齐书·王晏传》说：“七年……时王俭虽贵而疏。”当萧齐利用王氏的名望达到取代宋朝的目的之后，王俭必然被疏远。因此当南齐武帝对待王俭尚十分尊敬之时，文惠太子和竟陵王则已经在暗中削弱王俭的政治实力。
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对立面，往往希望打破旧秩序，这需要从思想和学术方面加以突破。竟陵王凝聚寒士的宗教或学术手段之一就是佛教，这样做实质上是针对以王俭为代表的高门势力，企图改变社会的阶级结构。《南史》本传说：“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沈约撰《为齐竟陵王发讲疏》说：“思欲敷震微言，昭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讲席于上邸，集名僧于帝畿……同集于邸内之法云精庐，演玄音于六霄，启法门于千载。济济乎，实旷代之盛事也。”如此大张旗鼓地集会，显然与王俭崇儒的主张背道而驰。故西邸与其说是一个文学的社团，还不如视为一个佛学的集结；与其说是一个佛学的集结，更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倾向的同盟。关于萧子良的佛学思想，今人从僧祐《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录序》中可以窥其大概，传世的萧子良《净住子净行法门》等文字有教人遵守佛教教义刻苦修行的内容，参照《南齐书·萧子良传》说萧子良“所著内外文笔数十卷，虽无文采，多是劝戒”，大致吻合。然而必须看到，在萧子良的佛学渊源中，他对于《维摩经》有着特殊的爱好。《高僧传》卷第十三《经师》之《齐安乐寺释僧辩传》说：“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同声发而觉，即起至佛堂中，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韵声流好，著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普智、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保超胜及僧辩等，集第作声。辩传古《维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维摩诘法力无边，无所不可，且出处自如，最令萧子良等于心有戚戚焉⑤。
在竟陵王西邸可谓兴起了一股“维摩热”，西邸中上下人物借助“维摩诘”以获得强大的自信，现实中的许多束缚和压抑感均被一扫而空。按《高僧传》卷第十一《明律》之《齐京师建初寺释僧祐传》说：“永明中，敕入吴，试简五众，并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故僧祐十分了解萧子良的佛学用心，僧祐《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录序》说：“夫五时九部之契，三请四卷之机，玄哉邈乎！奥不可议已……”佛教徒称佛学经籍为内典，而中土固有文献，诸如儒道等家均属外学，其所谓“俘剪外学”，指佛教令中国儒道思想相形见绌。僧祐《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录序》进一步评说萧子良“至于苞括儒训，洞镜释典，空有双该，内外咸照”，竟陵王门下虽儒释兼修，但是以释统儒是其学风特征，《南齐书》本传称萧子良“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儒家经学仅仅是其整体学术中比较次要的部分，故文惠太子和萧子良崇佛的意图就十分清晰了，他们想借助佛教来解构以王俭为代表的政治思想之基础，从而使南齐政权在门阀势力的掣肘之下，完全解脱出来，这是齐武帝想做而不能做，而文惠太子和萧子良却在永明之初就放手去干的事情。
《南齐书·刘绘传》说：“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这表明当王俭去世之后，更多士人汇聚于竟陵王西邸，这为此后的文学演变奠定了基础，其影响极其深远。
四 大兴佛教与建武以来寒士地位之提升
萧子良西邸中人物并未受到齐武帝的重视，《南史·刘系宗传》说：“刘系宗，丹阳人也……系宗久在朝省，闲于职事，武帝常云：‘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武帝一则借重名门人物如王俭之辈，另则重用能吏如刘系宗者，而像沈约、王融辈文士则被冷落了。再加上王俭的阻挠，寒士很难有用武之地，所以多种因素一并促使他们汇聚到竟陵王西邸，最终与南齐王朝产生离心离德现象。
一旦萧子良去世，这股力量却不会顿然消散，它一定会寻找释放其能量的机会。南齐武帝崩后，朝政经历动荡，萧鸾继位，定年号为建武，在此建武四年之中，高、武子孙多遭其毒手，萧齐自身元气大伤，气数将尽。朝廷继续和著姓人物合作，继王俭之后，王晏本要在朝政中担当王俭的角色，但是他显然不能具备王俭那样的影响力，高门士族在政治中的作用已大大减弱。此消彼长，在此一时机，寒门士子就不再归依暂时的庇护人，而是要寻求改朝换代的机会，萧衍于是就乘势而出。
关于萧衍和竟陵王西邸的关系，历来存在着误解，这要从比较《南齐书》和《梁书》两种史书来澄清此一问题。世所谓“竟陵八友”之说仅见于《梁书》，《梁书·武帝本纪》说：“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参军，迁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俭一见，深相器异，谓庐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融俊爽，识鉴过人，尤敬异高祖。每谓所亲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此种叙述涉及了齐初至永明年间的王俭和萧子良两大“山头”，首先所述王俭对于萧衍前程的预测，就令人怀疑，萧衍门第卑微，王俭是否能容忍萧衍三十以后“贵不可言”？结合他竭力阻碍寒士升迁来看，此说的可信度不高；其次萧子显是南齐豫章文献王嶷之子，《南齐书》是其入梁之后所撰，关于萧齐内部的激烈斗争，在叙述上，他可能有所避讳，尤其对文惠太子、竟陵王与萧鸾之尖锐矛盾，更是语焉不详。然而相对唐姚思廉所撰《梁书》，其叙述上的差异，确也耐人寻味。从上述关于竟陵王西邸人物的记述来看，似乎尽出于《梁书》，而《南齐书》则告阙如。此存在着多种可能，一则若西邸盛况是史实，然而萧子显却视而不见或不屑一顾，甚至因为这些人物中多有南齐之罪人，故心怀愤恨，既然不便作负面的斥责，则更不愿作正面的实录，所以在记述上故意遗漏；另则西邸人物在颠覆齐朝的过程中居功不小，入梁之后，更是名流辈出，因此《梁书》的“西邸”记载，属于开辟新朝后的往事追忆，新朝的权力因素难免渗透到此种追忆之中，使得历史本身遭现实权力的重新组合，以致出现某些失真，亦是自然而然之事。
所谓“竟陵八友”之说就包含着上述两种可能性，“八友”指萧子良集团中最核心的人物，然而在萧子显所撰《南齐书》中从来未出现“八友”之词，而且在为相关人物立传时也没有谈及“八友”之事，足见此说是梁代人为抬高萧衍之杜撰，而姚思廉未经考辨就征引入《梁书》，实有失草率。
在《南齐书》中，虽语涉“西邸”，而对萧子良所接近的文士仅重点记述了王融和谢朓的行状，至于入梁者则鲜有涉及；而《梁书》在上述叙述中，可能夸大了萧衍在当时的地位和声誉，至如说王融“识鉴过人，尤敬异高祖”，由于王融死于梁代开国之前，纯属死无对证之词。《梁书·沈约传》说：“时竟陵王亦招士，约与兰陵萧琛、琅邪王融、陈郡谢朓、南乡范云、乐安任昉等皆游焉，当世号为得人……高祖在西邸，与约游旧。”这样的记述比“八友”之说更为可信，反映出西邸的核心人物有萧琛、王融、谢朓、范云和任昉等，萧衍即使亦参预西邸的活动，当在核心圈外，所交游者盖属西邸人物，而与萧子良本人则相对疏远。《南史·范云传》附《范缜传》说：“武帝与缜有西邸之旧，见之甚悦。”萧衍曾接近西邸，这当是可信的。任昉是西邸中一个颇为活跃的人物，《梁书·王僧孺传》说：“初，僧孺与乐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学友会。”《梁书·任昉传》说：“始高祖与昉遇竟陵王西邸，从容谓昉曰：‘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昉亦戏高祖曰：‘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谓高祖善骑也。”从此番对话可以看出任昉语含调侃，亦可佐证在永明年间之西邸中，萧衍尚未获得尊重。
萧衍之发迹，实在南齐明帝之时。俟萧衍军事实力足以撼动根本，西邸中的范云、沈约和任昉等均将萧衍视作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他们十分积极地帮助萧衍取代齐朝，此可视作萧子良所组织的西邸集团利益诉求的进一步延伸，直至梁代立国，才令其利益目标部分达成。
梁天监初年，梁武帝崇儒与佞佛并举，天监三年四月，梁武帝颁布《敕舍道事佛》，又于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撰《舍道事佛疏文》，以助长佛教。这说明萧衍起初还是遵循开国者的通例，以儒学为立国之根本，然而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迅速转向呢？这需要仔细辨析。
南朝政权具有依赖高门著姓的惯性，萧齐如此，萧梁亦不例外。天监初，梁武帝政治上本想依靠沈约、范云等人，然而一方面范云于天监二年去世，沈约等名节已亏；而且沈约辈属读书人，在政治上缺乏才干。故在为新朝大张声势等关节点上，沈约辈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自然就难以博取梁武帝的欢心。另一方面梁武帝竭力争取高门著姓的合作，《梁书·谢胐传》说及高祖平京邑，“表请胐、胤曰……”，作为宋代的忠臣，谢胐、何胤拒绝与齐朝合作，名高当世。所以萧衍大权在握之际，也想借助谢胐、何胤名士的影响，请他们出山点缀新朝，但是谢胐、何胤依然故我，即使不拒人于千里之外，也只是敷衍而已，这使得萧梁开国与萧齐不同。在天监四年，范缜曾指责梁武帝重谢胐而轻王亮，其实他未能理解梁武帝要借重于名士的苦心。齐朝之初，即使谢胐辈不给面子，但是尚得到王僧虔、王俭等的支持，使得这一政权尚不失其高门拥戴的体面。而萧衍笼络不到像王俭这样的人物，所以才有褚绢“建武以后，草泽底下，悉化成贵人”的讥讽⑥，此对执政者而言，不免就会有心虚的恐慌。
《梁书·庾於陵传》说：“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於陵与周舍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梁武帝所谓“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是对东晋以来用人制度的一大改革，这是由武帝所依靠的社会基础之性质所决定的。南齐清选之官职，建武之前大都被王俭这样具有强烈门第意识的贵族所把持，有才而无甲族身份者，譬如沈约等只得发愤于竟陵王萧子良，这些人物逐渐形成势力，在萧子良死后，于是均把出头的希望转寄于萧衍，帮助萧衍完成易代之举，因此萧衍也必须要回馈其助力，旧的用人规则因此而被打破。
梁武帝孜孜思考如何“熔范贵游，纳诸轨度”，以令社会精英阶层臣服自己。自齐王俭把持政治以来，萧衍辈受尽了以儒学自居的名流的压制，当高门著姓藐视新朝之时，前朝萧子良西邸借助佛教以解构儒学的伎俩，此时便会继续释放其未尽的能量。萧衍要惩治高门的高傲，而报复的方式之一，就是釜底抽薪，用佛教来贬低儒学，从而瓦解高门在社会政治中的影响力，非但令其擅长的儒学、玄学沦为俗学，甚至令其门第的光环亦黯然失色，佛教就成为其有力的政治资源。学界一般止于表面化地指责梁武帝“佞佛”，却未曾看到其借助佛教的政治意图。故而梁武帝朝佛教盛炽，探流溯源，此乃发轫于南齐竟陵王西邸的社会思潮，推波助澜至梁代，必将迎来一个高潮。
五 儒释对峙与南朝文学新格局
关于齐梁文学的发展大势，《梁书·庾肩吾传》说：“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胐、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其实已经揭示了出自竟陵王西邸的“永明体”和梁代“宫体诗”之间的源流关系，从宏观角度讲，寒士的势力尤其是南方士人势力的由弱转强，必然在文学中反映出来，而西邸文士的文学正代表了这一趋势，整个齐梁文学逐渐被这一股势力占据了上风。
如何回应此一文学的巨大变迁，当时文坛有不同的声音，考察刘勰《文心雕龙》，此书无疑是一重要的参照。关于刘勰的知识结构，学界历来有儒、释之争，此学术之两端分别和王俭与萧子良集团的学风有关。刘勰所接受的学术熏陶，以其莒人的学术传统至为关键，杨朋照先生《〈梁书·刘勰传〉笺注》指出“且名儒之隐居京口讲学者……流风余韵，或有所受之矣”⑦。关于刘勰的生卒年，各种年谱持不同的意见⑧。然而《文心雕龙》大致成书于齐末，这获得学界普遍认同。当时刘勰“齿在逾立”，故永明年间正是刘勰一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其思想和学养基本上在此一时期铸就。牟世金先生《刘勰年谱汇考》评价建元之初“齐祖尚儒，辅以王俭，其后数年之‘儒学大振’，对彦和之重儒必深有影响”；并且指出永明年间由于王俭的倡导，形成“家寻孔教，人诵儒书”的学风，而成年之刘勰当是“执卷欣欣”者之一。
但是还须注意到，除了王俭，刘勰与永明年间萧子良这个“山头”亦深有渊源。牟世金先生《刘勰年谱汇考》指出，刘勰依僧祐入定林寺，时在永明八年二月之后，此说十分可信。从《文心雕龙·程器》篇可以看出，“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这是刘勰立身处世的真切写照。永明七年王俭去世，此意味着一种势力顿然消退，而文惠太子和竟陵王的势力则后来居上。刘勰敏锐地感觉到借通经以致用的人生理想已然落空。为了寻找新的政治出路，刘勰欲靠拢萧子良集团，僧祐是萧子良所敬重的高僧，正可以作为刘勰晋身仕途的有力中介。刘勰才学卓越，他若要成为西邸中人，亦无不可。然而，从刘勰儒学倾向及其南渡北人后裔的身份来讲，似与西邸中浓郁的佛学氛围以及其人大多属于非主流南方寒士的特点，并不十分投合，故刘勰若直接与之交往，似有所不宜。而僧祐则不然，他是萧子良弘佛的具体贯彻者，对于萧子良的用意亦有深切的领悟，通过僧祐，刘勰可以与此转为主流的势力集团攀上关系，这会为其日后仕途带来便利。
然而体察某人在政治层面上的算计，与其人学术倾向及审美趣味并不完全一致。刘勰自幼所秉承的儒学教养是根深蒂固的，即使追随僧祐深入研习佛学，然而语言是文章之基石，从《文心雕龙》可以看出，亦如王俭一般，对于传统的四部文献，刘勰精熟于胸，他是一位对于中土固有语言、文章以至文化浸淫至深的学者。“龙学”界一直存在着将刘勰的语言习得、审美趣味与其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相混淆的误区，殊不知再高深的佛学修养，对于早已养成的语文审美判断来讲，其影响是有限的。故而追随僧祐，想凭借西邸的势力以谋求政治上的前途，这仅仅是刘勰政治上的算计，而关于竟陵王西邸人物所带来的文章变革，刘勰却基本上不予认同，譬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自述梦见“仲尼”，便与萧子良之“梦于佛前咏《维摩》”立异，鲜明地表达其崇儒的倾向。
若以时空纵横的视角来看“近代”文章发生的变化，会体悟到促使此种变化的外来文化因子即佛教。由于佛教语文的冲击，使得中土固有文章发生了显著的变异，而此种变异集中体现在语辞与文体两个方面。而要挽救当时文弊，刘勰提出“原道”、“征圣”、“宗经”等基本理念，此是结合文坛实际所发出的声音。学界十分重视刘勰“唯务折衷”的思辨方式，然而一切思辨都不可能脱离现实，对于王俭和萧子良两大政治、文化势力，永明年间士人，几乎到了“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的地步，故刘勰的“折衷”亦不能无视这样的存在，究其所谓“折衷”，无不暗中回应着王俭和萧子良两派。按《梁书·何逊传》说范云与何逊结忘年交好，“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提出“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的主张，论文者似乎均涉及了各体文章所包含之两极因素，此说明当时文章学领域存在着紧张抗衡的两种力量，然概括而言，齐永明以来在文坛上所出现的相对的审美趣味，若追究其根源，此两极大致派生于王俭和萧子良所代表的政治、文化势力。
关于王俭的文章学理论，今人已难闻其详，然而琅邪王氏作为南渡的重要世族，直至齐代，在南士面前，依然满怀傲慢和偏见，这与相对优容江左寒士的萧子良等，形成鲜明的对照。史书记载了王俭对典故之学的浓厚兴趣，此种学风作用于文章，即钟嵘《诗品》所谓“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之延续，虽然刘勰不会欣赏这样徒以“隶事”炫耀渊博的文风，然而在尊儒重学这点上，刘勰与此辈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共识。王俭是齐永明年间礼乐重建的主持者，而在《文心雕龙》中，“礼”出现了四十二次，足证刘勰高度重视“礼”在文章写作中的重要性，此与王俭一系关系甚密。按褚渊卒于建元四年，王俭撰《太宰褚彦回碑文》称赞褚氏“公禀川岳之灵晖，含珪璋而挺曜，和顺内凝，英华外发，神茂初学，业隆弱冠。是以仁经义纬，敦睦于闺庭，金声玉振，寥亮于区宇”。这是人物月旦的最高品级，虽然不免某些套话的性质，但是刘勰在赞美人作为宇宙之灵长时，也袭用了这样的语词，譬如《文心雕龙·比兴》篇说：“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文心雕龙·原道》篇说：“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两者之相近实有迹可寻。
《南齐书·王僧虔传》说：“……（升明）二年，为尚书令。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时太祖辅政，僧虔上表曰：‘……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士有等差，无故不可去乐，礼有攸序，长幼不可共闻。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复按《文心雕龙·乐府》篇说：“若夫艳歌婉娈，怨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对于乐府的民间世俗的特性，刘勰与王氏同样深表不满，这说明南朝新变文学思潮，基本上不合刘勰的审美趣味；而崇尚文学之典雅，实质上与服膺文章之“宗经”乃二而一之事。《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说：“……俭曰：‘接引非隔，弘宣虽易，去圣转远，其事弥轻。既云“人能弘道”，将恐人轻道废。’”正表达了对“去圣转远”，因后继乏人，儒学出现断裂的忧患；《文心雕龙·原道》篇说：“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刘勰之文章学领域的危机意识同样出自“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⑨至于“文体解散”之核心问题，其症结在乎写作主体，而解决问题之关键当然还是要落实到人。王与刘对于南士崛起持轻蔑的态度，认为此辈不足以担当“弘道”之重任。一旦缺乏儒学底蕴的南士登上文坛，文章的整体面貌即“人轻道废”！故刘勰提倡“原道”、“征圣”和“宗经”，虽立足于文章学领域，却与在儒学范畴内王俭的忧患意识如出一辙，他要借此来祛除南方文士给文坛所带来的弊病。《文心雕龙·征圣》篇说：“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章可见，胡宁勿思？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佛学兴盛，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遂使文章远离了“圣文之雅丽”的轨道，显得华而不实，刘勰竭力要扭转这种趋势。《文心雕龙·征圣》篇标举“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以期文章回复到“衔华而佩实”之正途，在其矛头所指的对象之中，竟陵王西邸之“永明体”一派恐首当其冲。
《文心雕龙·通变》篇说：“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相似于范云所谓文章“质儒（古）”和“丽俗（今）”对立之观感，刘勰虽然将批评的重点落于宋代，然而，南齐延续着“宋初讹而新”，变本加厉，“弥近弥澹”，此种弊端的缘起在于“竞今疏古”、“多略汉篇，师范宋集”，使文章背离了“禀经以制式”。显而易见，此种批评直指其身处时代非宗经的一派，而这一派大体上与王俭无涉，却近乎萧子良之西邸中人。
永明体的诗学特征，可以在慧皎《高僧传》卷第十三《经师》中一窥大概，《经师》正传十一人、附见二十三人，其人大都精于“转读”，何谓转读？慧皎解释曰：“咏经则称为转读。”在梵汉对译过程中，中外道俗均发现了声律之重要，《经师》之《齐白马寺释昙凭传》说：“愿于未来常有八音四辩。”而在转读研讨中，竟陵王萧子良是一关键人物，《齐北多宝寺释慧忍传》说：“齐文宣感梦之后，集诸经师。乃共忍斟酌旧声，诠品新异。”为在南齐掀起声律论之热潮，萧子良的影响十分巨大。《高僧传》卷第十三《经师》说：“论曰：夫篇章之作，盖欲申畅怀抱，褒述情志。咏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辞韵相属……逮宋齐之间，有昙迁、僧辩、太傅、文宣等，并殷勤嗟咏，曲意音律，撰集异同，斟酌科例。存仿旧法，正可三百余声。自兹厥后，声多散落。人人致意，补缀不同。”从释氏的角度，慧皎认为“咏歌之作”必须突出其声律之美，而在声律探究的过程中，除了高僧之外，齐永明年间的萧嶷和萧子良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沈约等所谓“永明体”亦直接发端于萧氏的大力倡导。慧皎接着评论了转读中文与声之间的关系，他说：“但转读之为懿，贵在声文两得。若唯声而不文，则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而不声，则俗情无以得入。”此对于文的影响十分深刻，以往属文者，重文而轻声，然而因为佛教转读的影响，必须兼顾文与声，尤其在诗歌写作领域，作者对于声的重视更甚于文。《南齐书·陆厥传》引沈约答陆厥书曰：“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尚，何邪？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之‘雕虫篆刻’，云‘壮夫不为’……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则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阐缓失调之声？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沈约自矜其发明之功，指出中土圣贤重视训义，却轻忽声韵，而声韵之美本是有客观规律可寻的，属文亦当依乎一定的准则。然而永明声律论一派本来就迥别于北方儒者，他们在处理训义与声韵或文与声之关系时，往往过分讲究声律精确，对字词选择上则忽视了训诂传统，导致出现了钟嵘《诗品序》所批评的仅专注于“四声”、“八病”的现象，此在一定程度上，使属文陷于本末倒置的误区之中。
而刘勰对此的反应，虽在《文心雕龙·声律》篇中隐约其词，但是其不苟同于“永明体”的立场，还是清晰可辨。重乎儒家经学者，则视属文语言之雅驯，当在第一义。故在语言运用上，渊源诂训与宫商较略、字形练择诸方面，渊源诂训无疑应占最重要的地位，而渊源诂训则必须返归经典。《文心雕龙·声律》篇说：“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所谓“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显然是针对机械的声律论者之有的放矢，至于文和声孰轻孰重，刘勰毫不含糊地表示：“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他清晰地判定两者之间的主次关系，遣词得当重于细究声律，从一个“折衷”论者出发，刘勰虽不至于像钟嵘那样愤嫉于声律派，他也赞同“音以律文，其可忽哉”，但是他依然坚定地要扭转永明声律一派的偏颇。
按《梁书·庾肩吾传》说：“时太子与湘东王书论之曰：……至如近世谢胐、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张士简之赋，周升逸之辩，亦成佳手，难可复遇。”萧纲意识到，诗与笔等文体，至谢胐、沈约、任昉、陆倕等人才形成真正的文体自觉，而此种文体自觉正是以割断与经学的渊源关系为前提的。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提倡：“至如文者，惟须绮觳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其审美标准以及功能均与前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唯美与抒情成为了文章的基本特征，此种文学观正肇始于萧子良西邸谢、沈之辈，发展到梁代后期则抵达其高峰阶段。《文心雕龙·时序》篇说：“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⑩宋、齐文坛之佼佼者虽享名当世，但是相对于“譬万钧之洪钟”之经典以及两汉和两汉之前的各体范文，在刘勰的意识中，此辈则嫌厚重有所不足。故在是否以谢、沈辈为诗文楷模的问题上，正是“宗经”与“非宗经”文学观矛盾的分水岭，这种文学观的对立亦恰好源于王俭和萧子良集团的暗中角力。
对此，《文心雕龙》之“上篇以上”在精神实质上更接近王俭一系，“下篇以下”则于萧子良集团也有所融通。《文心雕龙·序志》篇说：“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下篇以下，毛目显矣。”此正反映出刘勰文章学重点之所在，他更多倾向于王俭一系，以校正萧子良集团在文坛上造成的不良风气。因此，以往学界好以儒、释等来指称刘勰的学术立场，这与王俭等的学术成分难以厘清一样，必然会招致聚讼纷纭。然而在“通变”观上，若认为刘勰是一个文化或文章传统的敬畏者，对于文章之学，他是在“通”的前提下，只承认水到渠成的“变”，此种观念倒是与王俭等颇有相通之处。
总而言之，《文心雕龙》乃挽救文弊之作，其各篇都是作者在审视当代文坛现状之余提出的独立思考，并为各体文章之写作指出康庄通衢。刘勰既借鉴王俭一派的思路，来批评萧子良一派已经或将要给文坛带来的弊端，又不简单地否定萧子良一派，而是结合自己的佛学修养，汲取其“神理”、“神思”等范畴对于文章写作的有益养分。譬如《文心雕龙·论说》篇说：“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可证其佛学思想与佛教之“般若”学关系甚密。在分析文章之写作心理时，刘勰对此颇有镜鉴，东晋支道林撰《大下品对比要抄序》说：“夫《般若波罗蜜》者，众妙之渊府，群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来之照功。其为经也，至无空豁，廓然无物者也。无物于物，故能齐于物；无智于智，故能运于智。是故夷三脱于重玄，齐万物于空同，明诸佛之始有，尽群灵之本无，登十住之妙解，趣无生之径路。”(11)达一系的佛学观经宋、齐学者之承传，对僧祐和刘勰有较深刻的影响。对照《文心雕龙·神思》篇之“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至少可以看出其中包含有上述佛学的因素。
文化学术上的贵族意识，与社会地位之寒士处境，在刘勰身上构成了尖锐的矛盾，故以王俭和萧子良集团为参照，折衷于儒、佛两边，刘勰遂建构了其体大虑周的文章学体系，树立了从儒家经学圆融地转向文章之学的典范。与之相反，裴子野等用经学来排挤文章之学，削足适履，则未能为文章写作提供足够的空间。而承袭萧子良西邸的一脉，以沈约为承前启后者，至梁代开出“宫体”文学一路，确实如刘勰所预言的一样，他们存在着止于“铮铮之细响”的局限，其“绮靡”的面貌深为后世所诟病。
（收稿日期：2005年7月18日）
注释：
①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说：“宋齐梁三朝皇室俱侨人，宋齐有一贯之政策：侨人握政权，摒南人于政治势力以外。”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按：王俭正是这一政治观念的维护者。
②关于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其时间和地点等确切的情形，似已难以考证清楚。见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③刘跃进《永明文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④按慧皎《高僧传》卷第十三《兴福》之《齐上定林寺释法献传》记述王俭要将佛教亦纳入政治控制之中。《梁书·王规传》附《王褒传》记述王规之子王褒著《幼训》，以诫诸子，作为王俭的曾孙，他主张“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就明确地将王僧虔和王俭以来，王氏一贯的学养结构和立身法宝和盘托出了。
⑤僧祐《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录序》后所附萧子良《法集录》有关《维摩诘经》者计有《维摩义略》五卷、《受维摩注名》一卷、《大字维摩经》一部十四卷、《细字维摩经》一部六卷；而同书同卷僧祐《齐竟陵王世子抚军巴陵王法集序》后所附抚军巴陵王《法集》中亦有《维摩经》一部三卷。萧氏父子的“维摩”情结，可见一斑。
⑥见《梁书·陈伯之传》。另萧衍受禅之初，下诏《降封王俭为南昌侯》，可见他想获得王俭一类人物的支持。
⑦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⑧参见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刘跃进、范子烨《六朝作家年谱辑要》下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⑨《文心雕龙·序志》篇。
⑩刘勰此段话中所指人物比较含糊，有的指称某氏家族的文章成就，而“何、范、张、沈之徒”则是直指近、当代之人，沈约应在其中。
(11)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第八，此文与《文心雕龙》之写作论部分，颇有渊源关系，仍有待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