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社会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社会环境论文,视角论文,公共图书馆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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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环境和途径向来是图书馆界比较关注的问题。根据现有的图书馆学理论[1,2]，图书馆是社会交流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与出版发行、大众传播等机构共同承担着各类信息的传播任务。谢拉认为，这些机构共同作用于全社会，它们塑造着社会的文化，也塑造着社会中的个人，并由此把社会文化连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3]。
但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各国公共图书馆所面临的发展环境远比上述理论所揭示的复杂。
要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公共图书馆的决策者和管理者需要准确地理解影响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各种利益关系。本文的目的就是向公共图书馆界介绍一种有助于透视这种关系的理论视角——信息政治经济学，提出从信息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公共图书馆发展环境的理论框架。
1 信息政治经济学视角概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当很多西方学者试图通过分析信息在经济增长中的比例来揭示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的时候，另外一批学者，如美国Herbert Schiller、Dan Schiller、Vincent Mosco，英国的Peter Golding、Graham Murdock、Frank、Webster却独辟蹊径，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和方法分析信息生产、交换、使用过程中所体现的社会关系[4～13]。他们把这种研究视角及由此形成的对当今社会的分析称做“信息政治经济学”。
Frank Webster在评述信息政治经济学研究时指出，信息政治经济学视角有三个突出特点：(1)在社会结构关系中研究信息过程，认为所有的信息现象都体现着已经建立的社会生产关系；(2)从社会经济体系的整体出发来研究信息过程，认为信息产业已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一全局趋势必然决定具体的信息政策的制定；(3)强调当前社会发展的历史延续性，认为信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并未改变社会的基本关系，如市场对利润的追逐[14,15]。
信息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特点及研究兴趣使其关于当代社会的理论明显区别于其他理论。信息政治经济学者否认信息社会的断代性，认为与信息社会跨越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相反，市场经济一如既往地决定着信息与技术领域的变化[16]。他们认为这种市场机制具有把信息从公共财富(public goods)转化为商品、把信息交流关系转化为商业化的社会关系(commodified social relations)的内在倾向。在当今社会，正是这种倾向决定着信息的属性与分配。信息的商品化使公共信息机构（公共图书馆是其最典型的代表）和社会的贫弱阶层都蒙受损失：公共信息机构被迫降低其公益性程度，而贫弱阶层则成为信息贫穷者。
2 信息政治经济学视角中的信息商品化
在信息政治经济学视角中，信息商品化是把以前作为公共财富的信息产品转化为可交易的产品，直接或间接地用来赢利的过程。他们指出，在信息流通领域，曾经存在过大量的作为公共财富的信息产品，例如由政府本身或政府支持的其他部门生产的信息、由国有媒体机构传播的信息、经过公共信息机构（如图书馆）收集整理的信息等。传统上，这些信息的生产和流通一般由公共经费支持，信息产品免费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然而，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属于这一领域的信息日益减少，越来越多的信息被当作商品投入市场[17～19]。Schiller and Schiller在分析这一过程时指出，二战以后，信息商品化加剧的根本原因在于，战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开辟了从信息资源和信息加工中获取高额利润的前景[20]。与此同时，计算机的应用使大规模的信息搜集、加工处理成为可能。Schiller夫妇认为，是信息量、信息需求市场和信息处理技术三大条件并存而造就了信息产业迅速发展的土壤。毫无疑问，这一部门的继续成长依赖于商品化的信息环境。
很多人单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这一变化，把信息产业视作新的经济增长点。与这些观点不同，信息经济学学者还同时看到了这一变化的社会代价。这种代价之一就是削弱了信息作为公共财富的观念。Schiller认为，把信息视作公共财富的传统观念有两大基础：一是基于信息和知识的性质——信息和知识的共享不会削弱它对每个人产生的价值；二是基于信息和知识的巨大社会作用——它可以改善人民的素质，提高劳动效率，产生出优良的文化[21]。大量的可以自由流通的信息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有着不能估量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一信念，杰弗逊于1813年写道：“大自然赋予思想自由流动、教化人类的特性，正如她赋予火种燎原之能量、赋予空气自由之本性一样。因而，从本质上说，发明创造不是私有财产。”[22]公共图书馆的产生就是以这种信念为土壤，是这种信念的最杰出的象征。在信息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信息的商品化不仅是对信息的公益性，也是对公共图书馆这一社会机构的严峻挑战。
3 信息政治经济学视角中的信息分化
信息分化是指在信息极度丰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获取信息的优良条件和能力，能够获得所需的信息；而另一部分人则由于经济能力或其他条件的限制，不能获取他们所需的信息。在当今社会，信息分化既存在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也存在于不同的国别之间。这两种分化都是信息政治经济学关注的焦点。根据信息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观察，不同社会成员之间信息获取能力的差距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从巴西到美国；从非洲到欧洲，无论国家的经济实力如何，都不得不面对日益拉大的信息富有(Information Rich)和信息贫穷(Information Poor)之间的距离。
在Schiller、Golding等学者看来，信息分化与由经济能力决定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即在阶级结构中处于较高层的人能够得到更丰富、更全面的信息。而随着一个人在阶级系统中地位的下降，他能获得的信息质量也就愈来愈次。Golding 80年代的研究发现，在当时的英国，30%的中产阶级有录像机，但在工人和失业人员当中，这一比例降低为17%[23]；在90年代的美国，Schiller同样发现，计算机的个人拥有量基本上是按阶级分布的[24]。此外，Sturgess指出，信息分化还受到政治势力强弱的影响[24]。
很多信息政治经济学学者都注意到，信息分化有日益加重的趋势。这种趋势源于多种环境因素。首先是日益加剧的财富分化，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许多国家的贫弱阶层所掌握的财富占全部社会财富的比例都有下降的趋势。其次是日益扩大的信息商品化，信息商品化使越来越多的信息打上标价进入市场，令贫弱阶层望尘莫及。市场的力量愈是强大，社会的贫弱阶层可以自由获取的信息就越少。第三，为了与公共信息机构竞争信息市场，商业性机构往往会对政府施加压力，推动政府制定有利于私人信息市场的政策，或减少对公共信息机构的投资，在客观上削弱公共信息机构免费向贫弱阶层提供信息服务的能力[26]。第四，信息技术的更新速度使获取信息所需要的前期投资越来越多，如计算机、因特网服务商、调制解调器、电话线等投资。而缺少这些设施，经常意味着用户不仅会失去这些设备传递的基本信息服务，还会失去它提供的带附加值的高级信息服务。另外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会排挤某种更传统的，更大众化的信息手段，使依赖传统手段的信息用户更加不利。
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信息分化加剧的同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差距也在拉大。在信息政治经济学者看来，无论是全球化、信息技术、知识产权还是国际援助，客观上都在加剧发展中国家的信息贫穷[27]。
4 信息政治经济学视角中的公共图书馆、市场与政府
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在18、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确立，资产阶级已经拥有足够的经济力量与教会和政府争夺政治势力。他们把民众的声音视作在政治上与政府和教会抗衡的力量，因而对文化领域的独立活动（即不受政府和教会操纵的活动）大力扶持[28]。在经济活动领域，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资本主义希望在民众中普及教育，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因而，公共图书馆的形成，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符合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私人资本）的利益的。
而当时的西方政府，已开始在国内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改革。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不少政治家相信传播知识对于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至关重要。这种信念促使英国政府于1850年通过了《公共图书馆法》，1870年通过了《教育法案》。《公共图书馆法》规定，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支持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而公共图书馆则需向当地居民免费提供服务。可以说，对于发展早期的公共图书馆，政府、私人资本和公共图书馆之间不曾有过严重的利益冲突。
然而，随着信息成为社会的重要资源，政府、私人资本和公共图书馆之间原有的和谐开始动摇。信息政治经济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政府、市场（代表私人资本的利益）以及公共图书馆日益明显的不和谐音。在这些学者看来，私人资本的目标是要扩大信息交易市场，从中谋取最大利润，而公共信息机构的存在被视作对这种目标的极大威胁。为了排挤公共信息机构在信息市场上的地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私人资本始终都在极力影响政府的信息政策。Schiller认为，这种影响有多种渠道：一是直接通过他们在政府中的代言人的决策作用；二是通过受他们资助的保守的研究机构的咨询作用；三是通过受其操纵的媒体机构的舆论作用。根据Schiller等人的观察，这种影响的结果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信息政策是在公众声音缺席的情况下制定的。这种政策的主旋律就是信息的商品化及市场原则。1983年，英国的信息技术顾问委员会出版“经营信息(Making Business Of Information)”报告。随着这些文件的出台，政府对公共信息机构财政支持大大减少，市场机制得以稳步进入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的公共领域，并对图书馆的运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面对停滞不前的图书馆经费和日益高涨的书刊价格，很多图书馆不得不放松其长期坚持的信息公益性信念，开始对其提供的部分服务实施收费。表1显示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美国私人资本通过影响政府的政策和财政预算削弱公共图书馆发展基础的状况。
表1 20世纪70年代中～80年代中美私人资本、政府和公共图书馆在信息领域的关系
年代 事件
观点、行动或影响
1976 内务部私有权委员会报告 很少提到公共信息机构的利益，信息
传递几乎完全被视为商业活动。
1977 信息产业协会报告 认为图书馆在信息传递中的作用是帮
助大众熟悉新的信息产品和服务，为
他们将来购买这些信息产品和服务打
下基础。
70年 图书馆引进有偿
有偿服务的深远影响在于这种服务代
表了图书馆资源的再分配。图书馆开始把它
代末 联机检索服务
有限资源的一部分专门用来为那些具
有一定经济能力的社会成员服务。
1979 白宫图书馆情报
图书馆员试图捍卫他们长期恪守的信
大会
息公益性原则。
80年 私人信息部门对白宫图
私人信息部门漠视白宫图书情报大会
代初期 书情报大会的反应
决议。
1982
国家图书情报委员
质疑是否该由政府资助那些本可由私
会独立工作组 营机构提供的信息服务。
80年
里根政府的态度开始接受上述质疑，并在政策等方面
代中期体现私营部门利益。
注：本表根据参考文献4整理。
5、对信息政治经济学学者关于“公共图书馆发展”观点的评价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信息政治经济学一直在提醒人们，信息的生产、流通和使用体现着已有的社会关系，资本对信息的经济利益的追逐是对信息的公益性及其长远价值的威胁。这样的视角并非无视信息的巨大经济潜力，相反，正是由于对信息在当今社会的战略地位的认识，才使得信息政治经济学者更加关注信息与其他社会结构因素（如阶级、所有制）的关系。信息政治经济学学者希望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信息的巨大经济潜力正在使它成为少数人手中的资源，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信息的获得能力越来越依赖于个人的经济承担能力。信息政治经济学要否定的并不是信息作为社会重要资源的潜力，乃是私人资本通过信息商品化和市场机制对这一资源的集中和占有。
信息政治经济学学者始终把公共图书馆看成公共信息机构的杰出代表。公共图书馆是由全体民众支持，并免费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的社会机构。信息的公益性和信息平等的原则是公共图书馆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使公共图书馆自诞生一百多年来，始终是一个不以任何标准排斥任何个人的社会机构。Sturgess和Kinnell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公共图书馆几乎成为唯一具有如此社会包容性(Social Inclusiveness)的机构[29]。从一定意义上说，信息政治经济学学者已经把公共图书馆的传统看作信息公益性的象征；把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看作信息公益性原则在市场机制下生存的表征。信息政治经济学学者由此把公共图书馆的发展问题放到了一个更引人注目的理论高度。
然而，读Schiller和Webster等学者对当前公共图书馆发展环境的分析，公共图书馆的支持者们很难不萌生对图书馆未来的悲观。在这些学者，特别是Schiller的分析中，公共图书馆以及其他公共信息机构曾经成功地构筑的社会的公共信息空间正日渐缩小。Schiller认为，私人资本为了扩大市场，必然积极倡导信息的商品化进程[30]。他们一方面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势力影响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资助保守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媒体机构，为信息的商品化提供理论依据和舆论支持。根据Schiller的分析，图书馆似乎已经失去了发展的空间。“作为社会分工的图书馆职业的存在正在被质疑。运用新技术谋求利润的做法正在瓦解着美国图书馆职业的基石——信息自由存取原则”。
Shiller等信息政治经济学学者对图书馆发展的悲观展望主要是由于这些学者把公共图书馆看成了被动地受政府和私人资本支配的实体，把私人资本——政府——公共图书馆的关系看成了单向的控制关系。事实上，图书馆界的学者，从阮冈纳赞到谢拉，早已从长期的图书馆发展的历史中发现，图书馆是发展着的有机体，图书馆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是互动关系。正是公共图书馆与民众、政府、私人资本之间的互动式的社会关系为公共图书馆谋求自身最大的发展空间提供了可能。
首先，公共图书馆主要是由公共财政支持的机构，民众和政府对其价值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图书馆在公共财政预算中的地位。事实上，政府的评估往往会更直接地决定图书馆在公共开支中所占的份额。在这方面，不同环境下的公共图书馆可能会面临三种不同的发展前景。在第一种情况下，图书馆的现有职能远离政府的政治重心，政府看不到图书馆对其政治目标的价值，政府可能不会轻易增加对图书馆的投资，但是图书馆可以通过民众的支持或调整自身的功能来改变政府对它的评价，从而改善自身的发展环境。在第二种情况下，图书馆的职能贴近政府的政治重心，但是政府没有看到图书馆的职能对于它的政治目标的价值，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民众的支持和自身职能的宣传，争取政府的支持，从而改善发展条件。在第三种情况下，公共图书馆的职能接近政府的政治目标而且政府也已看清图书馆对它的价值，从而主动扶持图书馆的发展，图书馆需要抓住发展的时机，争取最大程度的发展。
其次，公共图书馆与私人资本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式的关系。一方面，信息领域的私人资本由于受利益的驱使，可能会竭力推进信息的商品化进程，并会通过影响政府的信息政策削弱公共图书馆发展过程中的公益性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不少私人资本，特别是中小企业，也可能按市场原则利用公共图书馆的信息服务，这就为图书馆在保证公众服务的前提下向私人机构提供适度的有偿服务提供了可能。在政府投资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的时候，这种服务或许有助于扩大图书馆自身发展所需的资金来源。
此外，公共图书馆还可以利用民众、政府和私人资本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有利于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环境。随着信息产业成为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和最快的经济增长点，各国政府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照顾私人资本在信息领域的利益，以维护信息产业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民众也至少会在两个方面影响政府的信息政策（信息政治经济学者常常忽视这种影响）：民意的政治作用和国民素质作为人力资本的经济作用。一方面，极少有政府敢于公然违背民意（特别是在选举的时候），大多数政府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民众在信息领域的利益，包括他们通过公共信息机构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另一方面，民众的素质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的水平，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依赖人力资本，政府不能不考虑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的一切途径，包括发挥公共信息机构的作用。
对于信息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来说，与市场价值所不容的公益性也正是它的价值和力量之所在。与半个世纪以前的公共图书馆相比，当前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一方面受到来自私人资本和市场的更大挑战，但是另一方面，它在缓和信息分化、实施终身教育、提高民族素质等方面的作用也受到公众和政府的更广泛的关注。
（来稿时间：200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