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作品中的用典及其文艺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思想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9)03-0173-05
孔融作为建安文学前期的代表作家，近年来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与建安七子中其他六子相比，并不少，仅次于王粲，远远超过了其他五人。就我们了解而言，从1994年至2007年10月，有关建安七子的论文：王粲24篇，孔融15篇，刘桢8篇，陈琳4篇，徐干2篇，应玚1篇，阮瑀0篇。但从用典的角度对孔融的诗文进行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我们认为通过对其诗文用典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视出建安文学前期文人诗文用典的基本情况，并进而分析建安文学前期文人诗文用典对前代文人用典的继承与发展，所以研究孔融诗文中的用典，不仅具有个案上的文学意义，而且具有文学发展上的史的意义。正如徐世溥的《榆溪诗话》所说：“前汉诗不使事，至后汉郦炎《见志诗》，始有‘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及‘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之句。孔北海‘吕望’、‘管仲’两言耳，曹氏父子益张之。”[1]9
研究孔融诗文中的用典，必须首先从文本入手，对其作品中的典故情况进行统计。经过认真辨析，我们统计孔融诗文中用典共200多个，这些典故的出处共涉及32种书。其具体取典情况是：《史记》中的44个，《汉书》中的26个，《左传》中的25个，《诗经》中的23个，《论语》中的20个，《尚书》中的12个，《公羊传》和《易》中各8个，《楚辞》中的5个，《韩诗外传》、《礼记》、《韩非子》、《战国策》中各4个，《荀子》、《国语》、《庄子》和《吕氏春秋》中各3个，《淮南子》、《榖梁传》和《周礼》则分别用了2个，《孝经》、刘向《孙卿子后序》、《古诗十九首》、扬雄《解嘲》、《尔雅》、《潜夫论》、《白虎通》、《孔丛子》、《新序》、《逸周书》和《管子》都是1个。
由上可以看出，孔融诗文中典故的来源最多的是《史记》与《汉书》等史书，其次是《左传》、《诗经》、《论语》、《尚书》、《公羊传》和《易》等经书，再其次为子书与集类著作。可见孔融诗文中的典故来源是比较广泛的。但就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来说，孔融诗文中的用典取之于经书的最多，《左传》中的25个，《诗经》中的23个，《论语》中的20个，《尚书》中的12个，《公羊传》和《易》中各8个，《礼记》4个，《榖梁传》和《周礼》则分别用了2个，《韩诗外传》、《尔雅》、《孝经》各1个，共106个。其次是史类书籍，用《史记》中的典故44个，用《汉书》中的典故26个，《战国策》4个，《国语》3个，《逸周书》1个，共78个。再次是子书类著作，《韩非子》4个，《荀子》、《庄子》和《吕氏春秋》分别用了3个典故，《淮南子》2个，《潜夫论》、《白虎通》、《孔丛子》、刘向《孙卿子后序》、《新序》和《管子》都是1个，共21个。最后是集类著作，《楚辞》5个，刘向《孙卿子后序》、《古诗十九首》、扬雄《解嘲》都是1个，共8个。
从孔融诗文中用典的实际来审视，孔融善于从经史中取典。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与他的家族文化传统和他的个性有关。《后汉书·孔融传》载：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性好学，博涉多该览。……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绵隶名而已。”[2]2276二是与历史上文人的用典传统密不可分。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人用典的传统由来已久。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赋诗见志”和“赋诗观志”都是借诵《诗经》中的篇章来表达自己的情志，这种情志与《诗经》本文内容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这种形式与文学创作中直接引用前代作品表情达意在本质上并无二致。正如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事类篇》所云：“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3]614在此刘勰用简括的语言对从先秦的周文王到东汉的崔骃、班固、张衡、蔡邕等文人用典的历史予以了总结，指出了文人用典的演变轨迹。孔融诗文善于从经史中取典就是前人用典传统的继续。
用典，又称用事、事类，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3]614可见，用典就是引用古事、古语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的一种修辞方法与论证方法。关于典故的用法，从用典的方式上说，有明用和暗用两种。从典故的性质看，可以把用典分为“用事”和“用辞”。“用事”和“用辞”又各有“正用”、“反用”、“活用”三种不同的情况。下面我们就从正用、反用、活用等情况，对孔融诗文中典故的用法做一探讨。
“正用”，就是直接引用历史故事、人物或前人的成辞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改变典故的结构和含义，使用的是典故本来的意义。这在孔融诗文中一般又分为两种。一是直书古事，或径引古语。如《遗问邴原书》中“《诗》不云乎：‘来归自镐，我行永久。’”[4]44《崇国防疏》中“贾谊所谓‘掷鼠忌器’，盖谓此也。”[4]25《与曹公论盛孝章书》：“《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4]56《圣人优劣论》：“则《易》所谓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4]72，直用《周易》卷下《恒》中“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其道而天下化成”的语句。《上书请准古王畿制》中的《诗》云：“封畿千里，惟民所止”[4]14，直接引用《诗·商颂·玄鸟》中的原句。另一种就是不直接说出而是在行文中化用前人的句意或前代的史事、人物。如《临终诗》“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1]14中的“河溃蚁孔端”，就是从《韩非子·喻老》中“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的句意变化而来；《荐祢衡疏》中的“昔贾谊求试属国，诡系单于；终军欲以长缨，牵致劲越”[4]20等，就是化用贾谊、终军等人的事迹。这种用法在孔融诗文中比较普遍，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反用”，就是典故的固有含义反其意而用之。如孔融《杂诗二首》其一中的“吕望老匹夫，苟为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独能建功祚。……吕望尚不希，夷齐何足慕。”[1]6其中关于“吕望”、“夷齐”的典故就是反其意而用之。《韩诗外传》载：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年七十，屠于朝歌；九十遇周文王，方为天子师。《史记·齐太公世家》载：管仲相齐桓公前，本辅佐公子纠，公子纠与桓公争位失败，管仲被囚，经鲍叔牙举荐，才受到齐桓公重用，辅佐桓公成就霸业。《史记·伯夷列传》载：商亡后，伯夷、叔齐不肯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吕望作为古代文人大器晚成的代表，本义是指贤才终有被君王礼遇、大展宏图之时；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死于首阳山，作为忠臣的代表，本义是指臣子应该忠贞守节。但在文中的意义，则是表达作者既不希望像吕望那样靠君王的礼遇而成就功业，也不希望像伯夷、叔齐那样不食周粟而死来赢得忠贞守节的美名，而是希望依靠自己的努力进取建立功业的愿望。正如闻人倓在《古诗笺》中所云：“吕望之年亦高矣，竟随世以就功名；管仲之器虽小哉，尚尊周以成勋业。文举心乎汉室，故不取吕之兴周，而独取管之尊主。老匹夫，詈之之辞；小囚臣，喜之之辞也。……‘吕望’两句：言我平生皎皎，尚不欲贪功如吕望，岂肯仅徇名如夷、齐？其意盖欲诛操以扶汉也。”[1]10《与曹公论盛孝章书》中“是吾祖不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4]56，也是孔融作品中反用典故的实例。《论语·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嬖、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此处引用孔子的话是说，孔子言友有益有损，现在像盛孝章那样的人遭遇危急而无一人引救，则所谓损益之别何在？意谓人世都不重道义，没有益友。如果像盛孝章这样的遭遇而无人营救的话，那么家祖孔子就不要再议论“损益之友”了。《与曹公嘲征乌桓》“昔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4]60，则反用《后汉书·谢该传》注引《史记》中所记载的事实。《后汉书·谢该传》注引《史记》云：“隼集于陈庭而死，楉矢贯之，石砮矢长尺咫。陈愍公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试求故府，果得之。”据仲尼所言，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之时，肃慎是贡了楛矢石砮的，但作者却说“肃慎不贡楛矢”。再如《与王朗书》：“知擢舟浮海，息驾广陵，不意黄熊突出羽渊也”[4]45，用了《国语·晋语》中的故事。《国语·晋语》载：鲧死于羽山，化为黄熊，而入于羽渊。但作者文中却是“黄熊突出羽渊”。这种一入一出，也是反用典故的一种方式。
“活用”，就是灵活多变地使用典故，既可突出典故某一个侧面的意义，从新的角度加以引用，又可以对整个典故的意义加以引申发挥。这种用法在孔融作品中也比较普遍。如他的《六言诗》中“从洛到许巍巍”[1]20，就是活用《诗·大雅·棫朴》“奉璋峩峩”和《论语·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的语意。单从字面上看，孔融是在盛赞曹操至洛阳迎献帝到许都的宏大气势，而实际上孔融是把曹操统一北方尊奉汉帝的大好政治形势和周文王、舜禹君临天下的盛况相提并论来称赞曹操的，这就赋予了典故新的内涵。《答虞仲翔书》中“乃知东南之美者，非但会稽之竹箭焉”[4]48也是如此。《尔雅·释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东南之美”原指会稽的竹箭，但经作者的活用，在“东南之美”原义的基础上，又为其增添了也包括如虞仲翔这样人才的新内容。再如《肉刑议》中的“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离刀锯，没世不齿”[4]30和《上书荐谢该》中的“猥使良才抱璞而逃”[4]9，则活用了《韩非子·和氏》中的典故。《韩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5]98-99这个典故的本义为忠而见罪，作者在《肉刑议》中用了典故的本义，但在《上书荐谢该》中作者则以璞玉比喻优秀的人才。《崇国防疏》中有这段话：“前以露袁术之罪，今复下刘表之事，是使跛牂欲窥高岸，天险可得而登也”[4]25。在这段话中，作者不但是以跛牂来比喻僭臣刘表，而且还活用《史记·李斯列传》“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之典。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典故本身的意义。
孔融诗文中对前代作品的化用与借用，对其文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表现就是使其对散文与诗歌的文学特征有了进一步的深入认识。孔融一生就其文学成就而言，散文成就高于其诗歌成就。我们认为孔融的散文之所以能在建安文坛上卓成一家，固然有汉末文学传统、其人性格等原因，但也与他用典实践而形成的文艺思想密不可分。孔融在建安文人中年龄最大，入仕较早。由于他“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称所长，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2]2277，故遇到贤能之士就极力推荐，而对那些不合国家礼法制度之事亦上书陈述己意给以纠正。为了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与气势，他常常借用典故来说理，做到了以实事说话，以论据服人，以理服人，达到了实事与说理即典故与说理的融合统一。正是这样长期创作中的用典实践，才形成了他写散文靠典故说理的文艺思想，并铸就了其散文的风格特色。刘勰称其文“气扬采飞”[3]407，曹丕说其文“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杨班俦也。”[6]13原因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就结合孔融的散文予以分析考察。为方便明了，我们按创作时间先后，把孔融现存有创作年代可考的代表性散文的用典情况列表如下：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孔融散文中用事的成分比较突出，且呈现出愈到后来用事比例愈高的总体趋势。一般对实用性文体来说，作者用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明事说理，使人信服，让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孔融散文的用典就是如此。他往往借古人、古事与前人的成辞来论证事理，甚至代替抽象的议论和理论上的分析。这种创作倾向固然是作者的偏好所致，对此已有学者指出。如熊礼汇先生云：“这样写，便于行文，能将其理说得充分。但作者爱借论古人古事以说理，且将古人古事细说描述，以壮声势，似乎出自其艺术偏好。”[7]445但我们认为孔融的这种偏好，是其创作活动长期用典实践的结果。因为孔融从事创作初期，没有人指出其散文借事明理的不足，也无人写文章举反证之例来反驳其观点(这在孔融后期才出现了曹操驳其反对禁酒的文章)，故使其借古人、古事与前人的成辞说理的倾向愈演愈烈，以致形成了他散文创作的定式。如果曹操驳斥的文章出现于孔融创作的早期，或那时文坛上有一种品赏、讥弹文章的风气存在，那么孔融散文中“不能持论”的缺点可能有所改变，至少不至于像现在我们体会到的这么突出。由于当时没人指出，也无赏文、讥弹之风，更为重要的是孔融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对古人、古事与前人成辞的运用，不仅展示了其广博的学识，而且还使他获得了以之达意说理的情感愉悦。这就形成了他在选取古人、古事与前人的成辞时，只重视选择对己观点有正面说明作用的例证，无意地忽视了对与己观点不利的证据的关注，从而造成了他对书、论等散文文体特征的自我认识。即他认识到了书、论等散文文体贵在明事说理的特征，但他只注意到了对明事说理的实证性论证，且多是正面的实证性论证，而相对淡化了明事说理所进行的抽象的、逻辑的理性分析。这说明孔融在对书、论等文体的理解上有其揭示文体本质的一面，也有其对文体本质认识不足与偏颇的一面。尽管孔融对书、论等文体的看法并无理论上的表述，但这却深深地反映在他的书、论等文体具体的作品之中。文学作品是作者文学创作活动的典型体现，故孔融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书、论等文体的看法，最终、最根本的形成之因乃在于其书、论等文体创作的用典实践。
在诗歌创作中，孔融经常通过联想，随兴而发、借典抒情，做到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从而实现典故与情感的融合。如《临终诗》：“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1]14中的“谗邪”、“浮云”意象就是出自《史记·屈原列传》、《楚辞·九辩》与《古诗十九首·浮云蔽白日》。《史记·屈原列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诌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楚辞·九辩》：“何泛滥之浮云兮，猋廱蔽此明月。”《古诗十九首》之一：“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其中的“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1]14，语出《战国策》与《古诗十九首》。《战国策·魏策二》：“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又《秦策三》：“闻三人成虎，十夫揉椎，众口所移，毋翼而飞。”《古诗十九首》之十八：“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离合作郡姓名诗》中的“渔父屈节，水潜匿方”[1]1化用《楚辞》中的《渔父》篇。渔父为战国时隐世之高人。《楚辞·渔父》：“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九域有圣，无土不王”[1]1化用《诗·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语意。《杂诗二首》其一：“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1]6化用《离骚》：“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的语意。这种方法，不仅使作者的情感借助于最经济的语言得到了淋漓的抒发，而且还通过对典故的运用，让作者对典故的本意与其原出的文本的涵义有了更深的体验，加深对它们文学特性的理解和感性认识，形成了作者对诗歌这一文学形式文学特质的感性形态的文艺思想；同时由于作者在借用典故表达情感的过程中，自己情感的主动参与又进一步巩固和丰富了典故的内涵，凸现了典故的艺术性。正是在这种对文本本身内容的情感体验的加深与创造性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毫无疑问促进了作者对诗歌作为表情达意这一载体本质特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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