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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文学史中，既是书写主体，又成为“他者”创作对象的女子不止一二，仅人们 熟知的就有匿名为花木兰的女子“换装”典范，还有做了男人间的政治交换物后长歌当 哭的王昭君与蔡文姬。然后，她们的生命奇迹和血泪化成了墨水，被人饱醮并书写，据 不完全统计，仅正式流传下来的以昭君出塞为内容的诗词就达六百多首，更不用说已成 为戏曲经典作品的《花木兰》和北京人艺保留剧目的《蔡文姬》了。如此，在国人的文 化记忆里，她们虽都是作者(书写主体)，却更像是文学或艺术中的角色；虽都似画家一 样创作过，却更似被人描画和改写的模特儿。这种情况，到了近代文学史有了些变化， 从“不止一二”到止于一个秋瑾；进入到现代文学史，便止于一个石评梅了。对于遭逢 “止于一”命运的两位女作家，不知这是有幸，还是不幸。
因为：秋瑾的生命随着“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笔而化成的墨水，一经贯注到后人笔 端——乃至注入近期央视举办的哈药杯第十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现场的综 合素质考核中，所成就的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女英雄；正是这英雄的传奇，遮蔽了文学意 义的秋瑾，即便她有幸纳入正宗文学史，亦被英雄的书写身份牢牢圈定，而她那些异彩 纷呈的伴着花儿月影的“红装”笔墨亦被大面积遮蔽，站在近代文学史上的是一个佩着 宝刀携着宝剑“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秋瑾，至于她在白话书写史上的意义，她的弹词小 说《精卫石》对于近代小说——特别是对近代妇女小说的贡献，亦因为英雄身份的遮蔽 便大大被忽略。这似乎在情理之中：一个英雄的价值和份量与一个作家的价值和份量的 不可比拟，是一个小孩子或一个街道老大妈都不会颠倒的，这是一种存在经验的体认与 匡定，因而才有所谓惯性思维逻辑及社会定势。如果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秋瑾因英雄 定势的遮蔽而遭遇文学的不幸，那么，不是英雄更无视死如归“照汗青”的石评梅，是 不是就避免了这文学身份的不幸了呢?
应该承认，石评梅在20世纪80年代的广为人知，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因着邓颖超为《石 评梅作品集》(注：《石评梅作品集》分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游记书信三卷，书目文 献出版社1983年初版，邓颖超为该书题写书名，并撰写了《为题<石评梅作品集>书名后 志》。)的题名与撰文，把曾与伟人周恩来并列且同步恋爱的人物高君宇，同一个文学 才女的爱情传奇，从二三十年代截流引入当代，加之作为这个爱情传奇实证的陶然亭畔 那两个载满故事的墓碑映衬，这个应合了英雄 + 才女(美女)爱情模式的传奇就不只是 引人注目而是引人入胜了。之后，虽然关于石评梅创作的研究与作家论并不多见，却出 版了石评梅的传记，以及她的“年谱长编”，说明她的走红，也弥补了她生前的缺失。 石评梅真是一个苦命人，无论爱情无论文学在她活着的时候都不曾赋予她应得的东西， 比起与她同时活跃在新文坛的几位女作家冰心、庐隐、冯沅君，她不曾有别人那样的著 名，也不曾有80年代那样的走红，而为她写传记的人只是她的朋友庐隐，发表的时候她 已长眠在陶然亭畔三载有余。
1927年，庐隐曾醮着秋瑾鲜血化成的墨水，撰写了小说《秋风秋雨愁煞人》(注：原载 《世界日报·蔷薇周刊》，1927年第二卷第29期。)，在这个关于她被捕和就义的故事 中，主人公秋瑾是一个使枫林“都仿若英雄的热血”的女豪杰；1931年，庐隐又在《小 说月报》上发表了石评梅的传记小说《象牙戒指》(注：《象牙戒指》1～17章于1931年 在《小说月报》连载，1932年日军侵入上海后商务印书馆遭焚，使连载中断，1934年2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单行本。)，在作品中，指代石评梅的沁珠，则是一个挣扎于爱 情且埋葬于爱情的悲剧主角。而庐隐醮着石评梅的血泪苦命化成的墨水书写的时候，已 与“有着热烈的纯情，有着热烈的想象”的李唯健结合，并因此而不再固执于沉潜“悲 哀的海”，决心重新建造自己的新生命，她说：之所以在此时撰写这样一篇“充满哀情 的《象牙戒指》——那并不是我的理想。只不过忠实的替我的朋友评梅不幸的生命写照 ，留个永久的纪念罢了”(注：参见《庐隐自传·思想的转变》，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 年6月初版。)。在庐隐“自传”中，出示了她与石评梅不同寻常的关系：
(母亲和丈夫郭梦良相继去世后)——我被困在这种伤感中，整整几年……评梅那时也 正过着悲伤的生活，所以她很体贴我，帮助我，我俩同在一个中学教书。稍有闲就一同 出去散步谈心。有时两人跑到陶然亭，对着累累荒坟，放声痛哭。有时尽量的吃酒，吃 得人事不知。有时呢，绝早起来，跑到中央公园的最高峰上，酣歌狂舞，我们像是一对 疯子。
不久评梅得了脑膜炎的急症，从她病起，直到她死，我不曾离开她。后来她搬到协和 医院去，我也是天天去看她，在她临终的那一夜，正是阴历八月十六，我接到协和医院 的电话，连忙坐汽车赶到那里，她正在作最后的挣扎。我看她喘气，我看她哽咽，最后 我看她咽气，唉，又是一个心伤!从评梅死后，我不但是一个没有家可归的飘泊人儿， 同时也是一个无伴的长途旅行者。(注：参见《庐隐自传·思想的转变》，上海第一出 版社1934年6月初版。)
可见，石评梅之于庐隐，是属于那种相濡以沫，结为生死之交的挚友，因而，她“替 我的朋友评梅”作传的“忠实”强调，使任何人都不可否认《象牙戒指》是书写石评梅 爱情传奇的最可靠最真实的版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此时的庐隐早已是新文坛著名的 女作家，标志她文学影响的创作集《海滨故人》(1925)、《曼丽》(1928)、《灵海潮汐 》(1931)、《归雁》(长篇小说，1931)，以及与李唯健合著的《云鸥情书集》(1931)已 出版并在社会流行，在这一背景下，《象牙戒指》竟在当时的主流刊物《小说月报》第 二十二卷6～12期以长达半年的连载，吊住读者的胃口，可以想象，在生前写了若干极 好的诗歌、小说和散文且没有一本集子出版——死后才经挚友庐隐和陆晶清多方努力先 后出版散文集《偶然草》和《涛语》(注：《偶然草》由北平华严书店出版，1929年4月 ；《涛语》由神州国光社出版，1931年。另，1928年12月，蔷薇社编辑了《石评梅纪念 刊》。)——和石评梅，经过庐隐全然摒除其文学创作生涯，仅向世人昭示其爱情经历 内幕的撰写，在众多读者的阅读期待视域内嵌入并强化的内容与意义，无疑是关于爱情 传奇的石评梅。这个可以称之为“第一版本”的石评梅传记《象牙戒指》，遮蔽了文学 创造的石评梅。
由此，我们审视《象牙戒指》之前石评梅行走于文坛的新文学史，以及《象牙戒指》 之后不断书写并不断改写的新文学史，谁能说这样一位被爱情传奇——或中共早期著名 活动家高君宇——遮蔽的文学才女，切实进入了人们应有的研究视域，或者，谁敢说她 没有因为习惯思维逻辑及文学史定势的强固遮蔽，而从现代女性文学书写史应在的位置 上走失——被过去及现而今，一再误读或错位呢?
当然，没有人这么说。
那就只好去寻找文学史中的石评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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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2月，19岁的山西平定女子石评梅，以北京女高师体育科学生的身份在山西大 学新共和学会会刊《新共和》上发表了处女诗作《夜行》，紧接着，又有一个叫作《这 是谁的罪》的剧本在1922年4月见报，因为剧情离奇引起争议，石评梅便在刊发此剧本 的《晨报》副刊上申言，这部反映父母包办婚姻及专制家庭罪恶的剧作，因着婚姻纠葛 而毒死别人和自杀的剧情，并不是示人以死而是示人以生的，由此警示自由恋爱的青年 男女要慎重用情。这表明，石评梅的文学起步，一开始便踩上“五四”时代精神的节拍 ，随后才在创作旋律中一点点摸索着蹒跚起舞。一年之后，她终于可以在“新诗国”翩 翩舞蹈了，仅1923年的《诗学半月刊》，几乎每一期上都能见到她的诗作。
我常愿将我的心花
藏在鸿雁的翅下：
向云中翱翔去呵!
心花揉碎的时候，
爱情的火焰终于消灭了。
这首1923年4月28日发表在《诗学半月刊》第3号的《碎锦》，采用“冰心小诗文体” ，却不乏石评梅的个人风采，前一首，接续陈衡哲《鸟》(1918)——最早的女性现代白 话诗之一——的意境，是以纯粹的现代白话诗语，经营蕴纳着自由哲思的小诗；后一首 则是纯粹的爱情哲理，心碎的悲哀，指向女性现代白话诗的荒原处——爱情。也正是这 一年，冯沅君在《隔绝》里大胆地泼洒出反封建反禁忌的爱情笔墨，成为女性现代白话 小说的爱情拓荒者。
现代白话小诗虽起于冰心，却不是她有意为之的收获，据冰心说，1921年她将一篇小 散文给了《晨报》后被记者孙伏园大胆编辑为分栏，以《可爱的》为题公开发表，从此 才打开她心中的“文栏与诗栏”，开始自觉投入分行写作，仿用泰戈尔《飞鸟集》的形 式收集自己的零碎思想。冰心在1922年上半年集中创作出计164首的《繁星》、182首的 《春水》后，这种适于书写一处景色，一时思想情感的轻简的新诗体式，被人誉为“冰 心体”或“春水体”，对当时诗坛产生了很大影响，经模仿一族推波助澜，乃至带动起 一个小诗流行的时代，如美学家宗白华坦言自己的小诗《流云》就是在《繁星》的影响 下创作的。“冰心体”小诗虽走出了新文学运动以来处于“放小脚后”状态的新诗阴影 ，却因着它的过于自由轻简而风光不再，朱自清则以为“《流云》出后，小诗渐渐完事 ，新诗跟着也中衰”(注：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 公司1935年版。)。宗白华的《流云》1923年出版，朱自清“中衰”论的判断与同他、 俞平伯等创办的《诗》月刊在该年5月停刊有直接关系。事实上，小诗“完事”并不构 成新诗的中衰，诗坛并不是只有宗白华，或者冰心，或者新文坛“思维定势”下的其他 中心/重要人物，即使冰心，在经过小诗的辉煌后赴美留学，其诗歌创作亦没有“中衰 ”，恰恰在1923年有了真正意义的诗歌成熟，她的《纸船》、《惆怅》表现出韵律和体 载上的明显进步，淡漠了以往轻简的哲理寻思，倾心于吟咏沉郁的离愁别绪，抒情主人 公“我”亦不再躲在文字背后，开始直接入诗。纯粹的思乡愁绪，纯粹的恋母情怀，在 一节一节的反复回转中，被“我”拖出越来越长、越来越浓的诗韵，改变了“繁星”“ 春水”时代点到为止的种种“节制”，——而冰心曾明确表示《繁星》、《春水》，不 是诗，至少她那时并没有立意作诗。
1923年8月，从诗坛一路光彩照人地走过来的冰心，以《纸船》、《惆怅》等在大西洋 彼岸再度出发，走向丰满和成熟的时候，即将从北京女高师毕业的石评梅已经走在了《 纸船》的前面，跨越了在音律和体式上过于轻简散漫的“小诗时代”，在朱先生以为是 新诗“中衰”的1923年诗作迭出——
忆哪!黑云阴森的夜景，
光明的烛珠在沉沉的幕下燃着!
银涛起伏中，
载着幸福之船航去了!
那时我忍了一时悲哀，
一松手把幸福之楫抛去；
人间的失望呵，
成了群中的遗物!
清风飘荡着花香，
皎月彩映着人影，旧痕永镌呵!
那时我忍了一时悲哀，
把系在枯枝上的心摘下，
埋在那白云笼罩的红梅树下。
1923年4月14日，发表在《诗学半月刊》第2号的《别后》，完全沉入了庐隐式的“悲 海”，这首书写心灵浸淹悲海的诗歌，代表了当时女性新诗在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进步 。与曾经流行却并不像诗的“小诗”相比，石评梅的诗歌在内容上由写实而突出想像， 趋于象征；在形式上，已有了成熟的活音律，能自如把握间行末尾一字的押韵，另外在 体式上回环反复的方法(忆哪!……忆哪!)表现出体裁的进步。正是这几点，在四个月之 后，出现在冰心的《纸船》时代，可见，石评梅在女性现代白话新诗发展中，是走在前 面不应被忽略的一个代表人物。
石评梅不仅与同时代几位前行的女作家间存在着这样那样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牵系， 还与她们一样是创作的多面手，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思想文论(杂文)等都有涉猎 ，不同的是，她可能比冰心、庐隐、冯沅君得以更切近地接触时代先锋人物，并直接受 到精英思想的“导引”，这一点，即使曾经与胡适往来密切的陈衡哲，也与她不能同日 而语，因为：至少从1923年4月开始，“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李大钊领导的 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著名的中共早期活动家高君宇，就已经在世界观/人生观上极力 影响她了，因而在石评梅这一时期的诗作中，可以明显感觉到高君宇思想的渗透。
需要说明的是，《别后》中我们所认识的走不出失望与悲哀——时时想“大声的痛哭 ”的石评梅，悲哀的根由至少有两点：1、面对自我，她的心在遭遇初恋欺骗后便淹没 在无尽失望的“悲海”里；2、面对社会，亦是“五四”落潮后庐隐所描绘的那一大片 “悲哀的海”，她同样迷茫于宇宙(哲学)“分析的碎屑”，传染上了“时代病”。石评 梅的这一切，被高君宇看得一清二楚，他在1923年4月16日写给她的信中说：“‘说不 出的悲哀’，这恐是很普遍的重压在烦闷之青年的笔下一句话罢!我曾告你我是没有过 烦闷的，也常拿这话来告一切朋友，然而实际何尝是这样?只是我想着：世界而使人有 悲哀，这世界是要换过了；所以我就决心来担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 而烦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很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 现社会享受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要我的意念和努力完全贯注在 我要做的‘改造’上去了”，“我可断定你是现在世界桎梏下的呻吟呵!谁是要我们青 年走他们烦闷之路的?——虚伪的社会罢!虚伪成了使我们悲哀的原因了，我们挨受的是 他结下的苦果!我们忍着让着这样唉声叹气了去一生吗?还是积极的起来，粉碎这些桎梏 呢?都是悲哀者因悲哀而失望，便走了消极不抗拒的路了，被悲哀而激起，来担当破灭 悲哀原因的事业，就成了奋斗的人了。”高君宇在信中鼓励石评梅：“愿你自信，你是 很有力的，一切的不满意将由你自己的力量破碎了!过渡的我们，很容易彷徨了，像失 业者踯躅在道旁的无所归依了。但我们只是往前抢着走罢，我们抢上前去迎未来的文化 罢!”从公开发表的高君宇写给石评梅的十一封信的内容推测(注：参见《评梅作品集· 诗歌小说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以上是高、石之间发生爱情 磨擦之前的对话。在高君宇一方，时值重任在身，百忙中竟不惜笔墨敝开心扉真诚开导 ；在石评梅一方，尽管无从知晓她写给高“十五号的信”的具体内容，但是从高君宇信 中谈及的“说不出的悲哀”，以及“视我能责如救济，恐我没有这大力量罢?我们常通 信就是了”，说明此时双方已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基础，彼此的好感自不在话下，在这种 情况下，石评梅不顾“自弃”之嫌，向高君宇真心剖露悲怀，并对他“救济”/拯救自 己的“力量”寄予敬仰式的期待，便在情理之中了。正因为在石评梅的创作道路上，有 这么一个让她视为“能责如救济”的思想精英的谆谆开导，便如“系在枯枝上的心”得 到了阳光雨露的照耀与滋养，于失望悲哀中看到了生还的希望。
高君宇的思想不仅渗透到石评梅的“灵魂深处”，高君宇这个人在她心目中，亦是一 个精神/思想上的巨型人物，因而，即使他已不在人间，亦“是能鼓励我，指示我，安 慰我”的巨大“幻体”，使得石评梅的诗笔因着注入了“巨型他者”的思想精华，拥有 了挣扎于“悲海”而不被淹没的力量。1923年4月28日——也就是距离上引高君宇信的 十二天之后，石评梅写出了诗歌力作《罪恶之迹》：
同情之泪呵，
我不禁为人类而洒!
罪恶之迹啊，
我不禁为人类而悲!
压在心尖上的雁 儿，
终于为了宣传正义，
飞在空中狂呼了!
……为了创新文化，
为了建设新国家，
为了警觉沉睡的同胞，
为了领导迷途的朋友 ，
我情愿在你的裙下，
求仁爱的上帝挈助你。
在黑沉沉夜幕下，
恶魔狞笑着，
小小……的魔术，
将空中翱翔的鸿雁，
消灭了万里 鹏程愿。
……‘莫能助’吗?
‘命运’吗?
这是懦弱自掩的话!
总之朋友呵!
我不为多才多艺的 你吊!
我要为云雾沉沉的女界吊!
从以上诗句可见，石评梅的笔端由于浸润着高君宇的思想精华，不仅与这位“巨型人 物”积极改造世界、创造未来新文化的社会政治主张高度契合，而且实践了他的“被悲 哀而激起”——在诗中，这悲哀，已不是石评梅一己的哀伤，是“为人类而悲”；她直 面高君宇痛斥的“虚伪的社会”，戳穿了“数千年布好的旧网”对精神的摧毁，洞悉了 消灭鸿雁大志的“恶魔”的伎俩与猖狂，诗中的所有悲音，都应合着高君宇所断言的“ 世界桎梏下的呻吟”。因而，“被悲哀而激起”的石评梅，不再一味流泪，也不再相信 “懦弱自掩的话”，她带着高君宇说的“你是很有力的”自信，竟在诗中把“一切的不 满意”打碎了——比如“眩目的虚荣”，比如“虚伪的爱情”，比如人间的“堕落”与 “罪恶”。所以，在这之后，当她宣布“我要为云雾沉沉的女界吊”时，是一种“往前 抢着走”的文学姿态，显示出积极地“担当破灭悲哀原因的事业”，“成了奋斗的人” 的精神力量。
这样，活跃于1923年诗坛的石评梅，将曾经在女性现代白话新诗的荒园里拓荒的陈衡 哲，以及开创了现代白话诗时代的冰心诗境中女性自我的纯粹与哲思，注入了“巨型他 者”的思想精华，无论在她的诗语内还是诗语外，时常能感到一种巨型思想的渗透—— 或“幻体”的潜入：
“使命”!
令我离了旧巢，
把人间的余痕都留在梦内。
将振荡着银铃，
曼声低歌，
唤醒那沙漠上沉睡的青年!
指导他去开辟人间的乐园。……惊醒了留恋的残梦；
我已换了个生活的花篮。(《迷惘的残梦》)
或者是一个以“他”作为代码的“巨型幻体”的召唤：
……他执着热烈的火焰，
向那黑暗修长的远道，
张臂狂呼：
叫她回来吧!——
由爱 之园。
……他扬着轻翼似的白裾，
求那海啸的声音：
叫她回来吧!——
由恨之海。……他哀 求着月光的清辉，
照着她影儿的踪迹!
叫她回来吧!——
由邈阔的地角。
这首题为《叫她回来吧》的诗，刊于1923年12月19日的《晨报副刊》。这之前(10月24 日)，也是诗人的高君宇从西山寄给石评梅一片红叶，上面题有“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 红叶寄相思”的情诗；当时已抱独身素志的石评梅，则在红叶的反面写了“枯萎的花篮 不敢承受这样鲜红的叶儿”，“用原来包着的那张白纸包好”，寄了回去。这进一步说 明，石评梅所接受的、期待的、敬仰的只是高君宇的巨型思想/精神。
还应说明的是，石评梅之于巨型人物或思想/精神的亲和，或者敬仰、期待，并不只是 以高君宇为对象，如她1922年11月24日在女高师听了“爱罗先珂讲演‘女子与其使命’ 一题”后，受到感染，写出《细微的回声》，表达自己对巨型人物及其思想/精神的敬 仰之情。另外，在她的散文中，高君宇的朋友一旦成为她心目中的巨型人物，她便成了 一个双重被启示，被指导，被帮助，被鼓励的对象——“朋友中是贤最知道我……一直 到我找到了真实生命；他都是启示我，指导我，帮助我，鼓励我”，“把我引上了坦平 的海道”；“你所要在死后希望我要求我努力的前途，都是你忠诚的朋友，他一点一滴 的汇聚下伟大的河床，帮助我移我的泉水在上边去奔流，无阻碍奔向大海去的。”(《 缄情寄向黄泉》)
如此，石评梅的一部分诗歌，将早期女性现代白话诗歌所特有的纯粹与哲思，带到了 时代巨型诗境的边缘，接续了维新革命时代踏着父兄思想足迹前进的一代妇女——如康 有为的女儿康同薇——所开创的书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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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评梅不仅在现代女性白话诗歌发展中，是一个走在前面的标志性人物，还是新文学 史上最早的集创作和主编刊物于一身的女作家1924年12月，在与师妹陆晶清一起主编的 《京报》副刊附印的《妇女周刊》“发刊词”上，她明确表示了要粉碎偏枯的道德；脱 弃礼教的束缚；发挥艺术的天才；拯救沉溺的弱者；创造未来的新生；介绍海内外消息 六大办刊主旨。
石评梅之于文学，与同时代几位比较活跃的女作家有所不同，无论写诗做小说，基本 上没有与当时的权威/主流文学载体发生联系，或者说，她与构成时代新文坛重镇的文 学研究会、创造社及新月社等都没有发生关系，与其中的重要/中心人物或统摄/“霸主 ”式人物也没有直接联系，而冰心、庐隐却是当年势力最大的“文学研究会”成员(庐 隐前夫郭梦良是最早的会员)，冯沅君亦是另一大文学集团——“创造社”的成员。石 评梅之于主编刊物，与诸多新文坛中心/重要的男性作家实行创作与编刊并举的情况也 大有区别，她所编的是妇女思想性刊物，以关于妇女的思想论说、时弊干预为主，文学 创作仅为附属品——居刊物次位之次位，因而，不能像那些“并举”的男作家在文学中 心优哉悠哉地以写带编或以编带写着跳圆圈舞，更谈不到可于相得益彰中收获文学也收 获功名。比如：“文学研究会”主要人物沈雁冰，1921年即接编新文学史上最长寿的主 流/权威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冰心的成名作《超人》(1921)、庐隐的成名作《海滨 故人》(1923)、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以及陈衡哲的标志性小说《 洛绮思的问题》(1924)、凌叔华的重要作品《女人》(1929)，均是这一主流文学期刊推 出的。“创造社”主要人物郁达夫、成仿吾、郭沫若自1922年5月创办《创造季刊》起 ，其文学创作始终与编刊并举，虽然多次变换刊物形式，却一直高扬“创造社”的旗帜 ，那旗上自然绣着众才子的大名，冯沅君的成名作及其他重要小说《隔绝》(1923)、《 隔绝之后》(1923)、《旅行》(1924)均发表在《创造季刊》或《创造周报》上。1924年 11月创刊的《现代评论》，亦由后来成为凌叔华丈夫的陈源主编，作者队伍大多是曾留 学欧美的作家文人及大学教授，如胡适、徐志摩、陈衡哲(女)、沈从文、袁昌英(女剧 作家)等，凌叔华的成名作及大部分小说——《酒后》(1925)、《绣枕》(1925)、《他 俩的一日》(1927)等均是该刊推出的；1925年10月～1927年春，徐志摩为《晨报》副刊 编辑，并于此间同闻一多、饶孟侃创办了《诗镌》，有文学史家把它的创刊作为现代新 诗从中衰走向复兴的标志，之后，徐志摩与胡适在1928年创办了《新月》杂志，女诗人 林徽音和方令孺便从这里走出，成为新文坛皆知的新月派女诗人；周作人于1924年底主 编在北京的《语丝》，该刊1928年1月在上海复刊后由鲁迅主编，冯沅君最好的小说《 贞妇》(1926)及《劫灰》(1926)均刊发在那里，石评梅也在《语丝》发表过作品——只 是，《再读<兰生弟的日记>》既不是她拿手的诗歌，也不是她日后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 小说。可见，与同时代活跃的女作家相比，与居于新文坛中心/重要位置——或首领/“ 霸主”地位——或文学“巨型人物”地位——的众位男性作家相比，特别是与他们手中 堂皇的主流文学刊物相比，女作家石评梅就是一只在新文坛边缘跳舞的“丑小鸭”了， 女主编石评梅手中的刊物，恐怕连在新文坛的边缘舞蹈都谈不上。
为此，拘执于女性立场的艾小妮认为：正宗现代文学史的形成，被一种可称之为“习 惯逻辑造成的定势”所制约，“定势”一旦形成，便在固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所谓 “习惯逻辑造成的定势”，由此带来文学史认识上的无意识习惯隋性，造成“习惯逻辑 ”下的盲点和误区。比如，从女性研究角度看，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权 威性编著《中国新文学大系》，对于当时及后人撰写文学史所起到的作用，便有一种“ 定势”的意义，尤其各集编者“导言”亦成为——起码对女作家——文学认识中“习惯 逻辑”的基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由沈雁冰编选，有29位作家的58篇作品 入选，其中收录女作家冰心5篇，庐隐1篇；小说二集，由鲁迅编选，有33位作家的59篇 作品入选，其中收录冯沅君2篇，凌叔华1篇；小说三集，由郑伯奇编选，有19位作家的 37篇作品入选，没有收录女作家作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分别由周作人和 郁达夫编选，只收录冰心6篇；《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由朱自清编选，只收录冰心1 8首。这之中，朱自清“导言”中对于“小诗”和新诗历史发展的判断明显留有盲点； 鲁迅“导言”中对冯沅君的评价，自然成为理解和认识“淦女士”的经典话语，随之带 来的是现代文学史及对冯沅君的某种思维“定势”，让人疑虑是：鲁迅在评介了冯沅君 之后，特别作了“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炫鬻其才绪 ，是截然两样的”比照，使人立刻联想到新文坛两派的激烈争战，不知鲁迅是不是有意 选出曾为创造社成员的女作家，借她应该推举并流传下去的小说，给创造社诸君一击呢 。这当然只是一直尊敬和爱戴鲁迅先生的艾小妮的推测，由于这样的推测，她便联想起 曾作为男人间政治交换物而长歌当哭的王昭君和蔡文姬，尽管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 事。实际上，冯沅君最好的小说，并不是发表在创造社刊物上的那几篇作品，而是转向 与鲁迅有关的《语丝》后发表的《贞妇》；至于石评梅，她笔下最好的诗歌、散文和小 说，无论哪一种，只要当时的选家真正注意且阅读过，艾小妮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 》应该留下她的名字和创作。这便是无奈的历史遗憾与悲哀了。
到此，现代文学研究史段落上的“思维定势”或“习惯逻辑”之于“隋性”，已经很 清楚了。所以，在慨叹女性文学成长环境与机遇的特别关系，慨叹男性中心文化所形成 的不利于女性成长与发展的所谓“定势”所谓“隋性”外，只能再继续寻找文学史中的 石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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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报》社长邵飘萍在1925年12月出版的《妇女周刊》“周年纪念特号”上题字：妇 女界的喉舌。这是对编刊工作的评价，也是对刊物的准确定位。正是这样的办刊性质， 决定它每一期必将思想论说作为主调，编排亦在头条及前位，如：第12号是《国民会议 与女权》(海心)，《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娜君)；第13号是《女权和中国宪法》(伯 勳)，《妇女参政应该怎样运动》(超常)；第15号是《中国妇女运动之过去与现在》( 粟显运)，《易卜生与妇女问题》(青生)；第17号是《废娼运动》(娜君)，《爱伦凯的 自由离婚及其反对论》(荫)；第18号是《中国婢女的冤声》(王权)；第19号是《蓄妾问 题》(符致达)；第20号是《从过去的妇女运动史中观察现在中国妇女运动所应采的途径 》(胡勤业)；第24号是《妇女职业问题之由来及其重要》(陈剑非)；第26号是《为上海 英捕枪杀华人告女同胞》(藻如)，《新性道德与一夫多妻》(君萍)；第37号是《为女师 大的空前惨剧告全国同胞》(萍)，《警告章士钊》(梦华)；第44号是《汤佩琳女士惨死 事实》；以及第8号的“独身主义专号”，第36号的“北师大风潮特号”等。这些发表 在刊物头一、二条的文章题目，不仅可以对石评梅的编辑思想一目了然，更可见她对妇 女解放思想的全面把握，对现实妇女问题的关注和介入，对妇女运动及社会革命运动的 积极响应与声援。这样一本有着鲜明倾向的妇女思想性杂志，除了表明石评梅对现代妇 女解放运动的贡献之外，还是她生前的重要文字创作载体，而她个人的爱情悲剧，正是 发生在《妇女周刊》生命炜幕后的演出，那些排在前位的极具思想深度的篇章下面，流 动的是浸透着她文字的血和泪，是她“将纯真无杂的生命之火红焰焰地燃烧着的自己” (注：参见《再读<兰生弟的日记>》，原载《语丝》第104期，1926年10月30日。)裸露 的灵魂。
“妇女周刊”时代，意味石评梅创作的大转折。
1923年3月4日，新出版的第12号《妇女周刊》附属位置，刊登了她的诗《“我已认识 了自己”》。石评梅不曾想到，新出炉的刊物还没有来得及向她诗中“睡在花架底的园 丁”打开，向他送上“我已认识了我自己”的变成铅字的忏悔，高君宇便在下午突发盲 肠炎住院，次日即离开人世。这之后，刊发在《妇女周刊》次位的石评梅创作，便是她 紧拥着高君宇灵魂的血泪迸发，她创作生涯中重要的诗歌和散文——《痛哭英雄》(诗) 、《夜深了》(诗)、《旧稿》(诗)、《雁儿呵，永不衔一片红叶再飞来!》(诗)、《扫 墓》(诗)，《天辛》(散文)、《涛语》(系列散文)，均寄寓在《妇女周刊》了。
……我扬着你爱的红旗，
站在高峰上招展的唤你!
我采了你爱的玫瑰，
放在你心上温暖着救你!
……我只愁薄薄的棺儿，
载不了你负去的怨恨!
我只愁浅浅的黄土，
埋不了你永久的英魂!
这是石评梅的《痛哭英雄》。诗中的英雄，是藏在她爱情心底深处且属于她自己的英 雄，在这里，她没有把高君宇作为一个政治/革命精英的化身入诗，是因为她把他的灵 魂拥得太紧太紧，一刻也拉不开可以静观的距离，于是一切都到了极致，达到沸点。就 这样，石评梅在痛哭中，在生命的燃烧中，以她赤裸的爱情忠实走过悲痛欲绝的悔疚的 1925，直到《妇女周刊》终刊，才把她的“热泪凝固了”，然后“抬起头来”，大声地 对人们喊出：“我爱!”
1926年1月29日，石评梅发表在《京报副刊》的《抬起头来，我爱!》，正是她在文学 成长中自我超越的前奏曲，诗中，跳动在乐曲主弦律的音符是——“我要寻来生命的火 焰”；“你不要为了过去流泪”；“盼着黎明的曙光”；“走向前去吧，毋须在回忆路 上徘徊”。到了1926～1927年，经历了北伐风暴和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后，从爱情与 牺牲的痛苦磨难中走出来的石评梅，勇敢举起《断头台畔》(注：1927年5月3日《世界 日报·蔷薇周刊》第二十三期。)，哀悼被反动政府杀害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人——高君 宇生前亲近和敬仰的李大钊，这首诗的最后特别留下英雄牺牲的日子——“十六年四月 三十日”：
红灯熄了希望之星陨坠于苍海中，
瞭望着闪烁的火花沉在海心飞迸；
怕那 鲜血已沐浴了千万人的灵魂，
烧不尽斩不断你墓头的芳草如茵。胜利之惨笑敌不住那无言的哀悼，
是叛徒是英雄这只有上帝才知道!
“死”并不能伤 害你精神如云散烟消，
你永在人的心上又何须招魂迢迢?
这一次，石评梅没有痛哭英雄，没有把流不尽的眼泪滴洒在她的诗上。《断头台畔》 的英雄，已不是她爱情心灵中的英雄，而是时代政治/革命中伟大精英的化身，是能带 给国家/民族以希望——红灯般照亮黑暗世界的英雄和导师，为此，石评梅怀着大悲哀 把她的诗浸在英雄的鲜血里，然后拔出来，再淋漓着鲜血高高举起来，让它燃烧在革命 怒火中，一面哀悼，一面准备战斗。在这之前，她的诗已经有了战斗姿态，在鼓励陆昌 清南下革命的《别宴》中，她说“妹妹!请你饮干这一杯”，“愿你烟尘起处再把阴霾 扫”。于是，石评梅以战斗的姿态走进1928，她告诉母亲的，不再是1925年《月儿圆》 (注：1925年10月23日《妇女周刊》第四十四号。)里小儿女的哀痛，而是：
我告诉你，母亲!
你不忍听吧这凄惨号啕的声音，
是济南同胞和残暴的倭奴扎挣，
枪 炮铁骑践踏蹂躏我光华圣城；
血和泪凝结着这弥天地的悲愤。我告诉你，母亲!
你那忍看中华凋零到如此模样，
这碧水青山呵任狂奴到处徜佯，
晨 光熹微中强扶起颓败的病身；
母亲你让我去吧战鼓正在催行。(注：见《我告诉你，母 亲!》，原载《世界日报·蔷薇周刊》第六十九期，1928年5月29日。)。
尽管这首诗显出急不可待表达思想激情与政治信念的直白及粗糙，却表现出石评梅以 往诗歌中少见的大悲哀大气魄大境界——抒情主人公哀的是我中华，沸的是“我热血” ，燃的是“我火把”，她要做的则是“重兴我中华”，已完全超越了身份主体的性别。 这样的自我超越，是在《妇女周刊》背景下从《痛哭英雄》一路蜕变出来的。
特别要提起的是，“三·一八”血案后，石评梅为悼念好友刘和珍所作的散文《血尸 》(注：原文载《京报副刊》第446号，1926年3月22日。)。无数的人在中学甚至在大学 通过教材熟读了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却很少有人知道石评梅笔下同样绝好的 散文：
我要最后别和珍，我要看和珍在世界上所获到的报酬。由许多人抚养培植的健康人格， 健康身体，更是中国女界将来健康的柱石，怎样便牺牲在人不知觉的撒手中?……昏暗中我们都被哭声和风声，绞着，雪花和热泪，融着。这是我们现时的环境这便 是我们的世界，多少女孩儿围着两副血尸。这两副血尸，正面写着光荣!背面刻着凄惨!大惨杀的第二天。
以诗的断句方式结尾，提炼出大惨杀及大惨杀后果的见证；而血尸的正面与背面的绝 妙象征，蕴纳着浓缩的思想真理和政治洞悉；中国女界的惨案本身，亦在两具血尸的书 写中超越了女子的性别。这便是石评梅的一篇应该传世——甚至应该像鲁迅先生的纪念 文字那样成为教材的精彩散文。
写到这里，艾小妮不由得追思：如果石评梅的这类佳作不是发表在《妇女周刊》，而 是亮相在新文坛主流媒体，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当然，这对石评梅可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外界的事不论，于她——至少是因为刊 物的好粮草有限，不得不依靠自我生产，她在《妇女周刊》“一周年纪念特刊”上谈到 ，“我们希望收到女子的意见和作品，静候着盼了一年，然而莫有多少人来光临；到如 今招供时，都有点脸红，拉拢不来主顾，生意自然不兴隆!‘妇女’作了大招牌，看起 来是应该，多方面的批评，描写，介绍，指导，然而我们的努力和言论，似乎都离着理 想太远，因之她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不敢问，或者有人宠爱她是刚健有为的小女孩，或 者有人对她很灰心，看他作(注：原文为“他”，而不是“她”。)龙钟浅缺的老废物， 她到底在这一年中，实行了什么使命，获得到什么效果?惭愧，我们的回答，只是‘有 负众望’。”(注：参见该期刊末石评梅《总账》。)这里面当然有石评梅的谦语，“一 周年纪念特刊”作者阵容较为强大，而且得到了鲁迅的支持，先生的《寡妇主义》就位 居前位，十分醒目。可是，稿源不理想却是事实，已有几位在特刊上露脸的作者文中披 露石、陆之追稿之诚挚，而几位都是被追了一年后才在特刊上还债。不久前，艾小妮曾 读到香港著名报人董桥先生的小品文，题目是《总编辑不是人》，于是知道办刊之难主 编之难，真是难于上青天。这或许也是石评梅把她的力作差不多都做了自家小刊的粮草 ，以“不负众望”的缘故吧。
4
1926年11月，石评梅和“三·一八”惨案流血者之一陆晶清又辟新刊路径，开始一起 主编《世界日报》附刊之一《蔷薇周刊》。“蔷薇周刊”时代，可以称为石评梅的小说 时代了，她主要的叙事作品，大多寄寓于此。
在这之前，石评梅已涉笔小说，她书写的是很淑女的《病》，很幽雅的《“只有梅花 如此恨”》，以及《弃妇》。发表于1924年2月26日《绿波周报》上的《病》，是石评 梅的处女作，写女主人公病中对母亲的思念，过于散文化，显出操练小说功夫的不到家 ；一年后发表在《京报副刊·文学周刊》的《“只有梅花如此恨”》，已是一篇趋于成 熟的小说了，反映横亘在没有成为眷属的有情男女间的复杂心理障碍，有自我言说的味 道，操练小说的功夫尚可，却又嫌个性不足。1925年12月，一篇发表在《妇女周刊》“ 一周年纪念特刊”上的《弃妇》，使人不能不对石评梅刮目相看。这篇作品，同时为她 主编《妇女周刊》划上了句号，成了她将步入“蔷薇周刊”小说时代的象征性序曲。
《弃妇》是现代女性小说中最早的一篇正视弃妇命运的作品，在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自 由离婚及自由改嫁的时代新声中，石评梅在小说中发出的却是鲜明女性立场的怜悯弃妇 之音，和对现代男性的痛斥之声，尽管小说中的表哥在给“我”的信中剖心置腹地说了 一大通为何要离婚的缘由，更因着母亲坚决阻止他结束无爱的婚姻而离家出走，“我” 心里的天秤还是向着后来服毒自杀的“弃妇”倾斜——
但是我心里常想到可怜的表嫂，环境礼教已承认她是表哥的妻子了——什么妻，便是属 于表哥的一样东西了。表哥弃了她让她怎样做人呢?她此后的心将依靠谁?……旧式婚姻 的遗毒，几乎我们都是身受的。多少男人都是弃了自己家里的妻子，向外边饿鸦似的， 猎捉女性。自由恋爱的招牌底，有多少可怜的怨女弃妇践踏着!同时受骗当妾的女士们 也因之增加了不少，我想着怎样才能拯救表嫂呢?
从石评梅1925年后发表的两篇小说，可以看到曾经阻碍着她承受/接受高君宇爱情的某 种理性发源及心理图景。然而，石评梅《弃妇》的创作动机或驱力，并不只是想借他人 的经历遭际浇自己心中的块垒，更不应理解为是借小说来解脱或推卸对高君宇的爱情负 疚。因为：在时代新风吹拂下成长的女作家，当时已不约而同地感到、看到或认识到男 性在爱情婚姻及离婚风潮中的倾向性问题，于是，不约而同地有了女性的醒觉，并通过 文学书写粉碎父权世界的神话，达成对男性中心文化的颠覆。这一类书写倾向的女性小 说至少有：庐隐的《父亲》(1925)、《秦教授的失败》(1925)、《时代的牺牲者》(192 7)，陈学昭的长篇小说《南风的梦》(1928)等，石评梅生命中最后一篇小说《林楠的日 记》(1928)也属此类。
1927年5月，石评梅发表在《晨报副刊》的《红鬃马》，是最早的一篇书写革命英雄“ 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女性小说。红鬃马是辛亥革命中“声威煊赫”的革命军首领郝梦雄 的爱骑，作为梦雄老师的女儿——“我”有机会目睹这位少年英雄的风采，并有机会和 父亲一道与英雄并骑着马儿行进，幼小的心灵所感受到的光荣，竟“是在梦雄骑着的那 匹红鬃马的铁蹄上”，就这样，在“我”眼光的崇仰与注视下，梦雄与他的红鬃马一起 融入“我”的生活，和他的爱人小珊住进省城，与“我”家紧邻；慢慢地，英雄又离开 了“我”的视线，寄着红鬃马“去驻守雁门关”，从此断失音信；八年后，“我”在战 乱中长成女青年，到山中去休养的一日，在深林处偶然发现一所别墅，未见主人，竟在 门外看到了红鬃马，见到梦雄的爱人方知，“如今英雄已死，名马无主”，“才知道梦 雄第二次革命，是不满意破坏人民幸福、利益的现代军阀”——
我依稀看见梦雄骑马举鞭指着一条路径，这路径中我又仿佛望见我已陨落的希望之星的 旧址上，重新发射出一种光芒!这光芒复然起我烬余的火花，刹那间我由这个世界踏入 另一个世界，一种如焚的热情在我胸头缭绕着——燃烧着!
在这个结尾中，石评梅奏响的是继承梦雄壮志的革命进行曲，在奏响的同时，超越了 “我”的性别，也超越了创作主体的性别，因而发出的是超越女子性别的大音。这篇小 说得力于石评梅在诗中操练的写景抒情的功夫，以及只有通过写诗的训练，才可能获至 的精致且充满弹性的用词造句之功，因而，她能够将人、事、情、景如诗如画地交融在 一起，写实亦不失空灵，有人物有故事亦不失思想附丽，于情于景于境的艺术渲染和烘 托，均不失自然真实。应该说，《红鬃马》加上后来的《白云庵》、《匹马嘶风录》， 打开了20年代女性小说通向诗境的书写之路。
1927年，石评梅接连发表了多篇革命题材小说，其中有反映“百战归来，创痛满身” 的红十字会女看护，抗拒失望懦弱情绪的《余辉》；有战场凯旋，做了人们钦仰羡慕的 英雄，却因为失落于没有了妻子和父母，而在《归来》中悲哀自己“只是一个历史使命 的走卒”；有隐居山林的老英雄，记录下自己奋斗与失望的经验，以鼓励后人“追求光 明幸福而去”、“不要因为失望便诅咒他”的《白云庵》；有空洒一腔热血报效从军， 却绝望于“黑幕日深，前途黯淡”的《流浪的歌者》。这些作品，都发表在《蔷薇周刊 》上，像一个小说系列，从不同角度揭示出社会政治/革命带给人的复杂感受及悲剧命 运，虽然篇篇都伴着失望与悲哀的咏叹，却总能听到人物心底里有力踩住革命进行曲的 自我激励的鼓点。
在即将跨进1928年的时候，石评梅把她的小说代表作《匹马嘶风录》刊发在自家的《 蔷薇周刊》“周年纪念增刊”上，这篇作品在同一类女性小说中独占鳌头，无人可及。 虽然在《匹马嘶风录》之前，中国第一代女兵谢冰莹在1927年5月14～6月22日《中央日 报》副刊发表的《女兵日记》，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但是，这并不影响对石评梅此 篇小说文学史价值的评估，因为谢冰莹的女兵书写属纪实文学(报告文学)范畴，她的作 品赋予这一体裁领域女兵题材的标志意义，以及女兵身份书写的标志意义，与虚构性小 说创作无涉。还要说明的是，在石评梅和谢冰莹执著于书写革命/女兵文学的时候，比 谢冰莹(1906年生)大两岁，石评梅(1902年生)小两岁的丁玲(1904年生)，距离“革命” 尚远，她以《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在文坛起步走红后，从1929年创作《韦护》 才开始转向给她带来极大声誉的革命书写，而且，丁玲革命文学书写的起步，很生硬地 贴着“恋爱加革命”的标签，“遵命”的痕迹、人为凿斧的痕迹比较明显，不像石评梅 无论书写爱情无论挥洒革命，均是纯粹无杂的生命燃烧，最终呈现出的则是彻底燃烧后 赤裸的忠实与真实，甚至连骨头都让人感觉是滚烫的或是透心凉的。石评梅的这类作品 在思想上可能难与丁玲的革命书写比较，但在艺术上要比丁玲书写革命的小说略胜一筹 ，她飞扬的想象是在苍凉里冷却过的，她昂扬的诗情是经过人生的缠绵脆弱与悲哀失望 的阻截才喷发出来的，她小说语言的张力也是诗人才可能吞吐出来的。《匹马嘶风录》 便是显示石评梅诗人气质的小说代表作，第一人称的内视角度，揭开了抛弃花园派小姐 生活，走进大革命浪潮的在枪林弹雨中从军的女主人公何雪樵的思想、情感与深在的心 理世界，通过她的眼睛反射出时代政治风云的激变，以及战争对人性、意志、信念的严 酷考验。雪樵提起理智的慧剑斩断女儿情，超越私人小世界的自我，做了女兵，“为了 歼灭和打倒民众之敌”，决心“负枪苛弹，匹马嘶风驰驱战场”，可是牺牲在“断头台 畔”爱人的死信，首先使她痛绝如“匹马嘶风”，在情感世界的狂奔中竟将手枪对准自 己的脑门，革命的残酷考验于她，是蓦然清醒后独自在四无人烟的深夜荒野痛哭，以后 便永不再流泪。石评梅把这样一个女性之于革命的故事，写到极致之情里，写在生命鲜 血的挥洒里，让人看到了女性血写的成长超越。
在这个大悲大痛的文学大音挥洒之后，石评梅留下了一篇没有变成铅字的小说《林楠 日记》，便被脑膜炎夺去了生命。她只有二十六岁，那么年轻!——在21世纪的今天还 是一个花季的女孩子。如果她不是死在1928而是活到1982，沿着“匹马嘶鸣”一路挥洒 下去，不知会有多么了不起!
2002年是石评梅女士的百年纪念。为了她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该被遮蔽的出色女作家 ，为了我对她的同情和怀念，也为了她生前曾是我的女儿维妮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 的教师，我愿集所有孩子们对她的热爱与怀念，将我这篇论文的字字句句编成花圈，敬 献在她文弱沉静的遗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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