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才主政新疆时盛苏同盟关系的演变及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新疆论文,盛世论文,同盟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76(2008)04—0042—05
盛世才主政新疆，始于1933年4月，止于1944年9月。这11年间，盛世才与苏联同盟关系呈现着由“蜜月期”、逐渐疏离、终至决裂的过程。苏联对新疆政策是先予后取，扶持一个亲苏的政权，并通过这个政权攫取新疆政治经济权益；而盛世才则出于维护其军阀统治目的，走的是一条“投苏、暗中反苏、公开反苏、最后试图再投苏”的政治投机道路。盛苏同盟是建立在盛苏相互利用、相互需要的基础上的，所以，这种基础上的固有矛盾决定了盛苏同盟的最终破裂。
一、盛世才与苏联同盟关系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初，蔓延全疆的动乱，引起了苏联政府的密切关注。1933年4月12日，反对金树仁统治的新疆“四·一二”政变发生后，金树仁政权迅即垮台。面对新疆涌现的多股政治势力以及外部因素的介入，出于维护自身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考虑，苏联对新疆政策出现了较大的调整，从全力的介入，力图驾驭各派政治势力，直至最后出兵新疆。
1933年6月和9月，南京国民政府先后派两位大员来新，试图控制新疆，引起了苏联的警觉。于是，苏联改变策略，企图暗中拉拢得到中央承认、具有合法身份的地方实力派以为己用。当时，摆在苏方面前可供考虑的人选有和加尼牙孜、张培元、马绍武、马仲英和盛世才。苏方最初希望与伊犁屯垦使、第八师师长张培元合作，“准备联合张培元攻击盛世才”[1](P135)。张因受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之策动而予以回绝，遂与苏联结怨；苏方想与南疆喀什行政长马绍武合作，马绍武也表示，有苏方的支持，“届时你们将在这里得到日本在满洲地区所拥有的一切”[2](P51)。但南疆英国势力过大，苏联势力无法介入；苏联通过蒙古向哈密反金武装暴动头目和加尼牙孜部供应服装、武器、粮食，准备帮助和氏，但和加尼亚孜很快与伪东突分裂政权沆瀣一气；回族军阀马仲英是新疆政权最有力的争夺者，他和盛世才都向苏联提出援助的申请，但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的头衔及其与日本勾结的传闻，使苏联对他不大放心。苏联方面选择再三，认定盛世才是可以扶植的最合适的人选。
如果说南京国民政府试图插手新疆引起苏方不快的话，新疆动乱出现的日益明显反苏倾向则更使苏方产生不安，1931-1933年新疆的动乱，不仅使苏新贸易关系受到严重影响，而且对苏联中亚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尤令苏联不能容忍的是，英、日、德等国居然染指新疆，并试图以新疆为跳板威胁苏俄已非一日。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考虑，苏联都希望新疆结束战乱，早日实现和平安定。1933年4月8日，苏联《东方真理报》发表题为《英日在中国西部角逐》的长文，指出英、日帝国主义正在对新疆实行侵略，“新疆无论是继续动乱还是形成一个独立国或几个分裂政权，都将成为帝国主义武力攻击苏联的基地”[3](P141-142)。实际上，英、日、德在新势力范围根本无法与苏联相抗衡，而《东方真理报》等报纸的极力渲染，是为苏联下一步直接干涉新疆政局制造舆论。苏联要想完全控制新疆，则必须选择好其代理人。而盛世才为了取得苏联的信任，把自己扮演成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使苏联对他产生了好感；而且，在苏联眼中，盛也是一个杰出的军事领导者，有能力统治好新疆；再者，盛世才是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新疆边防督办，支持盛也可以使苏联避免支持其他人选所带来的外交层面的麻烦。权衡利弊，苏联最终决定与盛世才合作。
新疆“四一二”政变后不久，盛世才公开表示承认苏联与金树仁政权签订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并愿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面对盛世才的亲苏姿态，苏方随后作出了反应。1933年8月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下达对新疆工作的指示：“必给新疆地方政府以积极的支持，以粉碎马仲英和其它回人的队伍”[2](P51)。
盛世才主动同苏结盟，是出于巩固其在新疆统治地位的需要。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虽取得了新疆合法统治者的地位，但他却仍处于马仲英、张培元、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等强大敌对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因此，急需外部的帮助，以确立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起初，盛世才选择争取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但南京对盛并不信任，并试图借马张牵制盛世才控制新疆。无奈，盛世才只好把目标转向国外，当时对新疆局势有影响力的只有英国、日本和苏联。英国与新疆距离遥远，而且已经支持东突伪政权与盛为敌，日本则支持马仲英，且当时中日矛盾日趋激烈，因此，盛世才只有向苏联求援。
这样，一方面是盛世才在强敌威胁之下需要外援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苏联为维护其中亚地区稳定和远东地区战略安全，为扩大在新疆权益，也乐于援助盛世才。正是在这种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的基础上，盛苏同盟很快建立起来了。
二、盛世才与苏联同盟关系的确立
1933年11月，张培元和马仲英部结成联盟，以优势兵力，准备两路夹击盛世才。盛世才派遣新疆省外交署长陈德立等潜赴莫斯科，寻求苏方军事援助。11月底，苏方阿布列索夫出任迪化总领事，全面负责对新疆的援助工作。随后，苏新双方签订了军事援助密约。1933年12月，苏联红军直捣惠远，“除将张培元大本营包围外，并将各级官员逮捕”[4](P3372)，反盛的伊犁势力兵消瓦解。1934年1月，马仲英拥兵两万围攻迪化，苏联又以“阿尔泰军”名义从塔城巴克图卡入境攻击迪化，打散马仲英部。1934年7月，马仲英残部马虎山、和加尼牙孜部麻木提再度起兵反盛，盛世才再次借助苏军力量，彻底消灭了马部的三十六师[5](P249)。1938年，苏军“红八团”驻兵哈密，帮助盛世才政权守住了东疆大门，使中国中央政府势力难越兰州一步。
苏联全力帮助盛世才削平群雄，使盛氏坐稳了“新疆王”的宝座。随后，盛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经济、巩固政权。而盛要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仍离不开苏联的支持，这就要求他把与苏联的战时军事同盟关系发展为战后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关系。而对苏联来说，虽然帮助盛击败了帝国主义在新疆的代理人，但其残余势力并未彻底清除。因此，苏联也需要进一步支持盛世才亲苏政权，巩固其在新疆的权益，并使新疆为苏联国家安全利益服务。
在盛世才的请求下，1934-1937年苏联向新疆派遣大量顾问、专家、技术人员和联共党员，并两度大量贷款，帮助盛世才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建设。盛苏同盟得以全面确立。
经济方面，30年代中期，苏联向新疆派遣了大量的专家顾问和技术人员，帮助盛世才进行经济管理和工程设计，同时向新疆提供物资和贷款援助，补充新疆经济建设所需的资金和物资。苏联帮助新疆修筑公路，建立现代工业。苏联顾问还帮助新疆建立并统一了财政预决算制度，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恢复了金融秩序，苏联专家帮助新疆修建电报线、开发矿产资源等等。至30年代末，苏联总计向盛氏政权贷款831.5万金卢布，从而大大增强了盛氏与中央抗衡的能力和胆量。
在政治方面，苏联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帮助盛世才建立政治官僚系统。1933-1936年，盛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孜拉肯、阿布索列夫和联共党员的帮助下，逐步提出了以反帝亲苏为中心内容的六大政策，将其作为自己的施政纲领和政治路线，以向苏联表明新疆坚定的反帝亲苏政治立场。在重建新疆官僚政治机构上，盛苏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盛苏共掌新疆政权的局面。
文化教育方面，早在1934年，联共(布)中央专门通过了关于苏联培训新疆青年的决定，“至四十年代初，已有3万名青年接受了各种培养教育”[6](P80)。为了加大对新疆的文化影响，苏方将新疆维、哈语文改变，使之与中亚各国的语文一致。这些措施，对新疆人民的思想意识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为苏联以后在新疆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军事方面，新疆督办公署的苏联军事顾问权力极大，“一切军队的改编、装备、训练都得通过顾问核定……各部队中亦有俄人任教官。1936年后，一切军事训练都采取俄式”[4](P3445)。新疆保安机构由苏联协助建立起来，特工人员由苏方负责培训。1936年成立的边务处，是共产国际直接掌握的情报机构，主要对新疆境外及中国内地进行侦察和刺探。新疆若干区、县公安局的局长或副局长，有的自动听命苏联领馆人员的指挥，有的本身就是苏籍人，实际上并不服从新疆公安管理处的管理。
苏联与盛世才政府合作的结果，使苏成功地实现了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对新疆政府的控制。而盛为了永久地在新疆称王，也变本加厉地媚附苏联。1938年，“盛世才秘密访苏，在莫斯科受到欢迎较中国元首还重”[4](P4013)。盛并就此加入联共，以示其与苏联为一体。不仅如此，“1941年1月，盛世才为取悦苏联，向苏联建议将新疆脱离中国而成立新疆维吾尔共和国，并加盟苏联”[7]，声称“时机已经成熟，英帝国主义者及蒋委员长皆无能干预新疆事”[8](P414)。但苏联环顾国际局势，考虑到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关系，婉拒此事。苏联与盛世才政权政治、经济、军事等全面的合作，使得盛苏同盟关系达到极点，而新疆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关系却日益疏远。
三、盛世才与苏联同盟关系的裂隙
20世纪30至40年代初，苏联与盛世才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进行了广泛、密切的合作。苏联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帮助盛世才建立政治官僚系统、稳步发展经济、加强军事力量，从这一角度看，苏联是援助者，盛是受援助者。但这种全面合作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对于苏联来说，其目标是为了在新疆获取战略利益，将新疆纳入其势力范围。对于盛世才来说，则是为了建立和巩固其对新疆的独裁统治。也正因为此种关系是以双方的极端利己需求为原动力的，所以决定了其破裂的必然性。同时，苏联对盛世才的信任程度也是有限的，一旦外部形势发生变化，就会动摇双方的合作基础，从而导致彼此关系的破裂。
其实，早在合作之初，双方就已出现裂隙。
军事方面，1934年3月，“阿尔泰归化军”(实为苏联红军)抵达迪化，盛世才当即召集联席会议，提出为彻底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红军要继续向南追击，直到完全歼灭。但苏方拒绝并称，苏联红军如进攻喀什，英国人会“向世界宣布他侵略”[4](P3048)。实则苏方“特保存马之实力”，并“诱骗马仲英去俄，并以马仲英预作将来牵制盛世才的一步棋子”[4](P3403)。对于经苏入新的东北军，苏联授意盛氏屠杀，以防止盛世才私存兵力，苏联在利用盛世才的同时，又时刻防其反水，这时常使得盛非常不满。
经济方面，新疆省财政厅聘有苏联顾问米哈尔曼，“一定数额以上的财政支出没有米哈尔曼顾问的副署是无效的”[9](P404)。而银行顾问则为斯大林妻舅斯瓦尼滋，省军的支出不经他签字，不能使用。新疆的一切经济建设都聘有苏籍工程师与顾问，一切建设计划都由他们拟定或审核。根据两次借款合同，苏联取得了在全疆的自由贸易权，就连新疆土特产的价格也由买主——苏联设在新疆的苏新贸易公司决定。1940年11月，苏联胁迫盛世才签订了《租借新疆锡矿密约》(俗称锡矿协定)，“锡矿协定”的签订，使得“新锡”已成为“一个既不受乌鲁木齐控制也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10](P66)。盛苏同盟关系从这个协定签订之后，就开始走向决裂。只是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盛世才还不敢公开反苏。
政治上，苏联利用帮助盛建立官僚机构之机，把大批联共党员输送到新疆，以专家、顾问的名义安插到盛的官僚机构之中。当时“各机关所聘用之苏俄人员自一人至五、六人不等”，“各机关所聘请之顾问、专家约有400余人”[11](P740-747)。苏联援新人员除控制反帝会、新疆日报社、各族文化促进协会等宣传机构外，还掌握了边务处、政治监督管理局(后改为公安管理处)及一些地方公安机构，不少区、县行政长官也由联共党员直接出任正副职，或派遣苏联顾问。新疆边防处的处长名义上是由盛世才兼任的，而实际掌控该处全权的是苏联特工。在权力运作上，“一般事务之处理，在不违背苏俄条件下由盛推行，重要事件则商诸苏俄驻迪化(今乌鲁木齐)总领事或征求其同意”[11](P740-747)。实际上，早在盛苏同盟确立之初，新疆就形成了盛苏共掌政权的局面，盛的个人统治权力已受到苏联很大程度的制约，由此也较充分地折射出苏联控制新疆政治的严重程度。以军阀独裁的本性和盛氏个人秉性，是断不能容忍这种局面的。1935年后，新疆内部又出现了几股在盛世才看来是有害于其政权的危险势力。为了肃清个人独裁统治的障碍，从1937年8月开始，盛世才炮制了一系列所谓“阴谋暴动案”。
1937年8月，盛世才利用苏联肃反扩大化之机，炮制了第一起所谓“阴谋暴动案”，以打击苏联在新势力为主，并囊括地方封建势力、地方民族主义势力、内地来新青年等。盛世才精心设计的这场阴谋，具有一石数鸟之效，苏联势力被严重削弱，阿布列索夫因“托派”分子之名遭灭顶之灾，绝大部分联共党员被请回苏联，一大批政敌如张馨、和加尼牙孜等被清除，大批“逆产”被充实到了盛政权的财库。
这起“阴谋暴动案”以反托亲苏为名，行反苏之实，虽快盛意，但盛世才十分惧怕苏联怀疑。于是，盛世才请求苏联再派人来疆。苏联除再次派本国人员外，还要求中共派出干部赴新工作。1938年后，苏联已将新疆“视为与外蒙有同等地位”[4](P3941)，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政治经济的控制，苏盛之间的矛盾走向尖锐。
1940-1941年，苏联对新疆政权控制力度显著加大。1940年签订“锡矿协定”时，苏联对盛世才修改其中部分条款的要求予以蛮横拒绝，并对盛世才在新疆统治地位进行赤裸裸的威胁。这使盛世才大受刺激，并最终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只是苏联眼中的一个政治傀儡。同期，苏联又以保护头屯河飞机厂和“新锡”为名，把强大兵力驻扎在离迪化只有20公里的头屯河和新疆腹地。显而易见，这是苏联加强对盛政权控制的军事布置。为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盛世才又制造了第二次“阴谋暴动案”。
1940-1941年的“阴谋暴动案”包括杜重远案、库尔班尼牙孜案、沙里福汗案、陈武案等。盛世才在此次肃清运动中，限于形势，虽未打击中共党员与苏方公开派来的工作人员，但却把和他们关系亲密的群众几乎全部清除，并借机进一步削弱苏联在新疆的政治势力。盛世才还诬陷边务处副处长、联共党员陈培生和新疆日报社社长、联共党员王宝乾，称他们是反政府反苏的策动者，要求逮捕，但遭苏联拒绝，而且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至此，“盛世才对苏联的信用已完全失堕”[12](P44)。盛苏关系向冰冻期滑落。
四、盛世才与苏联同盟关系的破裂
如果说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盛苏的矛盾还仅是表面现象的话，随着1937-1942年国际局势的日趋紧张和盛世才反苏反共真面目的逐渐暴露，盛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这也导致盛苏同盟关系最终走向彻底决裂。
首先，苏联逐步减少了对新疆的援助，明显增加了对新疆的特权要求。其实，在新疆建立起亲苏政权之后，苏联就明显减少了对新疆的援助。特别是二战全面爆发后，苏联基本断绝了对新疆的援助。但苏联对新疆的权益要求却日渐上升，特别是《锡矿协定》的签订，使它在新疆的特权达到了极致，大大超出了盛的容忍限度，对盛世才在新疆实际统治地位构成了直接威胁。
其次，苏联对新疆的政治、军事控制空前加强。政治上，苏联领事、联共党员和苏联专家顾问对盛政权早已形成挤压之势。盛世才几乎所有活动都已在苏联的掌握之中。而苏联对新疆日益严密的军事控制，使得新疆完全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再次，盛苏之间已失去了对彼此的信任。苏联日益严密的控制，引起了盛对苏联意图的怀疑，他越来越担心苏联会改变对自己的支持态度，因此不断制造摩擦，以排除苏联在新疆的统治。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也逐渐认清了盛世才反苏反共的本质。为骗取苏联的支持，盛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信徒，但盛在新疆的行为，却“找不出任何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11](P28)，苏联对盛不满的情绪逐渐暴露。
1942年3月，盛世才借口自己的四弟盛世骐被杀，故伎重演，编造了一起新的“阴谋暴动案”。盛向重庆国民政府报告，称盛世骐案是一起由莫斯科和延安共同指使的政治阴谋，盛诬陷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边防督办公署的苏联首席军事顾问拉托夫等都参加了此次阴谋。他们的目的是推翻新疆省政府，建立一个脱离重庆而独立的政府。而盛氏向苏联报告则称“阴谋者”妄图谋反，建一个反苏政府。盛世才先后逮捕300多名苏联和中共在新人员作为媚蒋之礼，同时盛氏还煞有介事地致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要求苏方派员参加审讯。
这一时期，中、苏两国都在力图掌控新疆的政局。蒋介石通过各种手段拉拢盛世才，而苏联则极力阻止盛世才投蒋。1941年6月27日，苏联副外长德卡诺索夫专程去迪化警告盛世才：“苏联共产党绝不会让它的党员随意抛弃党的指示，攻击马克思主义而不受惩罚”[13](P404)。7月3日，莫洛托夫给盛世才写信，历数盛世才过去反对国民政府背叛国家民族利益的言行，企图迫使盛世才打消归顺蒋介石的念头，同时，将同样的信转呈蒋介石，希望引起蒋对盛的憎恨。但蒋介石此时急于收复新疆，而盛又是收复新疆的关键，因此，对信函内容不置可否，并乘机向莫斯科提出“今后凡有关新疆事，希望苏联政府直接与中国中央政府洽商协议”[14](P441)。1942年7月初，蒋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去迪化与盛恳谈，进一步密切双方关系。8月29日，宋美龄代表蒋介石赴迪，与盛世才洽商落实新疆问题具体事宜。蒋盛双方约定“调派甘肃境内政府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牵制哈密苏军、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将外交权收归中央、肃清新疆共产党着苏军撤出新疆等事宜”[4](P4907)。1942年10月至11月，盛世才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希金进行五次谈判，要求“苏方撤退除外交人员以外的一切人员”[15](P59)。苏方对盛世才政权进行武力威胁，在并不奏效后，就势作罢。
面对蒋盛的强硬态度以及此时国内险恶的处境，苏联被迫作出让步。1943年4月初，普希金通告新疆政府：所有在新的苏联地质考察完全停止，将所有考察团人员一律撤回，并将一切机器运回苏联。4月15日，苏方再度通知新疆省政府将驻扎在哈密的苏军“红八团”撤回苏联。至1944年春，苏联势力全面退出了新疆。
随着苏联势力的撤出，国民党的势力大举进入新疆，并力图从军事和政治上架空盛世才，盛世才感觉到投靠南京政府竟成了“引狼入室”，自己的独裁统治受到了严峻威胁，后悔不已。同时，1944年夏，苏联在苏德战争中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于是盛世才又开始清除国民党在新势力。1944年8月11日，盛世才炮制了“八·一一黄林案”，逮捕了国民党在新军政要员100多人。次日，盛世才上书蒋介石，指控他们是隐藏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请蒋派人来新疆复审，使得蒋介石有苦难言。同时，盛氏又向斯大林表示要“悔过自新”，企图再次投靠苏联，赶走国民党在新势力。但苏联对盛世才不仅置之不理，而且将电报转交给蒋介石，至此，苏盛关系彻底决裂。而且，蒋介石这时也看清了盛的投机本质，于1944年9月将盛世才调离新疆。此后，新疆进入了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