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转换与“认同”重建——兼论《人啊，人！》进入历史叙述的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啊论文,身份论文,方式论文,历史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程光炜 李杨
戴厚英在文学界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是非”人物，她以《人啊，人！》而名世，也因它而肇“祸”，从而构成八十年代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正如她自己所说：“多少年来我一直像一团迷雾中的鬼魂，让人抓不住、看不清。有人把我想象成天使，封我为‘伟大’，许我以‘不朽’，又有人把我描绘成魔鬼，指我为‘孽种’，判我下地狱。”①鉴于她敏感的身份，人们对其褒贬不一：其人要么被认为是“文革”时期的“帮凶”，而她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则被认为具有“投机色彩”，受到严厉质疑；要么被认为是勇闯“人性”、“人道”禁区的“先锋”。其小说《人啊，人！》要么被“指认为乍暖还寒、乍晴还雨的年代的‘晴雨表’，一种政治、文化症候，一种有力的社会象征行为”②，要么又得到了更大范围以致有点夸张的释放，而且其中掺杂了许多“文学”之外的“社会”因素、人事纠纷和个人恩怨，甚至至今“不足为外人道”的各种“内幕”，这就给戴厚英及其作品的文学史评价留下诸多问题。所以，有必要对戴厚英及《人啊，人！》引起的诸多交锋方式进行清理和重估，分析她是如何在八十年代的写作中进行身份“转换”和重塑个人“价值认同”。同时，我要追问的是，作家们基于怎样的事实基础和心理疑问来反思历史？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什么样的修辞与隐喻来建构关于“戴厚英和《人啊，人！》”的历史叙述，又是如何对作家主体的“认同”进行规约与接纳的，它们与整个八十年代的历史语境、社会思潮、价值立场构成何种内在的关联？
一、《人啊，人！》出版前后
戴厚英在八十年代后屡遭各种猜忌和怀疑，都源于她的“文革”生活和所扮演的文化角色，而且她在八十年代主动进行的“身份”转换和“认同”重塑又都与她“文革”时的身份和经历紧密粘连。戴厚英在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上海作协召开的大会上批判了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慷慨激昂的发言使她在文艺界获得了名噪一时的“小钢炮”的“雅号”。“文革”期间，她“积极”参加运动，从而遭人嫉妒、忌恨、反感和躲避，这成为她在八十年代时乖命蹇的重要因素。“文革”结束到一九七九年，她不断接受审查。审查结束后，她以“戴罪之身”进入八十年代，其身份也发生了最为明显的转换：文艺批评者→大学教师、著名作家；批判人道主义的“文艺哨兵”→宣扬人道主义的“先锋”。然而，由于“文革”中那些恩恩怨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时还来不及清除，一些说不清的矛盾纠葛“如影随形”地缠绕着她，她在生活、写作、教书时遭遇的麻烦不断，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③。尤其是她的成名作《诗人之死》、《人啊，人！》出版前的许多磨难以及出版后的各种“余波”更是让她身处“风口浪尖”。
一九八○年春，正当戴厚英的第一部小说《诗人之死》在上海出版受阻之时④，她接到了来自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岑桑的电报，希望由他们出版《诗人之死》。戴回信说，书稿的出版事宜已有了转机，但为了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的知遇之恩，答应另写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交给他们出版。她五月底写完《人啊，人！》的初稿⑤，七月初广东人民出版社初审完毕后就立刻派两位责任编辑到上海谈稿件的修改意见。七月下旬至八月中旬，戴根据意见重新改写了一遍，并由原来的十七万字增加至二十四万字。九月初经二审、终审后发排，十一月印行十二万一千册，成为当时出版速度最快的一本书。戴厚英在广东出书的消息不胫而走，上海立即有人打电话给广东出版局，向广东施加压力。可是广东新闻出版局明确表示，除非上海方面发来正式公函，说明戴厚英已被依法剥夺了出版权利，否则，什么人的话都不听，一切按原计划进行。花城出版社社长王曼在给刘锡诚的信中也说到：“《人啊，人！》，省委已有结论，认为是一本较好的书，不同意上海意见。”⑥尽管如此，就在《人啊，人！》刚送进印刷厂排印时，广东一位领导从上海出差回来，便立即气冲冲地要制止这部书的出版，可出版社回应说，书已付印，无法改变，领导只好警告说：“风要刮来的，你们得有思想准备！”⑦
就这样，《人啊，人！》终于问世，给予作者及小说的评价却有着天壤之别——誉之者谓国色天香，要捧它上天；毁之者谓毒草蒺藜，要打下地狱！而且接踵而至的是风暴般的批判态势。先由上海发起，然后波及到北京、广州，大报名刊都连篇累牍地刊登“讨论”文章。可戴厚英却在这场“烈火”中成名，并且“越批越红”，这让批判者们始料不及，以致上海一部分人后悔说，应该在内部关起门来批。《人啊，人！》的轰动效应，却使戴厚英不仅在一九八二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四年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两次受到大规模批判与围剿，而且学校罢免了她的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的职务，有一段时期还取消了她上课的资格。此外，她的职称评定被搁置，工资不准调级，去香港讲学、国外探亲必须经过批准，加入作协受阻，“筹款救灾”受到监视⑧。这种种批评让她如“惊弓之鸟”，她不无辛酸地向友人倾诉：“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出了名的女人更难！”⑨回顾文艺界对她及其小说的批判，我们发现除了人事关系遗留的诸多矛盾，以及偏执的道德情绪外，还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的“成规”的干预、制约和规训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探讨它与“主流文学”的分歧就饶有意味。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七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正明、吴明瑛的《思索什么样的“生活哲理”——评长篇小说〈人啊，人！〉》一文，与此同时，《解放日报》也积极配合，刊登批评文章。上海这两家具有充分权威性和广泛影响力的大报的联合“作战”正式揭开了第一次批评戴厚英及《人啊，人！》的序幕。随后北京的《文艺报》、广州的《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也加入到了“讨论”中。这场批判在一九八二年初达到高潮，并一直延伸到下半年。在《文汇报》十月十七日的“揭幕战”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首先，与评论文章同时刊发的“编者按”虽然强调这次“讨论”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但由于编者按“一向是反映文艺新动向的极其敏感的风向标之一”⑩，因此，“编者按”看待《人啊，人！》的眼光和方式表明了上海“主流文学”的基本态度。其次，“姚正明、吴明瑛”实为“要正名、无名英雄”的化名，目的是纠正《人啊，人！》中的“越轨”倾向，为社会主义文艺正名。此文的批评气势和语言，以及作者的化名方式，都体现出“文革”时期的大批判遗风。这两个特征充分表明在“讨论”一开始上海就已经定好了“批判”的基调。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场讨论才告一段落，《文汇报》也在这期编者按做了小结，说明这次讨论树立了一个自由、民主的讨论风气，但却在最后又不无深意地说“我们相信，广大读者会对已经发表的各种不同意见进行比较、鉴别，从而作出自己的正确判断”。耐人寻味的是，持续两个多月的讨论，“批评”文章占了多数，而支持、肯定的却寥寥无几，结合编者按中最后的“暗示”，我们可以看出上海主流文艺界的批判姿态和腔调早已不言自明了。如果说第一次的批判尚无太浓的火药味的话，那么从一九八三年底至一九八四年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批判则是“硝烟弥漫”，而且批判的基调也上纲上线，演化成“对社会主义的血泪控诉”、“与社会改革、实现四化为目标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相对立”等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次突然发动的批判，却在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后偃旗息鼓了，时间虽短，但调门极高，罪名颇大。其实，当时的主流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对待《人啊，人！》的态度也出现了分歧。在戴厚英身处“漩涡”之时，广东文艺界却接纳了她，并给予了她最多的支持。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四日和十日，广东省委宣传部召开两次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宣传部正、副部长，新闻出版局局长，以及文艺、出版、新闻界等人士，共同讨论对《人啊，人！》的看法，并研究对这本小说应采取的态度和措施。与会人员大多认为“《人啊，人！》是一部较好的小说，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情怀，不是应该批判的，而是应该肯定的”，并最后决定，“广东对《人啊，人！》的方针，是自由讨论而不是批判”(11)。在这一“精神”下，花城出版社（前身为广东人民出版社）不但出版了《人啊，人！》和其他几本著作，而且还安排她治病，招待她休养。
当然，对那些牵扯到许多人事纠纷和内幕因素的“历史叙述”，我无意去评价孰对孰错。我更感兴趣的是在这些“批评”中透露的某些“现象”，诸如批评的观点、方式、立场、限度、标准以及批评者的身份等等，因为它们与戴厚英之间的裂隙一定程度上深刻地呈现了当时较为复杂的文本现实和历史现实。在对这些“裂隙”分析之前，还有必要对隐藏其间的更深层次的特性进行分析，即在公开批评的浪潮中其实还潜藏着一种“批判和肯定”。“批判”是指对戴厚英的三种“身份”的批判，即“文革”身份、“作家”身份以及“女性”身份。如前文所析，戴厚英尴尬的“文革”身份在政治文化的转折和新旧秩序的调整中应该是要被批判，至少也是要被排挤的。其次，她的“前史”也直接影响着上海文艺界对她的认可，她长时间仅被看作是一名业余作者，严格意义上并不具备写作的合法性，因此当然没有资格参与到新时期的叙述和建构中。但是戴厚英却极力希望以自己的作品和自我辩解来让新秩序承认自己的合法，她的努力和主流的拒绝自然形成了裂痕。再次，一个人的身份除了社会身份外，还存有性别身份。八十年代初期，一种新的身份政治规约着女作家的写作，女性角色的性别自我、朦胧、暧昧，一旦她们有意书写女性生存境况，凸显女性的性别身份与体验时，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不断被指认为出轨、偏离与误区，以及写作者位置的边缘化。虽然戴厚英在《人啊，人！》的写作中仍具有“非性别化”倾向，但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了关于女性的文化想象和要求，具体的表现则是不仅在心理层面反思了女性自我的困惑，还在现实层面展示了不同女人在爱情、婚姻、事业上的困境，这些自然又成为她受到批判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肯定”则是指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评价框架下，对《人啊，人！》反思与批判“文革”、“极左”思潮的肯定。这两种潜藏的话语方式往往被研究者们所忽略，但是这正说明了戴厚英作为一个女作家生存于一九八○年代的多样和复杂。
总体来说，戴厚英与主流批评之间的裂隙主要在如何看待“历史和现实”、“人道主义”、“人物形象”、“艺术创作手法”等方面。但必须说明的是，批评者针对戴厚英的“文革”历史暴露出了某些偏差和不成熟，由此对作家及其小说的轻率而严厉的指责多少形同人身攻击，种种偏激的情绪化言论便依仗着道德的名义倾泻而出，成为伦理的道德定罪的思想方式。当然，本文无意写成一篇辩护文章，主旨也不在为戴厚英辩诬，而是想探讨一九八○年代这一“风景”的文学史意义。于是，当我们重新涉足对文艺界、戴厚英及《人啊，人！》的种种“历史叙述”时会发现，叙述的政治动机和学术动机是融为一体的，对她及其小说的批评可以看成全力阻止她获得新秩序的合法地位的问题。在这一“防守”、“反击”的过程中，各种力量参与了对它的规划。
通过对《人啊，人！》出版前后的艰辛的回顾，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即在对待戴厚英的问题上，上海、广东两地为何会出现大相径庭的评价？为什么在广东人眼里戴的“文革”经历并不是那么扎眼，而上海文艺界反而会放大，甚至会“变形”她的“历史”呢？这一差异性其实也涉及到八十年代后民众如何面对“文革”遗产，以及南北两地对“文革”的不同评价，而这一评价也强行地移植到了对作家的评价当中。除了广东和上海两地客观的地域性（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和在“文革”时所担当的文化“角色”（当时上海是革命重镇）的因素外，我想更为重要的还是“语境”和“人事”的原因。在八十年代特定的历史场域和话语规约机制中，一位作者的“身份转换”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够获得“主流”的认可，更何况上海文学界历来派系丛生，错综复杂，对于“文革”时代的顺应者和拥护者戴厚英来说，她身处其中自然很难轻易抹去那段“文革”史，她也必然被上海“主流文学”认为是没有资格进入文坛的。这就更使得她在八十年代主动通过写作、忏悔所进行的“身份”转换始终遭到拒绝和批判，她的这种姿态和意识也成为“一厢情愿”的举动。但从戴厚英生活中的人情世故以及写作中的叙事话语的缝隙处，我们依然可以察觉出作者试图获取现实生存、写作合法性的努力。那么，这也延伸出新的问题：进入八十年代之后，戴厚英的身份及其功能发生了怎样的调整和变化？她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如何通过记忆和遗忘的选择，让外在的知识、思潮、政治、社会问题与意识形态转化为内在的要求，以期重新估定自己的社会价值与社会职能？她采取怎样的言说方式和写作策略来讲述、反思历史（国家和个人）?她是否有能力真正获得这一“历史叙述”的权力呢？
二、戴厚英的“价值认同”与个人重建
一九八○年代的文学总是试图在“阶级性”和“人性”这样一组对抗的元素当中确立起人的尊严和地位。而“文学，作为具有特殊‘轰动效应’和多元决定的社会功能，作家，作为自觉的社会代言人和意识形态‘文化革命’的前沿实践者，其关于‘文学创作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讨论与创作实践，事实上，成了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化领域的延伸。这一特定命题，凸现于新时期最初的年头，并实际上贯穿了整个八十年代”(12)。因此，“人道主义”思潮的出现和引人注目，是与反思“文革”教训，拨乱反正、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需要有着直接的关系。“文革”后，作家的意识、姿态面临着严峻考验，如果要获得国家、民众的信任，他们必须在这样一种反思和自省中才能重新确立起自己的身份意识和个人价值认同：即首先要对五十年代以来的政治风暴，以及个人的生活道路，作出政治性的是非曲直的评判，并表达他们的道德化的爱憎情感；其次是在一次大的社会动荡和灾难后，寻找“历史责任”的答案；再次，从个人“认同”重塑的目的上说，则是通过“忏悔”，重新确立早已认定的那种对社会应该负起的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讲，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是作家的“受害史”，伴随着进入新时期的兴奋和对新生活的憧憬，“文革”时的“受难者”们在精神上获得了一种解放的轻松感，但对于戴厚英来说，这种轻松感的获得并不是轻而易举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个人生活的坎坷，追求与幻灭的冲突，以及这种经历、矛盾、身份与社会政治环境的密切联系，都成为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独特的“财富”。也正是从此起步，她以“忏悔”、“自省”的姿态重拾“历史记忆”，希望通过身份的转换而获得声誉上、地位上的各种补偿，成为一个“时代的同行者”和宣扬人道主义的“先锋”。
伴随着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而完成的是“对个体价值、家庭伦理、传统性别秩序、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国族身份等的重申，它们参照于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压抑个人、‘公’压抑‘私’的僵化政权形象的想象，在民族国家内部的张力当中形成反抗的正当性”。这就要求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确立一种更宽松、和谐的关系，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则是个人之间的爱情、婚姻、家庭等涉及私人生活空间的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当性。家庭、婚姻、爱情等关系的表现，成为了受到国家压抑的个人重新获得归属的主要形式。在私人生活空间与专制国家政权之间的对比过程中，真正被更换的，是个人认同国家的方式和意识形态内涵(13)。在这种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和价值认同之中，被书写为呼唤人的尊严、价值、地位和权利，鼓吹以人为目的的《人啊，人！》被认为是一部“人道主义”宣言书，戴厚英也借此重新进行了写作“身份”的转换和个人价值“认同”的重塑。但必须说明的是，对于她而言，这里的“个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有着性别差异的“自我”，而是一个以“戴罪之身”进行忏悔的知识分子试图再次进入“历史”和“现实”的“大写”的“个人”，是在一种经典的现代性话语——人道主义中建构的“个人价值认同”。这种“认同”又和“身份”的转换紧密联系，因为当时不仅仅是作家，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人只有获得社会和体制的认同，被体制接受，“个人”才能实现其价值，或者说只有借助体制力量，取得了社会和体制认可的身份，“价值认同”才能真正确立起来。在此意义上，戴厚英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重建“个人形象”，通过自我想象和命名，在社会、文学场域里获得合法性。于是，她在《人啊，人！》中不仅在理论话语的层面颠覆五十—七十年代的“人性”叙述，而且在情节模式、修辞策略层面表现“文革”劫难对个人造成的压抑和伤害，同时，她通过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以期展示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轨迹，表达了一种重建“价值认同”和人际关系的渴望。
何为“人性”？如何面对“历史”？又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的责任？这是七十、八十年代文学转型时期，“主流文学”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并且要给出“正确”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答案”，成为建构有效的“新时期”叙述的首要任务。戴厚英在《人啊，人！》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她在该书后记里写道：
在历史面前，所有的人一律平等。账本要我自己清算。灵魂要我自己去审判。双手要我自己去清洗。上帝的交给上帝。魔鬼的还给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脸上！
我走出角色，发现了自己。原来，我是一具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
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
这几段话是解读《人啊，人！》的关键。首先是表达怎样的历史观，八十年代初期文学叙述确立的标准最为紧要的是作品所表达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戴厚英在小说中表现出了鲜明的社会政治的视角。小说中各式的历史观相互碰撞，最后以一个明确的“历史”句段，即它以浩劫岁月的降临为缘起，以浩劫时代的逝去为终结来表达作者的历史态度。其次要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并不是水火不容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人道主义，是最彻底、最革命的人道主义”(14)。以此为基础，戴厚英竭力希望与主流意识形态共同分享“关于‘人’的理念，即在普泛意义上将‘个人’视为绝对的价值主体，强调其不受阶级关系、社会历史，乃至文化建构限定的自由和自我创造的属性，以此对抗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国家对个人的压抑和监控”(15)。从中，我们可以觉察到作者的观点和视角为当时社会思潮、民众心理的强烈政治性特点所影响，小说有着明显的“配合”痕迹，它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召唤”下的讲述，这种讲述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主流意识形态所期望以及所制定的“成规”，它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过去的历史阶段是人性毁灭的阶段，“我”要创造的是人性复苏的阶段，“我”的叙述即为历史真实，“我”的叙述就在于对历史进行反思，进而对历史进行质疑。通过借用“文革”后崛起的知识分子阶层所使用的重要的话语资源——人道主义，戴厚英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曾身处“困境”却不断挣扎，备受磨难、历练的形象，从而获得了“自我”以及可以唤醒别人的新视角，即获得了为“人民”代言的话语。但不可否认的是，小说中关于“人道主义”的理论的诠释不免有些简单和苍白，作者虽然努力表现这是一次“表现自我”、重提“个人”的叙事行为，“但在八十年代之初，‘自我’、‘个人’，一如‘人道主义’，都是某种集体性的话语，某种名之为‘启蒙’的话语乌托邦，一个知识分子试图进入并入主历史的序幕。它仍暗合着陷落、痴迷、猛醒、奋进的主流话语”(16)。
与此同时，在《人啊，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着力塑造了两个主要人物：孙悦和何荆夫，作者写了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在非常境遇中的不幸和痛苦，和为挣脱这种不幸、痛苦寻找出路的努力，以及脱离这种境遇后的“伤痕”。但是，这些作品的内核，却是表层上不安、愤激、痛苦，实为对于和谐、安定的把握，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人啊，人！》的情节模式、叙事策略以及女主人公“孙悦”的形象，以此来探讨“华丽转身”后的戴厚英是如何在小说中建构起“价值认同”的。
《人啊，人！》的叙事是典型的“历史反省”模式(17)。在小说中，各种人物的“自我反省”不仅仅是“我怎么会犯错误”，更包括着一种“我们怎么会犯错误”的群体反省意识，而“我们”又可以替换成“党”、“国家”、“群众”等应和“主流文学”的“时代”用语。此外，以孙悦和何荆夫为例，《人啊，人！》的情节设置竟也符合十二个“情节功能”，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段：“文革”前——灾难之前，女主人公善良美貌、生活幸福（大学时品学兼优；大学毕业后结婚并有了可爱的女儿）；男主人公在灾难之前有某种缺点或缺陷；男主人公在灾难之前被认为犯有过失（“右派分子”）。“文革”中——主人公注意到“旁人奇怪的目光”（孙悦被当作“奚流的姘头”而遭人非议）；主人公在大字报上看到自己名字；主人公为好友所背叛（赵振环抛弃了孙悦）；主人公获得某种罪名，受到某种处罚（孙悦被造反派揪斗）；主人公下乡、劳改（小说将其置换为何荆夫的民间“流浪”）；男主人公在灾难中获智慧长者指引（何荆夫流浪时遇到了初中语文老师，老师送给他《九三年》，引导他理解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否定人道主义和博爱本身）。“文革”后——灾难之后，女主人公原先的感情缺憾得到弥补，生活更加幸福（孙悦终于和真爱何荆夫结合，并宽恕了背叛者赵振环）；男主人公重游故地，感谢苦难（何荆夫重归C城大学，并感谢流浪时的读书和生活实践）；男主人公反思灾难中的是非恩怨，找不到具体的敌人（历史、个人的灾难不应归罪于某一个具体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主动承担历史的责任）。通过分析小说情节，我们发现作者有意突出情节的偶然性和尖锐对比，此外，“历史反省模式的‘文革’叙述通常都描述‘知识分子—干部’被驱逐到底层民间后反而恢复了做‘人’的本能，不过重获人的力量与尊严不是他们的目的而只是他们再做知识分子或干部再去救世的一个疗救洗礼过程”(18)。在这一过程中，戴厚英忧国忧民的救世心态和自我反省的忏悔姿态不仅联系着企图唤醒民众、疗救社会的五四文学主流，而且包含着对“价值认同”的重建。
在前文中我们强调了戴厚英需要通过“个人形象”的重建来取得体制的认可，因此，她在小说中着力塑造和其经历非常相似的女性主人公孙悦当然有着一定的深意。首先，以“弱者”面貌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她借孙悦重新建构“自我形象”的一种尝试，目的是通过一个弱女子在特定历史时段里，处于各种力量的夹缝之中无法保护自己、无法反思和更正自身言行的遭遇，说明自己也是“受难者”，从而博取大家的同情。其次，文中以孙悦最终选择何荆夫作结，也意味着作者个人价值“认同”重建的完成。第一，何荆夫被塑造成一个历史的蒙难者，这样一个形象与主流意识形态关于国家／个人形象的“想象”形成了契合，同时意味着戴厚英对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道德承担的认同。但这种以道德、人格完善来反思历史、反思知识分子命运的认同是值得我们怀疑的。第二，极力渲染何荆夫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出版遭到阻挠与压制时的抗争，不仅间接委婉地宣泄了自己在现实遭遇中的苦闷心情，同时再次重申了戴厚英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通的，或一致”的认同。第三，对真爱的肯定。而“这种真情痴爱并不只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爱，还必须包括对男人政治、学术才能的一种带预见性的肯定，对男人未来社会地位与成就的一种信心，明白男人落难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这个男人不是一个‘普通人’，然后才给予‘不普通的爱’”(19)。因此，与其说孙悦是被何荆夫对初恋的忠贞苦恋和纯洁情感所打动，不如说戴厚英重塑了一个女人在八十年代对标准爱情和理想爱人的认同和想象。
三、《人啊，人！》与《随想录》的差异性
如何总结“文革”的教训，是“文革”后作家以文学进行反思的共同的中心话题。戴厚英在《人啊，人！》中不仅体现出进行“身份”转换和“价值认同”重塑的姿态，还有意反思大我（国家、知识分子）和自省小我（个人）这十多年的命运和道路。正如她在《后记》中所表达的那样：“我看到的是命运。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我的亲人和我自己的命运。充满血泪的、叫人心碎的命运啊！还有，我看到的是一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的历程。漫长的、苦难的历程啊！”从中我们也可以大致领略到八十年代初期社会反思思潮的一种趋势，即最初只是就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和公众行为提出反思，之后才逐步从道德和人性的角度就“文革”中的个人行为提出“忏悔”的话题。联系戴厚英反省、忏悔的方式，我不禁想到巴金和《随想录》，它们对历史、知识分子性格命运的反省，有相似，也有着不同的叙述立场。同时我也产生了这些问题：戴厚英和巴金在五十—七十年代都有过所谓不光彩的“历史”，为什么他们在“文革”后都以“文学”的方式进行反省和忏悔，而只有巴金被称为民族和知识分子的良心了呢？由于作家有着不同的生活位置，他们在对历史进行反思时确立的基点是什么？他们的反省和忏悔到底有什么异同呢？有的研究者也许会对这些问题嗤之以鼻，因为“应该划分清楚，写作班成员们应该不应该进行的‘忏悔’，与巴金先生所身体力行的‘忏悔’，是不同性质的‘忏悔’，是不可混淆的”(20)。但是，对问题的回答果真如此简单吗？如若将这一问题铺展开来，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是：中国作家反思历史的方式是怎样的？他们基于怎样的事实基础和心理疑问对忏悔问题进行思考？反思的标准是什么？忏悔的依据又是什么？反思、忏悔最终又要达到一种怎样的精神效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许会更丰富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内涵。
“‘反思’，从进行这一精神活动的主体的角度说，其对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社会环境、外部力量的因素（如政治力量、社会矛盾、社会思潮以及延伸至历史深处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特质等）的‘反思’；另一是与此相关的个人在这其中的表现的自省……对‘社会责任感’的重视、强调的普遍性意识，使八十年代的‘反思’，将个人性格、心理、行为上的缺陷与历史事件密切关联，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自审’与‘忏悔’的主要内容……而且这种忏悔与自审，都表现为一个颇为一致的角度，这就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责任作为其基点与尺度。”(21)在此意义上，《人啊，人！》和《随想录》的“叙述”与公众的期待性叙述达成了契合。一方面，首先是作者身份的特殊性——戴厚英的“戴罪”之身和巴金的“受难者”姿态；其次是他们所谈论话题的敏感性——宣扬“人性”和讲真话；再次是他们自身经历的真实性揭示了“文革”某方面的真实；最后是他们对自我角色的重新辨认和自省，表达出对自由个性、独立意志、崇高信仰的召唤。另一方面，对于公众而言，总算有特殊身份、相似经历的人在为我们忏悔、反思乃至代言，双方的心理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共鸣。这两个方面的合力使得他们的反思、忏悔成为一个影响广泛、涉及社会各阶层的文化事件。
然而，我们需要在这里重新理解反思、忏悔的复杂意义。钟文在一篇文章里对《随想录》的分析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作者认为“如果忏悔只是辩解的一种形式，如果忏悔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洗刷，一种撇清，一种惧怕惩罚相权择轻的取巧行为，我们如何指望能够从忏悔中获得一种反思的能力呢？忏悔故事中叙事者忏悔的口气、回顾的姿态听来或看来也许动人，却可能是种廉价的救赎手段，以解脱他们的不义，以求得个人内心的安宁，这是把忏悔变成了一种功利行为”(22)。同样，戴厚英在《人啊，人！》中的反思严格来说也不是自我反省，而是自我辩解，希望摆脱对自己在“文革”中角色的困惑，其中忏悔更是希望得到一个“解脱”的机会。解脱的方式正是通过自我辩解来完成，而她辩解的逻辑大致是：第一、“我”伤害过他人却也是“受害者”；第二，犯错的不只“我”一个，“多数”都在犯错，这就可以原谅，而责任在于少数的几个人（如“四人帮”）；第三，“我”是为了纯真的信仰才做错事的(23)。按照这样的逻辑，戴厚英力图为自己勾勒出一幅由盲从到困惑，由经历磨难到不断挣扎，由如梦初醒到大声疾呼“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心路历程”。但显然，她颇为机智地为自己做了这样的辩护：我有我的道理，我在自己的情理之中。由此，这种以反思、忏悔为名，行辩解之实的“叙述”就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同情，然后减轻乃至消除自身的罪责。
当然，对戴厚英、巴金反思、忏悔的重新读解，目的并不是比较两人谁应该或不应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不是质疑《人啊，人！》宣扬的“人情味”、《随想录》提出的“讲真话”，也不是判断这两个文本的反思是否“深刻”，更不是借重新审视戴厚英、巴金“忏悔”的动机，从而上升到对他们人格的质疑，而是希望再次探讨一九八○年代作家以文学反思历史的方式，从而细究它的意义和不足。
“从弱者对更弱者的伤害中汲取深挚的道义感和责任感，在历史和生活过程中引入对个人责任和人性缺陷的警醒，同时努力走向某种灵魂忏悔和自我审判，这是当代知识者在经历了自己的悲剧性现代历史并将之置于世界性文化氛围中时竭力发展出的一种意识。”(24)在此意义上，一九八○年代作家通过历史反思以达到“救世”和“救我”就不再只是愿望而是职责和义务。不论是巴金，还是戴厚英，他们都试图以第一见证人的身份（受难者、戴罪者），承载着为全体民众讲述“文革”历史的巨大职能，从这个角度而言，以文学反思历史的方式可以看作是重新“记忆”“文革”的文学，而反思历史的方式也被置换成如何“理解”历史记忆和怎样“处理”它的问题。于是，他们用一种“事件亲历者”加“历史纪录人”的叙述方式，把个人遭遇转换到了“人民记忆”和“历史叙事”中来，通过对历史的回忆和反省，来回应“揭批文革”和“拨乱反正”的国家话语。这种将“个人”加以“悬搁”的历史记忆虽然被书写、被阅读，但是作家没有真正获取“记忆”的权力，或者说他们反思历史的方式是有很大限度的，即并没有真正严厉、真诚地揭开政治灾难中个人隐秘的人性恶，从每一个个体自身的反省和追问来切入历史。因此，与其说这种历史反思的方式并不具备“对近期历史事件进行深刻反思的能力，不如说我们的思想文化环境还没有为反思提供足够坚固、高大的平台”：与其是“这种反思平台的缺乏”导致了作家“与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的失之交臂，还不如说作家反思历史的能力其实是天然缺乏的，至少是相当脆弱的”(25)。
由此，我们可以说明在历史反思的深度上，《人啊，人！》仍然受制于政治思维框架，作为文本极力宣扬的人道主义，也必须借用或依附于政治思想才得以存在，而对人物的面具化塑造和概念化处理、人物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的模式化都体现出作者极力靠拢“正史”的努力，她表现的仅是一种集体的创伤和记忆。在此层面上我们的讨论可以更进一步，即“反思”的理论观点的模式化，以及历史视野上的狭窄所产生的障碍，很快暴露出戴厚英体验、认知上的局限，而且她总是不自觉地用道德的观点去看社会政治，将政治道德化，并试图以人道主义来清算一场现代社会的灾难，这就始终未能突破社会／政治学思维的束缚。其中，尤其是将有着复杂因素影响和制约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简单化为（个人的）道德现象（问题），以泛道德的模式去解释一段时期的历史成为一九八○年代文学界反思历史的基本特点。那么，“将严酷的政治斗争完全转化为个人的道德选择，归结为人性中虚荣、软弱、自私、残暴、愚昧、无所不用其极的劣根性，是否恰恰掩盖和阻拦了我们对‘文革’这场‘浩劫’的认知呢？只着眼于个人责任而忽视社会、历史、体制乃至文化的因素，显然无助于我们对历史的了解”(26)。正如洪子诚先生分析八十年代忏悔所达到的限度时所说，“如果将知识分子在‘文革’及另外一些时期的‘失误’看作是一时的迷失，看作是一种‘例外’，看作是被‘社会’所排斥的结果，那也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因为，“他们并非游离、自外于这部社会机器的转动运作，而是参与推动它的运作；他们并非一时失去承担的责任，而是总在承担着认定的责任”(27)。所以，在反思“文革”历史灾难之时一味把眼睛盯着几个书生，仅仅只是对某几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行为”感兴趣，却不去深入反省知识分子身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一代人或几代人的知识和信仰，是否在表面的深刻背后遗失了真正对于“文革”这种具有复杂深刻内涵的历史现象的基本解释和理解呢？而这种在反思社会历史问题上的政治道德化，乃至道德理想化的倾向很容易流于道德情感的谴责，却难以进入成熟的理性反思。
最后，我想以戴厚英“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生活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空中的足音》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收束：“对于一个在泥巴地上滚大的丫头来说，她得到的可能已经超过了她应得的份额。只不过是受到了一些敲打而已。而这是十分正常的。生活当然会特别宠爱一些人，使他们无须付出代价就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但是，任何时候，受到宠爱的都只是少数人。多数人则必须在敲打和磨压中挣扎、奋斗，或者自生自灭。所以，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也只有少数人是不累的。累就累点吧！每一步都靠自己的双脚踩地，也许走出来的路子更宽、脚印更正呢！”(28)一九八○年代，戴厚英在“敲打和磨压”中挣扎过、奋斗过，她在布满冲突的“道路”上的负“累”前行为的是她“希望的东西”，而她的姿态和意识也给研究者们提供了重新认识女作家创作和“文革”生活的路径。
注释：
①戴厚英：《自传·书信》，第2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②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第7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③首先面临着重新分配工作，以戴厚英的身份和经历，她当然没有自主权，而且上海作协也明确表示让她自谋出路，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她被“晾”在一边。最初她愿意去上海戏剧学院，学院领导原先也表示同意接纳，但正当她准备去报到，突然传来消息说因为受到某种压力，学院不敢再要她了。经过一番波折，她才到复旦大学分校（现在的上海大学）文学院任教。其次，许多老作家都领教过她在“文革”中的“革命行动”，对她充满了戒备和反感。贾植芳曾说起过这样一件事情：“1986年的一天，我应邀参加一个会议，负责会务的同志驱车前来接我，又顺道去接戴厚英，之后又去接另一位著名的编辑出版家，这位先生和我也是老朋友了。但那天他上车后，看到戴也坐在车上，只与我打了一声招呼就再也没有言语。在路上的一两个小时里，这位朋友总是一言不发，端端正正地坐在车上，使我很感到纳闷。来到会址休息了一会儿，坐在我身边的戴厚英起身离开后，便有位诗人朋友前来与我打招呼：‘老贾，你怎么和这个女人混在一起了？’他比我还年长，朋友们相互间难免开个玩笑，但看神色，这回似乎并不像是开玩笑。我说明自己其实与戴厚英并不熟悉，只不过是同路赴会而已，老诗人听后叹了口气说：‘这个女人好厉害的……’接着对我说了一些“文革”中的事我这才明白，一路上那位朋友为什么反常地沉默。”见贾植芳《她是一个真实的人——悼念戴厚英》，吴中杰、高云主编：《戴厚英啊戴厚英》，第8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
④该书的出版受到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干涉，小说1979年6月定稿，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压了两年多，还是无法刊印，最后转到福建人民出版社，最终在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支持下才于1982年3月问世。
⑤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左泥看后再次到出版社请示领导说，戴厚英又有一部新的极好的稿子，我们可否留下。可领导斩钉截铁地说：“还是快点让她给别人家去吧，我们不要再惹这个麻烦了！”见左泥《我所认识的戴厚英》，《档案春秋》2006年第1期。
⑥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616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⑦岑桑：《垂泪忆金屏——缅怀戴厚英》，《戴厚英啊戴厚英》，第189页。
⑧仅以戴厚英“加入作协受阻”一事，我们可以看出八十年代的作协依然担当着对文坛准入资格进行认证的职能，如果没有进入作协的编制，就意味着作家身份不能成立，而且体制内外的生存决定了作家身份及其功能的区别。戴厚英即使百般努力，仍然被上海作协排斥在外，这就意味着她始终被视作是业余作者、“异端”，既然她的身份始终得不到承认，那么她的小说写作和发表也意味着不具合法性和权威性，出版自然会受到一定的阻力。
⑨竹林：《梦谶》，《戴厚英啊戴厚英》，第253页。
⑩程光炜：《〈文艺报〉“编者按”简论》，《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
(11)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616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12)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第7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3)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第80-83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14)戴厚英：《人啊，人！》，第74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15)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第78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16)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第8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7)许子东在《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五十篇“文革”小说》一书中细致地归纳和分析了“文革”小说的四种“叙事模式”和二十九个“情节功能”。后文中对《人啊，人！》情节功能的具体分析也参考了此书中的归纳。
(18)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五十篇“文革”小说》，第23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19)许子东：《体现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文革”小说的叙事研究》，《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20)陈思和：《巴金提出忏悔的理由》，《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8月6日。
(21)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第93-94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22)钟文：《“忏悔”与“辩解”，兼论反思历史的方式——以巴金〈随想录〉为例》，《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23)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五十篇“文革”小说》，第22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24)张景兰：《受害者的施害逻辑与自审——近年来“文革”题材小说的新走向》，《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5)程光炜：《“伤痕文学”的历史记忆》，《天涯》2008年第3期。
(26)钟文：《“忏悔”与“辩解”，兼论反思历史的方式——以巴金〈随想录〉为例》，《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27)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第137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28)戴厚英：《空中的足音》，第42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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