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晉易學研究中的伏羲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伏羲论文,白晉易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基督宗教入華的第三期”①中，耶穌會士對中華傳統經典文化的研究可視爲傳教士基督宗教學術傳教之典型，使得“兩個完全相互獨立發展起來的文化之間的第一次真正實質性的接觸”。②而其中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作爲法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的“國王數學家”（Ma出ématiciens du Roy）③之一來到中華，通過《聖經》與《易經》的義理互釋，推動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可稱之爲名副其實的“傳教理論家”（Missionary theorists）或“傳教學者”（Missionary Scholar）。對《聖經》而言，白晉的易學研究使得《聖經》的詮釋有了新的發展，基督宗教教義藉由《易經》而更爲中國人所認知，“天主聖經先天後天之大旨，乃因幸略悟易學等經之大旨，而若可見，古學之原意也”。④對於《易經》而言，在經歷了儒《易》、道《易》、佛《易》的發展以後，白晉使得它又經歷了一次全新的詮釋體驗，成了易學研究上的“耶《易》”。⑤而在其易學研究中，他對伏羲的重視顯得別具特色，通過對伏羲形象的异質文化解讀、伏羲文化身份的再定位以及伏羲歷史功績對西方世界的影響等方面，不僅將伏羲納入了易學詮釋體系之中，也使得中西文化在伏羲的身上得到了調和與交融，化身爲重要的文化符號。 一、犬首人身——伏羲形象的异質文化解讀 由於“神話歷史化”⑥的作用，伏羲逐漸由一個神話傳說人演化成歷史人物，由上古氏族部落首領或者英雄化成爲了人間的帝王，更躋身馬上古聖王的三皇之列，成爲三皇之首。《春秋緯·運斗樞》言：“差德序命，宓羲、女媧、神農爲三皇”。《風俗通義》中亦言：“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⑦關於伏羲的具體形象，在漢代緯書中，《春秋緯·元命苞》“伏羲大目，山準，龍顏”⑧，《春秋緯·合誠圖》中亦言及“伏羲龍身牛首、渠肩達腋、山準日角、歲目珠衡，駿毫翁巤，龍唇龜齒。長久尺有一寸，望之廣，視之專”。⑨並且多與女媧形象一樣，爲蛇首人身。“包羲氏没，女媧氏代立……亦蛇身人首”。⑩由此可以看到在傳統文化中伏羲的形象是多元化的。而西方對伏羲形象的研究更加屬人化，比如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門澤爾（Christian Mentzel，1622-1701）、巴耶爾（Gottlieb Siegfried Bayer，1694-1738）等人都將伏羲等同於《聖經》中的亞當（Adam）。而約翰·韋伯（John Webb，1611-1672）認爲中國人是諾亞（Noah）的直系子孫。此外，還有人提出伏羲是諾亞、是諾亞次子含（Ham），或者是以諾等。(11)可以看到伏羲很早就進入了西方人的研究視關中。 白晉對伏羲的形象研究是多方面的。其一，通過字義拆分，白晉認爲伏羲的形象即爲“犬首人身”。從字義上講，“伏”爲“人”合“犬”，即是人身狗頭的智慧之人；從歷史演進上講，伏羲乃“犬首人身”；神農乃“牛首人身”；皇帝乃“人面人身”。(12)白晋將“伏羲”拆分成兩部份，“jen”or“git”意思是“man”and“kou”，合爲“man-dog”(13)。又借用《說文解字》中“[人部]伏司也。從人從犬。房六切”(14)一語認爲伏羲的形象即爲“狗頭人身”，而非傳統文化中的“人頭蛇身”。其二，他將中華古代聖人與《聖經·舊約》中的人物進行對比(15)，認爲《易經》的作者伏羲是赫諾格（Enoch），他是赫諾格的化身，通過神奇的卦象和象形文字索隱基督宗教的真理。“白晉認爲《易經》的作者爲伏羲，伏羲是該隱的後代以諾（Henoch，亦稱艾諾克），其事迹在《聖經外傳（Apocrypha或Pseudepigrapha）》的《以諾書》（The Book of Enoch）中亦有記述。伏羲知道天主創造世界的自然律法及和諧規則，並且曾將之記錄下來，以求在華得以傳遞延續”。(16)其三，他進一步比較衛匡國、伯里耶（Paul Berurrier，1608-1696）及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等人對伏羲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伏羲即西方神話人物赫梅斯（Hermes）或赫諾格。(17)不僅二人形象相似，“他的姓名之兩個象形字深知已爲某種必然的關聯留下一些空間；因爲第一個象形字‘伏，乃由另外兩個文字符號所組成：‘人’和‘犬’……正如特利斯墨吉斯忒斯一樣，這位象形文字的發明者被形象地描述爲狗頭人身者。第二個文字符號‘羲’意指獻祭，這一表述指明伏羲乃主持獻祭的祭司或大祭司，而且他也是那獻祭秩序及宗教崇拜之規定者。對此……人們在經籍中給他以‘太皡’之稱，意即極大和三倍之大，或稱特利斯墨吉斯忒斯”。(18) 故白晋根據字義和中西人物的對比（與《聖經》中的人物形象赫諾格Henoch比較）對伏羲的形象進行了轉换。伏羲作爲傳統認知中《易經》的作者和文明之始祖，白晉對其投入了極大的關注，試圖通過文字的拆分以及對《易經》的分析索隱伏羲的形象。爲了使伏羲與赫諾格形象完全等同，白晋不僅是從各自在文化中的出現時間、文化作用以及歷史地位等方面進行論證，而且針對二人的形象做了對比，從而爲將伏羲納入《聖經》的體系尋求到更充足的證據。 二、文明先師——伏羲文化身份的再定位 伏羲作爲傳統神話中的始祖神與創世神，在儒家文化中，伏羲已被尊位“三皇”之首、百王之先，被尊位文化之祖。佛道二教也將其“納爲己用”，比如在佛教中，東晉道安《二教論·服法非老第九》引用《須彌四域經》中“寶應聲菩薩名曰伏羲，寶吉祥菩薩名曰女媧”；(19)法琳《辯正論》卷五云“伏羲皇者應聲大土，女媧後者吉祥菩薩”(20)，等等。而在道家中，伏羲被視爲太上老君的後世弟子，“老君下爲師，號曰無化子，一名郁華子，教示伏羲，推舊法，演陰陽，正八方，定八卦，作《元陽經》以教伏羲”。(21)還有說法稱太上老君是將《天皇內經》十四篇和《靈實圖道德五千文》授予給了伏羲，伏羲號曰“天真景星真人”。(22)可以看到，伏羲已成爲眾教之聖人先師。 天主教關於伏羲的地位探討。白晋參考中華傳統文化中所出現的聖人以及《聖經》中的人物，對中西歷代聖人做了一個對比。(23)
由上表可知，白晉將赫諾格（Enoch）與伏羲等同，二者同爲古先師，“在東傅爲包犧氏，在西傳爲赫諾格”，(24)實爲一人。這裏的赫諾格爲亞當第三個兒子賽特的子孫，雅列之子、諾亞的曾祖父。而與地皇所對應的以諾（Enos）爲亞當孫子，該隱的兒子。其英文拼寫輿赫諾格（Enoch）相同，實爲二人，白晋所重點所指的乃爲赫諾格（Enoch）。(25) 首先，白晋認爲伏羲與赫諾格同工同勞。伏羲之功勞，《易經·繫辭下傳》講：“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在《尚書序》中亦言“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26)《帝王世紀》中亦言“伏羲氏……於是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27)，可見伏羲不僅是《易經》的作者，而且是漢字的發明者。而赫諾格亦是先師聖人，不僅通曉天地奧秘，而且修百宮、制文字，開啟文明之風，“生一大德聖賢，名赫諾格，爲後代蒸民之先師，賦之以大聰明，通數典樂之微妙，洞天運之玄奧，修百工之作用器具，極精極詳，立諸學，教弟子，制文字，明知歷代天文之序，萬物之列，一一所像之吉”。(28) 其次，伏羲與赫諾格同爲聖人先師。白晉言及“有一出類拔萃，聰明睿智之聖人出焉，名赫諾格，號再三大之先師，一如中國之太昊伏羲也”。(29)天主聖道“凡所作道，道德禮儀之典籍，數樂天文格物等，諸學之書之器，祭祀之神器，百工之用具”(30)之所以能够延，亦是得功於赫諾格。二人均俯仰天地，撰寫經文，開東西文明之風。“剏立天文律呂，諸格物之學術，而作奧秘比喻曲傳之辭，謂之銘刻聖文”。(31)由此伏羲成爲了白晉研究中國神話人物中最重要的一個，“將伏羲等同於赫諾克（Henochum）”。(32)甚至清初國人李祖白（？-1665）在《天學傳概》有類似說法：“大東大西有人之始，具時略同，在中國爲伏羲氏，既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爲中國有人之始。此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自西徂東，天學固其所懷來也。”(33)最後，伏羲與赫諾格同體現於《易經》之中。白晉通過結合《乾》、《坤》卦之六卦爻相對，論證東西方歷史的重合。其中《乾》、《坤》的前兩卦都涉及到作爲中西古代聖人先師代表伏羲與赫諾格。他認爲乾卦初九爲時運之首位，爲六千年第一千之終，對於古先師，東爲伏羲，西以諾，二者實爲一人。坤卦初六爻相應於乾初九爻之所指，後天再造成功，世人離救世主到來之時甚遠，普世霜冰隆冬之狀，萬民等待先師的降臨。乾卦九二爻爲六千年第二千之終，對於先師以後，天教以天道文象示人，坤卦六二爻相應，即先師以諾與伏羲二人，分處東西，仰觀俯察，等待百世所望之聖人的到來，大開廣行之期。而在對乾卦九三爻“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厲無咎”時，白晋又强調：“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六運之時位，初爻時運之首位，乃六千年第一千之終。對於古先師，在東傳爲包犧氏，在西傳爲額諾各。”(34)此處包犧氏即伏羲；額諾各即赫諾格，二人乃爲救世主耶穌誕生前的先師聖人，白晋通過《易經》對《聖經》故事進行了時間上的歷史回溯和義理上的梳理進行了統和，“將《易經》的作者伏羲與《舊約》中的以諾、希臘神話中的赫爾墨斯相等同，從而將《舊約》裏面的重要族譜和中華聖人聯繫了起來”(35)，從而打開了經典在中西方傳承的可能性。 三、數圖解《易》——伏羲易學功績對西方世界的影響 伏羲始作八卦從而形成了易學之基已成爲不争事實，在此基礎上所演進的六十四卦是《周易》基本內容。而白晋宣稱在六十四卦中找到了萊布尼茨的二進位原理。“六百餘年以後，邵雍的卦圖通過耶穌會士到了萊布尼茨的手上。他意識到在這個系統當中正好體現了他數學原理的實質”。(36)邵雍卦圖所傳承的即是伏羲的先天八卦圖。具體而言，在數理方面，白晉“相信數學是反映天主設計意圖的宗教科學”(37)，他將伏羲的六十四卦與二進位進行統合，他的觀點也獲得了萊布尼茨的認可與支持。(38)在他給萊布尼茨的信中，白晉認爲中國古老的哲學即使體現在《易》圖之中，一方面，白晉認爲萊布尼茨所言的自然規律，如物質和推力等，這與《易經》中的陰陽、動静變化相同；(39)另一方面，白晋將邵雍的《先天圖》卦序與萊布尼茨的二進位算術順序聯繫起來以此證明二者的相似性，在信後附上了《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和《伏羲六十四卦方點陣圖》。萊布尼茨根據白晉所寄來的圖，於1703年向巴黎科學院呈送了《二進位算術的闡述——關於只用0與1兼論其用處及伏羲氏所用數字的意義》（Explication de l’arithmique Binaire,qui se sert des seuls caracteresO et 1，avec des remarques sur son utilit et sur ce quelle donne le sens des anciennes figures Chinois de FOHY）(40)一文，對二進位算術與中國八卦圖之間的關係做了闡釋。(41)在圖像方面，白晋從最基礎的天、人、地三極三才圖開始，他不僅對河圖、洛書二圖的起源（河圖密法，洛書密法）做了詳細的解釋，重點對《伏羲六十四卦方圓二圖》（Fu-hsi liu-shih-ssu kua fang yuan erh t’u）、《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Fu-hsi liu-shih-ssu kua tz’u-hsut’u）、《伏羲八卦方點陣圖》、《伏羲六十四卦方圖》、《伏羲六十四卦圓圖》等都做了研究(42)，其原稿存於耶穌會士檔案館。此外，白晉對《欽定日講易經講義》(43)、李光地所撰《周易折中》（兩卷）、以及章潢（1527-1608）所編撰《圖書編》（七卷）(44)引用最爲多，其圖皆有借鑒，比如在《易引》、《易學外篇》中多次引用《圖書編》的《三才圖》(45)，還借鑒《周易折中》的《加倍變法圖》、《大衍勾股之原》(46)等，可見在對《易經》的研究中，白晉非常樂於利用圖像的方法來解釋《易經》，從而理解《易經》的深意。 衆所周知，白晋與萊布尼茨的通信可謂是具有世界影響的通信，正是由於二人的通信，使得伏羲易學傳到了歐洲，成爲歐洲人研究易學乃至發展漢學的基礎。“隨著白晉1701年11月4日給萊布尼茨的長信收入1704年的《科學院論文集》雜誌出版，白晋的通信已爲更多的歐洲關中國所知”。(47)白晉作爲“17世紀末18世紀初最富天才的傳教士之一”(48)，看了萊布尼茨的著作《中國近事》（Novissima Sinca，1697）之後，白晋能够確信萊布尼茨不僅是一位出眾的思想者，而且也是耶穌會士的朋友。加上他對中國的濃厚興趣，故白晉立即給萊布尼茨寫信，並附上他的作品《中國皇帝的歷史畫像》（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1697）一書(49)，二人的交流擦出了思想的火花。《易經》是白晋和萊布尼茨通信的主要內容，根據孟德衛統計，“萊布尼茨和白晉的來往信件至少有十五封，日期在1697至1707年或稍後”。(50)其實早在1698年白晋給萊布尼茨的信中就已經談及到《易經》在中國文化的重要影響，那時萊布尼茨還没有發表關於二進位的論文。(51)似乎《易經》和萊布尼茨還没有任何關係。在1700年11月1日時萊布尼茨在給白晋的信中（已佚）一方面解釋了自己的二進位，另一方面希望白晋進一步解釋關於伏羲以及中國的人文、自然歷史。(52)而到了1701年，當白晉收到萊布尼茨關於二進位的論述時，立即用《易經》爲“陰爻- -”和“陽爻—”與二進位爲“0”和“1”相對應，按照1，10，11，100，111，1000等來表示二進位的數序(53)，並以
將二進位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卦的關係進行說明，成爲了“萊布尼茨的通訊人之一”。(54) 而萊布尼茨於1703年“對八卦圖作了二進位的解釋，並且把八卦、天主創世與二進位數字的美妙性聯繫起來”。(55)可以看到，白晉與萊布尼茨在對二進位與《易經》的上聯繫達成了共識，二者用不同的符號系統（二進位爲0和1，《易經》爲陰爻- - 和陽爻—）來作爲數之基礎，演算一切數的進位元規則。故白晋對伏羲易學的介紹，不僅給西方人帶去了《易經》，使得曾經對《易經》“不得其門而入”的西方人，終於有了理解《易經》的路向。更是透過與萊布尼茨的交往，使得伏羲的卦爻在歐洲的傳播更爲廣泛。 由此可見，白晉結合《聖經》與《易經》對伏羲的形象、身份、歷史功績做了全新的解讀，使得伏羲成爲了中西重要的文化符號。他用中國人熟知的文字語言和表達方式來承載基督宗教的教義，援引中西古代經典聖人形象作爲證實中西文化的同源性和相似性的證據，從而尋求基督宗教在中華的踪迹。並且亦將此詮說回饋回了歐洲，從而擴大了伏羲乃至《易經》在西方世界的影響力。 ①即明代耶穌會士沙勿略（St.Francois Xavier，1506-1552）傅入之天主教時期。參見陳垣：《基督宗教入華史略·神學志》第十卷第四號，1924年，第17～23頁。另參見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93頁。另參見Nicolas Standaer,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1,Boston:Brill,2001,p.296. ②[法]謝和耐著，耿升譯：《中國和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碰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頁。 ③六名“國王數學家”除了白晋外，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張誠（Jean-Fran ois Gerbillon，1654-1707）、李明（Louis le Comte/Louis-Daniel Lecomte，1655-1728）、劉應（Mgr Claudusde Visdel ou，1656-1737）、塔夏爾（Guy Tachard，1651-1712）。傳教士以數學家的身份進入中國，一方面是傳教士們傳教策略的確定，打算將宗教與科技文化相融合的方式進入中國；另一方面也存在著文化身份的問題，擁有“國王數學家”的傳教士融合了政治、文化和宗教三種元素，也反映出中西文化遭遇時的複雜性。 ④[法]白晋：《易鑰》，梵蒂岡圖書館，Borgia·Cinese，317-2°，第15頁。 ⑤“耶”即基督宗教的簡稱，“耶《易》”即是指代基督宗教對《易經》的研究成果。在本文特指法國傳教士白晉及其弟子傅聖澤、馬若瑟等人的《易經》研究。 ⑥劉惠萍：《伏羲神話傳說與信仰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3年，第19頁。 ⑦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3頁。 ⑧[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89頁。另參見《伏羲神話傳說與信仰研究》，第29頁。 ⑨《緯書集成》，第762頁。 ⑩皇甫謐：《帝王世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頁。 (11)張國剛、吳莉葦：《啟蒙時代歐洲的中國觀——一個歷史的巡禮與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5頁。 (12)羅馬耶穌會士檔案館，Japonica·Sinica,IV5，第50頁。 (13)Richard M.Swiderski:Bouvet and Leibniz:A Scholarly Correspondence,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Vol.14,No.2（Winter,1980-1981）,p.145. (14)許慎：《說文解字注》八篇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81頁。 (15)Albert Chan,S.J.,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Armonk,N.Y.:M.E.Sharpe,2002.p.550. (16)卓新平：《索隱派與中西文化認同》，參見王曉朝、楊熙楠主編：《溝通中國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 (17)“赫梅斯即赫諾格”。關於伏羲即赫諾格的證明詳見[德]柯蘭霓：《耶穌會士白晋的生平與著作》，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頁。 (18)白晉1701年11月4日寫給萊布尼茨（G.W.Lbeibniz,1646-1716）信中，參見H.J.Zacher,Die Haupstschriften Zur Dyadik von G.W.Leibniz,Frankfurt,1973.p.272. (19)釋道宣：《廣弘明集》卷八，《大正藏》第52冊，第140頁。 (20)法琳：《辨正論》卷五，《大正藏》第52冊，第5216頁。 (21)《太上老君開天經》，見《正統道藏·續道藏》第五八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95頁。 (22)張君房編：《天尊老君名號歷劫經略》，《雲笈七簽》一，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45頁。 (23)羅馬耶穌會士檔案館，Japonica·Sinica，IV5，第43頁。 (24)[法]白晉：《大易原義內篇》，梵蒂岡圖書館，Borgia·Cinese，317-9°，第9頁。 (25)有學者言“伏羲被不同地當作是亞當、諾亞或以諾（Enoch）——該隱之子”，此有誤。參見[美]方嵐生著，曾小五譯，王蓉蓉校：《互照——萊布尼茨與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0頁。 (26)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序》第一，《尚書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釋》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2頁。 (27)《帝王世紀》，第2頁。 (28)[法]白晉：《易鑰》，梵蒂岡圖書館，Borgia·Cinese，317-2°，第8頁。 (29)[法]馬若瑟：《周易理數》，梵蒂岡圖書館，Borgia·Cinese，361-4°-I，第41頁。 (30)《易鑰》，第9頁。 (31)《周易理數》，第41頁。 (32)[德]柯蘭霓：《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97頁。 (33)楊光先：《與許青嶼侍御書》，《不得已》，參見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編纂：《東傳福音》第九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年，第538頁。 (34)《大易原義內篇》，第9頁。 (35)Nicolas Standaert,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1800,Leiden,Boston,
:Brill,2001.p.670. (36)Wilhelm Hellmut; Wilhelm Richard,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The Wilhelm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Chang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ew Jersey,1979.P115. (37)轉引自張國剛、吳莉葦：《禮儀之争對中國經籍西傅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第201頁。 (38)[德]柯蘭霓：《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42頁 (39)胡陽、李長鐸：《萊布尼茨二進位與伏羲八卦圖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頁。 (40)此文發表在法國《皇家科學院院刊》（Histoire deScademie Roye des Sciences）1703年（Ann MDCCIII.）上，收稿日期爲1703年5月5日，出日期1705年。 (41)Hellmut Wilhelm:Heaven,Earth,and Man in the Book of Changes,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7.p.8. (42)此處所提及的圖見於羅馬耶穌會士檔案館，Japonica · Sinica,IV25-4，E-M.另參見Albert Chan,S.J.,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Armonk,N.Y.:M.E.Sharpe,2002.p.554.關於胡陽、李長鐸言“白晉向萊布尼茨所示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在現有文獻中無原稿出示”，恐有誤。參見《萊布尼茨二進位與伏羲八卦圖考》，第30頁。 (43)參見《奉旨刊行日講易經解義》書後附圖，羅馬耶穌會士檔案館，Japonica·Sinica,I-18。 (44)《奉旨刊行日講易經解義》，見梵蒂岡圖書館Rac·Gen·Or.II，1138和羅馬耶穌會士檔案館，Japonica·Sinica，1-18；《周易折中》，見於梵蒂岡圖書館Borgia·Cinese，69-70；《圖書編》，見於梵蒂岡圖書館Borgia·Cinese 103-107。 (45)章潢編：《三才圖》卷七，《圖書編》一二七卷，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1年，872～873頁。“前易引首節引《圖書編》《三才圖》”。[法]白晉：《易學外篇》，梵蒂岡圖書館，Borgia·Cinese，317-10。，第52～53頁。“《圖書編》尚存《天地人三才古圖》”。[法]白晉：《易經總說稿》，梵蒂岡圖書館，Borgia·Cinese，317-3。，第4頁。“《圖書編》《三才圖》乃天地人三才各一太極也”。[法]白晉：《易考》，梵蒂岡圖書館，Borgia·Cinese，317-4。，第3頁。 (46)李光地等撰：《御纂周易折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52、546頁。《易經總說稿》，第12頁。 (47)[美]孟德衛：《萊布尼茨和儒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頁。 (48)[美]孟德衛：《1500-1800中西方的偉大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29頁。 (49)Richard M.Swiderski:Bouvet and Leibniz:A Scholarly Correspondence,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Vol.14,No.2（Winter,1980-1981），p.137. (50)《萊布尼茨和儒學》，第38頁。許明龍一書稱萊布尼茨給白晉寫信到1709年。許明龍：《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50頁。 (51)其實萊布尼茨於1679年3月15日寫了一篇拉丁文手稿，題爲《二進位算術》，但是當時没有公開發表。參見李存山：《萊布尼茨的二進位與〈易經〉》，《中國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第140頁。 (52)Richard M.Swiderski:Bouvet and Leibniz:A Scholarly Correspondence,p.142. (53)Hellmut Wilhelm:Heaven,Earth,and Man in the Book of Changes,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7.P.9. (54)[法]戴密微：《中國漢學研究概述》（上），《中國文化研究》1993年第2期，第133頁。 (55)樊洪業：《耶穌會土與中國科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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