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本位的理论框架--兼论叶圣陶的语文教学观_叶圣陶论文

阅读本位的理论框架--兼论叶圣陶的语文教学观_叶圣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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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现代语文教育。阅读本位是叶圣陶语文教学观的核心内涵。

      一、阅读本位观:根论、基础论与独立目的论

      (一)根论:阅读是写作之根

      1940年,叶圣陶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中,指出阅读程度是写作程度的“根”:“现在一说到学生国文程度,其意等于说学生写作程度。至于与写作程度同等重要的阅读程度往往是忽视了的。因此,学生阅读程度提高了或是降低了的话也就没听人提起过。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写作程度有迹象可求,而阅读程度比较难捉摸,有迹象可求的被注意了,比较难捉摸的被忽视了,原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单说写作程度如何如何是没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问那比较难捉摸的阅读程度。”[1]53他试图改变长期以来人们以写作程度评价语文教学成败的观念,表明了写作程度取决于阅读程度的观点。

      叶圣陶认为提高写作程度要讲求阅读方法。阅读得法,写作水平自然就提高了:“多方面地讲求阅读方法也就是多方面地养成写作习惯。习惯渐渐养成,技术拙劣与思路不清的毛病自然渐渐减少,一直减到没有。所以说阅读与写作是一贯的,阅读得其法,阅读程度提高了,写作程度没有不提高的。”[1]54-55他认为只要抓住阅读这个“根”,写作这棵树上的一切问题均将迎刃而解。

      阅读是写作的“根”的认知,有一定道理。写作确实离不开阅读,阅读可为写作提供动力与知情意修养,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文体感、语境感、语感,能从中汲取写作技能、技巧,培养写作习惯等。读好是写好的重要的前提条件。要提高写作程度,阅读必须得其法。今天的语文教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便是阅读不得法,只是停留于文本解读,没有将阅读作为写作的“根”,没有将阅读指向写作,叶圣陶的教诲对我们不无启示。

      (二)基础论: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基础论是对根论的进一步理论化,强调阅读教学对写作的决定性作用。

      1962年,叶圣陶《阅读是写作的基础》一文,对读、写关系专门作了具体阐述:“有些人把阅读和写作看作不甚相干的两回事,而且特别着重写作,总是说学生的写作能力不行,好像语文程度就只看写作程度似的。阅读的基本训练不行,写作能力是不会提高的。常常有人要求出版社出版‘怎样作文’之类的书,好像有了这类书,依据这类书指导作文,写作教学就好办了。实际上写作基于阅读。老师教得好,学生读得好,才写得好。”[2]279他批评将写作程度等同于语文程度的观点,反对用写作知识指导写作,强调阅读基本训练对提高一个人的写作能力的重要性,将“教得好”“读得好”,作为“写得好”的充分必要条件。

      他进而揭示了由读到写转化的机理:“阅读习惯不良,一定会影响到表达,就是说,写作能力不容易提高。因此,必须好好教阅读课。譬如讲文章须有中心思想。学生听了,知道文章须有中心思想,但是他说:‘我作文就是抓不住中心思想。’如果教好阅读课,引导学生逐课逐课地体会,作者怎样用心思,怎样有条有理地表达出中心思想,他们就仿佛跟作者一块儿想过考虑过,到他们自己作文的时候,所谓熟门熟路,也比较容易抓住中心思想了。总而言之,阅读是写作的基础。”[2]281他举例说明教好阅读课是如何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得出“阅读是写作的基础”的论断,为阅读本位范式提供了理论支撑。

      叶圣陶根论、基础论的提出,不是为了强调写作的重要,将阅读的目的归置于为写作服务,而是为了强调阅读教学对写作、对语文教学的重要性,强调其决定性作用。叶圣陶的根论和基础论,是阅读本位观的内核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叶圣陶的根论和基础论,亦即阅读决定论,其积极面是厘清了就写论写、以写作知识指导写作的误区;其消极面夸大了阅读对写作的作用,导致阅读教学的泛滥。即便阅读得其法,写作程度能有所提高,也不可能解决写作的所有问题。因为写作程度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如写作所需的天赋、才情、悟性、阅历、个性、实践等,是阅读教学未必都能给予的。因此,单靠阅读这个“基础”,是不可能承担起培育全面写作素养的重任的。

      (三)独立目的论:练成读书的本领

      叶圣陶除了将阅读视为写作的根、基础外,还多次谈到阅读本身也是一种能力、目的:“培养学生写的能力固然是语文教学的一个目的;培养读的能力,也是一个目的,不能认为读书就是为了做文章。”[3]“语文教学的目的,一是要教会学生自己能看书读书,不断吸取精神养料,一是要教会学生把所想的东西用嘴用笔表达出来。”[4]“有人把阅读看作练习作文的手段,这也不很妥当;阅读固然有助于作文,但是练习阅读还有它本身的目的和要求。”[5]“大意谓语文教学之一个目的为使学生练成读书之本领。”[6]叶圣陶这么说,是为了避免读者对根论和基础论的误会:以为阅读只是为了学写作,其本身不是语文教学的目的。因此,他明确告诉大家不能“把阅读看作练习作文的手段”,其自身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能力与目的。这就将阅读从作为写作学习的手段,提高到与写作并列的“目的”的地位,从而提升了阅读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

      如果说根论和基础论只是针对写作而言阅读的重要,那么独立目的论则专门强调阅读作为一种能力、目的的重要。这表明阅读教学对于语文科具有双重意义:促进写作、学会读书。他还曾提到阅读具有“传播固有的和现代的文化”的意义。这样,阅读便具有了三重意义,阅读在语文科的中心地位从而得以牢固地确立。

      叶圣陶以根论、基础论、独立目的论,构筑起了阅读本位观。此“三论”可谓阅读本位观的基石。

      阅读本位是我国现代语文教学基本范式。长期以来,我国的语文教材、教法,就是这个范式的集中体现。其意义在于:实现了从科举语文教育的“重写”,回归到了传统语文教育的“重读”(叶圣陶与儒家的“重读”目的有所不同,叶圣陶主要是对读的方法与能力,以及对培养写作技能的重视;而儒家注重的是由读中修德、养气、明理、悟道)。同时,其“阅读本位观”与美国教育家杜威的“生活教育”实用主义本体论相通,都讲求“当前受用”。阅读实用功能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叶圣陶的阅读本位观,也可以看作是对科举语文教育的一种反拨。他反对把写作程度等同于语文程度,实即反对急功近利地“为写而写”的科举教育传统,有其拨乱反正的意味。

      语文教学从重写向重读转向,其理论架构的背景主要是传统文章学。夏丏尊、叶圣陶的《文章讲话》《文心》及其所编教材中的《文话》等,均可归入文章学范畴。在今天看来,仍不乏精辟之见,可供师生理解其阅读本位观参考。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三论”中的独立目的论,客观上对根论和基础论有一定的消解作用,会造成一些人的误解,致使阅读课变成无视写作的“为读而读”。“为读而读”与“为写而写”是同样要不得的。在教学实践中,“为读而读”之风长期盛行,是违背叶圣陶本意的。

      从整体上正确认识“三论”十分必要,根论和基础论当是阅读本位观的基本内涵。这一认知相当重要。如果片面注重阅读的“独立目的”,为读而读过度膨胀,挤压了为写而读的空间,阅读本位教学范式便坍塌了。

      二、阅读功能观:吸收说、三重任务说

      基于阅读本位观,叶圣陶从抽象到具体,阐明了阅读的功能。

      从抽象层面上说,他将阅读的功能界定为“吸收”:“阅读是‘吸收’的事情,从阅读,咱们可以领受人家的经验,接触人家的心情;写作是‘发表’的事情,从写作,咱们可以显示自己的经验,吐露自己的心情。”[7]“然而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1]53“阅读是什么一回事?是吸收。好像每天吃饭吸收营养料一样,阅读就是吸收精神上的营养料。要做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公民,吸收精神上的营养料比任何时代都重要。”[8]“吸收精神上的营养”,足以说明阅读的重要。阅读的“吸收”不是止于阅读,它是与写作的“倾吐”“发表”相联系的,由领受他人的,转而显示自己的。没有“吸收”,便不可能有“倾吐”“发表”。“吸收——发表说”,是对根论和基础论的加固。

      从具体层面上说,叶圣陶指出阅读教学有三重任务:“课程里讲读的时数多于作文的时数,是因为讲读负担着三重的任务。讲读一方面训练了解的能力,一方面传播固有的和现代的文化,另一方面提供写作的范本。”[9]113即阅读的“吸收”,必须兼顾到三个方面。今天的阅读教学基本上只承担了第一方面任务:“训练了解的能力”,这是远远不够的。第二、第三方面任务都很重要,是吸收的主要目的。在传播固有的文化上,最为欠缺。“经”“史”的阅读,对其吸收、借鉴、表达,亟待加强。

      要保证完成“三重任务”,“教学应该读和写并重,可是讲读的时数既多,而向来教师又没有给予作文课足够的注意,便见得读重了。其实重读也只是个幻象,一般的讲读只是逐句讲解,甚至于说些不相干的话敷衍过去,学生毫无参加和练习的机会,怎能够引起他们的趣味,领导他们努力呢?”[9]114叶圣陶指出阅读教学中“读重了”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逐句讲解”与“说些不相干的话”——亟待避免;“学生毫无参加与练习的机会”——亟待改变。

      归根结底,要把阅读“吸收”的重心,放在完成第二、第三方面任务上,放在学习写作上,才是对阅读本位教学范式的功能的正确认知。

      三、阅读实践观:得到知识,养成习惯,讲求方法

      叶圣陶把得到知识、养成习惯作为国文科的教学目标:“要从国文科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在人群中间,经验的授受和心情的交通是最切要的,所以阅读和写作两项也最切要。这两项的知识和习惯,他种学科是不负授与和训练的责任的,这是国文科的专责。每一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认清楚: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从而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就是学习国文的目标。”[7]这说的只是在国文科实践智能层面的目标,未必是国文科全部的教学目标。

      要达成这两个目标,须“讲求方法”:“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就算了事。第一,必须讲求方法。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第二,必须使种种方法成为学生终身以之的习惯。因为阅读与写作都是习惯方面的事情,仅仅心知其故,而习惯没有养成,还是不济事的。国文教学的成功与否,就看以上两点。所以我在前面说,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1]52他所谓的“知识”“习惯”,指的就是掌握、运用方法的知识与习惯,即学会怎么读、怎么写。没有正确的读、写方法,这两个目标就会落空。教学就是探求阅读、写作的方法,并使学生知其所以然,使之真正得到阅读、写作的知识,养成良好的习惯。

      在“讲求方法”上,叶圣陶也分别从阅读和写作两个方面提供了他的十分精辟的见解:“阅读和写作两项是生活上必要的知能;知要真知,能要真能,那方法决不是死记硬塞,决不是模仿迎合。就读的方面说,若不参考,分析,比较,演绎,归纳,涵泳,体味,哪里会‘真知’读?哪里会‘真能’读?就作的方面说,若不在读的工夫之外再加上整饬思想语言和获得表达技能的训练,哪里会‘真知’作?哪里会‘真能’作?”[10]他提出了“讲求方法”的两个标准:真知、真能,与实现这两个标准的一系列方法。这些方法,在今天仍可以在教学中应用。

      叶圣陶对“讲求方法”与“养成习惯”关系的认识,也体现了阅读本位思维:“多方面地讲求阅读方法也就是多方面地养成写作习惯。习惯渐渐养成,技术拙劣与思路不清的毛病自然渐渐减少,一直减到没有。”[1]54-55——“讲求”阅读“方法”,目的不只是“养成”阅读习惯,而是“养成”写作“习惯”。他强调的是阅读对写作的作用。

      今天阅读教学中讲求的方法,是否能达到多方面地培养写作习惯的目的,这是需要认真反省的。凡是不能达成这一目的的,都可以视为低效、无效阅读。

      四、阅读方法观:“两步”求甚解;“三多”求应用

      在阅读本位范式下,“讲求方法”特别重要。叶圣陶对阅读方法常有论及,“求甚解”与“求应用”,是其基本要求。

      虽然叶圣陶很重视课外阅读的指导,主张课内、课外阅读的结合,但是,他更为看重课内阅读——精读,讲读。他反对“不求甚解”,极力提倡“求甚解”。他的“求甚解”分为两个步骤:一是“了解词句”,二是“辨明主旨”。

      他说:“陶(指陶渊明)不求甚解,疏狂不可循。”[1]“‘不求甚解’不是方法,反过来,‘求甚解’便是方法。要做到‘求甚解’,第一步,自然从逐词逐句的了解入手。仅仅翻了字典,知道这一词这一句什么意思,还不能算彻底了解,必须更进一步,知道这一词这一句在某种场合才可以用,那才是尤其到家的方法。”[12]72阅读“逐词逐句”彻底了解还不够,还要懂得词句在具体语境中的用法。就是说,阅读不能止于了解,应注重读以致写。这体现了“阅读是写作的基础”的认知。

      “词句既已了解,第二步,便可以从头到底,看通篇讲些什么了,要看通篇讲些什么,只做到逐句解释得清楚的地步是不够的,还得辨明它的主旨在哪里,与它怎样表现它的主旨。主旨是文字的灵魂,不辨明主旨,读如未读。”[12]73——“辨明主旨”不够,还要知道“怎样表现”主旨,这是为从中学会表现主旨。

      可见“求甚解”实际上是分三步走:了解词句、辨明主旨、学习表现主旨。前两步是手段,第三步才是目的。

      在阅读本位范式下,“求甚解”主要目的是为了写作,这就跟我们“指向写作(表现与存在)的阅读”认知有一定的交集。这一点老师们务必注意到,切勿以阅读“独立目的”为借口,搞“为读而读”。这种止于“读懂”的阅读教学在当下是普遍存在的,最要警惕。

      叶圣陶认为,在教学中固然“讲读还是基本”,但他反对“逐句讲解”,更反对信口开河。关于如何从读到写,他阐明了“三多”的要求:“要在写作上得益处,非慢慢咬嚼不可。一般人的阅读大概都是只观大意,并且往往随读随忘;虽然读得很快,却是毫无用处。随读随忘,不但不能帮助写作,恐怕连增进知识和经验的效果也不会有。所以课外阅读决不能无条件的重视,而讲读还是基本。不过讲读不该逐句讲解,更不该信口开河,得切实计划,细心启发,让学生们多思考,多讨论,多练习,才能有合乎课程标准的效率。”[9]115他提倡阅读教学要重“讲读”,但不应面面俱到,教师要做到“切实计划”“细心启发”,学生要施行“三多”:多思考,多讨论,多练习。这可视为阅读教学的基本方法与要求。尤其是“三多”,着眼于学生的参与:在思考、讨论基础上的练习,势必是最具效益的。先通过思考、讨论,消化“讲读”的内容,领悟写作的规律、方法,再通过练习,得以进一步体会、巩固。只有落实了“三多”,才能“在写作上得益处”,使阅读真正发挥作为写作的基础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叶圣陶的“三多”,其指向主要是写作技能学习,只有技能才是可以通过“多练习”提高的。他认为“写作是技能”,阅读课学的是“形式”,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值得商榷的。写作不只是一种“技能”,而是“综合素养”,绝不是靠“多练习”就能奏效的。这一观点后来被发展为“训练为主线”,这就走偏了。

      叶圣陶阅读本位范式的理论架构中,阅读“三论”重心在根论和基础论,教学实践重在讲求阅读方法以养成写作习惯,阅读方法求甚解、求应用的目的是“写作上得益处”。如能作如是观,阅读本位范式仍将有其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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