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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5707(2012)9-0007-03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要进行有效的道德建设，必须注重解决以下几个重点问题。
一、道德建设必须遵循集体主义的总原则
当今世界流行的人生价值观中，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基本上只有两家：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在当代世界，不赞成集体主义，必然滑向个人主义；不赞成个人主义，也只能皈依集体主义。一个国家的道德建设必须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舍此没有别的出路。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现实社会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标准。这个标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找不到，在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里找不到，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中才能找得到。这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特色，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是指导社会主义现实社会生活的纲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在我国具有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具有马克思主义传播形成的人们相应的思想基础，具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基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指导社会人际关系和相互利益、形成社会主义新道德的总原则，在我国具有深厚的基础。虽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以来，这一原则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冲击，受到国内经济利益驱动的冲击，但是仍然在党的历次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中得到进一步认定和弘扬。今天，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仍然不失为指导现实道德建设的主导。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就出现过种种否定或者企图以个人主义替代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倾向，造成了社会上人生价值观的重心倾斜，导致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混乱。道德的滑坡和混乱现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随着党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等文件一再强调坚持集体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正气才重新得到不断提升。
近年来，在各地、各部门纷纷举行的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中，普遍存在忽略或者排除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倾向。现在，各地热衷于提出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空洞口号，不但省市有自己的特殊“精神”表述，而且各地、县级机关单位，也都一窝蜂地提出当地的所谓特殊的“精神”，在这层层繁杂的、数不清的“地方精神”中，不但在修辞上漏洞百出，而且导向偏移。这是极大的失误。没有集体主义的总原则，哪有道德建设遵循的标准？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依然处于初级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急需完善的情况下，这种企图用几个字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或者地方精神的热潮，是不会有什么积极的结果的。一级政府组织或者一个党员干部，不研究和解决当地人民群众最突出的困难，不研究和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制度漏洞和不合理的政策规定，不研究和解决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措施，却热衷于提出名目繁多的空洞口号，是毫无意义的。这是严重脱离群众的表现，这是下决心不干实事的歪风，并且已经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的反感，应该立即停止。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回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上来为好。一切远离或偏离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做法，对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都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几十年来，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借助市场经济的机制，以广告、产品、影视作品、管理经验和企业制度的载体大量渗入，实际上是西方西化、分化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战线，不可忽视。汶川地震期间出现的“范跑跑事件”，以及范跑跑关于在危急时刻连亲生母亲都不管的议论，凸显了西方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要抵制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必须、也只有启动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最近几个月，中央大力地宣传雷锋精神，实践中也涌现了当代雷锋的道德模范，这是很得人心的一个重要举措。雷锋精神的实质就包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广为流传的《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歌词中就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这样的内容。雷锋的模范行为中浸透了集体主义精神。学习雷锋的深刻意义并不是简单地模仿他做好事，而是学习他以集体主义精神指导自己行为的先进思想，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任何时期都是不过时的。
二、道德建设的任务是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得我国的道德建设遇到了新的挑战和课题。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不但需要经济体制的转换，而且伴随着人们利益的极大震荡，人们需要完全按照一种陌生的规则重新开始运作。这就需要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相应的调整，人们的根本利益也需要更加有效的维护。在新时期，道德建设的出发点是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些现实利益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基础上建立起相应的道德意识和规范，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其实质就是从思想舆论和行为规范上维护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由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准备、政策准备、制度准备都不够充分，所以在市场经济改革伊始，就出现了许多混乱。一些人为了私利，解脱了集体主义的约束，使得社会出现坑蒙拐骗、制假贩假、“三角债”、“银行坏账”、卖淫嫖娼、走私贩私、侵吞国有资产等负面现象。这些现象不但违反国家法律，而且直接伤害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物价上涨对人民群众造成一定的生活压力，大批下岗工人基本生活条件缺乏保证，农民工不能得到及时的劳动报酬，荒唐的房价使得全国主要大城市占90%的居民买不起房子，巨大的贫富差距形成对群众承受限度的挑战，以及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到政府机关办事难等等社会问题不断凸显。加之党风和社会风气出现的消极现象，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多方的冲击甚至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最基本的工作就是重建法治和道德秩序，首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护好、实现好。建设良好的道德秩序，就是为了创造一种更加有效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秩序、舆论导向和相关的法规。只有做到了社会共同富裕和公平公正，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保护，才能真正动员起人民群众道德建设的积极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其直接作用主要是制约市场规则的负面影响。市场经济以市场调节一切资源的平等买卖原则，以投入、产出为主要手段争取利润最大化的规则，都很容易在全社会培育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这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自己不顾社会的浮躁情绪，很容易带来道德的失控和滑坡。加之一段时期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风靡一时，金钱的作用渗入仲裁评估、学业文凭、婚姻家庭、人际交往、干部提拔、民主选举等领域，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买卖婚姻、卖官鬻爵、贿选作弊、侵权抄袭等，都严重消解了道德的约束力。只有强化道德建设，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和压力，才能把这些消极现象约制到一个最小的范围之内。从某种意义上说，针对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措施越多，制约越是有力，就越是能够促进道德建设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还需要相关具体制度的建设来支撑和保证。制度相对其他措施来说，更加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可靠性的特点。运用相关制度建设来保证道德建设的成果，是完全必要的。在这一点上，体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统一。在我国，应该有一系列的具体制度保证遵守基本道德规范的人们得到肯定和鼓励，而使违反基本道德规范的人们受到制约和限制，这样的道德建设成果才更加容易保持，才更加容易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最近，国家相关部门拟推出的“征信档案”制度，如果操作合理，就能够使得诚信的行为得到鼓励和赞誉，使得违反诚信的行为得到惩罚和遏制，这也属于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的内容之一。我们的道德建设就应该在这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上面多动脑筋、多下功夫。
三、端正执政党的党风是改善社会道德状况的前提条件
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针对当时的党风不正现象，陈云就指出：“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钻改革的空子，买空卖空，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谋财害命，以至贩卖、放映淫秽下流录像，引诱妇女卖淫等等丑事坏事，都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1]他还说，“如果哪个单位、哪个地区的歪风邪气大量存在，而又长期未得到纠正，那就显然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同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领导有关。”陈云的话揭示了社会风气不好与党风的关系。邓小平对当时出现的党风不正的问题，下了很大气力和决心来抓这项工作，并且特别强调端正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的风气问题。他说：“越是高级干部子女，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抓住典型。”[2]998看来，社会风气从一开始出现问题，首先就是党内机关领导干部的自身作风的反映。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上有所好，下必效之。要改善社会道德风气和道德状况，首先必须由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影响较大的高级干部做出表率。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道德风气好了，群众自然就会跟上。否则就很难有什么说服力，也很难有社会道德状况的好转。
列宁说过，在一个充斥腐败风气的社会里，是不能讲政治的。这是因为，如果执政党的党风存在歪风邪气，就不可能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就不可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这种情况下讲政治，终究不可能有什么真实的效果，对群众就不会有任何说服力和感召力。同样的道理，在一个充斥着腐败风气的社会里，也是不能顺利进行道德建设的。这是因为，如果人民群众看到的是领导干部严重沾染歪风邪气，任何党政机关的道德要求和宣传，都会变成理论脱离实际的说教。只有党的领导干部带头端正党风，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才能使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和状况得到真正好转。
在革命战争年代，一代共产党人为了实现革命的理想，不顾自己的个人安危和家庭命运，投身革命，甚至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而在所不辞，使得活着的人们想起他们就为之扼腕，人民群众自然会踏着革命烈士的足迹，前赴后继，继往开来。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为我们党端正党风做出了榜样。他号召人民群众抗美援朝，就带头把自己的儿子送上前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号召干部和群众艰苦奋斗渡过难关，自己就带头不吃肉，并严格要求子女遵守粮食定量供应的规定。所以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全党团结一致、同心同德，顺利渡过了难关。那时的社会道德状况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谈到整顿社会风气的时候说，抓整顿风气，抓得好，“就是这样下决心抓，也要奋斗至少十年，才能恢复到50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2]999-1000由此可见，邓小平对20世纪50年代党风和社会风气是充分肯定的。我们现在正是需要从党的作风整顿开始，由党内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端正风气，才能够带动整个社会出现良好的道德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