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更好地解决中国最棘手的人口问题——毛泽东和邓小平人口观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棘手论文,中国论文,更好地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1999)04-0022-06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据科学家推算，中国的适度人口为6～7亿左右[1]，但目前已高达13亿左右。据国内外有关预测，2010年前后中国人口将达14亿左右；到2050年高达16亿左右时，才有可能实现零增长[2]。中国“要想降到适度人口6～7亿的水平，估计要到22世纪”[1]。
看来，最棘手的庞大人口将是当代和尔后几代中国人不能不面对的沉重压力。面对此况，比较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人口观的异同，借以回视中国当代人口理论及政策的经验教训，对我们目前科学地应对人口压力也是必要的。
一、毛泽东人口观的演变及其失误
当作为军事天才的毛泽东在现代中国演出最壮丽篇章的时候，中国人口总数尚未达到6～7亿。那时候，虽然已经面对人口众多的事实，但中国在显意识层面上的人口压力还不太大。当时，中国历史的聚焦点被定在国共两党的军事和政治较量上。最后，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大陆地区，而国民党只好退据台湾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49年8月5日，支持国民党的美国政府发表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白皮书，以及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件，叙述了1844年《望厦条约》以来的中美关系史，在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毛泽东曾连续发表文章批驳这些曲解历史真实的言论。其中，《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3]，便是毛泽东当时人口观的代表作之一。
艾氏在信中写道：“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国民党在法典上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3]这些话从政治倾向看对中国共产党并不友好，但在理论上却含有某些合理因素。它认定中国巨量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是导致中国社会动荡的主因，虽然片面，包括它掩盖了西方列强欺凌中国人造成的灾难，但也并非毫无道理。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在立论上与之针锋相对，完全无视当时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的“适度人口论”的成果，明确指出对方认为中国“人口太多了，饭少了”是“马尔萨斯者流”，这样做，在政治上可以理解，但在人口理论上，实际上是只承认中国人民的苦难源于列强侵略和阶级压迫，根本否认中国人口问题也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一个根源；只承认“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也完全有办法”，“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3]，根本否认中国巨量的低素质人口确有不利于经济腾飞的负面影响，等等。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3]。具有现代人口学学识的人均可看出，这个结论是片面的。因为，人口众多不必然导向幸福生活；只有较多的高素质人口才是其实现生活质量提升的必要条件；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后，在许多情况下，低素质巨量人口只能是生活质量提升的阻力；只讲人是剩余产品的生产者，不讲人生产出剩余产品须以某些必备条件为前提，否则往往只能成为所耗大于所产的消费者：“能改变一切”的首先是生产力大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破坏生产力发展，不能提倡，等等。问题在于，毛泽东在人口理论上的这种失误，是以对美国政府政治批驳的形式呈现的，当时也确实鼓起了中国人民反抗西方列强欺负的志气，所以，纠正起来就特别困难。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和其他理论一样，在人口理论方面比起政治家来，学者往往较少受政治斗争需要的制约控制。面对中国人口发展的超量趋势，早在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的一些学者在批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同时，便着手建立针对中国国情的“适度人口论”。其中，马寅初先生可为代表。在《经济学概论》中，他写道：“适度人口论”区别于马尔萨斯，“今日论坛之重心，在寻求一最适宜数之人口”[4]，在这批学者理论的影响下，面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现状，解放初期，就有人大代表建议节育且以提案方式正式提出[5]。1955年3月，党中央指出：“我们党是赞成适当的节制生育的。”1956年，周总理在八大报告中也说，为了“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5]。同年，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全国人大会上还检讨了对节育“宣传不够”的问题[5]。1957年，毛泽东本人也明确赞成控制人口盲目增长[4]。所有这些，在一定意义上，也都是对前述毛泽东人口理论积极方面的发挥，对其消极方面的弥补。
悲剧，最初发生在1957～1958年的反右斗争中。
1957年7月，马寅初先生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提出《新人口论》，力主大力控制中国人口[6]。按照马先生的思路，“一穷二白的中国，资金少，人口多。把人民组织起来，利用它作一种资源，不是没有好处的，但不要忘记亦有人多的坏处。人多固然是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个极大的负担”，“因此，中国人口如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7]。可以看出，马先生在这里实际上首先从生产力发展尺度出发审视中国人口问题了。这与《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只从社会关系角度思考中国人口问题相比，已经在人口哲学方面有较大的突破。但这种突破，在反右斗争的背景下被看成了大逆不道。康生当时便当众讲：“马寅初曾经说过，他是马克思的马家，而不是马尔萨斯的马家。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马尔萨斯的马家。”[8]1958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也讲：“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好。”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又认为：“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个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当看到人多是好事。”于是，一刹那间，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讨伐。当时，与“反右斗争”并行不悖的政治喊叫声是：中国人越多越好。如此喊叫声及其政策导向，使中国人口发展大大失控，形成灾难。人说当年“错批一人，误生三亿”[1]，此之谓也。当然，在当年的政治讨伐中，以马寅初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也表现出大无畏的科学精神。如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吴景超先生，在1957年的“大批判”中，虽然文章有点检讨，但仍然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仍力主控制人口，至今耐人寻味。
当“三年困难时期”把中国人从“反右”和“大跃进”的运动中带回现实中的困难时，迅猛形成的人口问题压力又迫使人们不得不反思“人越多越好”的喊叫声及其政策。毛泽东也意识到，目前出现的结果源于前期人口观的摇摆；今后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即是抓计划生育，下大气力控制人口。因此，从6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面对现实，其人口观有了重大转变，对有计划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了进一步明确论述，如在1965年1月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对我国计划生育的进程表示“不满意”。同时特别指出：“在农村还没有推广。”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多，他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还特别作了“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批示。在当时毛泽东一般只用几个简短的批示来指导工作的情况下，能对控制人口作这样的批示，清楚地反映了毛泽东对于中国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深刻认识。1965年8月，在接见卫生部负责人时，他又指出：“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为了抓好全国的人口控制，毛泽东还建议采取一些重大的行政措施，如1971年，在他和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国务院专门批发文件，提出了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人口增长规划。1973年，毛泽东又建议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并且提出了一系列节育的措施，为中国计生工作奠定了早期组织基础。
大量史实表明，毛泽东人口观及其人口政策，摆动性很大，往往是眼前政治斗争的需要把它们引入歧途，而形成的新的人口压力又把它再挤到控制人口的轨道上来。可以看出，它们还未形成适应中国国情的科学体系。
这一体系不科学的标志，不仅在于它始终未在吸收现代人口科学最新成果的前提下，全面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而且尤其在于它们后来对中国解决棘手的人口问题开出的实践处方首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使中国人长期陷于生活水平低下而无力自拔。这是毛泽东的人口观及其政策有巨大历史局限的根本标志。
二、人口观和人口对策：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超越
在继承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的哲学超越，集中地表现在它跳出前者主要只从社会关系层面审视中国问题的局限，把生产力尺度当作观察思考一切问题的最高标准，并首先以此审视中国国情。对此，邓小平同志曾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但是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办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9]。针对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造成中国人的“平等贫穷”，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在一个长时间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从1957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多数地区的农民只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要按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说，这是很不够的。‘文化大革命’的时期，情况更加困难。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9]。在他看来，“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自己的发展”。他指出中国目前“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10]。显然，在邓小平同志眼中，彻底全面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关键或基础，只能首先是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而不能再在阶级斗争为纲口号下折腾。许多时候，邓小平同志还直接联系着中国有巨量人口的国情解剖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基本国情之一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的人口这样多，怎么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10]；中国式的现代化要“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等到人均达到一
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10]。正是沿着这种思路，邓小平理论通过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棘手的人口问题的脉络，便日益展现出来。在人口问题上，有人把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继承和超越，仅仅局限在前者把计生工作制度化并提升为基本国策方面，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专家蒂斯坦尔曾写道：“中国对其人口过多问题的反应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方面：(1)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化；(2)实行计划生育政策；(3)促进工业化；(4)在较小程度上促进城市化”[11]，这种理解是有道理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对毛泽东的超越是全面的，深刻的，全方位的。在邓小平理论中，中国人口问题早已不单单是数量巨大的问题，而首先是在承认中国巨量人口现实条件、如何提高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如何满足其物质文化需求的问题，其中包括，如何使中国人口的数量、结构和质量这三个方面与当代中国及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邓小平理论实际上就是一个在计生国策的前提下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科学体系，20多年的实践证明，它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确实是有效的。
邓小平同志前述关于“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的论断，显然是在直面当代科技革命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局面的产物。在这一论断中，就业是否充分，以及在中国条件下，如何平衡就业与巨量人口的矛盾等重大建设战略问题，均被熟虑，这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根本难以企及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邓小平的人口观及其政策超越毛泽东的一个突出方面，也是邓小平理论扬弃“人口越多越好”的结果。他曾明确指出：“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现在“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2]。无前提地讲“人越多越好”，表示着对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忽视，应予抛弃。无疑，结合着当代科技革命带来生产力大发展的现实再思考中国当代人口问题，不再限于某种眼前的政治斗争需要，而是按照科学分析长远地剖析处理中国人口问题，从中引出新的结论，导出科学的政策，是邓小平人口观及其政策区别于毛泽东的一个主要特征。
从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论说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们与获诺贝尔奖的“技术进步里首要增长要素论”和“人力资源论”等当代社会科学最新成果的某些契合或呼应。
在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人们往往很少把技术因素作为分析生产率提升的结构性动力来对待。它通常在经济哲学层面上已经假定技术条件不变，然后才分析经济学问题。本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学家们才逐渐改变了这一既定模型。其中，美国经济学家索罗根据大量史实指出，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既不是资本积累的速度及其规模变化，同时也并非资本与劳动这两种要素投入的多少。在他的理论中，一个现代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进步的程度。因为，技术进步所产生的递增收益可以冲抵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趋势，使生产函数规模保持相对恒定。索罗的这一理论，在当年引起强烈反应。后来，经济学家丹尼森等人在对日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情况比较研究中，也发现，其资本要素及劳动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达三分之一左右，而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等因素的贡献高达三分之二。这样，索罗和丹尼森等人的“技术进步是首要增长要素论”便逐渐广泛传开。与此同时，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也指出，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作用”[12]。此后，他又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并逐渐形成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思路，实际也是把中国人口问题放在首先提升科技水平的层面上来审视。显然，这不仅是对当年“人越多越好”口号的超越，也是对毛泽东当年主要在人口数量问题上说好坏而脱离人口科技水平问题之失误的补正。这一补正，以现代科学成果为依托，也超出毛泽东。
“人越多越好”的口号实际上是把所有人假定成同一科技水平，这显然是抽象的。针对诸如此类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从6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出了一种“人力资源论”，它不同意认定劳动力同质且只突出物质资本的古典理论。舒尔茨明确说：“这种劳动概念在古典阶段是错误的，而现在，其错误就更明显。对能够并且愿意工作的人数进行计算，并把这种计算作为一种经济要素数量的尺度，就如同对决定其经济重要性的各种类型的机器数目，或作为资本存量或作为生产服务流量进行计算一样，没有任何意义”[13]；“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14]，等等。按这种思路，在当代经济生活中，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源被现代教育大力开发，使生产力大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提升，因而，包括教育在内的人力资本投资绝对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的追加，使人口质量提升，也使当代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量日益减少，这必然要求发展中国家尽量降低人口出生，同时尽力发展生产，扩大就业。十分明显，邓小平同志关于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较少人数，关于中国就业不充分趋势，关于中国要抓科学教育现代化，关于科教兴国等思路，与舒尔茨的理论也有所契合。
与邓小平同志对国外社会科学最新成果的大胆借鉴相比，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未顾及当时国外人口学和经济学最新成果及结论，只图政治论战胜利的趋向，就显出失误和不足。邓小平同志在这里也超越了毛泽东。
三、继承和发挥邓小平理论
当然，任何人都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时代，是该时代的产物。在人口观方面，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的继承和突破，也是邓小平同志所处时代与毛泽东有所不同的表现。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当年威逼中国，毛泽东不能不针锋相对地捍卫中国的尊严，对此，我们不可苛求，更不能全盘否定。以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精神及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气魄而言，假其天年，他不仅会补正失误，而且也会沿着与邓小平同志相同的思路推进。注意及此，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邓小平理论及其人口观科学体系也要随着历史的展开而被推进发展。目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在顺应时代潮流，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包含在邓小平理论及其科学人口观中的许多内容，已被新时代的社会发展进一步凸现了出来，例如，知识经济时代初见端倪要求我们把创新教育及知识创新问题提到更重要的层面，我国严格的计生工作又面临着已经出现的人口老龄化趋势（“白发浪潮”）和人口结构失衡的“两难”局面，中西部人口与东南部人口的贫富差距消除及可否逐步移民问题，再造秀美的西北山川以适应下一世纪西北大开发，如何尽快推进国企和农村改革并消化大量人口下岗和失业问题，等等，都需要按照邓小平理论，结合当前中国现实和科索沃事件后的世界格局新态势，给出可行的科学答案。我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此已经指明了方向，邓小平理论正在被全面继承和向前推进。
可以相信，中国将抱着能够全面彻底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骄人业绩和信心，踏进下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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