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就业制度的角度解读《绝对信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号论文,角度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11）03-0063-04
高行健、刘会远编写的无场次试验话剧《绝对信号》，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后观众反响强烈。从1982－1983年的评论文章看，人们肯定了戏剧的“艺术形式”创新，如《话剧舞台上的一次新探索》《新花新路新尝试》《话剧的创新——看〈绝对信号〉有感》《小议〈绝对信号〉小剧场演出》《可贵的是探索精神》等。不过，“艺术形式创新”也不可能是纯粹创作技巧实验，同样会有可阐释的现实主题。其实，通过比较青年们不同的人生道路，《绝对信号》真实反映了当时特殊的“接班”制度，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
事实上，就业确实是1976－1982年间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反映就业问题的好几部文艺作品在当时都取得过较大的社会反响。最具争议性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1979），虽然涉及的是知青回城，但也与就业相关；王安忆的小说《本次列车终点》（1981），写知青返城之后的苦闷与失落，其中就有回城后没有工作的苦恼；路遥的成名小说《人生》（1982），主人公高加林的命运就是随着“民办教师”和“县委通讯组通讯员”的职位得失而变迁。
本文试图从就业制度这一角度对《绝对信号》重新进行解读，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推动对这一作品的深入研究。
一、“接班”就业制度
“接班”、“子女顶岗”、“内招”的就业制度，并不是国有企业内部的秘密，而有其公开的法律法规依据。1978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工人退休、退职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或多子女上山下乡、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招收的子女，可以是按政策规定留城的知识青年，可以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可以是城镇应届中学毕业生。”①(P40) 这种特殊的就业制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① 例如劳动部1956年1月14日发出的《关于年老体衰职工以其子女代替工作问题复轻工业部的函》②(P406)。“文革”后“接班”就业制的恢复，是从中央1973年8月4日批准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计委1974年7月29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盐业生产工人子女顶替问题给轻工业部的复函》开始的。前者规定“矿山井下、野外勘探、森林采伐”三个行业内可以从农村招收职工子弟，后者规定“盐业生产”职工子女的就业可以参照前者执行。“在上述四个行业实行子女顶替和内招办法后，其他行业的许多企业为照顾职工子女就业，也逐步实行了上述办法。”③(P57) 僵化的“接班”制度堵住了待业青年人生奋斗的希望。所以，我国后来出版的劳动法律法规手册也逐渐承认“子女顶替”和“内招”制度有一定的弊端，“难以保证招工质量，造成职工队伍素质下降，给企业管理工作增加困难，还助长了部分青年的依赖思想，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利于人才的成长。”④(p110)
《绝对信号》充分暴露了接班制度的种种问题。首先，从新老就业交接来看，这一制度的缺陷极为明显。一种情况是，父母退休与子女就业时间不一致，蜜蜂姑娘到了该就业的年龄，她父亲只有50岁，5年之后她才可能顶替父亲上班；另外一种情况是，多个子女同时争夺顶岗职位，父亲退休后的列检工岗位，就是被黑子姐姐顶替了；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职工退休后无子女可以顶岗，到了退休年龄又不退，张车长便是典型（剧本中55岁为退休年龄，张车长已经56岁）。其次，资源配置存在弊端。男性更适合列车检验或者修理工作，但是，黑子的姐姐而不是黑子，最后顶替了列检工的岗位；女性在服务行业具有先天的工作优势，老年男性去野外养蜂则可能觉得很有趣，但是，接班制度不可能对蜜蜂姑娘和父亲之间的职业进行调整。再次，就岗位本身而言，车长、列检员、客服人员的工作不一定对所有人都具有吸引力。以张车长对自己26年的工作描述为例，“二十六年来，我没有一天在家超过十二小时的。除了我结婚那阵请过三天的婚假，我就再没请过假，有点头疼脑热的也都扛着，要补假就更难办了”。“我天天就这么蹲守在车里，冬天对着个火炉子，夏天迎着风。有月亮的时候看月亮，没有月亮看山的影子和灯光。”这样的工作虽然谈不上苦与累，但是那种乏味、无聊、孤独、寂寞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的，涉世未深的见习车长小号就埋怨道：“像个机器一样，一辈子就这样交待了，这哪是人干的活儿。”⑤ 小号本人只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父亲却让他在铁路系统工作，这样的接班显然也不太合理。最后，接班制度造成正式工和临时工“同工不同酬”，劳动价值扭曲。在企业改制之前，国有企业职工拥有事业单位编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法定休假，生病时有医疗保险，成家时可以购买单位福利房，退休时可以让子女顶替岗位，退休后还可领取养老金。事业单位的待遇和福利在实施过程中会打折扣，不过与临时工、无业人员、农民相比，体制为他们提供的社会保障要充分得多。戏剧中的黑子是临时工，超时加班干重活脏活不说，工资比正式工低得多，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保障，没有活则可能被辞退，当然也无医疗、住房、养老等福利可言。蜜蜂姑娘的父亲反对这门婚事的最大原因，很可能是因为黑子没有“固定工作”。
二、黑子：被排挤在“固定工作”之外
黑子是全剧的中心人物。首先，黑子最早出场，然后才是车匪出场。其次，黑子是剧本中的“哈姆雷特”，他的内心冲突尤为激烈。再次，在全剧四组重要人物关系中，有三组涉及黑子（师徒：车长、小号；朋友：小号、黑子；恋人：蜜蜂、黑子；同谋：车匪、黑子）。最后，“黑子”成为列车安全的关键力量，为争夺犹豫的黑子，车匪和车长（含小号、蜜蜂姑娘）展开了多次较量。正如“哈姆雷特”是理解《哈姆雷特》的重要线索，“黑子”是解读《绝对信号》的关键人物。黑子同小号是友情关系，黑子同自己姐姐是亲情关系，黑子同蜜蜂姑娘则是爱情关系。考察人物关系可以发现，黑子在接班制度下是如何成为社会真正的“黑子”。
就个人素质而言，黑子可能是戏剧中最优秀的人物之一。他和小号是同学兼好友，这说明他读过书，并不是没文化；他能在货场做临时工，说明他身强体壮，吃苦耐劳；黑子让姐姐顶替父亲的工作，说明他甘愿作出牺牲，顾全家庭大局（反悔当然是后来的事）；蜜蜂姑娘喜欢黑子，这说明他英俊帅气；黑子不让小号知道自己和蜜蜂的关系，这说明他设身处地为蜜蜂姑娘着想。不过，接班制度并不是依据个人素质，而是按照家庭出身来提供就业机会的，当父亲的列检工岗位被姐姐顶替之后，他便成为“多余”或者“过剩”。这一点甚至从“黑子”的名字中可以猜出来，在社会主义国家“红”被人们视为进步、胜利、前进、光明，而“黑”则被人们看成是落后、失败、倒退、阴暗。“黑子”这个名字，要么意味着他本人的“阴暗”心理。要么意味着他被人当成是社会的“阴影”。
戏剧中出现小号和黑子的大段想像，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紧密无间的朋友，但在想像当中却彼此隔膜。“在小号的想像中，黑子的样子是粗野的，而蜜蜂则是神经质的。”“在他（黑子）的想象中，出现的小号和蜜蜂都不是现实中真实的模样。小号冷漠，蜜蜂则轻盈得像是梦。”由于接班制度，他们毕业后从事“正式/临时”两种不同工作，工作性质决定了彼此的隔膜：正式工认为临时工“粗野”，临时工认为正式工“冷漠”。
接班制度不仅破坏友情，也同样吞噬着亲情。黑子同蜜蜂姑娘的一段对话，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黑子：可我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我已经等了三年多了。我不应该让我姐姐顶替。
蜜蜂：别这么说。这都已经过去了。
黑子：我也得自私点，为什么就该着我牺牲？
蜜蜂：我不愿意你怨恨你姐姐，她怪可怜的。
黑子：谁可怜我们？
黑子先前放弃顶替的机会，这说明他原本珍惜亲情。当被接班制度排挤在外后，逐步体会到“临时工”的无助，他开始怨恨父亲的偏心和姐姐的自私自利。从黑子前后态度的变化，我们看到了接班制度对亲情与伦理的破坏，它没有为全社会待业青年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而是将竞争限制在职工子女内部，兄弟姐妹完全可能为“固定工作”吵得不可开交。我们固然可以从道德角度指责黑子的反悔，但是如果没有接班制度，所有这些不愉快绝不会出现。
接班制度对青年人的恋爱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蜜蜂姑娘的父亲不同意黑子的婚事，并不是因为黑子的个人素质差，而是嫌他没有钱，如果他也有一份“固定工作”，蜜蜂姑娘的父亲可能会改变看法。蜜蜂姑娘本人可能不会认同父亲的这一看法，但是她开过这样的玩笑：“是得认认真真的。先得看有没有个正经工作；再问有没有房子——过日子总得有地方住呀；房里也不能空荡荡的，好歹说得过去，有那么几件家具。”在这一段话中，蜜蜂所要讽刺的谈婚论嫁的条件是人们的普遍看法。“继承”而不是公平竞争得来的“固定工作”，竟然被当成男女谈婚论嫁的首要条件。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黑子为什么要埋怨：“我只怪我自己，只怪我命不好，只怪我自己不争气、只怪我没有一个好老子，给我安排个光明的前途，只怪我不该去爱，不该去爱呀！我不配去爱，不配有爱的权利，不配有被爱的权利。”
三、待业者的人生道路抉择
与《绝对信号》同期的作品，也出现过人生抉择主题。例如，路遥小说《人生》就引用过柳青这样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⑥(p2) 黑子是被接班制度排斥的待业青年，摆在黑子面前的有两条人生道路，在价值目标和方法手段方面截然不同。
车匪：现今的年轻人还不是过一天混一天，又没有家小牵累。就是有工作，那三十来块钱，还得养老婆孩子，哪知道过日子吃腌酸菜的滋味？人生在世图个什么？图个快活。也难怪他们去偷、去抢，没法子呀。
车长：偷人一个钱包，几块钱，十块钱，一百块，有过一回，心里就黑啦。百十来块，花起来，不就十天、个把月？就算一千块，多则花个一年半载的，你这辈子就洗不干净了。人生在世就图个正派，清清白白地活在世上，老老实实地做人，别走那歪门邪道的，那长不了。
在车匪看来，人活着是为了享受生活，为了享受生活可以去偷去抢；在车长看来，为人正派才是最终目的，不安分守己便是歪门邪道。选择车匪指明的道路意味着开始踏上一条满足诱惑的不归路；选择车长指明的人生道路则要忍受清贫才能保持清白。剧本颇费笔墨去表现黑子的迟疑与犹豫，这说明黑子渴望从中寻找到另外的道路——合法的幸福生活，也就是说，既渴望过上幸福生活，同时又不甘心犯罪。不过，不合理的就业制度堵住了黑子的幸福之门（蜜蜂姑娘的父亲不同意这桩亲事），他只能去赌一把（跟车匪合伙一次）。“我要有你这份工作，咱也不会走这条路啊。”既表达了他对生活的渴望，又表达了踏上“不归路”的冲动和无奈。
“好歹就赌这一回”的结果可能如何呢？在戏剧开头部分，“车匪从他（黑子）背后上”，这已经暗示了黑子危险地成为车匪俘虏的对象。这部戏剧作品通过车匪角色来承担某些叙事的功能，其中包括阐释黑子未来人生道路的可能性。当车长和小号怀疑并挽救他时，黑子最终放弃了合伙作案，在车匪行凶时拔出匕首刺向车匪。高行健不会让两个人物承担完全相同的叙事功能，既然车匪的角色足以演示“不归路”的结局，那么，黑子不会再滑到车匪的道路上去了。黑子的“迷途知返”再次证实了他渴望的是合法的幸福生活。
对车长、小号、黑子、蜜蜂姑娘来说，车匪的死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不但列车安全了，人身安全也不再受到侵犯。不过，剧本有一条线索特别值得重视：老车长、黑子、黑子的父亲、小号、蜜蜂姑娘、蜜蜂姑娘的父亲，他们都是铁路系统内部职工或家属，唯一家庭出身不明的人便是车匪。如果从家庭出身考虑，车匪的死有可能象征接班制度对铁路行业以外求业者的排斥。
接班制度不但拒绝在本单位内部展开竞争，还更强烈地排斥单位以外的竞争者。让黑子作为“继子”顶替职位，这固然说明老车长的善良，但也同样逼真地证实：就业岗位还是在铁路系统职工和家属内部流转，非铁路系统人员要进入铁路系统何其困难！老车长所说过的话也耐人寻味，“孩子，你们都还年轻，还不懂得生活，生活还很艰难啊！我们乘的就是这么趟车，可大家都在这车上，就要懂得共同去维护列车的安全啊。”“列车”当然是铁路系统的象征与标志，“大家”绝不是指所有的公民，而是铁路系统内部的职工及其家属，“共同维护”的是铁路系统内部职工的福祉。
［收稿日期］2010-10-11
注释：
① 人事工作文件选编：三卷[G].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6.
②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③ 唐云岐．新编劳动政策问题解答[G].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
④ 庄启东．劳动工资手册[K].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⑤ 高行健．高行健戏剧集[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
⑥ 路遥．人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