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美学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_西方美学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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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516.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2001)01-024-07

国内对西方美学史的接受、介绍和研究,已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自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首次介绍、研究始,到60年代朱光潜、宗白华等学者进一步探讨,至90年代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百年之中,从早期的零星介绍到后期的全面研究,无论是对西方美学史的基本资料的整理、译介,还是对主要美学家及主流美学思潮的介绍;无论是对西方美学的研究方法的学习和借鉴,还是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对西方美学的审视;无论是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已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对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中,我们还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不足和方法论上的缺陷。近年来,随着西方美学史研究的深入,在研究中对西方美学史研究的一些原则和方法问题,也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识。本文拟就20世纪我国西方美学史研究的基本状况、特点、不足及发展方向等问题谈一些看法,以期推动我国西方美学史研究在新世纪走向更高的水平。

一、20世纪西方美学史研究的基本状况

我国对西方美学史的介绍和研究,是和近代“西学东渐”的大文化背景相联系的。我国近代在启蒙和救亡的社会背景下,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学习和研究,对西方美学史的引进和介绍也就随之展开。对西方美学史的介绍和研究,自20世纪初到30年代形成了一股较大的热潮,但此后多有沉寂;至60年代初,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两卷本)的问世,标志着对西方美学史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始;到了80年代以后,以蒋孔阳、朱立元先生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为代表,我国西方美学史研究则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按照时间顺序和各时期研究的不同特点,以下我们把我国20世纪西方美学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各时期的主要成就和特点简要加以介绍。

1.引进和介绍时期(20世纪初~1949年)

我国对西方美学史的研究,是从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颜永京等人首次介绍、研究开始的。王国维主要研读和吸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近代西方美学大家的思想,并创造性地引入到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中去。而梁启超、蔡元培等人对西方美学的学习和研读,主要是和改造社会、国民素质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他们对西方美学的接受和学习就各有侧重。王国维1902年对日人桑木严翼《哲学概论》等著作的翻译中,蔡元培1903年对科培尔著《哲学要领》的翻译中,都介绍了“美学”这一学科。

在他们的研究中,王国维虽接触西方美学较梁启超晚,但他却对西方美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介绍,成为中国近代美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主要研读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近代西方哲学大家的著述,如他所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1901~1902年),癸卯(1903年)春始读汗德(即康德)之《纯理批评》(即《纯粹理性批判》),苦其不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1904年)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和议论之犀利,未尝不心悦神释也……今岁(1907年)之春,复返而读汗德之书,嗣今以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汗德。”(注:王国维.王国维遗书·静安文集自序(5)[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通过王国维的研究和介绍,西方美学中的一系列概念如“美学”、“美育”等以及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美学思想、文艺观点,开始为国人所接受。他关于西方哲学和美学的论著主要有:译著《哲学概念》,论著《汗德像赞》、《叔本华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叔本华与尼采》、《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等,他对西方美学思想加以接受、吸收,体现于《〈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等美学著述中。

王国维的对西方美学的研究,不但具有开创性,而且为其后中国美学学习西方奠定了基础,同时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学者,在研究中,他力图把西方美学理论本土化,试图在对西方美学作系统接受和研究的同时,重新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做出新的解释,使中西美学思想融会贯通。可以说,王国维的这种努力,为他之后中国美学的研究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模式。

20年代以后,有不少学者着重介绍西方美学,或根据西方美学理论提出自己美学构想,如刘仁航、吕澄、陈望道、范寿康、李石岑等学者。30年代以后,朱光潜、宗白华等学者撰写了一系列论文,他们都结合中西美学思想与艺术实践,对审美经验与美的其它现象做出了精彩的论述。40年代的一个新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经过多年的实践与瞿秋白、周扬、冯雪峰、鲁迅等学者的多年的介绍,已有进一步中国化的倾向。

2.系统整理和研究时期(1949年~1980年)

循着近代大家开创的思路,中国美学研究者对西方美学的介绍、接受和学习便逐步展开了。自建国后到70年代末,由于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对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意识形态上受极“左”路线的统治,以西方流派为基础的美学思想遭到了彻底的批判。但由于美学距政治相对较远,所以对西方美学史的系统整理和研究也没有彻底中断,这主要以朱光潜先生写于60年代初的《西方美学史》(两卷本)为表征。这两卷本的问世,填补了我国西方美学史研究专著的空白,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的西方美学史著作。另外还有一些西方美学史研究的著述,如汝信等人的《西方美学史论丛》等,但都不是很系统。

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试图用唯物和唯心两条路线的斗争来概括复杂的西方美学史的发展,而且明确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其反面有所批判和否定,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透过这一层表面的概括,不难发现该著的深刻意义和价值。首先,该著虽然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全书的指导思想,但还是体现了方法上的多元统一。这就是在对西方美学思想的主要发展线索和美学家及其美学思想做出介绍、评析的同时,也重视对西方美学发展史上的主要问题的研究。《西方美学史》不但介绍了不同时期的主流美学思想和美学家,而且对西方美学史上的重要概念、范畴和主要问题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同时还专门讨论了西方美学史上的四个关键性的问题。其次,该著还明确体现了著者的美学主张。指出美学研究必须要结合文艺理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实际。这一思想和主张始终贯穿于该著中。

无论是主导思想和体系的构成,还是材料的整理和使用,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都堪称是这一时期西方美学史研究的代表之作,而且它对其后的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多元接受和吸收时期(1980年~20世纪末)

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从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我们又掀起了接受、学习西方文化的高潮,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介绍、接受和吸收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无论是在规模和数量上,还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前两个时期。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全面系统的西方美学通史出版。主要以蒋孔阳、朱立元先生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为代表。该著的问世,标志着我国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高的水平,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部著作以其宏大的体系、丰富的史料、缜密的结构,系统地对西方自公元前6世纪到20世纪末的美学思想作了梳理。《通史》以“三个阶段、两条主线”为总纲,全面介绍了各大流派、各个美学家的主要美学思想和观点,详细分析了西方美学发展、流变的内在规律,对西方美学的整体发展作了全面描述。该著堪称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西方美学通史。此外,还有很多系统介绍、研究西方美学史的著述,如李醒尘的《西方美学史教程》、杨恩寰的《西方美学思想史》,等等。

其次,对不同时期的美学思想的断代研究,以及对西方主要美学家的美学思想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如对古希腊美学思想、德国古典美学、现当代美学等不同时期的断代史的研究,主要成果有阎国忠的《古希腊罗马美学》、蒋孔阳先生的《德国古典美学》、朱立元先生主编的《现代西方美学史》等。至于对主要美学家的美学思想的研究的著述,更是不胜其数。

其三,对大量的西方美学原著的翻译和介绍,尤其是在西方当代影响较大的美学著作占了极大的比重。如由李泽厚先生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就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当代美学原著。另外,还有《美学译文》、《美学译丛》等刊物,也翻译了不少西方美学论著。此外,还有大量的编选的资料汇编问世。可以看出,西方美学史研究在原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上都较前有更大的发展。

总的来看,20世纪我国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从初期的初步引进、接受到研究的系统化,直至20世纪末期的多元展开,可以说,我国20世纪西方美学史的研究,无论是对基本材料的整理,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已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显著的成就。

二、20世纪西方美学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综观20世纪我国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立足哲学发展背景,系统阐释美学思想

西方美学自诞生起,就和哲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柏拉图对“美本身”的追问始,至康德把审美判断力作为认识和实践的桥梁,及黑格尔建立庞大的美学体系,到现代、后现代思潮对人类生存的关注,西方美学研究自始至终就没有脱离开哲学而特立独行,美学一直是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基于这样一个特点,所以我们在把握西方美学思想时,总是和哲学思想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对有关美学家的美学思想进行介绍时,总是从其哲学思想出发。如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就指出:“要研究西方美学史,就必须研究西方哲学史。”(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在该著中,就是立足于西方哲学思潮的演变来考察美学思想的,如将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也落实到美学思想的发展上。再如《西方美学通史》就是立足于哲学背景,来系统概括西方美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线索,同时也结合哲学思想,来分析每位美学家的思想。基于哲学发展的背景,《西方美学通史》把西方美学发展的整体脉络概括为“三个阶段,两条主线”,“三个阶段”是指认识论、本体论和语言学转向三个发展阶段,“两条主线”是指在特定意义上使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来概括西方美学的两大主潮。(注:蒋孔阳,朱立元.西方美学通史(1)“导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这就是立足于哲学思想的整体发展来对美学思想的总结和描述。在西方思想体系中,美学是哲学思想的一个构成部分,这也是西方美学思想的显著特征,这一特征使得西方美学研究极具思辨性,最后导致了研究中理论的细密化和分析化倾向,使得美学完全变成了和哲学合二为一的抽象的学术。因此,我们在把握和接受西方美学思想时,显然不能脱离这一背景。

2.立足本土文化,对西方美学的审视

我们对西方美学的研究,是立足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研究,我们的研究毕竟带有我们自身文化影响的烙印,同时我们研究的目的也在于如何建立起一套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美学体系。所以,在这样一种研究背景下,我们对西方美学的探讨,势必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的色彩。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接受、理解西方理论时,都是从本土文化出发对西方美学思想的审视,这是跨文化研究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20世纪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中相对比较突出,主要因为在20世纪我们全面引进西方美学理论,它在理论体系上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研究中,我们力图想消除这种差异,以便创造性地发展中国传统的审美理论,以建立当代中国的美学理论体系。这样,我们对西方美学的考察,不是真正融入到西方文化思想的背景中去研究,而是试图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联系起来。

3.对主要美学家及主要美学思潮的专门研究

我国西方美学研究在对西方美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全面把握的同时,也对每一历史发展时期的有代表性的美学家的美学思想和主要美学思潮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在对具体的美学家及美学思想进行研究的时候,除由研究者本人的研究特长、兴趣和研究方向所决定外,主要受特定时代的文化思潮的影响。如王国维介绍、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的美学思想,主要是和他本人的人生观和性格有关,尤其是他后期受叔本华影响极大,这主要是叔本华哲学、美学所宣扬的悲观厌世思想和他的人生观、内在心理有相通之处。他在《叔本华像赞》里说:“公虽云亡,公书则存。愿言千复,奉以终身。”(注:教育世界[J].1904,(9).转引自周一平,沈茶英.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学术成就[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由此可见他对叔本华哲学之神往。而建国以来,由于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西方美学研究政治倾向性就更明显了,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则试图想迎合这种主流思潮,结果在对很多有影响的美学家及美学思潮进行评析时,都失之公允。至80、90年代以来,我们更是如饥似渴地接受西方美学,对西方当代的美学大家都有所研究,而且对以前没有涉猎的一些美学思潮,都作了深入的开拓。可以说,这一时期我国西方美学研究成果卓著。这主要是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向西方学习,从而使得美学研究多元化。通过各个时期的不同研究,我国对西方美学史上的主要美学家、及主流美学思潮都有了纵深的了解。

4.对20世纪西方美学发展的重点把握

20世纪西方美学是一个多元发展时期,流派纷呈,思潮迭出,美学研究大大超越了传统的界限,从各个不同层面对美学问题作了不同的探讨。朱立元先生在《现代西方美学史》中,将这一时期的西方美学概括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主潮,并且强调了人本主义对20世纪西方美学发展的意义。(注: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导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无论是直接的译介,还是专门的研究,我国当代美学研究对这一时期的西方美学涉猎是比较多的。西方影响比较大的心理分析美学、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分析美学、结构主义美学、接受美学、解释学美学等,包括后现代美学思潮,我国当代美学研究都作了深入分析和研究。同以往比较,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西方美学的发展很敏感,并且也能够及时把握其内在的发展变化。这主要是由于80年代以来,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的加剧所导致的。同时,也与大部分中国学者所认同的一样,中国社会要走向现代化,实现社会的现代转型,学习西方思想是必由之路。因此,美学研究也是全面接受西方新理论,以对我国社会发展有所裨益。

三、20世纪西方美学史研究的不足

我国20世纪西方美学史研究在全面介绍和接受西方美学理论的过程中,已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对西方美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及主要美学思想都已有了深入的研究和把握。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在研究中我们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和偏颇之处。从20世纪中国西方美学史研究的思路和基本方法来看,明显存在着一些不足,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了我们对西方美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展开,笔者认为,这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重宏观勾勒但鲜涉及微观的美学基本范畴和问题

20世纪我国西方美学史的研究首先表现出的不足,是立足于哲学史发展的背景,对一些在西方影响较大的主流思想按时代、国别所作的编年体式的宏观勾勒,这样,以哲学史为背景,以时间线索为纵坐标,以美学家及思想为横坐标,一部宏大的美学史便勾勒出来了。很显然,这种勾勒易于对西方美学史的整体把握,使我们对西方美学史的整体流变有一个明晰的认识。但是,我们在西方美学史研究中,在片面强调这一思路和方法的同时,导致了对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的忽视。

首先,我们不反对立足于哲学背景对西方美学思想和理论做出系统的考察,但是,如果仅仅从哲学背景出发来研究西方美学,我们会忽视很多基本的美学范畴和问题。如果我们仅孤立地探讨一般的哲学思想,用哲学思想的研究来代替美学研究,显然这就背离了美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游离于美学研究之外了。但我们的很多西方美学史著作,看起来更像哲学史著作,哲学和美学的分界究竟在什么地方,很多美学史的撰写者似乎没有清楚、明晰地解决这一问题。因而,我们只看到了哲学思想的发展,而美学思想似乎仅是哲学的一个附庸了。其次,按时代、国别的编年体式的勾勒,这在美学史是必须采取的基本方法。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忽视了美学的基本问题,而仅仅是事实的罗列和再现,这样美学史就成了毫无生命的材料的堆砌。我们在对西方美学理论做出宏观把握时,对各个时期的主要的一些美学流派及美学家的思想介绍很多,但宏观研究的一个显著的不足就是对一些基本的术语、概念和范畴等美学的基本问题存在着模糊认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严重的误读。

以范畴、概念、术语为中心的美学史研究方法,在美学史研究中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而且,这一方法在西方美学研究中是有较大的影响的。代表性的著作如苏联学者洛谢夫和舍斯塔科夫合著的《美学范畴史》(1965年)、波兰学者塔塔凯维兹著的《六种观念的历史》(1980年)。范畴研究方法从美学发展史上的主要概念和范畴入手,重视它们在美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以范畴、概念和术语本身发展所形成的体系来考察美学思想的发展流程。范畴研究有利于把握美学思想发展中的基本问题,从而可在这些思想的发展中揭示出美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这一问题,在20世纪我国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中基本上没有展开,所以导致了美学史研究只重宏观描述,而在研究中对很多基本术语、范畴、概念的使用存在着极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例如我们在美学、艺术学研究中对“本体论”的误读,就是对西方哲学、美学中的“本体论”的基本含义的忽视而导致的。对这个问题,业师朱立元先生曾撰文作过详细的考述。(注:朱立元.我国当代美学、艺术学研究中对“本体论”的误释[J].文学评论,1996,(2).)这样,由于对一些基本概念、术语、范畴的模糊认识,就导致了宏观描述中对一些问题和观点在理解和阐释上的错误。

2.以美学家研究为主而忽视了美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美学史的研究中,以美学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方法在美学史研究的早期得到广泛的应用,这种方法主要着眼于历史上各个时期著名的一些美学思想家,并对他们的思想做出概括。但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美学家及其思想,那么,很容易将美学史的研究变成美学家的研究,使美学史失去了其基本的问题和内在的逻辑而变成了美学家的传记和思想的总和。20世纪我国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同样存在着这一问题。在我们的很多研究中,只是孤立地介绍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流派的美学家及其美学思想,很少对他们的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发展的渊源关系做出透彻的分析。

但是,美学在形成和发展中,不但有其自身内在的历史和逻辑发展线索,同时也和社会文化、意识和观念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应该包括审美意识、美学思想和美学学科三个层次。西方美学的发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美学发展史表明,人从自然分离出来以后,他具有了自我意识,相应地就和自然建立了一种认知关系,在这种不断发展的认知活动中,审美意识也就产生了,它们主要表现在早期人类的活动和产品上,如我们今天称之为原始艺术的东西。之后人们便有意识地对这些活动和产品进行理性的思考,相应地美的概念,有关美的思想也就逐步形成了。而美学学科的产生,在西方才是近代的事。因此,从逻辑上来看,这三个层面始终交织在一起,共同促进着美学的发展。但我们在对西方美学的研究中,对审美意识的考察,几乎没有展开。不了解这一问题,我们就无法发现西方美学发展的内在精神,无法寻求西方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西方美学产生和形成的文化基础是什么?西方美学思想中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内在线索?西方美学大家的思想渊源究竟是什么?等等。这些有关西方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问题,恰恰被我们的西方美学史研究所忽略了。所以,在我们的20世纪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中,造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况。

3.以片面介绍为主而缺乏文化间的真正交流和对话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我们20世纪的西方美学史的研究虽然是立足于本土文化进行的,但是,这一特点的主要问题在于:由于我们的研究带有很浓厚的功利性特征,我们研究西方美学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就是为了建构自己的美学体系。所以,很多研究者把西方的一些理论改头换面,为自己的美学体系建构而服务,显然在这种研究中会误读甚至失去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样,我们将西方美学思想作为一个理论背景,甚至作为一个工具,来考察中国美学思想,或来建构中国当代美学体系,却出现了很多理论上的矛盾和不协调。这种研究方法具体体现为,在单纯对有关西方理论介绍之后,找出中国古典理论中与之相似的理论,并由此生发出自己的一套美学体系来。

显然,在这种介绍中,我们的研究者急于介绍一些新思想、新理论,而很少考虑到对这些理论问题做出基本的阐释和理解。也就是说真正立足于西方文化背景,对一些基本美学问题和美学思想进行详细研究,探究其隐含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内涵,阐释其产生、发展、演变的社会背景,使我们对这些基本问题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事实上,这种全面的理解和阐释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把握西方美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有助于我们真正展开跨文化的研究,并对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进一步展开,真正达到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可是,我们目前的大多数介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理论转述,甚至是一些翻译,或者是一种为我所用的误读,而根本谈不上跨文化的交流和研究。这种缺乏跨文化研究的西方文化、美学研究,就使得我们的研究始终游离于世界学术研究之外,很难使我们的研究立足于世界学术范围之中。至今我们的美学研究尚未产生在国际上有较大的影响理论,尚未得到世界学术界的认可,恐怕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4.重史料的收集整理而不善于进行独到的思想批判

我们20世纪西方美学史研究过分重视史料的收集与整理,缺乏独到的理论批判和分析,就使得我们的研究变成了纯粹的编年史,而不是思想史。思想史的意义不仅在于从已死的传统中找出那些内在的逻辑,并对未来的方向做出新的解释,更为重要的是,要立足于自己的思考,从中体悟出整个人类生存的意义。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史诗比历史更真实,他的意思即是说史诗能够把对人生、世界以及存在的意义深刻地揭示出来。但是,很明显我们的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仅仅遵循中国传统的学问方式,只是片面地重视了理论考述的一面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相反很少或根本就不考虑对一些思想的评析和批判。这样,我们的西方美学史研究仅仅是材料的堆砌,给人的印象是历朝历代的美学家及其美学思想的编年史,而没有内在的梳理和分析,没有研究者本人富有真知灼见的评析和批判,从思想史的整体发展来看,这种研究的意义显然是不大的。而更为遗憾的是,让西方学者得出了中国当代美学仅仅是西方美学在中国而不是中国美学的片面论断。

四、20世纪西方美学史研究的展望

以上我们对20世纪西方美学史研究的基本状况、主要特点和不足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实际上,在归纳和分析中,我们已指出了隐含在我们的20世纪西方美学史研究的主要问题,相应地,对这些问题和不足的解决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未来西方美学史研究的方向,但为了更进一步促进新世纪我们西方美学史的研究,我们不妨再提几点建议。

1.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20世纪中国美学深受西方美学的影响,中国当代美学话语基本上从属于西方美学的话语体系,因而要真正形成独特的中国意义上的现代美学体系,不单要全盘接受西方美学理论,更为重要的是,在接受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如何充分吸收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思想,以形成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美学。这样,在中西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研究,在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中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但这里根本的问题在于,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下的产物,如果简单地用西方美学的理论体系来考察中国美学,或者用中国传统理论来涵盖西方美学理论,都会出现理论上的偏差,这种内在的矛盾很难解决。而且,事实上我们很难用西方美学中的严密、系统的体系来分析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同样也不可能用中国传统思想包融西方文化。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就应掌握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实际上,中国文化史上的几次大的文化交流,如佛学的中国本土化、五四以来西方文化的中国化,都提供了极好的借鉴,我们应从中吸取一些经验,以促进当代美学研究。

2.中西基本范畴的比较

在对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中,从基本的理论范畴、概念的对比分析中入手,就比单纯地用体系、思想来反证中国古典更切合实际。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基本概念、术语非常丰富,对这些概念、术语的不断阐释,以表明自己的艺术、审美主张和倾向,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话语形式。在中西美学思想比较研究中,我们正好可以借助于这些概念、术语,同西方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进行比较,寻找二者的契合点。进而分析、比较西方对同一问题的阐释方法和结论,从而找出其隐含的文化、心理的意义。可以说,范畴研究是中西美学思想比较研究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如对艺术创造这一范畴的理解,中国古典美学始终强调“至法无法”,“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强调自然而反对人工雕饰,但这并不是彻底抛弃法则,而是在学习前人法则的基础上的一种“参悟”或超越。同样的思想在康德那里也存在,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论述艺术问题时提出了艺术的自由创造法则,康德认为艺术是天才的创造,通过天才自然给艺术立法,但艺术又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则,而只有天才才能创造出既遵从法则而又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康德的自由创造和中国的至法无法是十分相似的,都强调将自然的东西转化为一种精神或艺术。(注:德国学者卜松山.中国美学与康德[J].(该文对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气、含蓄、想象力、创造力等和康德美学中的类似问题进行过详细的比较.)北京:国外社会科学,1996,(3).)在其它很多问题上,我们都可以找到中西美学的相似和相异的地方。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西方美学范畴的研究,无论是对西方美学史的研究,还是中国美学的研究而言,显然不能认为是一个老问题,而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3.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应提倡一种多元化的研究方法。20世纪是一个方法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美学史在20世纪也真正地呈现出了多元发展的阶段,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美学更是流派纷呈、新潮迭起,实际上,每一美学流派的兴起与发展都与其所采取的独特方法和视角分不开。因此,我们应在充分把握的基础上,把这些新方法及时地应用到我们的美学研究中来,以促进中国美学研究的真正世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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