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继承与创新之间--清末民初外交部(通讯部)的人员演变与结构变迁_总理衙门论文

继承与开新之间——清末民初外务(交)部的人事嬗替与结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外务论文,清末论文,开新论文,人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6-0154-15

      晚清最后十年，因新政的进行，传统政治制度发生剧变。隋唐以来建立的六部，经清季改革，演进为十一部，其人员组成、内部结构、权力形式与以往大不相同。这一改革伴随科举停废。那么，在科举停废之后，清朝如何选官？晚清制度变革是否止于清朝的覆亡，是否有后续发展？

      在新设各部之中，外务部由总理衙门改组而来，自1901年开始，班列各部之前；进入民国之后，又出现位列内阁首位的外交部。从外务部到外交部，其演进历程，无疑对于说明晚清民初中央制度的变革，具有范例的意义。另一方面，异于传统职能领域，近代外交制度具有自身演进的规律。外交官是近代中国新兴的职业群体，一般认为，在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中国造就了一批职业外交官，他们不谈主义，相对少地插足于国内政争，在国际舞台上，用西式的话语和规则，为中国争取国权，维护国家利益①。那么，这一批职业外交官出现的条件和基础是什么？他们与之前的晚清制度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上述疑问，似可指向对一个问题的考察，即清末民初，中央的外交人事，发生了怎样的结构变动②？

      传统制度史的考察范围，大体伴随帝制而终结，也就是多集中于1911年之前。近年研究较多注意清末新政时期的制度因革及其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互动，但是，对此后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时期，却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将考察时段设定为1901-1912年之间，以晚清外务部、民初外交部的人事制度变迁作为讨论对象，主要依赖《大清缙绅全书》、清代《履历档》、《职官录》、民国《外交部职官履历册》等档案史料，通过对人事资料进行具体而微的搜集、整理、统计，对上述问题做出初步的解答，探究职业外交官在科举制废除前后逐渐发展与兴起的过程，探寻民初外交人事与晚清制度的具体联系③。

      一、总理衙门到外务部：继承与发展

      1901年成立的外务部，是从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而来。外务部经由《辛丑条约》的规定而“班列六部之前”，从一个原本具有临时性质的机构，正式纳入到中央部院系统之中。然而，与传统六部不同的是，它保有几个重大的特征，这些特征深刻影响到其人事来源、日常运作及职能的发挥。

      特征之一，是外务部摈斥胥吏，任用司官直接理事。清朝六部通过部内各司分理政务，具体事务，由司官(各司主事、员外郎、郎中)办稿，堂官(管部大臣、尚书、侍郎)画稿。然而，在实际中，因司官多出自科举正途，饱读儒家经典而缺乏职业知识与技能训练，处理业务远不如书吏熟悉，因而日常政务多交由书吏处理④。书吏操持实权，容易造成机密外泄。而总理衙门掌管的外交事务，经常是军机要件。考虑到这一层，奕等人在总理衙门成立之初，就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来避免上述弊端。他们仿照军机处模式，将总理衙门官员分为两级，大臣(堂官)与章京(司官)，前者从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中选任，后者由内阁、六部司员考试兼充，任差者仍带内阁、六部的原职，且晋升也须依照原职的品级⑤。总理衙门章程规定，章京须亲自办事，而不得借助书吏：“查各衙门办理文稿，均由堂吏送稿，司员酌定，呈堂标画，既易延误，又虞传播。此次总理衙门所有应办寻常奏稿、文移照会等件，均饬令司员自行办稿，供事只供缮写，不准假手办理。”⑥因此，总理衙门的特征之一，就是摒除书吏，改由司员办稿。戊戌变法期间，前驻秘鲁使馆参赞谢希傅曾上一条陈，建议裁撤京、外各衙门书吏，因“胥吏蠹国妨民，流弊滋甚”，顾炎武、黄宗羲、冯桂芬都曾“痛言其害至深”，而“胥吏不能裁撤，由于例案过于纷纭”。总理衙门由章京办稿，不假手胥吏，因此，谢希傅认为，这一制度“立法最善”，他建议让各部院仿行这一制度⑦。总理衙门章京从一开始就直接负责办稿，因此有机会得到相对较为职业化的训练。当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之时，举措之一就是改差为职：在部内设置与六部相同的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各级官员，各定品级，由章京经甄别后授职，同时让他们开去原职。外务部章程规定：“改设该衙门，原期核实振兴，既将原有之章京分别去留，所有新设各缺，先尽得力实缺人员改补，如不敷改补，即作为候补，其原衙门底缺，即行开去。”⑧章京由差改职，成为实缺的司官。这样一来，章京办稿的制度，就由外务部继承下来，演变成司官办事。此后，这一制度还推广到新成立的其他中央机构，而延续千年的胥吏之弊，也开始借此逐渐消除。

      特点之二，是外务部的选官方式。清朝官员任用及升迁，主要依据正途即科甲一途，士人通过层层考试，获得授官资格。官员中被称作正途出身者，除去举人、拔贡之外，都是进士出身。进士在朝考后，根据成绩或入翰林院，或签分六部任学习主事，或以知县分发。其中，又以签分六部学习者人数居多。他们三年学习期满后，经考核可成为候补主事，依次等待补缺。此外，拔贡、举人也可通过一定途径成为候补主事，只不过升迁机会，比进士出身的同僚要少很多。总理衙门章京即从上述人员中选择。根据总理衙门章程，“总理衙门司员甚少，未可滥竽充数”，“满员则于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汉员则择拔贡、举人、进士出身之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充补”，“须老成谨饬、公事明白、品行醇正”，由各衙门出具考语咨送，由总理衙门“考试文理字迹是否优长，公事是否明白，分别去取”⑨。也就是说，总理衙门章京是从已任部院司官的人员中考选，他们中的汉员，皆已经历过科举考试的洗礼。总理衙门章京考试，一般从儒家经典中出一道论题，要求考试者围绕文句进行自由论述。一般限定两小时，数百字即可。主要考察应试者文理思路是否清晰、字迹是否工整。外务部对这一选官制度，照单全收，章程规定：“司员保送考试，仍照总署旧章办理，惟必须慎选人品端正，学识通达并年力富强者，方得保送，每次考取记名，请以二十员为度，遇有额外缺出，按次传补。”⑩

      特点之三，外务部设立丞参职位。总理衙门的官员结构中，在堂官(大臣)和司官(章京)之间，还有称为“总办章京”的四名官员。他们处理日常事务，督率章京，及时向大臣汇报情况。外务部成立之时，设立四司与司务厅，各司、厅官员由总理衙门章京改任。为安置四位总办章京，外务部在司厅之上，另外设置左右丞、左右参议的职位。按照清朝制度，六部堂官最低为侍郎，秩正二品，而六部司官最高为郎中，秩正五品。他们的品级之间，有较大的鸿沟。司员在位至郎中以后，大致有三种上升途径：或外任各省的知府、道员，或保送京堂，或考选并担任御史。这三种途径，都要求他们离开原来的机构，因此六部很少能产生术业有专攻的官员。外务部设置的左右丞秩正三品，左右参议秩正四品，恰好在堂、司两级官员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让外务部官员可以从低到高、久于其任，进而从制度上为外交官的职业化提供了一种可能。此外，根据章程，丞与参议还可以出任驻外公使。与此对应的是，外务部司员可外任驻外参赞、领事、随员。本来，西方各国外交部成员与驻外使馆人员互相调用，是一种通行的做法。总理衙门时期，部内司官多出自科举，而驻外使团没有出身限制，杂途人员为了得到差满之后保举的机会，夤缘求取使团内的职位。因此，两部分人群彼此分离。到外务部时期，他们之间的互用原则被明确写进外务部章程，形成一项行之有据的制度，这也是对外交官职业化的一个推动(11)。1901年底，外务部进行官员任命。丞参及额内司员共28名，全部来自原总理衙门章京。根据表1显示的总理衙门与外务部人事嬗替，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在人事上存在明显的继承。

      

      二、从考试到奏调：外务部选官改革及其人员组成

      总理衙门通过论题考试的方法选官，这一方式被外务部袭用，也就是说，外务部不直接接受新科进士，而是从内阁、六部选官，他们中的汉人，都已经历科举，且多半具有进士出身。然而，外务部的司员考试从未进行过。1896年8月至10月，总理衙门举行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章京考选，共有89名京官经考取记名(12)。在外务部成立之后，他们陆续传补，充任外务部司员。章京考试重视“楷法”和文理，因此在考察业务能力方面，效果有限，总理衙门与外务部对此多有反思。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仕学馆”，对新进士进行职业培训。外务部曾借此表露停用论题考试、改从仕学馆学员中选官的想法(13)。

      1905年9月2日，清朝发布上谕，规定自次年起，停止乡试、会试，此前举贡生员，一律酌量给予出路(14)。通过科举考试、尤其是通过会试结果区分士人出身的标准，从此不复存在。此前，总理衙门限制投考者身份，对作为主要力量的汉章京，限制尤其严格，规定只能由拔贡、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充任。在当时人看来，进士、举人、拔贡这些正途士人，“有耻且格”，与杂途人员相比，他们品行端正、行事谨饬。而科举一旦停废，原有的身份限制顿失依据，从正途人员中考试官员的做法也失去依托。另一方面，在外交实践中，主持外务部事务的奕劻早已意识到外语的重要性。因此，改革考试选官的办法，已势在必行(15)。1906年3月15日，外务部上奏，建议停止本部司员考试，改用堂官奏调的选官方式，奏折称言：

      窃惟庶政得人而理，而邦交所系，尤贵选夫通才。用人必广其途，而时势已殊，更难拘以成格。从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用满汉各章京，均由内阁六部等衙门咨送考取，按次传补，迨改设外务部，奏定章程，司员保送考试，仍照总理旧章办理。惟现在时事日艰，臣部承办一切外交事宜，倍加繁剧，而中外风气日见开通。凡讲求交涉、究心时务者，随在不乏其人，若仍按照从前办法，仅由京员内保送，凭考试以定去取，似未足以广搜罗而核名实。臣等公同商酌，拟请嗣后遇臣部司员需人，毋庸照向章咨取考试，即由臣等悉心采访，无论京、外现任、候补、候选各官，及各学堂卒业、出洋留学卒业各学生，择其品端学优，事理通达，或娴习各国语言文字，或研究中外政法条约者，随时咨调到部，分派各司额外行走，试看一年，如果才堪造就，再行奏留酌定归何项班次候补，如有实不副名，未能得力之员，仍即咨回，以昭慎重。(16)

      至此，外务部司员的任用，发生重大改变，选拔范围得以大幅拓宽，方式也更加灵活。当然，这种灵活性，也增加了人为操纵的因素。

      对于这一重大的政策调整，当时访事之人打听，是出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之意，据《申报》报道，袁世凯在京讨论官制改革时，称：“京官办事究不如外官明白谙练，与其考试京官，莫如拣外官中熟悉洋务、通达世情者，择尤奏调。”同时，他还说，以后办理交涉事件，“万不能间接，总须直接，所调各司员，均须通达洋文，以备办理交涉时可以直接”。对此，外务部深表赞同，因此才有改考试为奏调一事(17)。

      在废止考试、施行奏调之后，外务部官员组成开始多样化。综合1901年至1912年间民间刊刻的《大清缙绅全书》、内阁铸印局所编《职官录》等史料所示详情，我们可整理出该时段外务部司员的名单；根据名单，依赖《履历档》、总理衙门及外务部档案，我们可整理出他们详细的身份信息。据此，对外务部官员作以下分类。

      (一)章京考选

      外务部成立时，一批总理衙门章京直接转为外务部司员。此后，经由1896年考取记名的总理衙门章京陆续传补进入外务部，成为外务部官员的重要来源。从1901年到1906年停用考试为止，由总理衙门章京转为外务部司员、或经考试而依次序补者约68人，他们的基本情况参见表2(18)。

      通过章京考试所选任的司员，严格遵循最初的章程规定，即汉章京限定进士、举人、拔贡出身。这一类外务部司员多无出国经历，传补入署后，从司务厅、清档房做起，通过处理文牍，熟悉办理流程及外交事务。一般来说，尽管外语非其所长，但他们文字能力较强，能熟练处理本部事务，日常行事也常有儒家道德的约束。总理衙门章京传补外务部司员，止于1906年。当时，通过1896年考试的章京传补完毕，外务部上奏，改变司员选任办法，从驻外人员、留学生、各省洋务官员中奏调司员。由此，迅速改变外务部官员的组成与结构。

      

      (二)驻外使馆

      外务部改制后，屡次重申内外调用的原则，即外务部丞参、司员任驻外公使、参赞、随员。在外务部停止考试之法，而改行奏调的选官方式之后，驻外人员成为外务部选调的对象之一。他们在回国后，一般先入外务部储才馆学习，而后才进入部内正式任职。据《大清缙绅全书》、《职官录》、《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检出来自驻外人员的外务部司员至少有以下15位(19)：

      

      出自驻外群体的外务部司员，有国外任职的经历和交涉经验，熟悉所驻国情况，部分人外语能力较强。相对而言，在外务部司员中，职业水准较高。

      (三)同文馆与译学馆

      外务部章程规定，在部内设立俄、德、法、英、日本五处，每处设七品、八品、九品翻译官各一缺，由同文馆学生及各省学堂高等生拣补，遇有外务部主事缺出，历五缺后准升补。也就是说，同文馆毕业的翻译官在一定条件下可补主事缺额。1906年外务部废考试、行奏调之后，更多先前同文馆的毕业生因外语能力较强，而被奏调进外务部任职。

      同文馆后于1903年12月改为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培养交涉、译学人才，学生可在英、法、俄、德、日五种语言中选择一种，作为主修方向(20)。学满五年后，根据成绩分列等级，给予出身，供外务部、驻外公使、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抚调用(21)。从1903年至1907年，译学馆招收甲乙丙丁戊五届学生，其中也有部分调入外务部任职(22)。

      然而，译学馆章程虽规定学生毕业后可备外务部调用，但并未说明调用的标准与程序。因甲级学生人数少，毕业后尚可分配到外务部、学部、农工商部任职。从乙级开始，由于毕业人数太多，只能改用掣签的方式决定任用，实际并无合理的依据(23)。在入职身份上，因译学馆毕业生皆授举人，故不能比照进士以主事分部，而只能授给七品小京官(入学时已有主事本职者除外)，他们级别较低。综合《大清缙绅全书》、《职官录》、《京师译学馆校友录》等史料的统计，外务部主事、七品小京官中，来自同文馆、译学馆的毕业生共有以下45位：

      

      说明：在上述学员中，张天元曾为广东同文馆学生，后任朝鲜京城随习领事。赵宪曾后来留学日本，参加留学毕业生考试，授予法政科举人。译学馆甲级学生于1903年入学，1909年毕业；乙级、丙级、丁级学生的入学、毕业年份依次往后一年。

      现存的京师大学堂档案中，保存有上述学员的毕业成绩单。从成绩单开列成绩来看，入选外务部的译学馆学员，绝大多数都不能算同期学生中的优等生。其中更有多位，虽然总成绩较高，然因外国文不合格，而影响了最后的分等(24)。同文馆及其改组而成的译学馆，本是官方开设的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然其课程设计、学员考核都不能算作合理，办学效果也较差。由此而进入外务部任职的学员，其整体素质在本部官员中也不算优等。

      (四)留学生

      清朝以科举正途作为取士的主要途径，熟读儒家经典、以科举而致荣显，是多数读书人的选择。鸦片战争之后，中西交流逐渐频繁。最先，有部分人通过教会出国留学；后来，清朝曾通过政府行为小规模地推动留学。这些学生在外有计划地学习语言、机器、制造、军事等专门技能，回国后被安排在相应的学堂或机构工作。但因科举的正途地位一直未变，且官派留学规模较小，甲午之前的留学教育对传统选官制度并未造成冲击。

      在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庚子事变之后，官派或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骤增。190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定奖励游学生规程，比照国内的正途，授给领有文凭的留日学生以相应的出身。1904年，为将在北洋任差的留学生纳入到官僚系统之中，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建议将留学生咨送学部考验，而后授予出身与职位。不久，科举停废，传统选官制度发生重大改变；加之毕业归国的留学生日益增多，学部奏定了标准的考验游学生章程，考查学生所学专业及中外两种语文，然后根据考试成绩，分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25)。1908年1月，宪政编查馆、学部进一步细化、完善留学生录用章程，规定留学生在经由学部出身考试之后，还需廷试经义论说、科学论说，进行授职考试。根据两次考试的成绩排名，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各部主事、内阁中书、七品小京官、知县等职务(26)。这其中，许多留学生被分配到外务部任职。

      经由留学生考试而选拔的官员，因有在外学习的经历，故一般视野开阔，其中不乏学有所成的、具备一技之长的人才。然而，由于此时出国游学、特别是赴日留学已成潮流，学生群体良莠不齐；加之清朝所定的考试规则十分宽松，因此，也有大量平庸之辈混迹其中(27)。除经由廷试选拔之外，还有一些留学生直接被奏调进储才馆或外务部任职。从《大清缙绅全书》、《职官录》、《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丛刊·留学教育》等史料中，可找出留学生出身的外务部司员79位，他们被选用的情况如下。

      

      上面的名单清晰显示，后科举时代，留学教育取代科举出身，成为外务部官员主要的授职依据。这种趋势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强化。在众多的留学生中，留日学生以压倒多数的优势，成为留学生司员的最主要来源。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究留日学生的专业，会发现绝大多数皆来自所谓“法律科”(28)。这一科目本需要长期训练，但对于庚子事变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留日的学生而言，讲求的是速成、速效；加之游学生廷试仍只求楷法标准与文句通顺，缺乏严格的考核程序，由此导致留学生出身的外务部官员良莠不齐，不尽合乎对外交涉的种种要求。

      (五)举贡考试

      所谓“举贡考试”，是科举制度的遗留物。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折，建议废除科举，停止会试、乡试并推广学堂。奏折建议很快得到批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废除与科举相关的一切考试。为了给旧学之士留一条出路，奏折在建议停止会试、乡试的同时，另建议在十年三科之内，仍旧举行各省的优贡考试，未进入新学堂的旧学生员都可应考。生员经考试录取后，再入京参加考试。除生员之外，此前已考中举人、五贡者，在此三科之内也可一律考试。然后据成绩授予低级京官、知县等官职。这就是科举停废之后的“举贡考试”。

      举贡考试的做法是，在三年一届的考试之前，由各省督抚、学政保送举贡若干名，比照会试录取名额，加两三倍送京考试。京城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试经义、史论；第二场考试专门学。之后，根据考生成绩排定名次，酌情授予各部学习主事、内阁中书、候补知县等职(29)。可见，举贡考试与原有的会试功能相同，为部分旧士人提供了一条授官的路径。不同的是，会试取中的士人，仅能分发六部；而举贡考试选中的士人，则可分发到新设各部，其中包括外务部。由此，应举贡考试者成为外务部官员的来源之一。在清亡之前，举贡考试于1907年、1910年共进行过两次。现从《大清缙绅全书》、《职官录》、《上谕档》的相关记载中，可检出外务部经举贡考试而取中的司员22人，他们被授予学习主事或七品小京官之职，具体人员情况如下。

      

      严格来说，举贡考试仍属科举范畴，不过，在废科举之前，科考的形式与内容已经发生重大改变，时务、新学(政治学、交涉、农学等)成为考试的侧重点。因此，尽管上述20人出身旧式贡生或举人，但对于时务和新学均有所留心和钻研，有个别人例如1910年取中的湖北人王楚乔，早在多年前中举之后，就赴日本留学(30)。这与通过旧式科举而入仕的总理衙门章京已有很大的不同。

      参加举贡考试的士人，根据其成绩，分别授中央各部学习主事、内阁中书、七品小京官等职。分发、授职，仍沿用掣签、也就是随即抽签的传统方式。这与外务部拟定章程中按外语水平、专业知识奏调司员的选任标准是不符的。相对而言，通过举贡考试签分入部的司员，其外语能力、新学功底、交涉经验要逊色很多。

      除上述几个主要来源之外，尚有几位司员另有来历：司务厅司务宗鹤年，曾协助处理过南昌教案，后担任湖广总督署文案；额外员外郎张肇棻曾任江苏知县；额外主事章钰来自两江总督署文案；关庆麟曾任邮传部主事。这些人进入外务部的途径各异，其共同点是入部之前都有过相关交涉经验或具备较高外语能力。入部之后，多数只能担任额外主事，而非握有实权的实缺主事(31)。为表达直观，综合外务部司员的各类来源，制作表格如下：

      

      由此可知，在外务部司员中，来自总理衙门章京及留学生两类的人数最多。在外务部选官制度改革之前，几乎全部司员都是经由总理衙门章京考选的程序入部。此后，随着考试的停止和时间的推移，原总理衙门章京逐渐升迁、外放或退出外务部，后起的官员，多为外语能力较强的同文馆与译学馆学生或留学生。

      不过，单纯的人员数量及其所占比重，只能说明外务部官员的结构，无法显示各类人群在外务部权力运作中的作用与分量。为简单考察部中权力的实情，下表将1911年底外务部实缺官员的组成情况分列如下：

      

      当时清朝已建立“责任内阁”，外务大臣由内阁总理袁世凯所荐亲信梁敦彦担任。表格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司一级官员的背景，从中我们可清晰看出，尽管总理衙门章京在选官改革之后比重逐渐减少，但直到清朝覆亡，他们一直是外务部实缺官员的主体，掌握着外务部的权力，主导着外务部的日常运作。留学生、同文馆与译学馆学生、驻外人员，尽管在绝对数量上占据较大份额，然多属于额外、候补官，其权力、作用与其人数尚有一定的差距。而举贡考试后的分部司员，完全无法得到外务部的实缺，他们的声音更加微弱。

      三、从外务部到外交部：民初外交官的选任

      辛亥革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成立，设有完备的内阁部门，其中居首者即外交部，其首长称总长、次长。但列强在当时所承认的，仍然是北方的清政府。2月12日，清帝退位，南北政府达成和议。清外务部大臣、副大臣改称首领、副首领，部内人员依旧。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央政府设于北京，行国务院制，将外务部改称南京临时政府所使用的“外交部”，首长改称总长、次长。

      作为南北和议的一部分，驻俄国公使陆徵祥被任命为新政府的外交总长。陆徵祥(1871-1949)，上海人，上海广方言馆、北京同文馆学生，后出国任驻俄使馆学生、翻译官、参赞、驻荷兰公使、保和会专使，1911年充驻俄公使。陆通法语，思想开明，在海外历练多年，为中国争回了一些利权。辛亥革命发生之后，呼吁清廷接受共和政体(32)。1912年，陆回国任外交总长，随即对外交人事进行重大调整。6月17日，陆徵祥发布外交部部令，将此前外交部人员一律解散，进行重新聘任，部令称：“本部现应从新组织，所有办事人员，除大总统任命及收文处电报处之士魁、张沛霖两员外，著即一律解散，另候新令，再行到署。”同日，陆签署部令，从原外交部人员中，选择65人留部办事，仍各自依照原司、厅办公(33)。下表根据部令所列名单，综合外务部、外交部各类档册，将留部人员基本信息归纳如下：

      

      对照表8所列半年前外务部实缺官员的来源情况，可发现陆徵祥留用部员，有如下特征：第一，外务部时代占据实缺官员多数的总理衙门章京，到此时被大量裁撤，不过仍有7人留任。第二，经由举贡考试被录用的外务部主事、小京官，几乎被全部清退。第三，留任的司员以留学生为主体，其次是同文馆学生。在留学生中，留日学生最多，其次为留英、留美、留比的学生。不过我们若对照表5所示外务部任用留学生的情况，可发现大部分留日学生仍遭外交部裁撤。第四，留任人员多为外务部时代职位较低的官员，其中以小京官、候补主事及各股股员居多。第五，留任人员并未拘于民族的限制，多有旗人留任，傅谦豫、恩厚、士魁、崇钰、长福、绪儒、施履本皆为旗人。第六，留任人员中，关霁、江华本、王治辉来自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或武昌起义之后的湖北军政府，他们或为留学生，或此前曾在外务部任职。

      此时，陆徵祥还将原有的外务部丞参厅、各司、各股废除，而代之以新的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庶政司、交际司，原有的厅、司领导职位被全部打乱。在此之后，陆徵祥陆续调用一些人员，充任外交部职官。到第二年，相对稳定的外交部人事系统逐渐形成。北京政府外交部在1913年编制有详细的职官录，下表从中提取担任科长以上职务者的基本信息：

      

      从表10中可以看出，外交部领导职务中，总长、次长、参事，多数有驻外使馆任职的经历。在司一级担任高级职务者，皆为留学生。科一级担任领导职务者，在外政司中皆为留学生，交际司留学生也较多，这是因为他们在日常业务中，须经常与外人接触。而通商司及庶政司中较强调经验的科，则有总理衙门章京参与其间。可以说到此时，外交部人员任用，已开始形成较为独立的圈子。

      本文的开头，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科举停废之后，清朝如何选官？晚清制度变革是否止于清朝的覆亡，是否有后续发展？民国初年职业外交官出现的条件和基础是什么？他们与之前的晚清制度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清末民初中国的外交人事制度发生了怎样的结构变动？这里仅试着对其进行初步说明。

      1949年，一位亲历过民初政坛的人，在论及当年政治制度时，曾说：“北政府中央机关，除外交部自成一系统外，其余犹多保存旧日部署规模”，“(官员)补一缺甚难，既补之后，却可高枕无忧，任何政局变动，皆不受影响。其运命至十七年北伐完全，国都南迁时，始告结束”(34)。在当事人看来，北洋政权除国体形式有所改变之外，其中央政治制度，尤其是人事结构，大体继承了清朝。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外交部单列在外，明确指出外交部制度自成体系。而据川岛真的研究，北京政府外交部在人事方面“基本上直接继承了清朝外务部”(35)。这两种观点各有侧重，皆大体反映当时的情况。

      总理衙门时代，署内司员从内阁、六部考选，大致源出科举，且具备进士、举人、拔贡出身，汉员限制尤其严格。他们的优点在于，文字能力较强，日常行事有着儒家理念的基本约束，缺点则在于知识结构陈旧，不通外语。到外务部时代，选官逐渐注重外国语言、交涉经历，加之科举制度废除，原有的从正途士人中考选部员的做法，到1906年完全停止，而改行奏调之法。作为中央部院组成部分，外务部与其他各部一样，接收大量经由举贡考试、留学生廷试而分发到部的人员，造成其官员结构的巨大变化。在后科举时代，中央各部与外务部选官方式多有相似之处，因此人员结构也有类似的地方。

      到清亡之前，外务部组成人员已多元化。出自科举、经由总理衙门章京考试的外务部官员，仍占据部中官员的多数，但由于考试法的停止，他们的比例日渐缩小。而留学生群体、同文馆学生，尤其是他们中间那些曾在驻外使馆任差的人，其比率则逐渐增加。除此之外，经由举贡考试、译学馆毕业而进入外务部的人员，也有一定数量，但他们多仅能占据候补主事、七品小京官一类的低级职位，并无太大的发言权。1901年到1911年之间，在外务部居于主导地位、占据从部到司各级首要职位的，仍然是经由科举出身的总理衙门章京。

      1912年成立的北京政府外交部，其人事班底来自清朝外务部；但是，其组成结构，却与外务部截然不同。陆徵祥担任首任外交总长之后，依照其职业外交官眼光，对外务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组。将原有的部内厅、司废除，而代之以新的总务厅及外政、通商、庶政、交际四司，重新甄核官员。在这一过程中，总理衙门章京大量离开外交部，仅有少许留任，且几乎没有担任部与司一级领导职位者，而仅在强调经验的科一级，占据部分领导职位。原有的经举贡考试分部人员，几乎被裁撤殆尽。译学馆学员，则仅有少数留任。新的外交部职员，以留学生居多，且多有在驻外使馆任职的经历。外交部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用人系统，其结构不同于前清外务部，选官标准也迥异于同时期的其他各部。

      外交部在留用旧有的外务部人员时，并未刻意排斥旗人，原外务部的汉人与旗人皆得到重用。同时，外交部也部分吸收来自南京外交部及湖北军政府的外交人员，且个别担任科一级领导职务。从外交部的人事布局来看，可发现其对官员不分出身、不分族群、不分政治立场，而独重外语、交涉等专业素养的兼收并用的原则。

      ①国民政府时代任驻德大使的程天放上任时，明显感觉受到圈内“职业外交官”的压力，他们出身科班，不问主义，对抱持三民主义的程天放极为不满。程认为这些人从北洋时代开始，就将外交看作自己的天下，“不容他人插足”。对立者的视角，更好地映衬出民初以来形成的“职业外交官”群体。参见程天放《使德回忆》，《传记文学》第8卷第4期(1966年4月)，第16页。

      ②总理衙门时期的选官，参见李文杰《晚清总理衙门的章京考试——兼论科举制度下外交官的选任》，《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这可看作本文的先行研究。本文考察总理衙门之后的外务部与民初外交部的选官方式。

      ③日本学者川岛真依据1912年南北议和之后，北京政府外交部留用人员的名单(65人，皆来自前清外务部)，判断外交部“在人事方面则基本直接继承了清朝外务部”。这种判断大致无误，然细部上却大可深究。首先，65人确实直接来自外务部，然清亡时，外务部总人数近160人，我们在注意两者的继承性时，也应考虑其中的取舍原则，因为它直接影响外交部官员的结构。其次，外交部留用的65人以及外务部的160名官员，他们来自何处？其选任方式和原则有哪些？这些问题的解答，或可补充、修正川岛真的推断。参见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6—88页。又，本文的人事资料，局限于最高统治者特简首长(外务部尚书、侍郎，外交总长、次长)之外的官员，因主官的任用皆有统治者的具体考虑，不易被纳入一类群体之中。

      ④1874年，李鸿章在给山西巡抚鲍源深的信中称：“阁下久参部务，深悉底蕴，堂司主稿者岂皆明澈条理？操天下政权仍在书吏，非外臣所能力争也。”(《复鲍华谭中丞》光绪元年二月初十日，载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所谓堂司主稿，就是堂官和各司长官，他们不熟悉业务，于是，干脆将文书草拟、庶务办理之类事务交给书吏。

      ⑤所谓章京，本为汉语“将军”的满文对译(拉丁文转写作janggin)，初为武将，例如清入关前所设置的八旗昂邦章京、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分别对应明朝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文官章京则类似秘书，以军机章京最为常见，总理衙门章京意义近之。

      ⑥贾桢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18页。

      ⑦《前驻秘鲁参赞指分直隶候补知县谢希傅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军机处录副》03-9453-04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⑧《外务部章程》，载《中美关系史料》第4册，“中研院”近史所1989年编印，第2955—2956页。

      ⑨《总理衙门未尽事宜拟章程十条呈览折》(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载贾桢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715—2719页。

      ⑩(11)《外务部章程》，载《中美关系史料》第4册，第2956、2955页。

      (12)这次考试的考题是：“策问：中、俄、英、法陆路边界设防险要。”吴天任编：《何翙高先生年谱》，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13)外务部在议复侍讲连甲开办洋务馆培养人才一折时，称言：“人才固由培植而出，亦经历练而成，外务部为交涉总汇之区，从前洋务并无专门之学，所有司员皆由各衙门保送考试，不过就近取才，现既特设仕学馆，有学习洋务人员，则以三年之课程比于一日之考试，尤为可据。拟请俟此项人员毕业后，由管学大臣察其志趣端正、才识明敏者出具考语保送带领引见，请旨改发外务部额外行走，果能得力，酌量序补，日后此项人员倘可敷用，即可将保送考试之例议停。”《政务处、外务部折》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军机处档折件》149944，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115页。这一过程被称为“废科举”，然严格而言，清朝此时只是废乡试、会试而已，之后仍在沿用举贡考试这一科举形式，只不过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15)光绪三十二年初，驻英公使汪大燮在给汪康年信中称：“庆邸以为不通洋文之人无用，而不知徒通洋文之人更无用。故外部考试一事，兄甚悬悬，不知瞿师能否与少川合筹一改良策否也？”瞿师即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少川为右侍郎唐绍仪。可见，汪大燮当时已听闻考试选拔之法即将改变的风声。《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七日)，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842页。

      (16)《外务部折》(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03-5456-043。

      (17)《外部员司改考试为奏调之原因》，《申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七日，1906年4月30日第2版。

      (18)光绪二十二年考取记名的总理衙门章京名单见《总署章京排单》，载翁万戈辑《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三·内政·宫廷》，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版，第709—711页。外务部历年司员名单，据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诸多《缙绅全书》、《爵秩全览》、《职官录》整理。在这些资料中，《职官录》由内阁印铸局编印，属官方印刷品，准确性高；其他资料多由北京琉璃厂地区私营书店刊刻，准确性稍差，须多版本对照，在必要时辅之以档案资料。参见冯立昇主编、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编《清代缙绅录集成》，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69—74册。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19)曾在同文馆肄业的驻外人员归入下一类中。

      (20)《奏定译学馆章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所谓普通学，包括9类：人伦道德、中国文学、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图画、体操；专门学分为3类：交涉学、理财学、教育学。

      (21)译学馆学生在完成五年学业之后，须经学部考试，毕业者与大学堂学生一律给予举人出身。考试中获得最优等者(80分以上)内以主事任用，外以直隶州知州分发通商口岸；优等者(70分以上)内以内阁中书用，外则以知县分发通商口岸省分；中等者(60分以上)则内以七品小京官用，外以通判用。参见蔡璐《京师译学馆始末》，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22)章梫：《京师译学馆同学录叙》(宣统三年)，载《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第177页。

      (23)张心澂：《译学馆回忆录》，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40辑，第189页。

      (24)译学馆学生的毕业成绩，分为最优等、优等、中等三类。甲级学生，路濬、权世恩、杨毓瑔、郑庆豫、陈禹谟、陆绍治、张沛霖、蔡世溶、黄时俊皆为中等。其中，路濬、杨毓瑔、郑庆豫皆因外国文主课成绩不及格，由优等降至中等。乙级学生中，张天元列优等，何清华、曹允臧、李庭兰、张大宾列中等，其中，何清华因外国文主课成绩不及格，由优等降至中等。丙级李棠书成绩列优等，雷孝敏、田树藩、胡襄列中等，其中，田树藩因外国文主课成绩不及格，由优等降至中等(《京师译学馆甲级毕业生清单》、《译学馆乙级学生毕业等第清单》、《译学馆丙级学生毕业分数单》，载《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第422—427页)。

      (25)刘真主编、王焕琛编著：《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丛刊·留学教育》第1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第773—776页。

      (26)《谨拟游学毕业生廷试录用章程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载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大清新法令》第2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95—397页。

      (27)曾参加过留学毕业生廷试的颜惠庆在回忆考试经历时称：“尽管殿试非常庄重，是正规的专门策问贡士的考试，实际上，只要字体工整，策文没有大错，浅通论述的题目，便不难过关。”颜惠庆：《颜惠庆自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7页。

      (28)以宣统三年廷试之后授给外务部司员职位的32位游学生为例，其中除周泽春留德不计，张淑皋留日习“政治经济科”之外，其他30位全为留日学生，且专业皆为“法律科”。参见《学部考取东西洋游学毕业生名单》，《申报》1910年9月8日，第2张第2版。

      (29)《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等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03-7214-097。该折由六位将军督抚联衔呈递，除袁世凯外，另五人为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江总督周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该折在八月初四日得到批复。

      (30)例如宣统二年举贡考试后分发外务部学习的王楚乔，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就考取拔贡，二十八年(1902)乡试举人，三十一年(1905)以公费赴日本留学，在宏文学院学习。后依据新政策，回国参加举贡考试。王楚乔履历参见余彦文编著：《鄂东著作人物荟萃》，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498页。

      (31)宗鹤年经历见《申报》1903年6月26日，第1版；《申报》1907年8月29日，第11版；张肇棻经历见《申报》1905年2月11日，第2版；章钰经历见《申报》1905年3月7日，第10版；关庆麟经历见《申报》1908年6月6日，第5版。

      (32)《外交长陆徵祥之小史》，《申报》1912年4月3日第6版。

      (33)《外交部部令》(1912年6月17日)，《政府公报》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页。

      (34)颖斋：《“京官”生活回忆》，载黄萍荪主编《四十年来之北京》第1辑，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影印上海子曰社1949年版，第40页。

      (35)[日]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第88页。川岛真通过核对1912年外交部新录用人员名单，发现在清朝外务部90名职员中，有65人被重新任用，其余25名则被弃用。

标签：总理衙门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内阁论文;  六部尚书论文;  科举制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