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是生活”到“生活美学”：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一条主流线索
刘悦笛
摘 要： 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真正历史起点，并非20世纪50、60年代那场著名的“美学大讨论”，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主流命题。中国美学工作者们对“美是生活”命题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一方面抛弃了费尔巴哈思想的“自然性”倾向，另一方面显现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思想的关联，其根本目标是为了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从而形成了三种对于“美是生活”的中国化阐释。然而，必须认识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美学具有某种不彻底性，他虽然在本质观上存有回到现实生活的取向，然而在具体问题上却仍未走出传统，这样就既没有也不可能一以贯之地解决美和生活的关系的美学难题，这与21世纪初叶方兴的“生活美学本体论”是迥然不同的。
进入21世纪之后，当代中国“美学本体论”的发展正实现着一场创新。当前中国学界的新兴学者们，试图要超出实践美学及其各种后学的思维范式，再次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来重构美学，并将之视作中国美学未来发展的一条可行之路。
关键词： 美是生活; 生活美学; 车尔尼雪夫斯基; 当代中国美学史; 范式转换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当代中国美学界开始集中探讨“美的本质”这个难题。“美的本质”问题，始终是欧洲古典美学的核心问题，从柏拉图对“美本身”的探究开始，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就统治了欧洲美学近2 500年之久。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之下，陈望道在1927的《美学概论》当中就揭示出了美学研究的两种思路：“什么是美”的归纳与“美是什么”的演绎[1]。按照欧洲哲学寻求本质的理路，当代中国的美学也开始探询美的本质。
按照从20世纪20年代延伸到80年代的基本看法，“美的本质”问题的解决是建构美学理论的基石，只有“美的本质”才能成为建构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这种寻求美的本质的探索，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和前苏联所独有的两场“美学大讨论”当中被推上了历史的颠峰。前苏联的美学论争开始于布罗夫(А.И.Вуров)的专著《艺术的本质》，而中国的美学论争一般认为是始于朱光潜自我批判的文章。这两场围绕着本质问题的争论影响深远，甚至“在中国”本土的西方美学研究也受其影响，这是以往公认的史实。[2]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真正历史起点，却并不是那场“美学大讨论”，反而是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828—1889)的“美是生活”的主流理论，这是笔者在考察当代中国美学发展史后率先提出的观点。
一、“美是生活”乃当代中国美学的历史起点
由中国文化艺术界曾经的领袖式人物周扬所翻译的《生活与美学》在中国实际上已成为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入门书”。作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55年初版的这本书的原名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这是他在1853年所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周扬所依据的是柯甘的英译本，经过这样的妙笔转译，《生活与美学》的书名恰恰提炼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核心美学思想——“美是生活”——这个著名定义的两个关键词：“生活”与“美学”。这种古典化的“生活美学”的思想内核，被翻译成如此这般的经典文本：“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3]6-7,[4]
如果回顾出版历史来看，1942年延安的新华书店就已将这本《生活与美学》正式出版。周扬同时也做过一项工作：从1942年始,由他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当中，其所翻译的《生活与美学》的部分内容也陆续在上面发表，最终在1945年结集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生活与美学》的影响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译为“车尔尼舍夫斯基”，香港的海洋书店1947再版此书，上海的群益出版社1949年又版。(1) 在《生活与美学》翻译出版之前，周扬已在1937年3月出版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艺术与人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关系〉》一文，具体介绍了车氏的美学思想。同时，普列汉诺夫(1856—1918)的重要美学著作《艺术论》(由鲁迅译出，光华书店1930年版)和《艺术与社会生活》(由冯雪峰译出，水沫书店1929年版)均已出版，1934年瞿秋白翻译发表了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重要论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和《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度出版了这部已广为流行的著作，使得其获得经典的历史地位，但仍沿用《生活与美学》这个原来的书名，其中1957年的那个版本影响最大。(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相关专著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辛未艾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美学论文选》，缪灵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周扬等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周新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资本和劳动》，季谦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该书是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0年出版的三卷集“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选集”第二卷译出的。 当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第二版的时候，又将书名改回《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但是此时，这本由蒋路据俄文本重校一遍的专著的影响力却逐渐缩减了。
大致从20世纪中叶开始，来自《生活与美学》的“美是生活”的观念就在中国被广为接受，对于中国美学界和文艺界产生的广泛和重要的影响远远超过20世纪40年代。这既是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美学成为主导话语)使然，又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性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乃是与时俱进的历史主潮)。李泽厚曾对此有个明确的判断，“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西方美学史上排不上位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却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经典。原因是由于对它作了革命的改造和理解，舍弃了原来命题的人文主义和生物学的‘美是生命’的含义，突出了‘美在社会生活’等具有社会革命意义的方面。而这也就与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基本论断联系了起来，而使现代中国美学迈上了创造性的新行程。正是在这行程中，严肃地提出了如何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光辉传统，以创建和发展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任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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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李泽厚的思想性的说明，首先，在当时的中国美学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那本《生活与美学》成为了20世纪从50到70年代美学著作里的“经典中的经典”，乃至在中国的美学研究中占据了“西方美学史”书写中极其重要的位置(欧美所做的西方美学史从未如此为之)，甚至诸多西方美学史的中文专著就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作为终结篇。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由此成为了当代中国美学的“历史起点”，中国美学工作者们对“美是生活”理论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一方面抛弃了费尔巴哈思想的“自然性”倾向，另一方面显现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思想的关联。再次，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为基本出发点，中国美学工作者们其实有着自身的根本目标——为建设一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而努力。与此同时，这种思想体系的建设有着两方面的要求：既要立足于本土,又要与时偕行地得以发展。
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在1958年中国身处“大跃进”期间，当时文艺界的旗手周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了《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演讲，在这次演讲里首度明确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口号，意义也颇为重大。这同时也证明，中国美学界在当时对同时代流行的苏联教科书模式既大量接受其实又并不满意。中国人要建构属于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美学体系。但是，任何建设都不是空创，都需要某种模本作为建设的前提，“美是生活”的确是当代中国美学家广为接受的“前提性”的美学理论，下面就从当时的美学论述当中来看这种影响的主要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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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学者当中，叶秀山的下述看法带有普遍性：“提到什么是美，我们当然不能忽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的定义：‘美是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批判了德国古典美学，结合了俄国艺术历史和当时的艺术实践，并且坚持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了这样的定义。这个定义影响非常深远，可以说，它几乎是以后一切马克思主义文艺批判家、艺术理论家的出发点。”[6]叶秀山也部分赞同朱光潜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论，并认为如果这一定义与“美是生活”论建筑在同一基础上，那么二者之间也是不矛盾的。尽管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当中认定，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使得车尔尼雪夫斯基不能发展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论”，尽管这种情形也体现在其美学理论上面，但是他关于美的原则性的定义“美是生活”，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仍具有活生生的生命力，并且成为了中国美学向前进的踏脚石。
而王维不同。苏轼在《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里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在王维的山水诗中，吸取中国画空间意识的作品不可胜数。中国画采用“散点透视”法，能将视线内外的景物容纳到一个画面上来，展现千里之景，四时之色。王维是水墨画的开创者，在诗歌中可以见到其绘画理论的实践。下面以王维诗《终南山》为例作一简要分析，可证此言非虚。
在拓展此前思想的基础上，李泽厚在《论美是生活及其他——兼答蔡仪先生》这篇文章当中，直接对“生活论”加以发展，并区分了自己的观点与蔡仪、朱光潜观点的差异。针对客观派，他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的批判基本适用于批判蔡仪，因为美被视为观念(一般性)在具体形象(个别)当中的显现，而蔡仪的典型论也是要在个别具体物象当中显现“种类一般性”(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批驳蛙能表现娃的理念但到底是丑陋的，这个观点被通俗化地用来批驳典型论：最美的癞蛤蟆对人而言也是丑的)。针对朱光潜的主观取向，李泽厚明言：“否认美的客观性，否认美是生活，把美仅看作艺术的属性，这一方面就会把艺术性、文艺特性与美等同起来，另一方面就会把艺术(艺术美)归结为主观意识的产物，从而就会否认深入生活中去的根本意义。”[15]由此可见，李泽厚利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观两面出击，分别批驳了对手的两种思想倾向。
二、“美是生活”的三种中国化阐释
既然“美是生活”被大多数论者作为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起点，那么，不同的论者就从不同的角度来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论美学，而且，发展出来的观点既可能是彼此接近的，又可能是相互对峙的。但他们基本上都认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论的生活就是“社会生活”，而相对忽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原本所说的生活还包括“生命”的底蕴。最近，也有论者如钱中文在与笔者交流中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用的“生活”的俄文原文，按照其本义其实可以翻译成“生命”。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用的“生活”包括此意，但是如果单单翻译成“生命”，那么，“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命”这句话就变得难以理解了。那么，当代中国美学思想究竟是如何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思想当中发展出不同的路数来的呢？
第一种发展的观点最切近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这种观点认为“生活就是美的真正本质，也是美的唯一标准”[9]，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说过“生活就是美的本质”的原话，[8]64但是他自己更倾向于认定美就是生活本身。
总之，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在中国美学史上得以广泛播撒的“美是生活”理论，由于其将生活与美直接加以相互同一，从而未对“生活”的本身复杂的内在结构加以更为细微的区分，按照当时的眼光来看，“生活本身自有其复杂性，有属于物质的，有属于精神的；有属于基础的，有属于上层建筑的”[16]117，从而容易模糊了生活本身的意义。[17]实际上，将“美是生活”解析为本身、本质和本源的三种理解是更为适宜的：第一种理解为：美就是生活“本身”，反之亦然，美的本身也就是生活；第二种理解是：美以生活为“本质”，或者说，生活构成了美的本质性规定；第三种理解则为：生活是美的“本源”，反之则不是如此，美并不能成为生活的本源，这是肯定的。由此出发，才能对从古典到当代的“生活美学”的不同形态给予更为细致与深入的辨析。但无论怎样说，李泽厚本人在新的世纪与笔者的对话当中，也曾明确表示，实践美学最早就来自于生活美学，但是究竟“什么是生活”，关键还是要引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当中的实践观点，这是实践美学真正缘起的地方。
由于缺乏思维的训练，学生课堂呈现“过快、过慢、过乱、过粗、过浅”的状态。“过快”指想到什么脱口而出，成为课堂的抢答仪；“过慢”指说话吞吞吐吐，宛若锯了嘴的葫芦；“过乱”指回答杂乱无章，思绪乱如麻；“过粗”指捕捉信息不全面，成了小小马虎眼；“过浅”指缺乏独立思考，生产附和的应声器。种种思维训练缺位的现象导致学生思维的零碎化、片段化、无序化。如何在课堂上锻造思维的利“箭”，稳稳射中语文的“靶心”？
依据这种基本思路，蒋孔阳认为，“美这种社会现象……它是从生活的本身当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和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美，就必须像生活本身一样，是具体的、感性的……因此，美不仅以人们客观的社会生活作为它的内容，而且也以生活本身那种具体的感性形式，作为它的形式。”[10]所以，人类的带有目的性的、创造性的、能够引起美感和满足审美需要的活动就构成了美的活动，这种美的活动便构成了美的客观社会内容。洪毅然认为，“美是事物处于人类生活实践关系中，首先基于它对人类生活实践所具有的意义和所起的作用，决定它是好或坏的事物，”[11]即便是色、线、性、音等形式要素也是充满着丰富的社会性内容的。曹景元同样认为“事物的一定特性本身并不是美，只是由于它与生活发生了特定的关系，由于它表现了生活才成为美。……因此，事物由于它具备有一定的自然特性，而由于这种特性使它对人生有着积极的意义或表现了生活，所以才是美的，”[9]这些以生活作为美的本质的观点之间都是非常接近的。
这种观点直接从“生活”的界定出发，并接受了进化论式的人与环境互动的观点，认定生活首先就是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其次也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因为人不与自然作物质变换就不能继续生活下去)，“生活就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过程的总和。人的生活总是社会的生活。”[9]既然生活本身是具有社会性的，那么，按照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无限丰富多彩生动具体的生活”是劳动创造出来的，劳动才是生活的基础，在劳动基础上的“社会进步”才是生活的保证。可见，这种视野当中的生活乃是一种健康的生活(其特征包括新生、青春和朝气，创造和智慧，勤劳、勇敢和人道主义，等等)。按照这种具有积极价值取向的观点，人们既认识了“现实中的美”，又同时按照“美的法则”改造着现实。
质言之，李泽厚对于美学的改造就从“社会生活”直接入手，他依据对马克思思想的更为原本的理解，将这种社会生活理解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人类社会在这样一种革命的实践斗争中不断地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着、丰富着，这也就是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和理想(即客观地发展前途)。”[14]李泽厚还引用了康士坦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论述，证明社会生活是一条长河，它滔滔不绝地流向更深更广的远方，它是变动的；但是，追本溯源，生活又有着它的继承性，在“变”中逐渐累积着“不变”的规范和准规。在李泽厚更早的用语那里，我们惊奇地发现，“生活”与“实践”两个词往往是可以互换的，而且常结合为——“生活实践”——这个新词，因为只有“从生活的、实践的观点”出发，才能根本地解决美的本质问题，“如果说美感愉悦是人从精神上对自己生活实践的一种肯定、一种明朗的喜欢的话；那么美本身就是感性的现实事物表现出来的对人们生活实践的一种良好有益的肯定性质”，“当现实肯定着人类实践(生活)的时候，现实对人就是美的”。[13]143,146
吕荧这样评价“美是生活”的理论：“彻底的唯物论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不是从抽象的一般的美的标准或事物的属性条件来谈美的，他从现实生活出发，两只脚坚实地站在生活的基础之上。”[12]这种理解与多数的论者保持了高度一致，但是吕荧归依这种理论是为了与蔡仪的《新美学》的客观化取向划清界限，因为在他看来，美不是物的属性，也不是超然的独立存在，而是随着历史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并且由此反作用于人的生活和意识。吕荧称车尔尼雪夫斯基为“战斗唯物论者”，认为他在1853年的《现代美学观念评论》里面完全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德国唯心论美学的“观念(或典型)完全实现在特殊的事物上”就是“美”的理论，而把美安置在生活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论的美学理论。
吕荧进而认为，“美是生活本身的产物，美的决定者，美的标准，就是生活。凡是合于人的生活概念的东西，能够丰富提高人的生活，增进人的幸福的东西，就是美的东西。”[12]然而，在行文的最后，吕荧将生活与意识“互文”使用的时候，已经开始走向了观念的另一面，直至最终将美定位为“社会观念”。但有趣的是，他强调的始终是“社会的”观念，而非个人的观念。这种观点来自于车尔尼雪夫斯基“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来解释生活的思路，吕荧最终认定，美就是人的“社会意识”，就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实际上是“第二性的现象”，尽管他亦赞成必从“社会科学”观点和“历史唯物论”观点来对美的根本问题加以说明。但具有悖谬性的是，美一方面被吕荧视为社会化的“观念”，但是又被认定绝非超现实、超功利、无所为而为的。这无疑是一种思想的内在矛盾。
第三种观点更直接来自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可以说，早期已初具实践论萌芽的李泽厚的美学，也是脱胎于“美是生活”的理论的，李泽厚本人也亲口说过“实践美学”其实就来自当时的“生活美学”。
李泽厚的《〈新美学〉的根本问题在哪里》这篇文章在1959年7月24日完成，该文在收入《美学论集》之前并未公开发表。按照这篇文章的阐释，“美是生活”说，不但是反对“唯心论”之有力武器，而且也是反对所谓“机械唯物论”和“形式主义”美学之有力武器。[13]120-125一方面，李泽厚不满于吕荧借助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漏洞”而走向了“观念论”；另一方面，更不满于蔡仪回到更为传统的“直观的”唯物主义的趋向，由此给出了自己对“美是生活”的独特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任务就在于：努力贯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条唯物主义美学路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关于社会生活的理论，把 ‘美是生活’这一定义具体化、科学化。”[14]如此一来，李泽厚就从“美是生活”这一历史与逻辑起点出发，来建构他自身独立的美学思想体系。按照当时这种新构的美学思想来加以反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正如其哲学一样，没能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影响。所以，生活在他那里仍是抽象和空洞的“人本学的自然人”的概念，关键是要在其中充实进唯物主义所推重的那种丰富和具体的“社会历史存在”的客观内容。但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种说法却是一切所谓“旧美学”中最接近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观点，它基本符合李泽厚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早期观念，因为它肯定了——美只存在人类社会生活之中，甚至可以说，美就是人类社会生活本身。
在第三个学习阶段当中，学生可以学习解决人类反复劳动的程序编程，通过设计一个重复的机器人动作从而减轻人们的劳动负担，比如可以设计机器人去进行迷宫试验，设计机器人前进的方向和距离，减轻人工的投入。
“美是生活”的问题，关系到“美的本质”问题的解决，这在当时被视为“符合唯物论”的正确的解决方式，甚至是唯一正确的解决方式，同时这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的“出发点”。
第二种观点尽管也来源于车尔尼雪夫斯基，但居然走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唯物论的反面，从而认定美就是一种观念，这种观点以“主观派”的吕荧为代表。
然而，尽管大多数论者接受了“美是生活”的观点，蔡仪这样的持“静观的唯物主义”的美学家却并非如此。他从1947年读到《生活与美学》时起就将该书的思想作为《新美学》曾经批判的对象，[7]因为他并不能认同“美不能脱离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观点。当然，后来蔡仪受到大势所趋的影响也部分承认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理论的合理性。尽管蔡仪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观点与自己的差异，但在成立后的1956年发表的文章当中，蔡仪又试图用车氏的观点来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这也是一种悄然的转变。回到“形式美”的理论上更能看清这种思想差异。车尔尼雪夫斯基认定“喜欢和厌恶一种颜色”，关乎它是“健康的、旺盛的”还是“病态的和心情紊乱”的“生活的颜色”；[8]121而蔡仪则将颜色的美丑关系到“震动状态和放射微粒”的属性条件，所以，前者将颜色美丑关乎生活的内容，而后者则只将之关联于自然属性的形式规定性。但是，多数的论者认为，离开了“美是生活”的认识，专从事物的形式特征去寻找美的本质只能陷入混乱，因为形式的特征并不能说明事物的美，它们只是美的形式因素而已，所以还是要结合生活来理解形式美，因为“形式美的秘密就在于：这些形式的特征与生活发展的基调的内在的谐和，从形式本身是无法理解形式美的，只有把形式的特征与生活的特征联系起来时，才能深刻地理解它”[9]。
对于我国的智能电网，从当前的使用来看，遗传算法和神经网络这两种算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也让电力系统智能化能够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神经网络能够对电力系统中一些复杂的非线性问题进行计算，从而解决问题，而基础为生物神经系统的人工神经网络，由于其科学化、高效化以及智能化的特点，在智能电网的应用非常的普及。同时也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对于智能电网的建设脚步也不断的加快，继电保护技术智能化的发展也越来越迅速。同时，对神经网络方法进行运用，分析系统故障的样本信息，能够在最快的之间只能发现发生故障的部位，从而对故障能够及时的进行排除，让系统的工作效率有效提升。
什么？经血发黑就是体内有毒？你是不是武侠小说看多了啊？那是不是每次换卫生巾，还要拿银针试一下啊？女人每个月排毒一次，那男人不是早就应该中毒身亡了？
与此同时，“美是生活”论的内在缺陷，从理论上看不仅仅在于对于“生活”的模糊理解，而且，还在于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人本学”的倾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整个哲学及美学并未摆脱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深入影响，特别是对“生活”的理解仍未摆脱生物学的意义，往往将生活解释为低级意义上的“生命”状态(不曾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生命化的美学在中国又开始回潮)。
其二，“反映论模式”的自身矛盾。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那里，他一方面强调“艺术不过是现实的苍白的复制”，但另一方面又要求用艺术去“说明生活”，从而成为“人的生活的教科书”，然而矛盾就在于，艺术既然是如此的苍白和贫弱，又如何能“对现实生活下判断”呢？众所周知，“美是生活”的理论，最终被归结为机械直观的摹仿论，它更多要求艺术去再现和摹仿生活(这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艺术所形成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主潮是相互匹配的)，这曾经成为绝对的主流思想。
其三，“自然美”难题。车尔尼雪夫斯基试图否定艺术美(因为按照他的观点，“真正的最高的美正是人在现实世界中所遇到的美，而不是艺术所创造的美”[3]11)，也无法解释自然美自身的难题。然而，问题就在这里，自然美并非只令人想到生活才是美的(尽管如此，自然美难题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仍被视为解决“美的本质”问题的钥匙)。
其四，“认识论”视角。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心仪的“生活”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乐观意味，他“所说的美主要是指对生活的一种认识，指生活的理想或理想的生活”，[16]116从而仍囿于认识论的框架来理解生活，也就不可能走出古典而展现出本体论的维度。
由此可见，车尔尼雪夫斯基意义上的“生活美学”仍是不彻底的，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一种本质主义观念的“生活美学”，因为他在本质观上力求回到现实生活的创新，但诸多具体问题仍滞留于传统思想内，这样就既没有也不可能一以贯之地解决生活的问题和美学的难题，这与21世纪初叶方兴的“生活美学本体论”是迥然不同的。
三、21世纪“生活美学”的整体转向
进入新的世纪之后，当代中国美学又开始了新的征程，而且与国际美学前沿的发展已经日渐同步化，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正在实现着一番崭新的历史革新。当前中国学界的学者们试图要超出实践美学及其各种“后学”的思维范式，所以他们就力求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世界”，来重构当代中国美学本体论。实际上，“生活美学”的建构在中国是深深植根于本土传统之上的一种美学新构，它所代表的新世纪中国美学的所谓“生活论转向”，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中国美学思想曾集中追问过“美的本质”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追问进入了所谓“本体论时代”。到了21世纪之后，“生活论转向”的新视角得以被广泛接纳下来。如今的“生活美学”，已经成为中国美学未来发展的一条可行之路，它一方面力图摆脱实践美学的基本范式，另一方面又不同于后实践美学的旧模式，当然更不同于介于“生产美学”与“存在美学”间的各种旧有的美学形态，从而为新世纪的中国美学找到新的发展之路。
“生活美学”在中国的出场，与实践美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必要的张力。在实践美学认定美的根源来自实践，特别是李泽厚认定这种实践就是狭义的生产实践，就足可见实践美学范式乃是以一种“生产者的美学”为原型的。然而，20世纪90年代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之后，新的美学形态恰恰都是在这个转折时期出现的，这也符合一种从“生产主义”到“消费主义”的历史大势。然而，生活美学绝不是那种为消费主义作论证的美学实用化，而仍坚持一种哲学本体论的思考路数。李泽厚先生批判“生活美学”为“只是在日常生活但经验描述和现象解释中做出某种概括性的不成理论的理论，虽然比当年姚文元的水平有天壤之别，但在方法论上却非常类同并没有超过约翰·杜威的《艺术即经验》。而《美学四讲》中所提出的社会美、自然美两处倒正是社会美学、环境美学的基础”[18]276，所以要贯彻实践美学的狭义实践的基本观点。实际上，实践美学创始人李泽厚从未否定过生活美学，而且他的美学的来源之一恰恰就是“美是生活”这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从他早期连用“生活实践”这个范畴就可以见出这一点。对此本文前面已经给出了详细的论证。
李泽厚反而是赞成“生活美学”的，但是希望“生活美学”要在实践美学的根基之上继续发展下去。但李泽厚对其他美学流派的批判，还是具有力度的，“至于以生物本身为立场即完全脱离人类生存延续的所谓生态美学、生命美学以及所谓超越美学等等，大多乃国外流行国内模仿，较少原创性格，它们都属于 ‘无人美学’，当然为实践美学所拒绝。”[18]276具体而言，一面是倡导生命与超越的美学，另一面则是崇尚生态的美学，它们之所以是“无人”的美学， 因为前者落归于动物生命，后者认定以自然为中心，由此这些美学趋向都是“去人化”的。在这个意义上，与“无人美学”南辕北辙，实践美学与“生活美学”倒都是“有人的美学”。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的是以生产形式为基础，后者则更为注重以生活形式为基调。所以，那种将生活与生存、生命、生态混为一谈的做法，实乃是并未认知到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异，看似“生活美学”同实践美学殊途与不同的“生派”美学更相近，但事实上，“生活美学”同实践美学的路数更为一致，二者都是建基在中国人的“一个世界”的世界观基础之上。在一定意义上说，实践美学脱胎于“美是生活”观念，而“生活美学”又是脱胎于实践美学，但是却是在更高层面上向实践美学的再度复归。所以有论者认为，生活美学的提出是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的中国美学，从对西方超功利美学的引进开始，到美学大讨论中对人的实践的讨论，再到生活美学的兴起，这一美学史的发展表明，美学在不断向具体的、活着的、小写的人落实和生成。从美学史角度对“生活美学”的这个历史定位，笔者是基本赞成的。中国美学的发展乃是一个生生延续的历史过程。
作为与国际美学同步发展的最新的美学思想之一，“生活美学”在中国并不是在受到外国美学影响之下而产生的，而基本上是自本生根地生长出来的(这与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所走的路并不相同)，但是却与国际美学最新思想之间实现了异曲同工的联接。众所周知，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主流曾以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大致从20世纪末开始，欧美美学研究的领域才重新丰满了起来。我始终认为，“艺术界”“环境界”与“生活界”终于成为了国际美学研究的三大领域，美学从而可以在最为广阔的世界得以实现自己的力量。“艺术哲学”的研究仍在继续发展，早期的“自然美学”研究逐渐扩大为“环境美学”，“生活美学”则作为最新的思潮而出场。由此，所谓“人类生活美学”(the aesthetics of human life)的确已成为当代美学在拓展范围时所集中探讨的热点之一。[19]
二月那个阴冷的雨天，敦礼就坐在现在这个位子，好像是在等人吧，等谁呢？他已经不记得了。总之，他早早就到了，而他等的人一直没来。他至今也说不清楚他为什么那么早就到了，接到对方说不来的电话后为什么也没有马上离开，当时他就闭着眼靠在沙发上，轻柔舒缓的音乐让他忘记了自己的存在。
如今，“生活美学”已经开始走出亚洲，走向了世界美学之林。2012年中国举办了名为“生活美学：东方与西方的对话”的国际美学会议，邀请了国际上的众多重要美学家来共同商讨“生活美学”的全球话题。这个会议的成果就是刘悦笛邀请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柯提斯·卡特(Curtis L. Carter)共同主编的英文文集《生活美学：东方与西方》(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East and West )。[20]这本书历经近四年的编撰，2014年由剑桥学者出版社出版，被列入斯坦福哲学百科的“生活美学”(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与“环境美学”(Environmental aesthetics)两个词条当中。[21-22]而且这两个词条恰是美学类词条里面仅仅新增的两个词条，因为从“环境美学”到“生活美学”,是最具前沿性的国际美学新生点。
在《生活美学：东方与西方》这本英文著作当中，中国学者在言说生活美学时统一使用的术语就是Aesthetics of living。该文集收录的文章包括刘悦笛的《文化间性转向视界中的“生活美学”》、王确的《美学在中国的转变和生活美学的新范式》和台湾地区学者潘幡的《传统中国文人生活美学的现代问题》等。[20]在该文集里面，西方学者与东方学者在生活美学基本问题上进行了理论的阐发、探讨与交锋，其中的中国学者就是要通过对话告诉西方学人：“生活美学”在中国乃是自本生根地生长的，我们由此可以“报本反始”，将古典美学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正如刘悦笛在为该书所撰导言部分所指出，该书聚焦于当今全球美学的核心之处，即在东西方文化中的日常生活这个全新关注点，这涉及到东西方学术的合作以及当代西方和中国美学的重新界定的问题。[21]将“生活美学”置于东西方的文化对话当中加以重新建构，从而试图熔铸出一种具有“全球性”的崭新生活美学形态，这将是未来中国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当今中国美学对世界所作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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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Beauty as Living ″to ″Living Aesthetics ″:A Mainstream C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LIU Yuedi
Abstract : The real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is Nikolai Gavrilovich Chernishevsky′s mainstream theory of ″beauty as living″ rather than the famous ″Greater Aesthetic Discussion″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he Chinese aestheticians have greatly reformed the theory of ″beauty as living″. On the one hand, they have abandoned the tendency of ″naturalness″ of Ludwig Andreas Feuerbach′s though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shown their connection with the ″sociality″ of Marxism. Their basic goal is to build a ″Chinese″ system of Marxist aesthetics. Thus, three interpretations of ″beauty as living″ in China have been formed. However, it must be recognized that Chernishevsky′s aesthetics of living is incomplete. Although in essence he has the tendency of returning to the real life, he has not yet gone out of the tradition on specific issues. So, it is impossible to consistently solve the aesthetics proble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auty and living,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ontology of living aesthetics″ in the beginning of 21st century. Afte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ontology of aesthe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experiencing a new innovation. Nowadays, some new aestheticians in Chinese academia try to reconstruct a new living aesthetics by going beyond aesthetics of practice and its various post-practice paradigms and returning to the ″living world″ of reality again, and regard it as a feasible way for the future of Chinese aesthetics.
Key words : beauty as living; living aesthetics; Nikolai Gavrilovich Chernishevsky;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s;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中图分类号： J1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94X(2019)05- 0059- 08
作者简介： 刘悦笛,辽宁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美学》杂志执行主编，从事美学与中国思想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8AXW008)
[责任编辑 肖 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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