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社会生活中的“斯芬克司之谜”——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谜论文,公平论文,效率论文,关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1)03-0045-06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主题，两者结合的性质和方式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水平。但是，对于效率与公平的含义，从古至今众多的思想家上下求索，却很难道个明白；至于在实践中如何处理，更是历来使政治家们伤透脑筋。因此，这个问题就被看成是社会科学中的“斯芬克司之谜”，以示其难以破解。拙作试对破解这一难题作出思考。
一
试看刚刚过去的20世纪，它以科学知识的最多发明和积累，以生产力的最大最快增长，以经济效率的空前提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尤其是在上一世纪的下半叶，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抗拒的客观趋势，中国也走上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之路。但是，几乎是与此同时，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也成为社会生活中举世瞩目的“热点”问题。不仅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的现象依然严重存在，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范围贫富差距拉大；而且在我国基尼系数（表示社会收入分配不平均程度的指标）也呈不断上升趋势。
实践中对问题的解决，需要理论思维的指导。西方学者提供的现有理论，最有影响的有两个：一是美国学者阿瑟·奥肯（曾做过约翰逊总统的经济顾问）的“替代论”。他提出：“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两者经常处于“此长彼消，此消彼长”（注：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的状态。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科尔内也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价值体系，“许多社会主义经济的决策困境正好是由这两个不同价值体系的抵触而引起。”（注：亚诺·科尔内：《矛盾与困境》，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二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倒U理论”。该假说认为，各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收入分配的差距不大，收入不平等度较低，但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低，增长速度较慢。随着经济发展进入中期，由于市场作用而产生的贫富差距拉大完全是合理的、正常的，现代化必然伴随着两极分化。只有进入后工业时期，经济发展到达高水平阶段，收入差别才会自然而然地再次接近平均。我们认为，这两种理论虽然不无部分的道理，但实质上都只是把问题“悬置”起来，谈不上是对问题的真正解决，很难照搬照抄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构新的理论思路，特别需要将唯物史观作为考察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理论指导。
1.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的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前进运动的最终动力，表现为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效率从根本上说表述的是劳动生产率，属生产力范畴。在经济学中，效率的实质是如何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人类历史上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归根到底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之结果。因此，列宁曾经明确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更是将经济绩效视为经济活动的中轴线。但是，唯物史观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同时又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并不仅仅限于物质产品的形成，它延续于产品的分配、交换与消费的社会运动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社会在任何时代的生产，都离不开特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就引出了公平问题。所谓公平，人们通常指如何处理经济活动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首先是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然而分配关系不是孤立的、自生的、封闭的。分配首先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从总体上看，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其次，分配还受到政治制度、法律、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影响。马克思在这方面有充分的论述。
因此，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深层次思考，不能不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广义地说，效率可以泛指任何工作的绩效；狭义地说，效率专指经济效益，属生产力问题。对于公平，人们往往只是局限于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这种思考是应当的，但又是不够全面的。公平本质上属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应当包括各种生产关系方面的公平、政治制度方面的公平、法律方面的公平，以及道德公平。人们思考和处理分配领域内的公平问题，不能脱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诸方面。
2.唯物史观关于“需要”的理论
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就是他们的本性。需要表现了社会的人对外界的一种摄取状态。它在现实生活中进一步体现为利益，如物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精神生活方面的利益等等。对利益的追求，形成人们的动机，成为推动人们活动的动因。那么，人的需要又是如何构成和发展的呢？马克思着眼于人类历史的宏观历史现象，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享受、发展三个相序的层次。原始社会人的需要极其简单，主要就是为了生存（包括下一代的生存）；享受的需要是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最高层次的需要是发展，即人把自己的潜能尽量地实现出来。恩格斯根据这个观点，把广义的生活资料分为在三种：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需要结构和发展的研究，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公平。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尤其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唯物史观的需要理论认识效率与公平，可以认为，效率与公平是人类实践活动丰富内涵中的最基本内容，集中表征了人类实践活动的一切需要取向。它们既包括物质利益的，又包括社会政治、人际交往关系、伦理道德的多种价值追求。效率是经济的，又不仅仅只是经济的，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着一个社会整体效益问题。至于公平，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是否合理的问题。它理所当然地具有多方面的含义：作为经济关系范畴，指一种分配原则，决定着一定的主体应当享有什么样的经济利益；作为社会关系范畴，指一种人际相处的平等地位和行为准则，防止个人利益的追求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侵害；作为一种政治范畴，指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政府的主张，体现出公正合理地配置权利与义务，保持稳定正常的社会秩序；作为伦理范畴，指一种社会道德规范，以达到“义”与“利”的统一，评价善与恶、是与非。因此，不能将效率与公平只是狭义地看作是一对经济范畴，也不能只囿于经济的角度去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人的需要不是单一的，它的内涵在历史上是不断发展的。正如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人不仅仅是靠面包过活的。无论人的物质生活可能被提高得多高，也无法治愈他在精神上对社会公平的需要。”（注：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二
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着互激效应。一方面，社会的经济发展，表现为效益的提高，而要提高效益就必须讲究效率。经济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是社会财富的不断涌现和丰富，这就从根本上为社会公平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离开效率谈公平，公平就会失去现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就会陷入主观空想。另一方面，任何时候经济效率的提高，都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和体制，都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公平。所谓公平，通俗地讲，就是使每个人得到他应得到的东西，即人们所享用的权利和利益与他所作出的具体贡献的比例应当平等。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保持社会稳定，激发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从而促进效率的提高。这就构成了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当然，历史上两者间的关系总是不平衡的，任何社会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都有可能出现公平与效率的不合谐运动，表现为：或者是强调公平而损害效率，或者是强调效率而损害公平。一般来说，在社会革命时期，容易重社会公平而忽视经济效率；在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往往会出现对经济效率的过分追求，造成对社会公平的忽视。
反思历史经验和教训，有益于我们更好地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解决这一问题的新思路。
1.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提出
传统的发展模式，将社会发展仅仅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其战略目标追求的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民收入的增加，将其增长率视为社会发展水平的唯一尺度。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并不令人满意。由于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不仅造成人类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无法使人们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得到真正的整体幸福，反而产生了诸多不公平的社会问题。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提出，标志着发展模式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的转变。
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肯定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凸现出平等意识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人与自然的平等。要承认自然界的生存和发展权，将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和谐，在保持自然资源质量和持续供应的前提下、在不超越环境系统涵容能力和更新能力前提下，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2)代际平等。可持续发展倡导的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从而促使世代相继的人类不断走向完善，防止中断和逆转这种发展。决不能为了一时一地的经济发展，而断了子孙后代的发展之路。(3)代内平等。可持续发展强调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特别应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从整体上防止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间的贫富分化。(4)社会成员平等。现代社会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法律上的平等，如果缺乏相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社会稳定就会出现问题，就会破坏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总之，社会发展模式的更新，更加重视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
2.提高经济效率途径发生了变化
提高经济效率必须解决一个激励机制问题。传统的观念一般认为，效率只是单方面物质利益的无限追求的结果。这种观点导致企业管理的非人格化，即根据机械运转程序，将生产工具、器械和工作环境标准化，使工作定额和行为方式都采取既定的标准去衡量。其代表就是泰罗制。它以效率为核心，以简单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来达到高效率，通过对生产过程的标准动作和时间的研究，制定出标准操作程序和方法。这种管理方法被称为“科学主义”的方法。机械运转的稳定性、连续性、规范化，其结果是使雇员忘记了自己的独立存在，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所刻划的就是这种情形。应当承认这种管理方法对提高效率的重要作用，它开创了企业制度演进中一整个时代。但是它所造成的员工独立人格价值的迷失，以及企业内部冲突的加深，使其陷入一种道德困境，它虽然可以在短时期内提高劳动效率，但很难长期而稳定地持续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
于是出现了管理模式向“人本主义”的转向。“人本主义”的企业管理，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人自身中“存在着并孕育着的无可比拟的发展潜力”，“把目标放在开发人们潜在的、处在心灵最深处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上面”，开发人类拥有的“没有束缚力的想像力、创造力和道德力等资源。”（注：W.博特金等著：《回答未来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注意到，工资的提高与人们的劳动态度之间存在的是一条弹性的曲线：现代人的劳动观念并不只是单一地取决于工资，而是受制于多种因素的综合，其中社会动机往往比经济动机更重要。这种认识透露出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信息：作为管理对象的人，已经不仅仅只是为了争取生存所需要的货币而进行劳动，而且是为了争得能够体现其人格价值的机会和岗位而进行劳动。因此，企业管理必须更加具有“人情味”，更加关注人的存在、人的感受、人的价值。“人本主义”的管理理念，凸现出劳动和经济活动中的人的因素，要求社会公正从各方面为经济效率提供保证，更多地体现了对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要求。这一发展趋势，将会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而愈益明显。
3.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范式变革的要求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范式是由亚当·斯密奠定的。他在《国富论》中把有理性的个人追求其利益的最大化规定为“经济人”的主要内容，并把实证科学的逻辑抽象及演绎的方法完整地运用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架中。但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这一理论受到了挑战。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所谓“理性经济人”的设定，完全是先验的；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被推向极端，使其成为“黑板经济学”，造成了对人的遗忘。在这种数字经济学的方法下，现实经济活动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化为函数关系，生产关系的各种方面都掩盖在函数关系下面，整个社会现实的关系被遮蔽了。越来越多有识的经济学家认识到对社会人文关怀的重要性。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页。）经济学不能没有对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不能只研究经济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
以上这些新观点，有益于打开我们思考效率与公平的新思路。
三
研究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从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上，破解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面对的一系列难题，其中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意大利学者佩利卡尼曾经带有几分挖苦地说：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科学社会主义’很不科学”，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世界历史的考试中不及格。”（注：参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邓小平以一种世界历史眼光，从对苏联模式的成败得失经验总结出发，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反复思考，得出结论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化生产的一种资源优化配置方式，不存在姓“资”和姓“社”的问题。我国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运行规则上具有相通、相似的共性，这就是：承认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它们自主地作出经济决算，独立地承担决策的经济风险；建立起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由市场形成价格，保证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建立起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对市场运行予以导向和监控；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保证经济运行的法制化，遵守国际经济交往中通行的规则和惯例。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迄今为止，市场经济总是与各国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因而不能不具有各自的特性。在我国，市场经济是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的。从经济上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同时并存、共同发展，这就需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努力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从政治上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决不允许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意识形态上说，它又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联系的。而所有这些特点又都是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道路虽然艰难，但从根本上和长远地看，应当有信心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得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加成功。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必须完成双重的历史任务：实现经济增长和保证社会公平。市场经济的运行以市场为基础，有利于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和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灵敏的价格信息的竞争压力，促进生产与需求的协调和企业的优胜劣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市场经济也有负面影响，主要是容易产生极端利己主义、两极分化和人的片面物化。这就给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在我国的结合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并对我国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并形成一种张力。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内在地就要求重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当然这种统一会伴随着一系列的矛盾：在人的发展层面上，市场经济倡导的是“经济人”，社会主义倡导的则是全面发展的“自由人”；在公平与效益的关系上，市场经济追求效益第一，但社会主义又决不放弃公平；在企业与党和政府的关系上，企业应当追求效率优先，但对执政党和政府，则不能顾此失彼，必须既重效率又重公平。因此，我们应当致力于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它既能容纳竞争，又能维护公正；既给每个人勤劳致富的机会，又使每个人的行为“不逾矩”；既让社会充满活力，同时又给社会带来稳定。
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问题来说，就要努力贯彻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原则。我们要继续打破“大锅饭”，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实现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制度的转变，以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效率。我们不能取抽象人道主义的公平价值观，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知，公平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属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它的发展是相对的，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既意味着社会成员（劳动者、经营者与所有者）都有均等的机会参与竞争，即机会平等；又意味着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实行按资源贡献大小获得相等比例的报酬。平均主义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直接抵触，它不是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公平观。
但是，邓小平在反对分配上平均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先富带动共富的主张，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平等要求。细作分析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普遍得利的出发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经济利益分配的着力点必须首先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实际利益，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保证他们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二是适度差距的原则。收入分配的重要功能主要是激励功能和调节功能。分配必须与效益相联系，以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既允许一定程度和范围的差距拉开，又要考虑社会承受力和社会稳定，适时掌握差距合理的“度”，防止两极分化。三是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动态的，但不是康德式的存在于彼岸世界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应当逐步实现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过程之中。分配是一个极具社会敏感性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刘易斯对此评价说：“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方面。”（注：转引自《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2年第37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存在一定的差距，是积极和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危及社会稳定；破坏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滋长社会丑恶和腐败现象。
现时期我国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分配的矛盾确实日益突出，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对此，在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中明确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社会分配秩序”。从指导思想说，要把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作为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对于消除收入分配上的某些不公平现象，其基础是要靠发展经济，将蛋糕做大，这就要继续克服平均主义，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为了缓解收入分配的矛盾，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要全面解决市场秩序混乱，如制止通过垄断等不公平竞争获得高额利润，积极营造公平、规范的竞争环境；要重视规范收入方式，以更加有效的手段整治非法收入，从源头上解决“权”“钱”交易、假冒伪劣、走私贩私等分配过程中的腐败现象。要运用多种手段，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能力，对高收入群体的“逃税”或“避税”现象进行有力的监控；应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加强对他们的直接救助与扶持力度；尽可能避免发生大规模集中下岗、失业问题，搞好相关利益补偿及再就业援助；进一步加快健全社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步伐。
四
以上所述，很可能语焉不详。现在将其归结和补充为如下几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社会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快一些，它的经济效率要比资本主义更高一些，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就决定了要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为此，就必须进行改革，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效率问题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至关重要。
但是，重视效率并不等于效率唯一。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同时重视社会公平。就效率而言，应当注意到：它不仅仅指既定配置状态下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且指宏观配置效率；它不只是指静态的效率，而且更应当是动态的、长期发展的效率；它不简单地是物质要素的合理配置，而且包括劳动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这些方面看问题，仅就效率的提高，也不能离开社会公平问题的合理解决。我们在重视生产效率的同时，更应当重视整个社会经济或经济制度的效率。这在我国就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应有的要求，就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将两者相分离，不能把效率看成是纯经济行为，把公平看成是纯道德行为。
正确思考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能搞形而上学，思想上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实践中不能单打一。破除平均主义，不是不要公平；倡导公平，决不是重新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是形公而实不公。效率与公平在历史上都是发展的，应当学会从动态上思考和处理。从历史上看，效率与公平不是此长彼消的代替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其中统一和依存是二者间关系的基础：效率决定着公平的发生和发展；公平是提高效率的前提和保证。在社会发展的某些特定时期，有可能出现公平滞后于效率、或效率滞后于公平的现象，但是必须掌握好一定的“度”，不要造成两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或冲突。否则既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也无助于公平的实现。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效率与公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公平与效率的结合。为此，执政党就要坚持立党为“公”的宗旨，干部要有“公仆”精神，决不可以权谋私。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时，要注意保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所谓公有制产生腐败、私有制遏制腐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建构新价值观时，要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倡导集体主义。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这就要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先富与共富的关系。要防止把经济活动中的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切实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市场经济不够公平的地方，用社会主义平等意识予以缓解和防范，在“经济人”不健全的地方，用“自由人”的理想予以引导和完善。还要处理好竞争与互助的关系。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商品品牌竞相冠以“狼牌”、“豹牌”、“虎牌”、“鳄鱼牌”的时候，一定要防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沦为“狼与狼”的关系。这就需要在全社会提倡关爱，尊重普通劳动者的平等人格，关注社会的某些特殊群体（老人、妇女、儿童）和“弱势群体”（下岗工人、残疾人）。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保险，并为老百姓提供越来越多社会公共品享受。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特别需要倡导公平竞争、合法竞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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