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科有理论吗？——A#183;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译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贝克论文,楚河汉界论文,地理学论文,历史学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A·贝克教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并不陌生的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家。关于他的生平，他作为终身院士(life fellow)的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的网页有专页介绍①，他作为主编之一的“剑桥历史地理研究”丛书的出版单位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网页也有简短介绍②，我也曾撰文介绍③。贝克在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界的学术地位毋庸置疑，他“是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界最关心历史地理学科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地理学者之一，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界最杰出的学者之一”④。他于2003年出版的《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⑤(以下简称《地理学与历史学》)一著，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自该著出版后，剑桥大学出版社网页即帖出该著的题页、版权页、目录与第一章的样章(Sample Chapter)⑥。中西方的许多专业学术期刊，如《美国文化杂志》(2003)⑦、《历史地理学杂志》(2004)⑧、《H—环境》杂志(2004)⑨、《英国科学杂志》(2004)⑩、《英国研究杂志》(2005)(11)、《历史地理学》(2005)(12)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2007)(13)均分别发表了或长或短的简介与书评。
《地理学与历史学》中的部分章节和许多观点，我于1996年7月为贝克访华担任翻译期间和1999年10月至2000年5月访学剑桥大学期间，在学术会场、教学课堂、办公室以及剑桥历史地理学术沙龙等多种场合，都曾聆听过贝克的阐述。该著出版不久，我即收到贝克寄赠本，得以先睹为快。我于2004年5月再度访问剑桥时，就该著的某些学术问题以及汉译的某些细节问题，与贝克作了探讨。此后，在东西南北的奔波中，数易译稿，并通过电子邮件随时请教贝克。如此三度春秋，中文译本终于封笔付梓。我再次切身地体会到P·E·詹姆斯(Preston E.James)的名言：“我们深深地意识到，一位学者深入地研究专题会更容易获得声望，但在某些时候，必然要有人对所有专题范围作一番审视——即使仅仅是把将来的深入研究置理想的地位也罢。”(14)对于著作的翻译来讲，“深入地研究专题”相当于对原著进行选译或节译，“对所有专题范围作一番审视”则类似于对原著的每一段、每一句、每一词进行推敲。对于《地理学与历史学》这样一部影响力如此之大的历史地理学新著，也“必然要有人”去推敲它的每一词。作为该著的中文译者，我主要谈谈在汉译过程中的感触与体会，敬请学界同行雅正。
一 学科与话语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在中国至今没有真正解决。这一学科归属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首先是属于地理学科还是历史学科的问题，其次是归属人文社会学科还是自然学科的问题。症结在于第二个问题。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初学者常常为此烦恼，知名历史地理学者也时有论文涉及(15)。而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一个问题，即属于地理学科还是历史学科的问题，不存在归属人文社会学科还是自然学科的问题。因为地理学与历史学在欧美均归属于人文社会学科。虽然地理学也探讨自然地理，历史学也探索自然历史，但都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类社会本身。贝克称历史地理学为地理学与历史学的“交融学科”，类似于通常所说的“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等概念。他在《地理学与历史学》的第6章对此阐述如下：
在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学术战场上，洒满了各自的历史地理学格言，也包括它们“故弄玄虚”的产物。其中最早与最知名的格言，出自黑林所著的《微观宇宙，或大世界的小阐述》：“没有历史的地理，虽有生命与运动，但无规律、不稳定；而没有地理的历史，则如同一具僵尸，完全没有生命与运动”(P.Heylyn 1621：11)。这样的格言，是对地理学与历史学关系的一时见解，而不是持久的阐释。我不想为那些格言库再添砖加瓦。我的目的是批判性地探索地理学与历史学的总体关系以及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史的具体实践。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逐渐采用历史学与地理学的认识与解释模式的时代，社会人文科学研究领域内存在着可辨识的“历史学倾向”与“地理学倾向”，也存在着为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长期话语作贡献的需要与机会。我在本书中，通过对(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主要“交融学科”)历史地理学知识状况进行学术批评的方式，为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长期话语作了贡献。“交融学科”是阐述历史学与地理学融合产物的一个描述性术语，比历史地理学曾被描述为“杂种科学(bastard Science)”(Auerbach 1903：897)的专门用词更为明确(当然也更文雅)。在这层意义上，“交融性”意味着知识的多样性与强势。
而《地理学与历史学》即在此前提下探讨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这是在人文社会学科范畴内、而不是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的学术探讨。
贝克的论述，并不是一般性地探讨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而是通过四种话语(即区位话语、环境话语、景观话语与区域话语)逐一将地理学与历史学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
所谓“话语(discourse)”，我曾作过解释：“‘discourse’，英语原意是‘思维的能力’、‘思想的语言交流’、‘论述’、‘谈话’、‘演讲’等意，其本质是尚未成系统的、涉及面极其广泛的认证和阐述，具有准理论、泛学说的性质，但在‘文学批评’中，已有约定成俗的汉译：‘话语’。此词在内容含义上过于学术化、在遣词用字上又过于通俗化，以通俗化的字词用作专门的学术用词语，容易引起非专门学者不必要的误解”(16)。但即已成事实，就依照通译。
四种话语，在地理学科领域内，实际上是地理学的四个部门分支研究，即贝克所述的“区位地理学”、“环境地理学”、“景观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但四种话语都不唯地理学科所独有，在许多其它学科领域，也可以拥有这四种话语。而“环境话语”与“景观话语”，已经从“话语”逐步发展或正在完善为独立的“学科”。
历史地理学科的形成，是在跨越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的“鸿沟”的过程中、是地理学与历史学在“楚河汉界”相互交融的过程中，逐步发展与完善的。而这种跨越与交融的过程，正是通过四种话语来完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四种话语是跨越的桥梁、交融的粘剂与联系的纽带。
二 理论与方法
历史地理学科究竟有没有理论，这是困扰历史地理学界的另一个问题。我曾经热衷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理论探讨，前后花了6年时间，包括我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半及其前后两次赴美英访学的近两年时间，满怀信心地研究西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但最后还是感慨万千地结论道：“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有理论有方法，但没有特定的、仅适用于历史地理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思维方法。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科的理论研究范围很广，但若要从中指出一种历史地理学科特有的理论却相当困难。”(17)
在历史地理学科的理论方面，贝克出言谨慎。早在其担任《历史地理学杂志》主编时，就曾回复过我有关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提问：“理论在历史地理学科中是重要的。克拉克和帕滕以及我本人在公开的社论中所作的陈述，都倾向于说明我们不希望强调历史地理学科的性质只有一种观点——我们不希望变成教条。我们既认识到历史地理学科的差异性，也认识到历史地理学科的研究焦点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我们不希望用《历史地理学杂志》来确定任何一种长期的关于历史地理学科的观点。”(18)
在《地理学与历史学》一著中，贝克仍然只谈“原则”，慎谈“理论”。他在第6章(“本书结论”)中提出了历史地理学的7条基本原则：(1)如同历史学一样，历史地理学探讨的是有关往日的问题；(2)如同历史学的资料和理论一样，历史地理学的资料和理论是未定的；(3)辩论是历史地理学实践的中心；(4)历史地理学本质上关注时间过程中的地理变化；(5)历史地理学在总体上是地理学的核心，不是地理学的边缘；(6)历史地理学主要关注地点综合体，而不是关注空间分析；(7)历史地理学特别突出特定地点的历史特性(19)。在第二原则中刻意强调：“历史地理学的资料和理论是未定的”。
无论是“话语”、“原则”还是“理论”，历史地理学科总应该有它自己的“个性”。在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代历史地理学者都在探索历史地理学科的“个性”。贝克上述提出的7条基本原则，就是他对历史地理学科“个性”的解释。
贝克在《地理学与历史学》一著中所运用的方法，除了所附图表外，主要体现在文献综述基础上的篇章布局、思维构架与阐述切点。并非贝克不会运用其它方法，而是像《地理学与历史学》这类著作的专题性质，以综述形式最为合适。
可以想象，像《地理学与历史学》这种专题的综述文献必然是浩如烟海。据著末“参考文献”的粗略统计，贝克共涉及了大约675位作者的1140种著述。关于该著的资料文献，贝克在“序言”中阐述道：
当然，本书的撰写基础，是我的学识以及我对许多地理学者、历史学者与其它我不熟识的学者们的著述的认识。……然而，在本书范围内，我所引用的只是相关文献的一小部分，所涉及的也只是在地理学与历史学两个领域内研究的极少数学者。所引用的参考文献，是我所熟悉的、或能较好地解释我想解释的特别观点的著述。虽然本书的参考文献比较广博，但仍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有关地理学与历史学的著述清单。研究中所包含的与忽略的相关价值尚未涉及。我承认有许多忽略的过失；但我以缓和的方式声明，在这类著作中，这样的过失是不可避免的。……
贝克以高屋建瓴的气势，从广泛的已研究案例中归纳演绎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大如“话语”、“原则”，小如“音观”、“味观”(20)。尽管如此，贝克仍然谦虚地承认，不能完全驾驭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事实也确实如此，例如，虽然贝克曾经访问过中国，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主要学者都作过直接交流，但他在述及中国部分时，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与贝克多次谈及有关中国学者探讨历史地理学科建设的文献，他允准我在汉译《地理学与历史学》一著时，凡涉及中国的论述，可以由我作适当的修改。我非常感谢贝克对我的信任，但中译本仍然忠实于原著，不增删字句，不更动原意。由读者自己去评判。
贝克论述了许多西方历史地理学者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诸如维达尔de la白兰士的人本主义及地点特性研究法、R·哈特向的区域地理研究法、C·索尔的文化地理研究法、A·克拉克的区域地理研究法、D·哈维的时空研究法、F·布罗代尔的多尺度结构历史研究法、R·C·哈里斯的比较历史区域法与历史地图法、R·布特林的史论法与对比研究法、M·康曾的景观研究法、D·格雷戈里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法、W· 霍斯金斯的景观历史研究法、G·霍庇与J·兰顿的时间地理研究法、D·洛温塔尔的景观记忆研究法、D·迈尼希的景观象征研究法、D·科斯格罗夫与S·丹尼尔斯的文化景观研究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者来讲，有些是熟悉并在运用的，有些是熟悉但尚未尝试的，有些则不太熟悉的，需要进一步了解。
贝克所述及的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之一H·达比的著名研究方法：“Horizontal cross-sections”(原著第21、132等页)与“Vertical themes”(原著第132、215、220等页)，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所熟悉的。前者可直译为“水平剖面”，原意为“在时间瞬间中的社会组织空间，描述为在垂直时间之箭上切割的水平剖面”；后者可直译为“垂直主题”，原意为垂直穿越各个水平剖面的主题事件。根据我对克比原著的阅读与理解，实际上可以等译为中国历史研究或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两种基本研究方法：“水平剖面”即“断代”研究法、“垂直主题”即“纪事本末”研究法。
但无论哪种方法的运用，在历史地理研究中，都离不开文献综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文献综述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之基础、方法之方法。
三 遗产与反思
在《地理学与历史学》中，贝克述及了两种“遗产”。第1章第2节的“遗产(legacies)”，是指论述“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关系的前人研究成果，即历史地理学科的遗产。第4章第5节“景观的记忆与特性”所述及的“记忆与遗产”、“遗产与特性”中的“遗产(heritage)”，是指人类社会的物质遗产与精神遗产。
对于前一种遗产，如何继承其正值遗产，如何处理其负值遗产。是每一位历史地理研究者在学习、探索的过程中都必然要思考的问题。对于后一种遗产，是历史地理学已有的一项专题研究，而这项研究专题，随着UNESCO于1972年颁布了《世界遗产保护公约》之后，“世界遗产”越来越显示出它所禀赋价值潜力，逐步地影响到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自然、教育等各个领域。虽然世界遗产研究涉及众多学科，但历史地理学科所具有的传统性、综合性，使其在世界遗产的选择、鉴定、保护、规划与利用等研究领域内，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也是历史地理学科可以经世致用的最好说明。
西方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是一代又一代历史地理学者前赴后继、不断反思、不断探索的结果。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健康发展，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不仅要了解西方历史地理学的过去，还要跟踪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当前动态。事实上，当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介达比的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之时，西方历史地理学界已经在达比的思想基础上开始了新的迈越。而这种新迈越，在英国就是建立在达比与贝克这对师生之间承前继后的基础之上。
在历史地理学科观念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师生之间难免会出现因学术观点的差异而引起的学术争议。早在达比学术巅峰时期的1972年，贝克说法主编出版了《历史地理学的进展》(21)，对传统历史地理学进行了反思。但贝克不因为达比是自己的老师、不因为其所提疑问引起达比的不满，就因循守旧，不再探索历史地理学的方法论；也不因为师生之间存在着学术争议，而影响其对达比的尊重。贝克在《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序言”中对此是这样阐述的：
多年前就想撰写此著。自我从剑桥大学的教职退休以来，完成此著就成了我的学术首要任务。多年来，我在与世界各国的许多同行就此专题的讨论中获益良多。当我还是伦敦大学院的学生时，H·C·达比首先唤起了我的对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兴趣，我十分感激他。然而，我独立地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当我十分有幸地在剑桥大学成为达比的同事后，我开始向他的一些观点提出疑问，许多疑问令其难堪地掩饰着不满，因为他略有些不能忍受批评。然而，达比仍然是我对历史地理学方法论产生兴趣的最初鼓励者。正如F·尼采在其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某人学无长进，则有负其师的培养。”
我在两度访学剑桥期间，曾前后三次拜访过已年迈90的达比夫人，从生活尚能自理的老人口中，不仅了解了达比与中国留学生之间友情的某些往事细节(22)，而且了解了达比与贝克之间的师生友谊。他们在生活中保持来往，在学术上相互交流、互赠著述。在伊曼纽学院贝克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放着达比赠送给贝克的所有著作。而在达比书房的书架上，除了他的出版著作、全英分郡地图以及其他工具书外，其余书籍已经遵从达比的遗愿，由达比夫人分别赠送给亲朋好友，尤其是那些签名赠送本，全部回赠给作者本人。在贝克赠送给我的许多著作中，有一本“剑桥历史地理研究丛书”第5种《历史地理学中的探索》(23)，就是贝克于1984年与D·格雷戈里共同赠送给达比的签名本。它见证了达比与贝克之间的学术交往与师生情谊。
四 跨越与交融
《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副标题是“Bridging the Divide”，“bridging”是“bridge”的动名词，本义为“架桥、造桥”，引申义为“跨越”。“divide”本义为“分水岭、分界线、分歧”。我曾与贝探讨过“divide”的汉译，他非常赞同汉译为“楚河汉界”。但在正文中，除使用“divide(原著第2、36、211页)”外，贝克还使用了几个替换词：“frontier(原著第226、227页)”、“gap(原著第13页)”、“gulf(原著第211页)”与“Great Divide(原著第29、81、205、227页)”。我将“divide”与“frontier”译为“楚河汉界”，而将“gap”、“gulf”与“Great Divide”译为“鸿沟”。
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的“楚河汉界”或“鸿沟”，并非一条线，而是一条带状界域，不仅是学科的分界地带、也是学科的交融区域。历史地理学科就是在这一地带区域中，通过跨越与交融而形成与发展的。
贝克在从剑桥大学的教职退休以前，从事了大量的教学科研与学术编辑工作，曾长期担任《历史地理学杂志》的主编，并自始迄今都是“剑桥历史地理研究丛书”的第一主编。《地理学与历史学》是贝克从教职退休以后出版的重要历史地理学术著作，是他从事历史地理教学科研40年的学术总结。贝克在“序言”中阐述了撰述该著的目的与意义：
一个多世纪前，H·B·乔治撰写了题为《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的著作。他以历史学者的身份撰述，开门见山地陈述了他研究的基本前提：“没有地理学，就无法理解历史学”。我则以地理学者的身份，从互补的基本前提开篇，即：没有历史学，就无法理解地理学。我写本书的目的，是以地理学者的身份，探讨地理学与历史学的相互依存关系。自1901年以来，虽然涉及地理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著述很多，但在英文文献中，还没有类似以一部书的篇幅论述该专题的著作。L·费布弗雷的《历史学的地理学导言》(1922年法文原版，1925年英译版)是接近于论述该专题的著作。更晚近的类似著作是H·C·达比的遗稿文集，文集中的讲稿在完稿近四十年后才得以出版，虽然该文集以“历史学与地理学的关系”(2002)为书题，但所涉及的内容，更多的还是历史地理学的性质。乔治的著作鲜有后续者，可能是因为这一专题过于宏泛，但也可能是因为这一专题极易引起争议，并在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长期存在着被一位对地点易敏感的历史学者描述为“鸿沟”的界线。我的著作就是探讨这一分界线的性质以及跨越它的途径。
我主要是为历史学专业和地理学专业的大学高年级和研究生读者撰稿。我作这些史地学探讨的基础，是我自己有关中世纪英格兰农业和聚落地理的博士论文研究以及此后有关19世纪法国乡村社会地理的学术著述。对这些实证研究项目的进一步研究，加深了对地理学与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好奇心，并越来越意识到时时处处都存在着历史地理学实践的多样性。我在欣喜地赞赏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不同观点与实践的同时，试图解释这种多样性。
本著并不是历史地理学科的指南：不是给那些希望成为历史地理学实践者的人的教科书。也不是历史地理学科的米什林手册(Michelin Guide)：我不打算对历史地学科领域内所有(甚或任何)特殊问题和资料、方法和技术逐一罗列和评价。我更普通的目的是探索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关系的编年史、探讨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史学的范畴。我的双重目的是加深地理学者的史学意识、拓宽历史学者的地理学意识。尽管在书中会涉及历史地理学的当今潮流和未来发展的问题，但我既不刻意反映前者，也不拟定后者的议事日程。虽然研究热点循环往复，而我所关心的，是确认历史地理学以及地理学与历史学相互关系的一些基本的持续特征。
贝克的学术阐述，层层解析，引人入胜；他的绅士行文，引经据典，风雅酣畅。读译其著，既是学习，也是享受。虽然他在“序言”中称该著“主要是为历史学专业和地理学专业的大学高年级和研究生读者撰稿”，但对于非地理学专业和非历史学专业出身的历史地理学者来讲，仍然是值得一读的经典著作。
注释：
①http://www.emma.cam.ac.uk/teaching/fellows/display/index.cfm? fellow=44.
②http://www.cambridge.org/catalogue/catalogue.asp? isbn=9780521246835.
③阙维民：《阿兰·R·H·贝克——当代西方最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第203—212页；阙维民：《中西方历史地理学界的一次实质对话——阿兰·贝克教授访华录》，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14—432页。
④阙维民：《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7—49页。
⑤Alan R.H.Baker,Geography and History:Bridging the Divi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⑥http://assets.cambridge.org/97805212/46835/sample/9780521246835ws.pdf.
⑦Ray B.Browne,Geography and History:Bridging the Divide Alan R.H.Baker.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3,The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Vol.27,No.3,Sept.2004.P.340(http://www.blackwell-synergy.com/doi/full/10.1111/j.1537—4726.2004.1 41—9.x? cookieSet=1).
⑧Butlin,R.A.,Reviews—Alan Baker,Geography and History：Bridging the Divide,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oraphy,30,4(2004)，792—823.
⑨Matthew Evenden,Book Reviews—Alan H.R.Baker.Geography and History:Bridging the Divide.,H—Environment(December，2004)(http://www.h —net.org/reviews/showpdf.cgi? path =230921106922497).
⑩DAVID A.PLANE,Book Review:Geography and History:Bridging the Divide,by Alan R.H.Baker,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Vol.44,No.4,November 2004,pp.795—811.(http://papers.ssrn.com/so13/papers.cfm? abstract_id=605193)
(11)John Chapman,Book Review:ALAN R.H.BAKER.Geography and History:Bridging the Divide.Cambridge Studies in Historical Geograph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xiv+279.
26.00.ISBN 0—521—28885—1.,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vol.44，part.1(2005),pp 608—609.(http://www.journals./uchicago.edu/JBS/journal/ issues/v44n3/44324/44324.html)
(12)M.Beth Schlemper,Geography and History.Bridging the Divide,by Alan R.Bake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Historical Geography Vol.33,(2005),pp.244—245.(http://eprints.rclis.org/archive/00005266/fullmetadata.html)。
(13)谢湜：《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新写法——阿兰·贝克新著<跨越地理学与历史学的鸿沟>述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4期，第16—154页；段伟：《简评阿兰·贝克的<地理学与历史学——架起跨越鸿沟的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期，第155—159页。
(14)阙维民：《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5)陈桥驿：《学论与官论》，阙维民主编：《史地新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1—118页。
(16)阙维民：《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6页脚注①。
(17)阙维民：《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0页。
(18)阙维民：《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0页。
(19) Alan R.H.Baker,Geography and History:Bridging the Divi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209—221.
(20)“虽然我强调景观的视觉首要性，但地点可以通过所有感观来感知。例如，正如有被视的景观一样，因而也有被听的‘音观’与被嗅的‘味观’”。Alan R.H.Baker,Geography and History:Bridging the Divi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28。
(21)A.R.H.Baker,Progress in Historical Geography,Newton Abbot,1972.
(22)达比教授在利物浦大学任教期间，当年的中国留学生侯仁之先生与吴传钧先生分别赠送给达比一幅中国国画。达比对两幅中国国画珍藏如宝，特意请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馆藏鉴定专家对两幅画作了鉴定，还用玻璃镜框加以装饰并悬挂于客厅。我拜访达比夫人期间，两幅中国画仍悬挂于达比夫人的卧室中。
(23)Alan R.Baker and Derek Gregory,Explorations in Historical Geography:Interpretative Essay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标签：地理学论文; 历史学论文; 历史地理学论文; 历史学专业论文; 地理科学专业论文; 楚河汉界论文;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论文; 人文学科论文;